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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0、托洛茨基和托派似乎很多种思想派别变种令人眼花缭乱，转载此文章给大家看看真实的托洛茨基先生一些观点，仅供参考。
1、河蟹党改开后对托洛茨基不再抱否定态度是有原因的，托为后世的修正主义者提供了不少“宝贵经验”。
2、是认同斯大林还是认同托洛茨基是鉴定是否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
3、斯大林还是托洛茨基，这是马列毛主义者如果想进一步发展必须要认知清楚的必要条件
4、托洛斯基是一个伟大的军事家和革命家，但他一定不是一个好党员甚至对社会主义有害.
毫无疑问，托洛茨基这段话本身，就是要求苏联经济服从于价值规律，受价值规律“看不见的手”操纵，实际上就是主张在苏联复辟资本主义：
- 无数活生生的经济参与者，不管是国有的还是私有的，是集体的还是个体的，都必然会表现出自己的需求和相对力量；这种表现不仅是通过计划委员会的统计数字得出来的，更是在供求关系的直接压力下显露出来的。计划要经过市场的检验，而且在相当程度上也要通过市场来实现。对市场本身的调节必须要依靠通过市场显露出来的各种趋势。
而且托洛茨基还主张实行全面的经济核算制：
- 政府办公厅的指示必须通过商贸核算来论证其经济上的合理性。
换言之，托洛茨基完全是赫鲁晓夫、柯西金的大前辈，甚至是当代瓷器国市场经济、对外开放、三提五统、引进外资的“市场经济”大前辈。
不过，我必须给托先知“辩护”一下。有人说，托洛茨基这纯粹是“行事每与斯大林相反”，为反对而反对，表现了其政治投机本性。这是错误的，托洛茨基的主张从来都是官僚资本主义，他在这一问题上从未投机过、动摇过。
不错，1920年代托洛茨基派提出过“超工业化”，但这并不意味着托洛茨基从根本上反对新经济政策、反对资本主义、主张社会主义改造。恰恰相反，托洛茨基的超工业化只是一种使用统制经济手段发展资本主义工业的手法罢了：托派的超工业化主张，通过剥夺农民来积累重工业化的资金——具体来说，就是通过大量进口外国轻工业品并且高价卖给农民的方式、以及对富农征收超额累进税的办法，筹集粮食对外出口，而后进口外国的机器设备，重点建设采掘工业、发挥苏联的“比较优势”来“建设重工业”。这种做法，丝毫不涉及消灭富农经济——农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只是在剥夺农民而已；建设起来的“重工业”，也只不过给帝国主义生产初级产品，实际上依然在世界帝国主义体系中受到垄断资产阶级的控制。这实际上是一条满洲国式的工业化道路，跟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毫无共同之处。
下面是一些材料以证明我的说法（它们全部来自托洛茨基派所掌握的中马库，显然不至于是斯大林“伪造”的）——
超工业化的设计师、托洛茨基分子普列奥布拉任斯基主张向富农和富裕中农收取累进的实物税，以此积累工业资金，但是他同时也强调“不致破坏富农和富裕农民的经济”、“在可行范围内利用农村中业已开始的资本主义积累过程来增加社会主义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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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农和富裕农民分化出来是商品经济在新经济政策条件下的客观结果。这个阶层是新经济关系的总的经济链条上的必要环节，它在农村的一极上，在按小资产阶级农业集约化的方式发展生产力方面履行一定的职能。对这一阶层采取不愿接纳和用1918年贫苦农民委员会的做法施加粗暴的超经济压制的政策，将是极其有害的错误。但是对富农的经济活动和剥削行为采取托尔斯泰式的不干涉策略同样是不能容忍的错误，而以尽快提高农业经营为借口由国家来支持这一阶层从而损害农村中其他阶层，则是更大的错误。这一阶层不需要支持。相反，国家必须限制它的剥削趋向，办法是保护雇农劳动和维护其利益，约束和扼制富农阶层对农村中无马阶层和贫穷阶层的劳动的奴役性剥削；国家还必须向这一阶层加重（同中农和贫农相比）征收实物税和货币税，让它承担更多的社会义务，同时为了不致破坏富农和富裕农民的经济，在可行范围内利用农村中业已开始的资本主义积累过程来增加社会主义积累。
——《俄共目前农村政策的基本原则》（1922年3月）
普列奥布拉任斯基主张大规模向西方引入工业品后加价向农民推销，以汲取资金进行重工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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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志们，什么是商品调整？商品调整就是从国外输入商品，以调整国内市场因生产不足而脱销的那些商品的交换。我们始终反对那种想法和倾向（我国贫困的说法丝毫也未证实这种想法和倾向的正确性），即当我国最起码的需求都得不到满足时，当我国预算存在巨大赤字时，认为我们只要把外汇放进国家银行的库存中，便可以积累外汇（出超——就是在我国积累外汇）；我们曾经说从经济上看来这样制定商业政策是不对的，而且是不适当的。事实很快就证实了我们的顾虑。我们说，我们必须尽量使进口与出口平衡起来，进口的当然首先是机器与装备，但是在某种日用品脱销时也不应拒绝商品调整。我们已决定输入外国的肉类。大概我们很快也会决定从国外输入食糖，因为本年度食糖产量不足。我请问，同志们：为什么商品调整算是小资产阶级倾向，而输入外国的肉类、猪肉和食糖就是真正的共产主义经济政策呢？这里必须提醒大家，用外汇去增加进口的问题已由劳动国防委员会通过。能否说劳动国防委员会的这个决议是违背经济问题上的无产阶级政策，是富农对我党的影响的产物呢？我不善于开玩笑，但是怎能不提出这样的问题呢？
——《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在第十三次党代表大会上的发言》（1923年5月28日）
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和托洛茨基一样，主张价值规律可以支配苏联经济、苏联经济应该服从价值规律（当然，必须指出，他宣布这局限于国营经济与非国营经济进行非垄断的商品交换的时候，而国营经济内部的交换是可以不受价值规律支配的——这多少是比托洛茨基的“不管……都要……”高明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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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发生商品荒时，价值规律的作用就有了不同的表现。一般说来，我们所说的商品荒，即工业商品荒，是国内工业生产同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之间比例失调的结果。在自由竞争的条件下，比例失调可以通过正常的方法来克服，即通过首先在生产不足的部门提高价格，从而提高投入这些部门的资本的利润的方法，这就立刻会使新的资本流入这些部门，引起新的建设并最终使生产扩大到同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适应的规模，甚至可能超过这个规模。通过这种方法，商品荒就会消灭，在生产力重新分配中起过作用的提高价格的做法就应当停止使用了。问题还可以通过其他方法来解决，即除了上述方法外，还可以通过扩大外国产品的进口的方法，如果关税率允许这样做的话。这样，根据这一规律的作用，生产力分配中的比例失调和商品荒就可能消灭。
——《新经济》（1926）
普列奥布拉任斯基主张采取工农业剪刀差的方式“剥削”农民来获得“社会主义原始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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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来谈谈第三种不仅是可能的而且在我们的条件下是不可避免的情况，即有意识地把多种形式的私有经济的相当部分的剩余产品归公的价格政策。这种政策是可能的，因为无产阶级的国营经济在历史上是在垄断资本主义基础上产生的。垄断资本主义由于消灭了自由竞争便造成了自己的工业品在国内市场上的垄断价格，通过剥削小生产而获得了超额利润，从而为社会主义原始积累时期的价格政策打下了基础。但是，把国内全部大工业集中到一个托拉斯手中，即集中到工人国家的手中，大大增加了在垄断基础上实行仅仅是向私有经济课税的另一种形式这种价格政策的可能。国营经济在这条道路上遇到的障碍，不在于它缺乏实行这一政策的经济力量，而首先在于必须把这一政策同降低价格的政策结合起来，这一点只有在更快地降低成本的情况下才能做到。而更快地降低成本的前提是，一旦达到了技术在陈旧条件下生产合理化的极限，就必须重新装备工业。另一个困难产生的原因是，国家并不是一切工业部门的垄断者。因此，考虑价格政策时应当使国家积累不致自然而然地造成私人资本主义积累。最后，我在这里没有说到政治性质的困难，这种因难是从工人阶级和农民的相互关系产生的，它迫使人们经常谈论等价交换，尽管等价交换在经济落后的国家实行了大工业的社会主义化的条件下比在垄断资本主义占统治地位的条件下更加是空想。
通过相应的价格政策进行积累，比向小生产征收直接税和间接税的其他形式更优越。最重要的优越性就是征收非常方便，不需要在专门的税收机关上花一个戈比。
有人指责根据一定的价格政策征税（我有意不说“在提高价格的基础上”，因为不仅在降低价格时可以征税而且我们就在降低价格或者有时在价格不变的情况下也完全可以征税，这种情况之所以可能，是因为在产品成本降低的情况下，降低的价格并不是降低的成本的总数而是小于这个总数而其余部分充作社会主义积累基金和用来提高工资）会影响工人和贫农的工资，这种指责完全是胡说。贫农并不是我们的工业品的主要买主。他们在这里失去的，可以以信贷的形式，以他们的经济的固定资本的强制积累等形式从国家那里收回。至于说到工人，这种指责同指责间接税完全是从工资转移来的那种说法一体是没有根据的。举个数字为例：如果由于实行适当的价格政策工人阶级同全体居民一起，付给国营工业五千万，国家很容易通过提高工资把这笔钱还给他们，而从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消费者那里得来的钱就不还给他们了，而用来增加社会主义积累基金。我们还将在论述工业经济的篇章中，用我们手头的数字来比较详细地谈这个问题。
——《新经济》（1926）
托洛茨基不仅主张加大对农民的剥夺以积累工业资金，还主张让“市场”来支配苏联工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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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次代表大会的决议指出，市场的购买力和国家现有的财力是工业化的极限。这一极限不是惟一的，也不是主要的，而只是其他极限的市场货币的经验体现。这样来提出问题的话，我国工业落后于国民经济发展就表现为商品荒和批零价格的剪刀差。古谢夫等人为了回答这一看法提出了两个毫不相关，其实是互相对立、至少是根本站不住脚的反对意见：（1）那些主张工业不能落后、要保证其主导作用的人是超工业化主义者；（2）说那些根据市场来确定工业发展程度的人是害怕农民，并且忘记了生产资料的生产不能看市场行事。
——《致俄共（布）中央全会》（1925年1月15日）
托洛茨基主张让国际市场上的价值规律来“调节”苏联的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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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价值规律和社会主义积累规律的相互作用（斗争与合作）来分析我国的经济，原则上是卓有成效的，确切些说是惟一正确的。这种研究只能在封闭的苏维埃经济范围内开始。但是现在这种方法论观点变成“一国发展社会主义”这一完整的经济前景的危险在增长。可以料想同时也让人担忧的是，那些拥护这种哲学的人们迄今为止依靠的是被他们曲解的列宁的引文，现在却试图利用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分析，把这一方法论观点变为对这一假独立自在过程的总结。必须坚决反对这种剽窃和篡改的行径。要把价值规律和社会主义积累的规律相互作用置于世界经济的背景下。这样就会清楚，在新经济政策这一有限的范围内的价值规律要靠来自外部的在世界市场上得到不断加强的价值规律不断加大的压力来补充。
*——《致俄共（布）中央全会》（1925年1月15日） -
在所谓商品干涉的问题上也同样如此。商品干涉的口号——即建议不能忘记国际劳动分工和世界市场，不能忘记必须利用世界市场的资源来调节国内市场并加速本国经济发展——被宣布为对富农的让步。这一方针包含着对国外市场的消极恐惧，其结论会导致封闭的民族经济理论。现实完全推翻了这种提法。商品干涉是由我们自身的经济增长促成的。它表明，什么能成为加速国有工业发展的强有力的工具。它出现消极后果，是由于它违背了预测和计划，匆忙加以修改。
——《同季诺维也夫的联盟（日记）》（1925年12月9日）
因此，我们可以看出，让国际和国内市场上的价值规律来支配苏联经济发展，是托洛茨基派官僚资本主义者一贯的观点，并不是斯大林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后才有的。
实际上，瓷器国、茧中网络上一直流传着许多有关托洛茨基的迷思，最近又跟皇鹅老保联动，变得越来越离奇不堪，包括但不限于：
1、托洛茨基主张工人民主——其实他是劳动军事化、工会国家机器化的大先辈，堪称是希特勒、东条英机的祖宗，为此在工会论战时期受到施略普尼科夫、科伦泰等领导的工人反对派（这才是早期布党内部偏向工团主义的派别）的集火猛批；托派成员更有大比例都是各地的经济官僚，堪称是红色企业家派系，跟先进工人之间的关系很坏；
2、托洛茨基主张“世界革命”，对外输出革命——实则托洛茨基并未比其他领导人更热衷于输出革命，在国际政治领域同样是一个现实主义者；托洛茨基在1920年代也没有积极支持外国党内积极主张发动起义的激进派，相反，这些人比如德国的马斯洛夫等同季诺维耶夫关系更加密切；
3、托洛茨基反对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实则他固然反对同“资产阶级政党”的统一战线，但是却主张对社民党事大、推行所谓“工人阶级的联合阵线”，尽管列宁早已指出社民党实际上已是资产阶级政党；
4、托洛茨基反对抗日——实际上托洛茨基和中托多数派都是翼赞蒋介石“抗日”的，所谓“蒋介石抗战一天，我们就支持一天”，彭述之等领导的中托多数派甚至有人参加蒋系顽军屠杀新四军；借口“抗战是美日帝国主义争霸战争”而反对抗日的是郑超麟等人领导的中托少数派；
5、托洛茨基主张不断革命——是的，他确实曾坚持过这种主张，但是，在他生前最后岁月的某些文章中，托洛茨基宣布：
行文至此，我们已从苏联国家性质的字眼争执偏离很远。但批评者不必急于抗议：只有拉开一定历史距离，才可深入剖析社会制度更迭的重大事件。彻底深思熟虑的历史抉择大致如下：要么苏联现体制是有产社会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偶发症（当然极其可憎），要么它是新剥削社会的初级阶段；如果后一个推测更合理，官僚层自然会向新剥削阶级演化。这种前景固然冷得可怕，但如若无产者真地不能担负起社会进程赋予自己的使命，我们就得公开承认：建基于资本主义内部矛盾的社会革命纲领成了水月镜花。官僚极权铁蹄下的奴隶大众需要返回以民主改良为目标的「最低纲领」，尽量保卫自己的日常利益。
然而，是否存在不可动摇或不可驳斥的证据，让我们被迫放弃社会革命的前景？这是关键所在。
——《战争中的苏联》（1940）
如果按照托洛茨基的这种高论，那么今天的托派应该宣布“无产者真地不能担负起社会进程赋予自己的使命……建基于资本主义内部矛盾的社会革命纲领成了水月镜花。官僚极权铁蹄下的奴隶大众需要返回以民主改良为目标的「最低纲领」，尽量保卫自己的日常利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