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中国女权主义革命》(19)

在她与该杂志共事的17年中,董边写了大量文章,最初使用自己的名字发表,但随后依照当时的标准惯例采用匿名方式,作为“编辑小组”或“记者团”的一部分,成为副主编后也是如此(同样,申兹九的名字作为作者只出现在早期的一期杂志中)。在匿名成为共产党员的行为规范的这个时代,董边仍然不为大众所知。但她极度节俭的生活方式为同事所熟知。例如,她更愿意搭公共汽车上班,而不是享有此类官员资格的司机驾驶的汽车。她的“延安式”领导风格为《妇女之友》的出版带来了巨大的节省。她也负责在文化大革命后发起编纂中国妇女运动的历史。退休期间,她编辑了许多“长辈姐姐”的回忆录,这些共产党女性领袖是第一批在1980年代末和1990年代初去世的人。“那些书堆在地板上的高度比桌子还高”,她的女儿描述了董边在年迈且身体不佳时编辑的多个卷册。这样的高产率表明她坚定地抵制在共产主义革命中为争取妇女解放而进行的艰苦斗争被抹去的行为。但她没有留下自传回忆录。自我否定是董边和许多其她共产主义女性领袖的特点之一,这也导致了这些重要历史人物的掩盖。

在社会主义中国办一份受欢迎的女性刊物

对于这些活动家来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期待已久的妇女解放不再被搁置。《新中国妇女》的使命宣言明确表明,该杂志旨在“帮助读者正确全面地理解实现新中国妇女解放的途径”,呼吁她们积极参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以实现妇女解放。以“参与”和“解放”为双重主题,并采用党的“群众路线”作为实践,该杂志很快发展成为一个公共论坛,让国家女权主义者表达她们对社会主义新中国的愿景,也是她们追求妇女解放的话语实践的重要场所。

沈兹九在塑造社会主义女性杂志的初期起了重要作用。在董边的回忆录中,她透露当人民出版社管理杂志的出版和营销时,沈兹九对杂志一开始停滞不前的销售感到不满,并决定建立一个由《新中国妇女》自己运营的财务独立出版社。因此,该杂志不仅在财务上支持自己,而且还能够满足她的愿景,即由全国妇联独家经营的女性主义文化阵地,不受其他超出她们控制范围的国家机构的拖累。她在极端艰苦的情况下运行《妇女生活》的经验赋予了她管理《新中国妇女》的信心;到了1953年,她实现了她的目标,国家开始停止资助杂志。有了自己的营销网络后,该杂志的销量迅速从1949年首期的10,000份上升到1955年的30万份,到20世纪60年代接近一百万份。实际上,由于纸张短缺,订阅数量不得不受到限制。约95%的销售额用于个人订户和零售销售,其余部分用于政府和妇女联合会。在整个社会主义时期,《新中国妇女》杂志都是发行量排名前四的杂志之一。当杂志于1967年2月停刊时,出版社的盈余达到了60万元,当时相当可观。

这个快速的发行增长是由于什么原因呢?除了有效的市场营销策略,有哪些机制可以促进该杂志的流行?内容的变化表明编辑们不断探索扩大杂志影响力的新方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中国90%的妇女都是文盲。为此,《新中国妇女》杂志致力于针对两类女性:中学以上文化程度的女性和县级以上政府干部。虽然该杂志主要是为女性干部交流她们在“妇女工作”方面的经验而设计的,但它也强调教育有文化的女性,把她们变成新中国的新女性。为了扩大女性的知识面和改变她们的世界观,《新中国妇女》杂志除了简短报道妇女工人、农民和城市女学生如何拥抱社会主义外,还分配了很多篇幅来报道国内外政治事件、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妇女史。此外,该杂志还突出了“国际民主妇女联合会”的活动,以联系中国妇女与国际妇女运动并形成全球姐妹情谊。

这种教育方式更具有教条主义,似乎更符合政府干部的需求,他们需要使用该杂志的文章和报道作为培训材料。实际上,它重复了上世纪30年代针对受过教育的城市妇女的《妇女生活》的格式。但是该杂志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对城市的关注也反映了党的新一轮对基于城市的工业化的关注,这是经过几十年农村战争后的变革。该杂志的使命声明通过强调女工和城市工业的重要性来展示对党的议程的遵从,这很快就引起了争议。在收到反馈请求后,陕甘宁妇女联合会宣传部寄来了两封信,在1950年5月刊的特别专栏“新中国妇女的批判观点”中被刊登,并以加粗大字体突出显示在目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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