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告 ☭马列毛主义与革命左翼大群☭ 上电报大群找真同志与真战友
加井冈山机器人 Chingkang (@maoistQAIIbot) 为电报（纸飞机）好友，可获得大群发言权
飞行集会是30年代中共组织城市斗争的主要形式之一，是一种极“左”行为，很多参加飞行集会的党员、团员被抓、被打，造成无谓的牺牲。武光在《忆北平共青团地下斗争片断》中回忆：飞行集会的做法是选择人群集中的地方，由党团员出面，用三五分钟的时间作公开的讲演宣传，讲完后，立即飞快地跑掉，以免遭受敌人逮捕。有点像今天的快闪，实际上是一种脱离群众的政治走秀。飞行集会的目的是显示自己的存在和在群众中的政治影响力，但实际上三五分钟的政治宣传根本达不到预期目的，群众理解不了这群年轻人在干嘛。一旦统治阶级摸准规律提前准备，牺牲就会很大，实际上是极“左”的做法。
飞行集会是李立三、王明极“左”路线的产物。1930年李立三认为此时已经无需积蓄力量，认为需要举行飞行集会、发动政治罢工，进而演变为武装起义。1930年5月党内总结中，认为应更多组织公开的的游行示威，即“事先集中一处，然后以集体的行动占领马路”，不应“将群众分散埋伏于马路之两旁，从两旁集中到中间来”。这一时期，党的总任务是力争所谓武汉及邻近省区的首先胜利，要求一切斗争必须勇敢而坚决采取公开方式。这样一来，在白区，明显违背了秘密工作的原则，轰轰烈烈的政治走秀背后则隐藏着巨大的危机。
1930年9月，中共六届三中全会虽然批评了先前的冒险主义，但在上海的群众工作实践中，政治罢工、飞行聚会、游行示威等冒险主义的斗争形式和策略方法，仍被大力提倡。如1930年10月10日，为响应中共中央《关于双十节时拥护苏维埃政权运动》的号召，七千余群众在上海地下党组织下，分别在沪东、沪南、沪中、沪西、闸北、浦东等地举行游行示威，当天即有6人被捕。同年12月11日广州暴动三刷年纪念日，二千余工人、学生、贫民在南京路新世界举行飞行集会，高呼“建立苏维埃政权！”等口号，先后有9人被捕。实际上，30年代中国革命运动总体上处于低潮时期，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群众运动的主题和口号应围绕群众的切身利益展开。但极“左”路线要求无限拔高群众运动的口号，例如工人为了改善待遇发动罢工，党员去了以后就要求工人喊“打倒国民党”“保卫苏联”等口号，这些口号不仅群众不能理解，帮不到群众取得胜利，反而成为国民党镇压工人运动的口实，国民党通过这些口号就能分辨出罢工工人是受共产党影响的，必须坚决镇压。实际上使工人运动遭受无妄之灾。飞行集会也是一样，地点不能选择太冷清的地方，往往要在闹市区人流量比较大的地方开展，例如市场，周围的人都是做买卖、买菜的居民，突然就冲出一批人来，有的撒传单，有的登高一呼开始演讲，然后几分钟就撤，喊的口号也是“打倒帝国主义”之类，周围的市民都听不懂。
如果敌人毫无准备，飞行集会是能够正常举办的，飞行集会的特点就是突然性。一开始飞行集会还没有损失，因为敌人不太能摸到规律。但搞过一段时间之后，敌人就搞清了飞行集会的规律。其一，飞行集会的地点基本都是闹市，而闹市也是敌人管理的重点区域，只需要加派人手巡逻，遇到飞行集会保证几分钟内有人到场，就可以抓到共产党。其二，飞行集会的时间选择也很有规律，基本上都是红色纪念日，如三八节、五一节、五四节、八一节等。尤其是5月，纪念日特别多，包括5月1日国际劳动节、5月3日“五三”惨案纪念日、5月4日五四运动纪念日、5月5日马克思生日、5月7日（5月9日）国耻纪念日（二十一条签订日）、5月21日马日事变纪念日、5月30日五卅运动纪念日，所以又被称为“红五月”。军警只需要在每个纪念日加强戒备，基本上都能应对飞行集会，抓获一大批党员群众。
1931年1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以后，王明在共产国际的支持下占据了党内的统治地位，推行更加系统的“左”倾错误。王明认为李立三的错误不是“左”，而是“形式上以‘左’倾空谈掩盖着右倾消极的投降内容底路线”，要求“任何工厂出现了个人的斗争，就要把它变为同盟罢工，任何经济斗争的出现，就要把它变为政治罢工，要把政治罢工变为武装工人，推翻国民党政权，建立苏维埃政权。排斥工运中的统一战线，把一切非共产党领导的工会都视为敌人。”王明很喜欢飞行集会，曾作诗《从头学起有得》予以赞颂：“见空就投飞似箭，背人即贴快如风； 莫言此道学无用，手足机灵耳目聪。”王明上台以后，要求所有的节日和纪念日必须举行飞行集会。甚至时常要求机关工作人员，包括从事秘密工作的军委、情报等绝密部门的人员也去参加，演变出各种花样，这就导致在白区建立的秘密机关极其容易暴露。例如1933年5月1日，共产党领导国民御侮自救会搞飞行集会，在上海泥城桥一带“走秀”，但被警探和巡捕冲散，最终60余人被捕，随后包括负责人党团书记熊天荆、组织委员刘芝明、宣传委员何云等也先后被捕，党团遭到破坏，党组织被迫停止活动。
由于不断“拔高”工人罢工、热衷于飞行集会，群众运动受到了较大摧残。1932年上海工人斗争82次，参加入数71 395人；到1934年为73次，参加入数降到31 023人；到1935年7月，江苏省委、上海中央局等党的主要领导机关已全部被破坏，有组织的基层群众工作实际上已经停顿。党组织被严重破坏，1927年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胜利时，上海的共产党员人数曾达到14000余人，四一二政变后，骤减至7000—8000人左右；1929年3月党员1411人；1930年3月党员为924人；1931年底下降到七百多人，其中工人党员约为500人，党的支部则有一百多个；1932年9月，根据中共中央的有关要求，上海地下党开展了突击发展党员工作，使10月初党员人数达到1 726人；到1933年12月党员仅剩612人；1934年11月上海地方党组织遭受重大破坏，1935年1月最后一届江苏省委被破坏，到1935年底党员约400人。极“左”路线对革命运动的破坏可见一斑。
今天，我们重新回顾这段历史，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2018年的js事件实际上也是一场红极一时的“政治走秀”。js集团骨干面对不断萎缩的队伍，采取了“搞大新闻——吸引全国左派声援——捞人补充队伍”的思路，这是根本上违背白区地下工作原则的。由于今后一段时期内，左翼仍将处于敌强我弱的环境中，正确的策略就是按照深入群众、隐蔽精干、积蓄力量、长期打算的总体原则，组织团队深入工厂之中，围绕工人的切身利益培育斗争、促进群众组织发展，组织工人群众的先进分子不仅不能搞大新闻，而且完全不应暴露左翼大学生的身份，作为工人一份子同工友交朋友、谈社会。Js集团看似轰轰烈烈，一度全国左派都到深圳跑步亮相，但实际上犯了李立三和王明的极“左”错误，把本该无声无息开展的工作变成了“政治走秀”，最终葬送了自己。有很多左翼对js事件看法是不准确的，他们把js当成左翼运动的高峰，实际上这是一波“送命”高峰。就好像20世纪30年代，正确的白区地下工作都是默默无声的，但飞行集会看上去却是轰轰烈烈、喧嚣一时的，如果我们错把飞行集会当成了左翼运动的顶峰，那未来等待我们的只有覆灭的结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