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声:评官僚资产阶级防疫政策的破产——从“清零”到“躺平”的戏剧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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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岁末短短几天内,某国防疫政策就出现了180度的大转弯。“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动态清零不动摇”这些震天响的口号言尤在耳,就突然变成了“个人是自身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前一天还在层层加码推进各种严厉封控措施,后一天就变成完全放开、任凭病毒传播。由此宣告了某国官僚资产阶级曾自鸣得意、吹嘘为自身统治“优越性”证明的“封控清零”防疫政策完全破产。

为什么会发生如此戏剧性的变化?

粉红、五毛——官僚资产阶级的走狗如丧考妣,他们过去为官僚资产阶级吹的牛皮被主子自己戳破,于是气急败坏,只能归罪于“境外势力”捣乱,咒骂人民群众中的“愚民”不肯“安安做饿殍”,竟然在“境外势力”蛊惑下反对主子英明神武的封控清零政策。这当然只能说明他们是站在人民群众对立面的走狗。

自由派——他们是本土资产阶级中对官僚资产阶级统治不满的集团以及与某帝争霸的西方帝国主义势力的代表,他们把自身脱离群众的政治表演行为吹嘘成是代表了人民的“抗争”,说成是导致官僚资产阶级防疫政策转变的关键,以此作为与官僚资产阶级争权的政治资本。他们把西方帝国主义国家的“躺平共存”防疫路线视为楷模,而对“躺平共存”下劳动人民的苦难视而不见。

“放开”还是“封控”,“共存”还是“清零”,“躺匪”还是“防匪”,自由派还是“爱国”派,这喧嚣尘上的两派斗争,其实是资产阶级内部两派的争夺,他们的主张都无视占人口最大多数的无产阶级及劳动人民的苦难、而追求本集团利益的最大化。

无产阶级必须运用自己的科学——马列毛主义的阶级分析和阶级斗争的观点,才能识破资产阶级的话术、摆脱资产阶级的欺骗愚弄,洞察问题的根源,找到自己的出路。

某国的“封控清零”和西方帝国主义国家的“躺平共存”,虽然形式上不同,但其本质是一样的:都是在防疫上的资产阶级专政。也就是说,在防疫上的决策完全是由资产阶级的统治集团(财阀老板、官僚政客、资产阶级学阀)基于自身私利做出的,防疫的措施也完全是为了资产阶级利益最大化而以劳动群众为代价的。只不过由于某国和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在资产阶级统治集团与经济基础上的不同具体特点,而导致了在防疫政策形式上的不同。某国官僚资产阶级独霸政权,掌握着庞大的国有资本,有着社会主义遗留下来的强大的组织力量和“公立”医疗卫生资源,而且作为“世界工厂”,某国资本主义经济更依赖于制造业的正常运转,这就使得某国官僚资产阶级有能力、也有意愿通过严厉的封控措施追求短时间内“清零”。而西方帝国主义国家资产阶级统治集团则基本上是各垄断资本集团既争夺又勾结的“共和”体制,没有集中资源、贯彻“清零”的能力,而且在经济上更依赖金融、科技及服务业资本,保持人员自由流动对资产阶级有更大的利害关系,这就使得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在防疫中实行“躺平共存”路线,不顾劳动人民死活、通过“应死尽死”来度过疫情。

正因为“封控清零”的本质是资产阶级专政,所以它必然是反人民的——完全脱离人民群众,而只依靠自上而下的行政力量来实施;把人民群众当成防范和镇压的对象;完全不顾人民群众在封控中的死活,让人民群众承担封控的最大代价、做出最大牺牲。这绝不仅仅是所谓执行中“层层加码”的问题,而是某国根本的阶级结构所决定的。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正因为“封控清零”的反人民性,所以就必然会引起人民群众的反对与抗争。“封控清零”政策的破产,不是因为“境外势力”捣乱,也不是因为自由派的表演式“抗争”,而正是因为阶级斗争。正是因为“封控清零”中官僚资产阶级对人民群众的压迫,才引发了人民群众广泛的不满和反抗,并最终发展为了以工人阶级为先锋和主力军(富士康工人斗争、广州城中村工人斗争)、市民和学生广泛参与的群众性斗争高潮,才迫使官僚资产阶级不得不放弃“封控清零”政策。

也正因为“封控清零”和“躺平共存”都是资产阶级专政,所以官僚资产阶级在两者之间可以无缝切换。当“封控清零”的成本和代价超出了带给官僚资产阶级的利益后,官僚资产阶级就立刻采取另一种保证自己利益最大化的方式,而同样完全不顾人民群众的死活,继续以人民群众为代价。

“封控清零”的破产,防疫政策的戏剧性转变背后的根本原因正是资产阶级专政,正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

新冠疫情导致了资本主义的总危机,充分证明了资本主义完全无法应对全球化的疫情,表明资本主义已经完全丧失了历史合理性,而成为人类灾难的根源。资产阶级在新冠疫情中倒行逆施、草菅人命,为了自身利益而不顾劳动人民的死活,让劳动人民承担了疫情的最大代价,对全世界劳动人民欠下了新的血债。

在资本主义对自然的掠夺性开发中,在全球化的生产和交换下,新的全球疫情是完全有可能随时再来的,这是资本主义为人类制造的巨大的定时炸弹。

人类要有光明的未来,无论何种资产阶级专政及资本主义的形式(无论是打着红旗的、还是号称“自由民主”的,还是赤裸裸的法西斯专制主义的)都不是出路,而非由新的阶级建立新的生产关系、新的社会制度不可。

出路和希望正在于无产阶级身上。只有用无产阶级专政取代资产阶级专政,用社会主义制度取代资本主义制度,人类才能建立解决全球疫情的基础。在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资料、医疗卫生资源掌握在人民手中,因此就可以根据人民的需要合理统筹分配,使其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而不是为少数富豪权贵服务;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下,防疫的决策由广大人民群众民主决定,根据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来决定防疫的合理措施(封控还是在做好必要防范措施后放开共存,都由人民群众权衡自身利益来民主决定,而不是由资产阶级老爷、“专家”为了资产阶级的利益而独断专行),而防疫措施的执行也依靠和动员最广大人民群众,从而能够最大限度地合理安排,减少人民群众的损失,而不是把人民群众当成防范和镇压的对象,使人民群众承担防疫措施的最大代价。

无产阶级必须认识到资产阶级防疫的本质,不对资产阶级(无论资产阶级的哪个集团、哪个派别)抱任何幻想,完全依靠自身团结互助与斗争,才能尽量减少当前疫情下的损失。而要找到解决疫情问题的根本出路,无产阶级就必须要觉悟到自身根本利益所在,为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而斗争。先进分子的任务,正是要把关于资产阶级专政的本质和无产阶级根本利益的科学认识灌输给无产阶级,引导无产阶级摆脱资产阶级的欺骗,独立地开创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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