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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随着中特改变了自己持续三年的防疫政策，民间舆论之中的封控派和放开派，两派群众围绕防疫政策的矛盾，进一步激化。
双方都指责对方：
在封控时喊放开，说是没物资，没钱挣，没有治其他疾病的渠道，没有活路。
在放开时喊封控，说是没物资，没钱挣，没有治其他疾病的渠道，没有活路。
许多两派不占，或是冷眼旁观，或是安静看戏的吃瓜群众，则纷纷觉得双方精神分裂。
而中特，则在双方打破了头的时候，默默的拿出各种经济数据，证明自己在这场“伟大的防疫战争”之中流尽了鲜血，已经无以为继。
如果是一般有智慧，但不了解马列毛主义的群众路过，脑子里难免闪现出一副副关于“群众是麻木的，盲目的，是乌合之众。”的所谓人性论，似乎又一次的印证了《厚黑学》和《乌合之众》的正确性。
然而，当一个群众看过了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后，便会知道国家的实质是一个阶级统治另一个阶级的工具，是经济上占支配地位的阶级为维护其根本利益而建立起来的强制性的暴力机关，以保证其在政治上也成为统治阶级。
中特作为一个曾经是由新民主主义革命逐步走向社会主义革命的无产阶级专政政权，现在是新民主义革命被固化扭曲为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政权，他在这场声势浩大的三年防疫之中，已经有意无意的将自己逼入了一个两难的绝境之中。
第一难的就是封控：
在封城，暂停大多数生产活动的情况下，位于市场经济下的群众首先面对的就是失业或暂停工资发放，如果再加上中特的土地财政下搞出的房地产经济所产生的房贷等等贷款，则很容易陷入到贷滚贷的问题当中。
在这样的经济问题面前，很多封控区的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变得压抑，暴躁和易怒，严重者开始出现精神问题。
最终表现的形式，就是乌鲁木齐大火的发生，这一场火的发生是或早或晚的，即使不出现大火，也会有洪水或地震等等灾难，而中特在防疫时，唯一的途径就是建铁皮墙，锁门，锁逃生通道，将人关起来，等待清零，这样的应对机制，无非就是等着一场灾难到来，并最终让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损失惨重后，让大部分民众最后倒向了放开。
可是放开不是结束，事实上这是另一个问题的开始。
第二难的问题就是放开：
放开，意味着防疫已经可控或至少可以做到，施行一套行之有效，灵活的防疫机制，在尽量防止感染的基础上，保持群众的正常活动。
但是中特在封控阶段的所作所为，与他们在经济上提出的例如四万亿投资计划一样，希望用某种措施，延缓某个危机的到来。
可是躲得了初一躲不了十五——封禁清零，减少感染。对于大众来说，下次感染到来的时候，依然没有任何的办法，感染还是会到来，到时候依然只能封禁清零，减少感染，等待康复或死亡，然后等待再次感染，继续这样的循环。
而更糟糕的是，目前的群众已经形成了群体性恐慌——因为各地基层组织缺失民众的参与决策和监督决策的执行，导致民众已经对为疫情防治而制定的各种防疫政策没有任何的信心，即使不讲上海等各地物资运输，分配上的问题，他们最近见到的情况就是，舆论风口在两个月或一个月之前，还是“坚决清零，新冠后遗症极其严重。”，现在已经变成了“应阳尽阳，新冠后遗症不存在。”的极端奇葩舆论转向。
如此情况加上资本市场经济下的私有制经济培养出来的各扫门前雪的民众心理状况，最终导致的结果就是民众哄抢与“消炎”，“退烧”，“治疗感冒”等一切预防与治疗疾病相关的药物和食品——有权有钱的官僚资产阶级要药，有钱有权的自由资产阶级买药，有一些钱而无权的小资产阶级和无钱无权的无产阶级，大多数只能哭诉“放开”政策，挤占医疗资源，害死了他的全家，然后在各种网络大v的引导下和所谓的国家不断渲染的“境外势力”的烘托下，将矛头对准了之前深受一刀切的防疫政策毒害的其他的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
想必这样的“牺牲”，会有一些人说：“这是为了恢复生产的，所必然的牺牲。”
甚至有人借此大肆吹捧将工人关入工厂，将其封闭在工厂之中进行生产活动，这样的情况的最终结果就是消费能力的进一步萎缩，让市场更快完蛋，让工人更厌恶自己的工作。
最终，现在的情况我们也看到了，长期的恐吓宣传和疫情下官僚的丑态，导致民众已经彻底丧失了对防疫的信心，或是开始缩在家中，或是开始出现阳性症状，放开后，生产活动进一步的被扰乱，破坏，没有一点点的恢复。
中特在这里面扮演的角色是丑陋和可憎的，防疫失败绝不在于疫情多么凶猛，实际问题则在于对上负责的官僚制度和无情的资本市场经济，在防控之中的双重压迫和剥削，使得民众的思维日趋极端化，使得生产形式日益反人类。
我想我已经不用复述：
官僚如何在乌鲁木齐大火之中，隐瞒自己锁门封楼的事实，说是乌鲁木齐防火意识差，自救意识差，导致重大伤亡，把自己摘得干干净净。
我想我更不用复述：
官僚如何在上海等各地的防疫工作之中，利用资本市场，倒卖物资，通过控制生产端的方式，堂而皇之的搜刮民脂民膏，与官僚资产阶级有着密切合作关系的自由资产阶级，或就是官僚资产阶级的代理人的，如张核子等人，又是如何打着防疫的名号，偷窃民众交上去的税收，将其转化为自己的私有制财产。
中特根本没有在三年间建立一套完善的反击疫情的机制，他一直呆板的防守，他们只是注意数据上的清零，没有真的因为疫情去改动整个医疗体系，而只是在旧有的医疗体系上缝缝补补。牺牲了国民经济的同时，让自己赚钱无数。
最终导致的结果是，比较其三年前的武汉疫情，最新的防疫手段没有任何变化，依然是封控，检测还有方舱，他们完全没有让群众掌握自我检测的能力，以各种官僚迟滞手段怠慢和糊弄群众，用资本市场剥削控制群众，最终让群众对防疫失去信任。
但是正如同我前面所说的，中特根本没有最好放开的准备，医院资源正在出现大范围的超载现象。
而中特实际上很清楚自己的问题所在，他不是不知道，如果民众普遍的参与基层组织决策或自己建立基层组织进行决策，可以使得政策不用一刀切，可以使得宣传有效及时，不至于造成哄抢。
但是他本身作为一个国家政权，特别是资本主义民主下的对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他绝无可能解决自己的这些问题。
因为，维持一个异化于社会的暴力机器——国家政权的唯一方式就是尽可能的消灭和分散劳动者群众的斗争组织，一个压迫性质的剥削阶级的政权是绝对不能够在劳动者群众的普遍组织下立足。
我最后讲一个故事，来作为此文章的结尾：
“以前有个国王，他的妻子死了，埋在了一座棺材之中。国王很伤心，他为了表达出自己的哀思，他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将他妻子的墓园装饰的宏伟漂亮。”
“某一日，心情大好的国王路过自己妻子的墓园，他忽然看见墓园之中，有一座又脏又丑的棺材，他心情一不好，就把棺材给丢了出去。”
资本主义是个正在死去的老人，随着时间推移，“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这个主宰人类历史的国王，会毫不留情的抛弃他。
试看将来，还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是高度发展的党体系——即普遍高度组织起来的无产阶级组织，是劳动者群众的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