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自美革联《红色文件七》1974
只消把苏修特定条件下的词组变换到中修语境即可；
比方说：”基督教思想“可以换成儒教思想、”中国“换成文革…以此类推。
三、冒牌的“持不同政见者”
在美国的各种宣传工具中广泛宣传的是那些所谓“持不同政见”的知识分子（如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安德烈-萨哈罗夫、罗伊和若列斯·麦德维杰夫夫妇以及安德烈·阿马尔赖克）的反抗。这些“持不同政见者”被称为是苏联统治者在国内的真正的反对派。人所共知的反动派、冷战自由派、社会民主党人和托洛茨基分子已经结成了联盟，一致称颂他们代表了“俄罗斯性格中一切最为优秀的成分”。他们被描绘为争取公民权利斗争中的英雄、人道主义的战士、用托洛茨基分子的话来说，甚至是“社会主义的反对派”。
但是这究竟是些什么人？他们代表着什么？他们实际上代表的是些什么社会力量？这些“持不同政见者”的绝大部分是“冒牌反对派”，这个派别同苏联人民极少联系，在工人阶级中也得不到支持。“持不同政见者”各派力量是一个无组织的、支离破碎的运动，他们代表着形形色色的反动的、自由主义和社会民主党的政治观点。他们的共同之处是反对马列主义，惧怕群众，敌视文革、敌视毛泽东和斯大林，追求一种凭空设想的资本主义形式——这种资本主义不得带有它的那些最明显的暴行和弊端，特别是针对知识分子和小资产阶级等中间阶级的暴行和弊端。
有时，这一集团的成员确实也可以站到某些事情的正面，例如，好些人批判了一九六八年社会帝国主义者对捷克斯洛伐克的罪恶入侵。但是，这些“持不同政见者”并不代表苏联人民大众的革命利益，“持不同政见者”运动只能给苏联人民提供一个死胡同。认识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只有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完全恢复工人阶级的统治，才能解决工人阶级、被压迫民族和苏联其他各阶层被压迫人民面临的问题。
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对“持不同政见者”的镇压，不论欧美资产阶级媒体怎样渲染，一直是异常温和的，虽然某些成员曾在社会帝国主义的法西斯警察的手中吃过苦头，更多的人却是相当轻易地脱了身。劳动营和监狱里主要地关满了革命工人、学生和被压迫民族的成员，而著名的“持不同政见者”却能相对地自由发言。当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最后对索尔仁尼琴采取制裁的时候，他的“命运”仅仅是被驱逐出境，得以让他在一座瑞士别墅里作寓公，依靠他所写的反革命书籍在西方挣下的六百多万美元版权费过活。
在某一种意义上来说，官僚垄断资产阶级需要这些“持不同政见”的知识分子。因为“持不同政见者”运动脱离群众，赞同各种为绝大多数工人所痛恨的反动政策。这就有利于社会帝国主义者把它们当作替罪羊，借以诋毁一切反抗运动。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持不同政见者”才成了“官方的反对派”。
“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的社会基础是知识界。知识界本身不构成一个阶级，它的地位处于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虽然这些知识分子的大多数（至少在苏联）形式上是挣工资的，但是他们脱离生产，工作具有极端的个体性质，在社会中占有相当的特权，这些都说明他们是一个小中型资产阶级集团。
知识分子由于他们的特殊的社会地位，作为一个集团倾向于对政权和人民两者都抱怀疑的态度。虽然一方面他们常常认识到只有群众才真正能改变事物，用一位苏修知识分子的话说，“是他们（指劳动者）通过辛勤劳动亲手建造了这个国家。”[23]但是，他们从根本上还是害怕人民的，他们唯恐失掉自己的特权。一位美国评论员曾说过：“知识分子毫不了解工人和农民面临的切身问题，下这样的结论可能是合情合理的。”
因为这些知识分子属于小资产阶级，隶属于苏修官僚垄断资本主义体制下的小中资产阶级，或者说那些带有自由主义思想的经理、厂长；又没有受到先锋队领导的强有力的工人运动的影响，所以他们只是用种种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来指导他们的反抗活动。
“持不同政见者”的宣言《苏联到一九八四年会不会仍然存在？》的作者安德烈・阿马尔赖克曾说：“最近十五年中，至少有三种被反对派当作思想基础的观点已经初具雏形：‘真正的马列主义’‘基督教思想’和‘自由主义思想’。”[24]
阿马尔赖克没有提供具体证据证明确实存在着一个“真正的马列主义”的反对派，而且由于他本人肯定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他对这个问题的见解的可靠性是值得怀疑的。据我们调查所知，有一个通常被当作是这一集团的一员的彼得·格里戈林科将军，倒不如说他是一个进步的左倾自由主义者，他的政治哲学同革命的马列主义可以说没有共同之处（虽然他也象许多苏联自由主义者一样，迫于大资产阶级，或者说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压力，不得不用马列主义的词句来粉饰他的政见）。我们知道，在苏修确实存在着真正的马列主义者，他们正在复杂危险的情况下进行艰苦的斗争。但是，如果把这些英勇战士也划入“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的行列，那我们是不同意的。
然而，阿马尔赖克对其他两种倾向的分类，看来确实还是相当正确的。它们是当前“持不同政见者”运动所特有的两种主要思潮。“自由主义”纲领的实质首先是在一九七〇年由安德烈・萨哈罗夫、B·Ф·图尔钦和罗伊·麦德维杰夫在他们的《苏联科学家致苏联党政领导人的呼吁书》[25]中详加阐述的。这篇文章是自由主义运动的宣言，它发展了对社会主义、官僚垄断资本主义社会（二者被统一于一个不分时期的“苏联社会”概念中）的批判，并提出了一个要求“逐步民主化”的纲领。
这个纲领和世界各地的自由主义纲领如出一辙。作者要求逐渐建立一种仿效资产阶级议会形式的政治制度。他们要求有更多的便利条件，以供“有资格的专家们”交换意见并进行革新竞赛。他们坚决反对一切不受专家控制和指导的群众卷入。他们明确提出的措施是，“大规模地设立在生产计划、加工技术、销售供应、财务人事等问题上有大幅度独立性的综合生产联合企业（公司）”（也就是乞求多给一点儿竞争性的资本主义）；建立“舆论研究所”（以便更好地操纵群众）；以及“改进对于领导人员的训练，使他们掌握管理艺术……使各级领导人员都能掌握情况，提高他们的独立自主权、实验权、辩护权及在实践中试行自己主张的权利”。（解除对经理人员的束缚——给予级别较低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以充分的民主！）[26]
萨哈罗夫在一九七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写的、后来在《纽约书评》发表的一篇自传式文章中，进一步强调了这个自由主义纲领的改良主义的和唯我独尊的色彩。他已经成为这一倾向的突出的发言人。在这篇文章中，他概括了自己的政治哲学：“我们所需要的是有系统地维护人类的权利和理想，而不是政治斗争，因为后者会不可避免地煽动人们走向暴力、宗派主义和狂乱。我相信，只有当我们能够对其进行最广泛和公开揭露的时候，西方才会认识我们社会的性质。然后这一斗争将成为拯救全人类的世界运动的一部分。”[27]
在对外关系上，自由主义者的立场基本上支持社会帝国主义者的政策。虽然在对于入侵一个据认为是友好的“社会主义”的盟国的捷克斯洛伐克问题上，许多人持有不同的看法，但是自由主义者仍然认为苏修对外政策根本上是和平合作的政策。”[28]他们受到“缓和”会谈的鼓舞，虽然萨哈罗夫警告要提防“一种虚假的、串通的或投降的缓和背后所隐藏的危险”。自由主义者在他们一九七〇年的呼吁书中附和了赫鲁晓夫，他们说：“在热核武器时代中，唯一现实的政策是导向更多国际合作，坚持寻求在科学、技术、经济、文化以及思想各方面有可能汇合起来的路线……”
形形色色的“持不同政见者”在对待中国问题上，和勃列日涅夫一伙的意见是极为一致的。一位注意“持不同政见者”的活动的英国观察家说过：“在其他方面显得是清醒明理的俄国知识分子，在对待中国问题上却变得思想模糊，感情用事，并且沉溺于一些离奇古怪的念头他说有一次碰到一个青年艺术家，后者想知道西方国家会怎样对付中国。这个艺术家说：“难道你们不知道中国人要占领西伯利亚吗？”“不知道他们在那以后还要向欧洲进军吗？那样一来就要重新出现黑暗时代了。西方国家肯定会站在我们一边吗？他们肯定会抵御黄种人、卫护白种人吗？白种人一定要团结一致。”[29]
当然不是所有的“持不同政见者”都用这种刺耳的种族主义的语言来对待这一冲突的，尽管这种态度肯定是苏修官方媒体所培育出来的。虽然如此，自由主义者在一九七〇年的呼吁书中写着，“在道义上和物质上支持苏联对抗中国的立场，这是尤其重要的。”自由主义者认为，“中国的民族极权主义的危险，虽然在历史过程中只能看作是短暂的现象，然而在未来的岁月里却是异常严重的。我们只能通过扩大或者至少维持我国和中国目前在技术和经济方面的差距，通过増加我们在全世界的朋友人数以及通过给予中国人民以合作和援助的变通办法，来对付这种危险。”[30]我们只要问一下，什么样的“合作和援助”会有利于扩大苏联同中国在技术和经济方面的差距？
据阿马尔赖克说，“‘基督教思想’的拥护者主张，社会生活必须回到基督教的道德原则上来，他们对于这些道德原则的解释多少带点儿斯拉夫至上论的精神，并且还提岀了俄罗斯天赋的特殊使命的主张。”[31]这一倾向与其说是一种宗教哲学，不如说是一种政治学说，它是全俄社会基督教同盟这一半地下性质的效仿法西斯组织的指导精神。虽然索尔仁尼琴在某些方面可以划为这一思想的信徒，但是就其最道地的形式而言，这一新的基督教斯拉夫至上论（一种宣扬大俄罗斯种族至上的种族主义哲学，是在十九世纪由一批极端反动的分子首先提出的）是“持不同政见者”运动中一种次要的倾向。它的主要表现是往往根据“种族的”或民族的原则，愚蠢地呼吁“拯救”全人类和心灵再生。
然而，这一种思想，尤其是它的更为神秘的民族至上论的形式，受到了社会帝国主义者的公开鼓励，因而它在“持不同政见者”运动和国家官僚政治中的影响.都在增强。根据许多方面的消息，保安警察的高级人员中也有这一倾向的一些拥护者。在合法的报刊中，斯拉夫至上论者在〈〈星火》画报、《青年近卫军》杂志以及《俄罗斯文学报》中都是有影响的。这些知识分子是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的坚定拥护者。有人这样说，“他们（捷克人）就得接受一次教训，也得让他们知道逃不了惩罚。”[32]
然而，基督教斯拉夫至上论的最极端形式只出现在非法的“持不同政见者”报刊上。但是即使如此，实际上它也是受到统治者鼓励的，一则是为了使社会帝国主义者的假“国际主义”有个对比而显得体面，同时又可以为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制造舆论。虽然绝大多数的自由主义报纸和几乎所有的革命的地下报纸很快都被当局禁止发行，但是基督教刊物《市民会议》最近却已印发了五期以上，刊登的文章则是形形色色的神秘的、种族主义的和反犹太主义的胡言乱语，受到的干涉不过是表面文章
一份流传很广的地下文件《民族呼声》，以新法西斯的粗鄙语言来哗众取宠。这一份宣言声称，民族是一切的基础。它是“一个特殊的精神的群体，它的特色是一种深奥的神秘感”，而“种族类型”则是它的决定性因素。这篇文章号召美苏合作“以便拯救白种人免受黄种人的杀戮”。这样做，一定要有心灵基础上的团结，因为“存在着上帝的仆人同魔鬼的仆人之间的分裂”。文件说，魔鬼进行“败坏人心的活动……鼓吹平等主义和世界主义（散居在外的犹太人的意识形态），因此加速了普遍的血统混杂和堕落的过程。”[34]
一切真正的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看到了这篇文章，并且知道它是受到苏联领导的暗中的鼓励而刊行的一种“反对派的刊物”，不能不对苏联统治者的叛卖行径更加深恶痛绝。这些混蛋竟敢向着两千多万英勇苏联公民的英灵啐唾沫，他们在斯大林的指挥之下，英勇奋战，慷慨捐躯，就是为了打败这一类希特勒种族主义蟊贼。
索尔仁尼琴是一个高踞在“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的各派之上而有鹤立鸡群之势的家伙，他无疑是“持不同政见者”知识分子中最出名的角色。资产阶级宣传工具把他描绘成当前世界上卫护人类自由的伟大战士之一。托派社会主义工人党甚至为他“坚定地献身社会主义”而欢呼喝采。但是，在所有知名的“持不同政见者”中，他也许是最反动的一个。正如我们在一九七四年四月份《革命》杂志中所说的，他不过是个迷恋老沙皇的骸骨，不甘同新沙皇握手言欢的家伙罢了。
索尔仁尼琴以发表反动小说《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而开始他的“文人”生涯。这本书被吹嘘为三十年代到四十年代的劳动营制度的“暴露文学”。它露骨地攻击无产阶级专政和斯大林的领导。它是索尔仁尼琴在苏联国内合法出版的唯一作品，因为赫鲁晓夫亲自把它批准，作为社会帝国主义者恶毒反斯大林运动的一项武器。
对于劳动营的问题，人们的看法很混乱。对有些人来说，只要有这种劳动营的存在，就肯定证明工人阶级的国家是“堕落”或“极权主义”的了。但是，社会主义决不会，而且在将来也决不会在“理想”的情况下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国家总要对付国内外的敌人。老的剥削阶级决不会不战而退，新的资产阶级分子又会从无产阶级政党和国家内部产生。虽然，在可能的情况下，改造敌人的办法当然是可取的；但是，在必须采取某种最严厉的惩罚办法时，工人阶级不能够、不许可，也不会手软。
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的劳动营，把改造和惩罚两种因素结合起来。判处在营中服刑的犯人，主要来自社会的特权阶层。例如，索尔仁尼琴本人就是在纳粹入侵最危急的关头，在军队中煽动“持不同政见者”的一个军官。他以一种典型的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方式，把他个人的“幻想破灭”置于打败纳粹匪帮的迫切需要之上。
劳动营里的生活当然是很艰苦的，但是并不比当时西伯利亚一般农民的生活更艰苦。而且在索尔仁尼琴所写的那个战争时期，营里的生活情况肯定要比前线好，当时在前线的千百万英勇的青年军人正在为捍卫社会主义而献出生命。在营里，囚徒们从事必要的生产劳动，以建设苏联的落后地区和供应部队的需要。劳动是异常繁重的，也要求作出牺牲。但是我们要问，在那个艰难困苦的时期，哪一个苏联工人没有被要求为整体利益而作出牺牲？正象一位愤怒的苏联公民就《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一书写给索尔仁尼琴信中说的：“千百万苏联人民从事于砍伐树木的劳动并且歌颂这种形式的辛勤劳动，但是这个故事里的人物却对它感到恐惧。”[35]
是不是也有一些跟劳动营有关的过火的措施和不必要的粗暴行为呢？有。警卫人员中是不是常有挑选不当和暴虐成性的情形呢？间或有之。也有无辜受罪的人吗？有。这些过火的情况，有许多是在当时就已被察觉的昇旦它们不能改变这样的事实，即设立这些劳动营是工人的国家为了保卫自己而采取的一种必要措施。共产党人一定要从这些错误中吸取教训（这是已经做了的），但是我们不能采取机会主义的态度，把一项正确而且必要的政策也否定掉。在这里，我们应该把索尔仁尼琴的态度和那些真正是无辜受罪的人划清界线。正象过去劳动营的一位官员在给索尔仁尼琴的信中所指出的：“那些身受处罚不当的人中，没有一个曾因他们个人的不幸而埋怨过斯大林同志——他们甚至连想也没有这样想过。这是那些无辜受苦的人同真正的罪犯的分水岭。后者通常总是恶毒攻击苏维埃政权和斯大林。”
在这一点上，我们也应该把索尔仁尼琴的行为和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行为对比一下。斯特朗一直到她在一九七〇年在北京逝世为止，是一位献身于工人阶级和社会主义事业的战士。她生长于美国；参加共产主义运动后，在二十年代、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在苏联和中国度过了许多年。她的大量著作把苏维埃政权的真相介绍给美国人民和世界人民，这是一个重大的贡献。
然而，斯特朗却在一九四九年被不公正地当作一个间谍而被驱逐出苏联。她被各国的共产党视为叛徒和工贼达六年之久。几十年的老朋友都不理睬她了。但是她坚持无产阶级的革命立场，决不动摇变节。虽然资产阶级给予她许多机会，要她开口反对苏联和社会主义（只要她肯如此这般“自白”一番，那是肯定会重重有赏的），但是她坚决不为所动。当时正是在麦卡锡的气焰不可一世，美国统治者猖狂攻击共产党和人民运动的时代，她首当其冲，遭到了资产阶级的迫害。
一九五五年，斯特朗无端蒙受诬陷的真相大白。此后不久，赫鲁晓夫发动了对斯大林的攻击。那时候她不参加反斯大林的大合唱，的确不是容易的事情。如果她以自己的遭遇去控诉斯大林的“罪行”，苏联的修正主义领导是会付给她丰厚的奖赏的。但是，她却表现出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者的“胸怀宽大”的本色，写出了《斯大林时代》这本书来回答赫鲁晓夫，这本书反击了赫鲁晓夫的指控，捍卫了斯大林的领导。在关于斯大林的问题上，如何采取一种真正共产主义的立场，这本书作出了重大贡献，而且至今仍然是有价值的。
索尔仁尼琴的行为是没有一点可以同斯特朗相比的。
赫鲁晓夫被勃列日涅夫、柯西金撵下台以后，社会帝国主义者决定降低他们的反斯大林运动的调门。索尔仁尼琴的著作对他们不再有用了。有些利用攻击斯大林而发迹的修正主义文丐（例如叶夫图申科），也不声不响地改变了调子，还捞到了肥厚的油水。
然而，索尔仁尼琴仍然感到不满，最近十年来继续写攻击以前的工人国家的作品。他不只以谩骂斯大林为限，最近在他的反革命“杰作”《古拉格群岛：一九一八至一九五六》里，还把攻击的矛头指向列宁。照索尔仁尼琴的说法，连十月革命的发生也是一件坏事！在他所写的《一九一四年八月》一书中，他公开为革命前的“有教养的”上流社会悲叹。而在《古拉格群岛》一书中，他的“英雄们”是这样一些人：一个叛国投靠纳粹的苏联军官弗拉索夫，因为强奸的“细故”而被“不合理地”监禁起来的两个军。[36]
但是，索尔仁尼琴决不只是一个迷恋过去，不能自拔的人。如果他是仅此而已的话，也就决不会成为今天这样的一个角色了。对美国资产阶级来说，可以用他来“证明”“共产主义是行不通的”。而社会帝国主义者则可用他来教训人们，反对他们的统治只能是个“反动派”。
的确，索尔仁尼琴已经和世界上最公开的反动势力结成同盟。在他提名萨哈罗夫为诺贝尔和平奖金得奖人的演讲中，他攻击“民族解放阵线”进行了“证据确凿”的“兽性的大屠杀”，然而关于美帝国主义对英勇的越南人民所犯的绝灭种族的屠杀罪行和无法形容的暴行，却只字不提。[37]
在这同一次发言中，索尔仁尼琴猛烈抨击世界进步力量对苏联的“持不同政见者”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他问道：“比方说，能不能期望南非共和国会把一个黑人领袖像格里戈林科将军那样拘留和折磨达四年之久而不受惩罚！全世界范围的愤怒的狂风暴雨早就把那座监狱的屋顶席卷而去了。”[38]
黑人作家劳埃德・布朗对这一难以置信的讲演作出反应时指出：“自由主义者的叫喊使得索尔仁尼琴的名字在我国家喻户晓，而受迫害的南非黑人作家亚历克斯·拉古马的名字和遭遇却默默无闻。”布朗接着指出，同一天的《纽约时报》把报道索尔仁尼琴的讲演词突出地登在第三版上，却把十一名黑人矿工被南非军队杀害的报道隐藏在不显眼的最后几页上。[39]
当然，索尔仁尼琴作为一个在苏联境内公开代表美国和西欧帝国主义利益的事实上的外国奸细，对社会帝国主义者来说是一种威胁，因此他们把他驱逐出境。但是，如果象托派社会主义工人党那样认为，“索尔仁尼琴著作的全部影响是完全在人类进步方面的，因为它们那样强有力地反映了对斯大林主义的反抗”[40]，那末，这就等于是向佛朗哥、墨索里尼和希特勒一类“反斯大林主义”的先辈欢呼致敬，把他们当作“进步力量”的朋友。这就清楚地证明了，托派分子对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憎恨，远远超过了他们对资产阶级的假想的憎恨。索尔仁尼琴也许是社会帝国主义者的敌人，但是他象美帝国主义者一样，不可能因此成为苏联人民的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