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春桥姚文元在"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进一步开展三结合夺权斗争誓师大会"上的讲话
张春桥 姚文元
1967.02.24
〖上海市召开“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进一步开展三结合夺权斗争誓师大会”，姚文元张春桥在会上讲了话。〗
×××：现在欢迎姚文元同志主持会议（掌声）。
姚文元：
现在宣布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进一步开展三结合夺权斗争誓师大会正式开始。全场起立！奏东方红！（《东方红》）。大家请坐！
同志们、战友们：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面临着一片大好形势。一月革命的风暴正在席卷全国，三结合夺权斗争的经验正在不断的丰富和发展，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在斗争中取得一个接一个的胜利。我们应当满怀信心，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在需要夺权的单位进一步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展开夺权斗争，把革命进行到底！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更大胜利。（口号）
在一月革命的风暴中，我们自下而上地从市委、从市人委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手中夺了权，成立了自己的三结合的最高权力机关。最近，张春桥同志和我到了北京，向毛主席、党中央汇报了上海的工作，参加讨论了现在已经发出来的一系列的重要文件。同志们，我们可以告诉大家，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身体非常健康！（口号）
我们亲自听到了毛主席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许多极为重要的指示，亲自听到了毛主席对上海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群众更大的无微不至的关怀和热情的支持，我们受到了极大的鼓舞，毛主席的指示是我们革命征途上的指路明灯，是我们革命人民的无价之宝。毛主席指出：二、三、四，三个月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关键时刻，这三个月中，文化大革命要看见眉目。我们当前的工作就是要把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声音广泛传达到全市革命造反派和革命人民心中，坚决地贯彻执行，化为我们的实际行动。毛主席说过，人类总得不断地总结经验，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我们要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分析形势，总结工作，明确当前的斗争任务，要继续发挥上海工人阶级和革命人民那种大无畏的革命首创精神，我们要继续前进，我们要进一步开展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批判和克服资产阶级思潮，提高我们的无产阶级觉悟，巩固和扩大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巩固和扩大人民的大联合，按照毛主席的一贯的指示和政策，正确对待干部问题，普遍地发展革命的三结合，抓革命、促生产，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镇压反革命，及时地识破、坚决地粉碎阶级敌人的各种新反扑。
同志们，最近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召开了扩大会议，传达了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指示，并就当前形势和任务进行了讨论。会议决定了把上海人民公社临时委员会改名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我们把讨论的结果报告了毛主席和党中央，并且得到了党中央的批准。（口号）
今天，将由张春桥同志向大家传达毛主席的指示。并且布置当前的任务，会上要宣读当前上海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和任务的草案，供各革命群众组织和广大革命群众讨论和试行用。
张春桥同志的传达，希望大家不要去张贴，希望大家不要去张贴。因为今天讲的一些东西还是作为内部传达来讲的。现在我们就请张春桥同志作报告。（口号、掌声）
张春桥：
同志们、战友们，你们好！我们已经很久没有在一起讨论问题了。刚才姚文元同志说了，我们最近到北京去了。我是十二号去的，是毛主席要我们去的。（口号）
现在街上有一个大字报说，张春桥为什么又到北京去了？那我们现在就可以答复：是毛主席要我们去到北京的。（掌声）我们十二号到了北京以后，毛主席当天很快就接见了我们。后来，主席又召集了中央的会议，讨论了上海的工作，还有其他的问题。在我们离开以前，毛主席又接见了我们。刚才姚文元同志已经说了，我们首先应该向同志们汇报的，就是主席的身体非常非常的健康（口号）。而每一次的谈话的时间都是很长的，但是，主席的精力非常旺盛，始终都很愉快。每一次谈，对上海的情况非常熟悉，好多问题，上海的情况只要我们提一句，主席就知道了，他就可以讲一些地方的情况，非常关心上海的文化大革命，我们在北京一个星期，每天都感觉到这一点，毛主席、党中央、国务院、总理、中央军委的同志、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同志、党中央各个方面的同志，对上海的文化大革命都是非常关心的，使得我们非常感动，你们知道我们两个人，主席在三天的时间里面，一再地接见我们，这不只是对我们两个人来说，我们感到是光荣的，我们知道，我们是代表着上海革命造反派去的，是代表在座的同志们去向毛主席汇报的。（口号）
毛主席对于上海革命群众在文化大革命中间所取得的成就，给了很高的评价。这一些同志们都会知道的。过去，已经给我们很高的评价。上海文汇报、解放日报的夺权，上海各革命组织所发出来的《告全市人民书》和《紧急通告》，这都是毛主席在当时一接到这些文件他很快就看了，而且很快地就决定了向全国广播。在这次谈话里面，毛主席又说：上海的工作总的方面是很好的，他就讲了一下这一段历史，比如说，上海的工人在安亭事件的那个时候，他讲，你上一次去的时候，不是只有一、两千人吗，那么，现在已经到了一百多万人了，工人组织起来一百万了，本身就说明上海的工人群众发动得比较充分，毛主席对各个方面的情况都问了我们，学生的情况、农民的情况、机关干部的情况、各个方面的情况都问了。机关的情况，甚至于还问了一些市委干部的情况，我们都汇报了。他还问到，比如象一些细节他都晓得的，他问，你们那个时候学生不是到了码头吗，那现在学生是否还在码头上呀？我们告诉他说，当我们陪康生同志到码头上去的时候，我们还是碰到很多学生还在那里，主席说，很好。他对学生的关心，对工人、对农民、对机关干部、对解放军的上海部队的情况，都是非常关心的，而且对上海革命群众每一个好的创造、每一个革命的行动，主席都无微不至的关怀、了解。我们感觉到主席对上海的关心，这对我们上海革命造反派来说，对上海的革命群众来说，对我们上海人民是最大的光荣，也是对我们最大的鼓舞，最大的支持。（口号）有了毛主席的支持，有了党中央的支持，我们面前不管有多少困难，不管阶级敌人还会玩弄多少花样来反对我们，但他们都没有办法来阻挡我们上海市革命群众，在党的领导之下，在毛主席的领导之下，去夺取一个又一个新的胜利！
我想下面来分别地说几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讲一讲夺权问题，因为这个问题在主席那里谈得比较多。这个问题我想讲的多一点。我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到了新的阶段。这个新的阶段是从上海革命群众夺权开始的，就是我们现在大家所讲的一月革命风暴开始的（口号）。我们大家都知道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我们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从根本上来说，也是解决政权问题。但是，我们这一次的夺权，就其任务和一九四九年，我们从国民党手里夺政权是不同的，有它不同的方面。毛主席这次和我们谈话中间说，我们现在的这场革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革命，是我们自己搞起来的。同志们注意主席的这一句话，他说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革命，是我们自己搞起来的，这个革命是我们发动的，这就是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发动的，是毛主席自己发动、自己亲身领导的。最近，他又要中央文化革命小组考虑一下，写一篇文章，就叫做《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革命》，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理论问题。对这一句话，我想，就我们的理解在这里解释一下。照我们的理解，主席说，这次革命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革命，这就是说我们十七年来的政权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昨天红旗杂志第四期的社论里面说了这个意思。就是十七年来，在政治上说，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占了统治地位，不是刘、邓路线占了统治地位。这十七年来，我们的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们建立了无产阶级政权，这个政权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是实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现在不能说十七年来，我们的政权是资产阶级政权或者是刘、邓路线占统治地位，不能做这样的估计。对于主席这句话，前半段说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革命，对无产阶级专政这一点是肯定的，那末后面这半段又是革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面怎么要革命呢？为什么要革命呢？毛主席说，那许多问题好解释了，他说，这是因为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机构中间，有一部分被篡夺了，这一部分不是无产阶级的，而是资产阶级的，所以，就要革命！毛主席的这句话是辩证法的。他先总结了是无产阶级专政，又说还要革命。为什么要革命呢？就是因为我们的专政中间有一部分、不是全部是资产阶级的，被篡夺了，被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有那么一小撮人篡夺了，所以说需要革命。（口号）有些地方，提出一个口号，叫做“彻底改善无产阶级政权”，这个口号是个反动的口号！为什么要彻底改善？就是，实际上是要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建立资本主义专政。所谓彻底改善，就是说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不行了，要彻底改善嘛。正确的说法，只能够是部分的改善，这是讲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革命这个问题。为什么说这个革命是我们自己搞出来的呢？事实是如此。是我们自己搞起来的，是毛主席自己发动的。为什么要自己发动这一场革命，是因为我们国家已经统一了十七年了，这十七年比较稳定，大家都很满意，觉得中国至少一百多年没有统一，四分五裂，很不稳定；那么现在呢？经过民主革命，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后，我们国家稳定了，统一了。凡是事情总是这样，统一、稳定有它好的方面，但是也带来了问题。就是在这种稳定中间，实际上也不稳定。而且有一部分政权、党权、财权、文权被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篡夺了。毛主席发动这一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是为了改善无产阶级专政，加强无产阶级专政，使得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更加巩固，能够把修正主义根子挖掉，能够使得我们的祖国──社会主义祖国不变颜色。我们感觉到，毛主席提出这样一个思想，这是个很重大的问题。譬如说，现在这个革命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革命。从这一句话，主席常常是这样，他把许多复杂的事物，最后归结成一句话，而这一句话非常重要，能够启发我们去想各种问题。我们正确地认识这一点，对我们当前夺权斗争非常重要。如果我们不认识这一句话，我们就看不到发动这一切革命的必要性，也看不到这场斗争究竟要解决什么问题，怎么样解决这些问题？如果我们很好地懂得了主席这一句话的意思，那么，我们就能正确地按照主席的思想来办事。（口号）这是关于夺权里边，我想传达的第一点。
第二、在夺权斗争里面，在进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革命发展到今天这个阶段，成为中心的是三结合问题，这是能不能夺权、夺了权以后能不能巩固的关键。（口号）我们大家还记得，在我们上海，对我们上海旧市委、市人委这个权已经夺过好几次了。一月十四号，上海市二兵团，他们夺了一次，发了通令。一月二十二日，上海市又有其他四个单位夺了一次。一月二十四日红革会和其他单位又夺了一次。那么他们夺到了一些什么东西呢？他们夺到了几间房子，有的就到市委、华东局，把大印抢在手里，就以为这个印拿到手就算权夺到了，但实权呢？根本没有夺到！恐怕在座的同志也根本不知道。他夺了权，那么应该可以发号施令了。而我们不知道，夺算是夺了，但是他说了话没有人听。（口号）市委的权是这样子，华东局也是这样。我现在讲的华东局机关也夺好几次了，但现在你说权夺到了没有呀？我看也就是这样，占了几间房子，还有些人就强迫魏文伯、韩正义签了字，要点东西，找个汽车什么的，这些东西大概得了一点，别的东西得不到呀。好比我们在上海工作，没看到他那里对我们上海也没有影响。所以，我看劝夺华东局权的那些人还是不要夺了吧！要夺你也要搞三结合，而你又没办法三结合，这个事情将来会专门跟他们谈，我在中央也讨论过一下，华东局的权不能这样夺法，因为华东局书记处的权是不能夺的。华东局书记处是党中央的代表，那么你夺权就是向党中央夺权啦。那末要夺只能夺华东局机关的，而华东局机关就是一些房子，有什么好夺呢？我现在是讲一个市委、一个华东局机关，其他单位，同志们，你们知道得比我多。有很多局、有些县、有些区、有些企业、工厂，夺来夺去谁也没夺下来，那么这说明了一个什么问题呢？这说明没有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是夺不了权的。没有这个大联合，几个单位、一个单位、两个单位或几个单位去夺权是夺不来的！那种夺权那种小联合的夺权只能够产生小团体主义。这儿有一个单位去夺权，夺了什么呢？只夺了个印刷厂，以为这个印刷厂就算我们单位的了，人家再来印东西就不给印。这样的夺权，我说是一种小团体的夺权，实际上是把全民所有制变成了小团体所有制，这是破坏社会主义的，我们的每一个工厂、每一个机关、每一个学校都是全民所有制的，不属于任何一个团体或者个人，怎么能够属于一个小团体呢？如果那样子的话，这是小团体所有制，从全民所有制变成小团体所有制，这实际上是破坏了社会主义经济，是南斯拉夫的办法。（口号）我们这个话说得尖锐一点，是为了告诉这些同志：这条路是不能走的，这是南斯拉夫的办法！有些什么工人自治呀、小团体呀，那是资本主义所有制。那末，我们现在都懂了，就是都懂得要大联合夺权。大联合夺权还不能够完全说明，道理还不是说得很清楚。要实行大联合，关键还在形式，在找到一个恰当的形式。这个恰当的形式就是毛主席所提出的三结合。（口号）三结合，同志们现在都知道了，就是真正的革命群众组织的代表，人民解放军驻军的代表和革命领导的代表这三方面缺少一方都不能够算大联合。说大联合，并不在于有多数的群众团体都参加了。当然，凡是革命的组织应当联合，这个思想我们已经宣传了很久了。现在的问题是，不只是说群众团体越多越好，而是说，如果缺少另外两方面，只有革命群众组织而没有解放军、没有革命领导干部，那末这个权是夺不下来的！夺下来也不巩固。所以主席这次对我们谈话，谈得最多的三结合问题。我们很好地学习主席的指示，考虑了，想了这个事情，和一些同志交换了意见，在北京恰巧碰到山西的同志、山东的同志都在中央文革汇报工作，山西同志汇报的一天我们参加了，山东的汇报那天我们就回来了，没有能参加。所以，从各方面来看，山西当然十分明显了，有军队的作用，山西的夺权如果没有人民解放军那根本夺不回来。为什么呢？因为那个省委，山西省委反动透顶，而且已经准备拉武装呀！搞了那么一些便衣特务，发了枪，给刘格平同志领导夺权的领导班子来了个（不清），就在他住的房子对面就有两个特务，有枪，枪口就对着他的门口，随时准备把刘格平捉起来的，只要他们没夺权，再过两天这些现在出来的领导干部就要都被捉起来的，人民解放军坚决地站在革命派这一边，支持革命派夺权，这样，这些手里一根枪也没有的革命群众才把权夺下来了。刚我们念语录不是念了主席的这句话：没有人民的军队，就没有人民的一切。这是千真万确的真理。没有军队的政权，在世界上、在阶级社会里根本不存在的。又要讲夺权又没有军队，那怎么行呢？我们夺国民党的权要有军队，那时候靠军队打天下，今天我们把一部分被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所窃夺的权夺回来，那还要靠我们的人民解放军来支持，没有这个力量是不行的。没有领导干部、没有革命的领导干部行不行？这也是不行的。因为群众，它只要是采取革命行动，它必然要有干部。比如说，有那末一个革命造反派，或者建立一个战斗队，总要有一个负责人，不管名字叫什么，大家说的，有的叫“服务员”，有的叫“勤务员”，因为大家有些人不喜欢这个“长”字，他不愿意叫战斗队的队长，不管叫什么，因为总要有领导，总得有干部，现在我们要夺权那总得有干部，无非是有新的干部、有老的干部，有新的过去没有担任过领导工作的，还有那些过去担任过领导工作的。为什么要一批担任过领导工作的革命的领导班子呢？因为事情很明显地摆在这儿，一个工人同志，不管他多么好，革命积极性非常高又很有工作能力，在这次文化大革命里边有很多贡献，让他马上在一个城市，比方上海市，或者一个省，象江苏省，交给这样一些工人来管是很大的困难，因为他没有经验，他没有这样的经验。他去管一个车间可能比较熟练，管一个大的工厂这已经困难了，如果，把上海市统统交给他，那困难还更大，这个道理用不着多解释的。比如说，好多工人造反派、造反队的同志们，你们里面很多很好的同志，很有才能，可现在马上交给你们，你们有困难，现在，就说象我吧，我总算做工作还做了一些年了吧，现在你说要我负责上海市的工作、全市的工作，我也是感到非常吃力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些事情我过去没怎么管过，我这个经历并不那么宽，现在，一大堆问题就摆在面前。过去，有的时候，我也顶多参加了一些讨论，但是决定不是我决定的。很多事情根本没有碰过，没有摸过。经济工作、生产、工厂工作，我知道的很少，商业，知道一点也不多，象财政税收这些事呀，我从参加工作以来，我也可以很坦白地向同志们讲，我从来没有兴趣！我过去对有些文件送到我跟前来我都不想看。好多事，零碎知道一些，也不多。本来嘛，这种感觉呀，譬如说，在柯庆施同志在世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虽然也担负着很重的责任，和我们的能力也不相称。但那时候，有些事都觉得好办，到最后有些问题不好办了，就跑去找柯老，跟他商量一下，他下个决心就办了。自柯庆施同志一病倒，六四年一病倒，六五年去世，那时候我们就突然感到肩上的担子挑不动了，这个担子突然往我们身上一加，我那时候就感觉到一个人没个地方商量了，担子一加挑不动，那末，何况现在是面临的任务哪，比哪个时候要管的事情多了。那么一个普通工人同志、学生，我想他们遇到的困难会比我还要多。
我在主席那里谈到，我们说，一个大学生啊，还刚刚毕业，有的还没有毕业，就要管一个上海市是很难的，主席他就说，我看当个大学校长也不行！当个大学校长？这个学校很复杂呀！你是作为学校里一个刚刚毕业、还没有毕业的同学，学校里全面的情况也不了解。后来，主席甚至于讲，他说，我看呀，当个系主任也不行！当个系主任总要有点学问吧！那么，你这学生，专业还没有学完，或大学刚刚毕业，学问还不多，而且没有教书的经验，没有管理一个系的经验，他说要搞个系主任那恐怕总是……，我们也已经培养了一些助教、讲师及一些原来的领导的干部，所以都要这些人出来。针对大家刚才讲的，主席说：“有一些老的人，也不能够都不要。”当然啦，他也说了，周谷城恐怕不行了吧，说“周谷城啊，如果再教书不行了吧，看那一些人还行哪”，主席很关心这事。同志们，特别是青年同志啊！你们不要泄气呀！怎么主席又怎么说了这些话啊！主席又说：“青年同志很有希望”，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他们做了很大贡献，但是现在马上来接这些班子，接省委书记、市委书记，这个班还有些困难，这有个过程，还得学习。“三结合”呢，我的理解，也是帮助青年同志学习的一种方式，过去，我们不是老是考虑怎么样培养接班人吗？这个班怎么样接呢？看来三结合不但是夺权的一种形式，而且是老带新的一种形式。大家在一块工作，学几年，七年、八年、十年。现在廿来岁，学十年，三十几岁，作省委书记，那还是很年青嘛！所以，主席对青年同志从来就是很热爱的，对青年人评价很高。但现在呢？不能够单单强调这一方面，因为我现在讲的是三结合问题，所以就不能不说到三结合的必要性，不能不说到青年工人同志，我们的学生同志，在现马上接这个班还是很困难。拿我们上海的情况来看，我们上海的革命群众的组织力量是很强大的。这事我刚才已经传达了，主席做了很高的评价。但是，我们可以想一下，如果我们的人民公社临时委员会在成立的时候，不是实行了三结合，那我看人民公社的牌子早就叫人家砸掉了。你们说没有这个危险吗？有这个危险的，因为第二个、第三个人民公社已经在那里筹备了嘛。他不要砸掉这块牌子？在外滩的人民公社委员会办公的那个地方啊，警卫连的同志他们都向警备区的首长请示，说这个牌子有人来砸，怎么办？警备区首长下了坚决的命令，谁要砸这牌子当然是反革命，抓起来！如果没有人民解放军，参加了公社的三结合，那末如果，我不是在这里过高地估计我和姚文元同志的力量。我们两个人没什么，但是因为我们两个是参加中央文革小组工作的，就这么一点身分我们参加了工作，这么一点就使得有些人要反对人民公社，不能不考虑一下。所以，在这里也可以看出来，为什么那么多人去夺市委的权就夺不过来，为什么我们只要三结合这个权就过来了呢？就是因为三结合。如果不是这样的三结合，权也是夺不过来的，我们上海市革命委员会，那么它今后也是这样，也是三结合的。我下面还讲这个三结合，它还会继续加以充实、加以提高。反正基本力量是三方为代表，这种基本形式已经形成。那我们再加以充实、加以提高，这个，市的革命委员会就会更加巩固。谁要反对这样一个组织，那就不但是所有的革命组织会起来反对它，我们的人民解放军就会来保卫上海市革命委员会。那这样子，这样一个临时的权力机关它就可以形成，是一个有威信的、有权威的，可以来领导上海的文化大革命的，这个机构，现在是有权威的，在将来会更加有权威，会更加有力量。有些人是想来试一试，想来反对，过去想反对人民公社，现在还想来反对上海市革命委员会，那么就请来试一试吧！我们也准备好啦！谁愿意要来碰一碰，我们就会等着他们，对付他们！（掌声、口号）以上这一些，这是我们讲的第二点，就是要实行三结合，三结合是主席跟我们反复讲的一个问题，先讲了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革命，要搞这个革命就要大联合，大联合最好的形式三结合，我们现在的问题就是全面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这个指示，我们现在应该在市一级扩大这个三结合，同时在以后，各个夺权单位，需要夺权的地方，在进行夺权的时候，我们都要实行三结合。
有没有可能实现这个三结合呢？上海市有六百多个付局长以上的干部，处长以上的干部有六千多人，难道说我们从六千多、六百多人中间找不到三结合的对象？这也不可能的，可以找到的，而且，应该说，这个六千多人我是讲处长，还没有讲科长，科长就更多了。这么多人里面绝大多数的同志是好的，或者是比较好的，这一点应该有充分的估计，当然啦，上海革命的干部，或者说整个的干部造反的比较少，而且造反比较晚，上海机关干部造反是一直到12月18号开大会那天算是开了炮，这样子是相当晚了。但在全国还算好的呢？还是比较先进的啦！当时毛主席看到了这个消息很高兴，说上海的机关干部也起来造反了。但是整个数量来说不是很多，在12月18号起来造反的干部中间，还是一般干部比较多，市委书记一个造反的也没有，付市长一个造反的也没有，这个事情当然不能怪革命造反派，这个不能怪革命群众，这个事情他们自己负责，谁要你不造反的。这个事情我们没有办法替他们负责的，但是呢，我们也还应该看到，首先，应该是陈丕显、曹荻秋来负责，他们对干部是欠了债的，他们自己搞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把一大批干部带坏了，总有为首的吗。同时呢，据我们知道中央的很多指示，在上海没有很好的向干部传达，不但在座的很多同志，很多一般的群众，或者一般的干部没有传达，包括那些中层以上的干部，甚至于市委里边一些人，也没有传达，这样就使得党中央、毛主席的声音，不能够传达到群众和传达到干部中间去，十一中全会回来以后传达了什么啦？没有很好传达。据说市委的会，开市委还是委员会曹荻秋传达了一个小时，那怎么行呢，那样能传达出什么。中央工作会议，他们也没有很好传达。据我们听说，象十一中全会，毛主席的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就根本没有很好的告诉群众，没有很好的告诉干部。所以当北京的红卫兵小将一冲的时候，一提炮打司令部，上海的很多干部莫明其妙什么炮打司令部，所以很多事情是应该由领导负责的，是应该由为首的人负责的。有一些事情他们根本没有传达，比如，同志们知道的安亭事件，那个事件他们传达谁的指示呢？传达陶铸的指示，那末他，曹荻秋就给陶铸打电话，陶铸就是给他说了一通，用了那一种口气，中央嘛，既然已经承认啦嘛那就只好这样子吗，再继续作工作呀，再把他改过来吧。就这样，曹荻秋就是根据这个来办事的，他就听陶铸的。对伯达同志的意见，到后来主席的意见，我都告诉了市委，市委不但没有向一般干部传达，连市委书记处都没有传达，连马天水都不知道嘛。马天水之所以特意跑到工交会议上去放炮，那当然是非常严重错误，但是，后来我在北京和他谈话他就告诉我说，他说我不知道啊，主席的意见？不知道！所以他才敢于跑到中央会议上继续来攻击我。他如果知道主席的意见，我想这个人他也没有那么大的胆量，他就是不知道。而这个陈丕显、曹荻秋这些人呢，就是鼓动他：“你到了北京，好好的讲，什么话都讲！”这样子鼓动他，对这种人哪，你说，你说到底，同志们也可以看一看哪，象这个陈、曹这样的人，他们欠债实在欠得多，不但对上海的人民欠了债，对干部欠了债，我看对周围的同志也欠了债。后来他们又用什么内外有别呀，要组织纪律呀，不能够什么东西都讲呀！所以把干部都拚命压在里面嘛，所以在这一种情况之下有许多干部，包括些领导干部犯了这样那样的错误。
我前面先讲了，首先要他们负责，但是领导也要负，这个不能怪我们，不能怪革命群众。我们相信他们中间，这六千多人处长以上的，还有六百多个付局长以上的干部，我们相信他们的多数，是愿意革命的，是愿意跟着毛主席走的。不然的话我们怎样来解释这样的问题。同志们为什么当柯庆施同志在世的时候，还是这些干部，那为什么在柯老领导之下就能够执行主席的路线，就能够坚定地跟着毛主席，在上海的工作做得还是比较好嘛，特别是在柯庆施主持工作的时期，特别是五八、五九以后这个时期，上海的工作在全国是比较好的嘛，还不是这些干部，还不是目前这些领导干部，还不是这六百多个付局长？我不否认他们中间有一小撮坏人，但是，我是讲多数，现在这些同志，那个时候跟着在柯老领导下，他们做出来很好的成绩嘛，我们刚刚念语录不是说主席的指示，我们要看干部不但要看他一时一事而是要看他的全部历史吗？那我们应该看一下这些干部十七年来的表现，可以加以对照，而且呢很多我们干部那个时候，在柯庆施在世的时候，他们是执行了主席的路线的，就是在文化大革命中间他们的表现也不完全相同，不是铁板一块，不是一个样，我们应该采取分析的态度，毛主席这次跟我们谈话的时候，又一次地向我们讲，说我们应该相信95％以上的群众，相信95％以上的干部，是会跟着我们走的，这里讲的，我们就是跟着毛主席走的，特别讲到，中国的小资产阶级相当多，这个中农啊占的数量很大，城市里小资产阶级、小手工业者包括一批小业主，这个数量相当大。毛主席说我们要善于引导，他们也会跟着我们走的，主席在任何时候，他都是一再地强调：“我们要相信大多数。”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不相信大多数，就是不相信大多数人是要革命的，结果失掉多数，使得自己完全孤立起来。那么要实现三结合最重要的就是一个对待干部问题。红旗杂志第三期社论里面有一段就专门讲了正确地对待干部问题，第四期专门写了一篇正确地对待干部问题。这两篇社论党中央是讨论过的，毛主席看过，头一篇主席作了许多重要修改，正确对待干部的一篇哪我们还没有来得及问，我们只知道我们走的那一天，是当天送给主席了，他看了。有很多重要的修改。譬如，说象这样的话，红旗第三期，现在大家经常在报纸上看到的一句话：“只要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而又坚持不改或屡教不改的，就要允许他们改过，鼓励他们将功赎罪。”就这一句话，后面那几个字是主席加的。原来是：“只要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就允许他们怎么样，怎么样。主席又加上：“只要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后面又加上“而又坚持不改或屡教不改这样就体现了主席一个很伟大的思想，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而如果他不坚持错误，或者他不是屡教不改的这句话是可以这样理解的，所以强调出来只要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他又坚持错误坚持不改和屡教不改这样呢，刚才我们念语录里也讲的不是不可救药的人，都要治病救人。那主席加这么几个字，政策界限就很清楚了，那就宽得多了，现在同志们我是已经在别的会议上说过，好多同志最近比较忙，特别夺权以后据说夺权以前学毛主席著作还好说是有时间，夺权以后现在忙得一塌糊涂，不看书、不看报，这个危险啊，象这样两篇社论和中央最近发的很多文件，都要逐字逐句考虑的啊，那里面常常是两个字的改变，在政策上就很大的不同，因为革命总在发展在变化形势在变化，如果我们的头脑不适合于这个形势的变化，我们就可能犯错误。
在这次谈话时候毛主席反复的讲了“打倒一切”和“怀疑一切”这个问题。“打倒一切”、“怀疑一切”这个口号相当的普遍相当流行，这是一种无政府主义思想，是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反毛泽东思想的是反动的。这种思想在我们革命派内部有了影响，这种思想不是我们革命造反派的思想，但是影响了我们，影响了我们一部分同志，因为在这个，这个我们理解呢，说是文化大革命里面看到的那些人哪，那种顽固劲哪，就使人发生了一种错觉，以为到处都是坏人，所以因此呢，当别人宣传打倒一切、怀疑一切的时候，自己也觉得有道理，觉得有道理，其实啊，同志们，这种口号我们只要想一想就根本不能成立，你说打倒一切嘛，那提出这口号的人，他自己就不打倒他自己，他怎么打倒一切呢，他才不打倒一切呢，他还是打倒一部分，说怀疑一切，是他真的怀疑一切吗？他也不怀疑他自己，他不怀疑他，这个口号对不对，那么应该首先怀疑怀疑我这个“怀疑一切”，对不对啊，他也不怀疑的，实际上他也是怀疑一部分。世界上没有那样的事是“打倒一切”、“怀疑一切”的，只能是这个阶级，两个阶级对垒，无产阶级打倒资产阶级，资产阶级打倒无产阶级，那能那么打倒一切呀，资产阶级打倒资产阶级呀，那是他们内部发生了矛盾，这一种口号啊，今天阻碍着我们的大联合，特别阻碍我们的三结合，如果这个问题不能够坐下来真正解决，三结合是搞不起来的，那么你看到的这个人也要怀疑，那个人也要怀疑，这个人要打倒，那个人也要打倒，那你还有什么三结合呢？这些打倒一切的人，怀疑一切的人，最后势必被人家怀疑，被人家打倒，一定是走到反面，这一点毛主席说得非常确切，他说：“一定走向反面，一定被人家打倒，干不了几天。”（主席）直接研究了一个单位，就是中央气象局有一个单位，那个单位啊，到我们这里讲。说我们一到上海就碰到一个问题，我们一和哪一个造反派谈话，我们问，你们那个造反派怎么样啊，他说我们那个造反派很好，一个科长都没有，（笑声）就表示他这个组织最纯洁啦，我们一说这些话主席就说啦，说：“我们这还有一个单位呀连付科长也不要”。那个单位三十多个付科长，也不是个很大的单位，一个都不要，明明的有很多同志是很好的，也不要，这个都不作阶级分析呀，而是根据职务，从担任的职务，那一级职务以上，这那里是阶级呢？阶级，有无产阶级、资产阶级，当权派有无产阶级当权派，有资产阶级当权派，科长，有赞成毛主席，拥护毛主席跟着毛主席走的，也有反对毛主席的，应该是这样分嘛。现在有好多不讲阶级的，我们那里有一个市一级的市人委的机关什么造反委员会，我们在北京就看到国务院转给我们的材料，下了一个通令用电报发给国务院要取消一切“长”，这个单位你们要提出建议向中央要取消一切“长”，也未尝不可，但是他是给国务院用电报发了个通令，而且这里头有许多话是完全错误的，说什么说历来的就是处长管科长，科长管科员，那么将来还是处长管科长，不能叫那个科长管处长，除非他们把关系改变过来，把现在的科员改成处长现在的处长改名字叫科长，那又有什么意思，本来就是叫书记，在国民党时代是最微小的官职，到了我们这里变成了最大的当权派了，这个都是名字问题嘛，而且说什么，一切带“长”字的都是骑在党和人民头上，我说这句话是反动的，那么我们的国防部长林彪同志也骑在党和人民头上吗？根本没有阶级性。同样的一个国防部长，彭德怀也叫国防部长，林彪同志叫做国防部长，属于两个阶级的，怎么能够这样子来呢？搞这一套呢？如果不讲阶级，那么我们就没有办法搞三结合，一讲阶级呢，那么就能把我们的队伍重新来看罗，把每一个人都重新来考察。主席说：“付科长都不要的人，这些人啊，搞不了几天的。”他说得，毫不含糊，那种“一脚踢开”，最后一定也要把自己踢开。“一棍子打倒”的这种风气万万不可长。我们同志们，主席过去一再劝，说要读一读鲁迅写的《阿Q正传》，里面有一章，叫做不准革命，看一看，我们不要不准别人革命，不要学那个里面的赵太爷，要允许别人革命。毛主席所规定的接班人的五个条件之一，就是不但是要和自己意见一致的人合作，而且要和自己意见不一致的人合作，还要和那种意见对自己不但不一致，而且实践证明是完全错误的人，他又反对过你，而又证明他是错误的这种人合作。这是无产阶级政治家，是接班人的条件之一，我们毛主席是这样的模范。大家也来看一看吧，现在事情都已经揭开了，大字报都上街了，其实这些事呀，很多事情党中央过去没有公开就是了，那么你比如象这个朱德，总司令，这个是从井冈山就反对毛主席嘛，我们现在学习的“古田会议决议”，那个里面好多条就是讲朱德的，那里面就是纠正错误倾向，谁代表错误倾向呢？就是朱德代表！但是毛主席对这种人是拉着走，总希望能够多团结一些人嘛，对这一点也希望我们革命派的同志们向主席学习，我们现在就应该根据主席这样的思想，对本单位的情况作一个具体地分析，究竟那一些人是什么情况，作阶级分析，同时呢，我们要对他们创造出条件，给那些领导干部有机会来检查错误。
在上海有这一点，据我们了解，有一些人始终没有得到发言的机会，应该给他们机会。当然一般干部不要搞人人检讨，人人过关，不要搞这个。就有些人他如果不作一个检讨呢，他没有办法出来亮相，还没有给他这样的机会，给他机会，让他亮相，让他出来表示态度，欢迎他们出来发表造反声明，也欢迎他们互相之间去串连，也可以找一些知心人交换意见。假使他们要造反，要革命，想回到毛主席路线这方面来，我们给他机会。但是给了机会，有的人也不干，那是他们的事情，我们应该创造这个条件。或者我们不要等到一切条件都成熟了才搞三结合，也不要搞得那样十全十美，还非要搞那样好的干部，那可能是不多。我们只能够根据不同的人，来区别对待，有的人是要打倒的，有的人可以请他参加领导的，有的是要他可以作工作的，有的人参加一般的领导，有的可以参加核心，或者还有其他的方式，这些在三结合这个问题上，同志们还有意创造些是可以的，要有首创精神，但是目的是要搞三结合。但是有的同志害怕，怕有的人投机假造反，怕我们认错了人，怎么办，同志们不要紧的，不要前怕狼后怕虎的，革命造反派是应该什么都不怕的，怎么能够忽然怕起来了呢，他投机吗，投机他将来总会暴露的嘛，如果人家一直也没有暴露，你怎么能说人家投机呢？如果弄错了，认错了将来我们再改嘛，我们就不能犯错误啊，这个也是打倒一切、怀疑一切造成的结果，这样同志们我们将来就不准犯错误了，一犯错误就打倒，我们还是也会犯错误的，还是会经常犯错误的，造反派的同志，也会犯错误的，犯错误咱们就改，拉倒，坚决改（笑声）没别的，有什么办法。只要我们有这一条，我们就不会变成又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又是坚持不改，又屡教不改的，只要不作这种人就行了。第一不要当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那么其余的你就不怕了嘛！你无非不要坚持不改，不要屡教不改，所以我们今天认错了几个人，不要紧。那么都这样怕，那我们将来自己犯了错误，那怎么办啊？现在我们也不能用了，那没人作事情了。所以可以请各单位考虑一下，排排队，最好先选择几个标兵，某一个人站在那一个位置，当然有了这个标兵就好办喽。
当然刚才讲的都是给革命造反派说的了，我希望我们大家要向那些干部那里去做工作，我们希望他们要坚决站过来，光是我们做工作他们不站过来也不行啊！他们现在也有很多顾虑，说“晚喽，”早没有站过来。你既然承认早不站过来是不对的，那么你现在还不站过来那不是越来越晚了吗？还等到什么时候，党和人民是欢迎他们归队的。党中央毛主席在这个问题上态度是鲜明的，犯了错误，对党对人民犯了罪，只要坚决地改，党还是欢迎的嘛。而且犯过错误也有好处，犯了路线错误，那么可能因为犯了一次路线错误就增加了免疫力，那么在以后就少犯路线错误或不犯路线错误，也可能把坏事变成好事。但是现在双方就我知道感情上有些过不来，有的同志也说，斗了一场，斗了怎么还去给他做工作？我们说，谁斗的还是谁去做工作好，因为我们是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嘛，有什么不好呢？我们是毛主席的学生，我们都是执行毛主席路线，而现在搞三结合还是执行毛主席路线。在这一点上各级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自己应当首先把感情转过来，我们不能够对革命造反派记仇。什么秋后算帐啊，打击报复那是不允许的，自己挨了些斗嘛，如果真正接受了教训，那就应该更快地觉悟，回到党的路线上面来，毛主席的路线上面来。那么斗了一下，可能有的是过分了，应该这样的，我们对你们说，我们执行毛主席的路线，“惩前毖后、治病救人”，难道你对革命造反派就不执行这条路线啊？你要无情打击？那当然不行。小将们有一些做得过分的地方，那也只能够谅解。任何一个革命都要付出代价的，我们这样一个伟大的革命，决定中国的命运的革命，在世界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这样的革命，难道不应该付出代价吗？我们看我们这个代价并不大，比起资产阶级革命，我们付出代价并不大。法国革命、英国革命、德国革命，他们那个反复，夺权反夺权，那个代价大得很。我们现在代价不大，那么自己挨了斗这也算有代价，我看有的斗的完全对，有的斗的有一点过分，那么也不过就那么一“点”嘛。那么算有点代价吧，就算你对革命的贡献好喽！（笑声）
老实说，如果没有革命的小将们那么英勇、那么敢想、敢说、那么英勇的冲锋陷阵，上海的阶级斗争盖子是揭不开的，这个功劳谁也不能够抹煞。如果没有这样伟大的群众运动，没有毛主席领导，象有些事我们就觉得出来呀？那么我们上海的面貌象今天这样子的改过来，不可能的，谁如果看不到主流看不到主要的方面，那就证明这些人现在还没有了解现在的革命到底是干什么的。我们劝过一些人，你们想想大局吧！想一想这一场伟大的革命使得我们国家的面貌，我们国家的命运不是几天，而是决定我们几十年几代的问题。这样的大问题。想一想这一些，自己即便有点什么不愉快，也应该改过来了，这是一个大的考验。所以我们现在必须搞三结合，我们也希望造反派的同志，积极去做工作，坚决地按毛主席的指示去办。我们也希望所有干部，包括那些领导干部，包括市委书记处的那部分人，如果他们还愿意革命，还愿意跟着毛主席走下去，那我们都准备根据主席的指示来考虑他们的问题，我们是听毛主席的话的，我们也希望这些犯了错误，甚至于犯了严重错误的人在这紧要的时候，考虑一下自己究竟还愿意不愿意跟着毛主席走，还愿意不愿意改过错误，是坚定不改、屡教不改呢？还是准备改，站到毛主席这一边来。现在是非常重要的时候，不能够再拖延了。我们也请他们考虑，这样子我们的三结合，我们的夺权斗争就会更好地进行，这是三结合问题。（口号）
下面我想谈一下三结合夺权的组织形式问题、政权的组织形式问题。也讲一下上海人民公社为什么改名字。这个问题，毛主席在谈话中间也作了详细的指示，大家都说巴黎公社，我们不是都讲搞巴黎公社式的新政权吗？主席说巴黎公社是1871年成立的，那么到现在呢，96年了，如果巴黎公社不是失败了而是胜利了，那么他依据我看呢，现在也一定是变成资产阶级的公社了。因为法国的资产阶级不可能允许法国的工人阶级掌握政权这么长久，这是巴黎公社。“苏维埃”就是苏联的政权形式。苏维埃政权形式一出来，列宁当时很高兴，认为这是工农兵一个伟大的创造，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新形式，但是列宁当时没有料到这种形式工农兵可以用，资产阶级也可以用，赫鲁晓夫也可以用。那么现在苏维埃，从列宁的苏维埃变成赫鲁晓夫的苏维埃。主席还说：英国是君主制，它不是有国王吗！美国是总统制，本质上还是一样的，都是资产阶级专政。他还举很多例子，这个南越呢，是总统制，南越伪政权是总统制，而旁边柬埔寨，西哈努克那是王国。那一个比较好一点？恐怕还是西哈努克比较好一点！印度是总统制，它旁边的尼伯尔是王国。这两个那个好一点呢？看起来还是王国比较印度好一点，就现在的表现来看罗！他说中国古代是三皇五帝，周朝那是叫“王”，秦朝叫“皇帝”，秦始皇把皇帝、三皇五帝他都叫了，而太平天国，就叫“天王”。唐高宗嘛，这是武则天的丈夫，叫天皇。他说你看名称变来变去，我们不能看名称，问题不在于名称而在于实际，不在形式而在内容，对总统制、国王制、君主制、资产阶级民主制这些东西都是形式，我们不在于形式而在于实际，不在形式而在内容。“总统”这个名词，在英文里边和“校长”是一个名词，是一个字，那考虑校长就和作总统差不多，其实英文里是一样。所以主席说这个名称不宜改得太多。他又举了历史上的王莽，汉朝、前汉，王莽这个人最喜欢改名字，他当了皇帝就把所有的官职，就象现在，我们现在很多人不喜欢这个“长”啊，都要改，他是统统改了。把全国的县名，所有的县统统改了。主席说在那一天下午红卫兵把北京的街道差不多改了，以后他又不记得，还是记不好名字。那么这个王莽下诏书，就是皇帝下命令，都困难了，他也不知道这个县改成什么了，下诏书还得写上，比如说邢阳县，河南有一个县叫邢阳，改成了齐由，诏书里还记得写上邢阳即齐由，不，齐由即邢阳，还得把老名字写在诏书里面，这样使得这个公文来往非常麻烦，主席又讲话剧，他说：这种形式外国也可以用，中国人也可以用，无产阶级也可以用，资产阶级也可以用，他说主要的经验就是巴黎公社和苏维埃，他说，可以设想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两个阶级斗争，以后他说，我们被推翻了，资产阶级上台他们也可能不改名字，也还是叫中华人民共和国，但是呢，不是无产阶级专政了，变成资产阶级专政了，就象苏联那样，它都不改，还叫苏联共产党，还叫苏维埃共和国，它都不改，但是变了。
所以主席提出来，他说，这个问题主要看那一个阶级掌握政权，谁掌权？这是根本的问题，不在名字。所以他说，是不是咱们稳当一点好，不都改名字了，因为现在出了一个问题是大家都想叫人民公社，各省、市都想叫，有的也学我们上海一样，也叫了，主席最近一个时期反复考虑这个问题，中央的同志也反复考虑这个问题，因为最初没有这样去想，如果这样地想下去，如果各个省、市都叫人民公社，那么国务院又叫什么？国务院叫什么？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叫什么？主席说，这样就发生一个问题，就是发生了改变政体的问题，就是国家的体制问题，国号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号问题，是不是要成中华人民公社呢？那么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主席是不是要改成中华人民公社的主任？还是叫社长？（笑声）就出来这个问题了，不但出来这个问题，还出来一个问题，紧跟着如果改，大家都要改嘛，那我们改成中华人民公社，那就发生了一个外国承认不承认的问题。因为改变国号，外国的大使都作废了，重新换大使，重新承认，主席说，这个问题我估计，苏联就不承认，他不敢承认，因为承认会给苏联带来麻烦，怎么又出来个中华人民公社？他们不好办，资产阶级国家倒可能承认，那么还有一个问题，主席说在考虑，如果都叫公社，那么党怎么办呢？党放在那里呢？他说，总得要有一个党嘛，要有个核心嘛，他说，你不管叫什么，叫共产党也好，叫社会民主党也好，叫社会民主工党也好，叫国民党也好，叫一贯道也好，总得有个党，一贯道也是个党嘛，公社总要有一个党，公社能不能代替了党呢？毛主席说：所以，我看还是不要改名字吧！不要叫公社吧！还是按照老规矩办吧！将来还是开人民代表大会，还是选举人民委员会，这些名字改来改去都是形式上的改变，不解决内容问题，那么现在建立的临时权利机构，是不是还是叫革命委员会，那么，也跟我们研究，大学是不是还是叫文化革命委员会好，因为十六条上面规定了嘛，工厂里面或者叫革命委员会，或者就简单一点，叫革命委员会也可以，工厂的“三结合”这种委员会也有三结合的，应该有干部，包括技术干部、领导干部、一般干部，应该有工人，不但有青年工人还应该有老年工人，还应该有民兵，就是这个名称，主席的意见是原来宪法上规定的一些全国代表大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省、市人民代表大会，这些都不动了，将来还是叫国务院，也不必改名字了，市里还叫市人民委员会，他说，也不要改了，不过，毛主席又说上海人，上海的人民很喜欢人民公社，很喜欢这个名字怎么办？他问我们，说你们是不是跟上海人民商量一下，无非是几种办法嘛！
一个办法就是不改，上海还是叫上海人民公社，不改，这个办法的好处就是可以保护上海人民的革命热情，大家很喜欢这个公社嘛他说，缺点呢？全国只有你们一家，那么你们不是很孤立吗？（笑）因为我们现在也不能登人民日报，人家都叫人民公社，中央承认上海人民公社，登到人民日报上，全国都会说：“你要叫，你为什么只让上海叫，不让我们叫”（笑）这样呢，不好办，依主席这个办法呢，就是不改，不改有优点，也有缺点。
第二个办法是全国都改，全国都改就发生上面讲的一些改变政体，改变国号，承认不承认，很多麻烦的事，也没有什么意思，也没有什么实际意义，第三个办法就是改一下，上海改一下，这样就和全国一致了，当然了，你们也可以早一点改，也可以晚一点改，不一定马上改，如果大家说还是不想改，不想改那么你们就叫一个时候，它就是主席的基本思想，就是怕挫伤上海革命群众的热情，他说，这个事情你们想一起看，又不要伤害上海人民的革命热情，又要找到一个什么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同志们，你们从这儿就可以看到，大家可以看到，毛主席看问题总是站得高看得远，一个问题到了他那里，他就反复考虑的，考虑得比我们细致得多，他提出了我们根本没有想过的问题，这个包括我在内。同志们，恐怕你们也没有想，我是没有想，什么国号问题呀！承认不承认的问题呀！根本没有想过这个事，那个时候，还有大家哪！有很多单位主张搞公社，我们也觉得不错么！改名字叫公社也可以，那一下子就干起来了，干起来了我们当然就报告中央了，我们在那个时候就没有再往下想，有些时候，脑子里转过一下，唉呀！我们说什么人叫做社员啊！比如农村一个社员问题，农村人民公社，恶霸地主、富农不能当社员，在我们上海人民公社什么人当社员，什么人不能当社员，这个问题将来怎么解决啊？脑子里想过一下，但也没有想下去，因为忙得不得了。脑子里有点热了。主席呢？他考虑问题反复地考虑。同时非常注意保护人民的革命热情。最后中央是在会议上讨论了主席的意见，就同意了全国的临时权力机构的名称都不叫公社。但是中央文件上面特别加了一句：除上海中央另有指示外，给上海的革命人民留下了一个余地，给你们上海人自己考虑考虑。（长时间鼓掌，口号：毛主席万岁！）所以毛主席在这些问题上考虑的非常周到，非常细腻。特别是对上海市人民群众的热情，（他们就是怕，我们没有阻止他们）主席说：“你们看怎么样啊，能不能说得通呀？”我们说，上海人民都是听主席话的，主席讲了，大家会听的。（口号）我们回来以后就向公社委员会扩大会议传达了。大家一致地，没有发生任何争论，完全同意毛主席的指示。那么就是中央给我们留下的这个余地。我们完全考虑了，我们考虑的结果，还是按照全国一致，按照毛主席的指示，改成上海市革命人民委员会的口号），从今天会议上大家的情绪来看，就更加证明了：我们向主席说的话不是假话，我们相信，全上海的革命群众组织、全上海的革命群众一定会同意把上海人民公社临时委员会改成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掌声）（口号声）
那么现在有人造谣说，因为上海没有实行三结合，所以毛主席才没有批准的，还有的说，因为红革会没有参加，所以人民日报才没有登。还有什么街上贴了七问、八问、十问等等，现在也请这些人把你们这些问题都收回去算了。（鼓掌、口号）我们不过是改了一个名称，上海的政权、党权、财权、文权统统地从旧市委、旧人委手里转到了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手里，这个事实是任何人也改变不了的。（口号）有那么一个人在一个会上说，一切权利归上海人民公社这个口号是错误的，主要是因为这个公社是少数人搞起来的，更确切一点，我说开了，就是没有包括他在内的。（掌声）那我可以明确地表示我们的意见，这个口号“一切权利归人民公社”如同现在“一切权利归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一样。是一个完全正确的口号。（掌声口号）因为这个口号的实际意义就是说，他是把一切权利归于以无产阶级革命派为核心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革命的上海人民。也就是说把一切权利从资产阶级、从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里夺回到我们自己的手里来了，那么这样的政权是无产阶级专政。我们的政权是不同，不会和任何一个个人野心家、小集团来共享政权的。他只能是无产阶级的敌人，没有资格来讲话。（口号）那一种说上海人民公社是少数人搞起来的人，如果他不是别有用心，至少是他根本不懂得什么叫做一月革命。一月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是上海的无产阶级自下而上的、从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手里夺权。这个革命是从上海开始的，上海的工人阶级不愧是毛主席的好学生。不愧是廿世纪六十年代的英雄，他们冒着极大的困难，英勇地挑起了革命和生产的重担。同志们可以回想一下，我们的一月革命，我们还在想，实际上上海的夺权是从去年十二月下半月就开始了，那么我们的夺权绝不是等到成立人民公社委员会才开始的，而是我们当时看到了，铁路不通了，港口堵塞了，赤卫队要搞三停这样的威胁，而市委在那里继续搞经济主义的妖风，使得上海已经陷于瘫痪的状态，这个时候，如果我们再不夺权哪，同志们，不是说还有一个月不夺权，如果我们一月初不发告全市人民书，如果不发紧急通告，那我看不要一个月，再有十天，我们上海就不可收拾，或者说我们收拾起来就更困难了，我们的夺权是在那个时候就开始了，真正的自下而上的夺了权，人民公社成立夺权时候，（我们的夺权已经，）那个时候市一级的权实际上我们拿到手了，市委已经停止活动了么，市长一月六号的大会就宣布不承认了么。一月六号的大会上，宣布不承认曹荻秋是市长嘛！我们早已夺了权了，而人民公社的成立，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权利，是把一月革命的成果从组织，给一个组织形式来表达就是了。正因为这样， 它是有深厚的群众基础的，所以党中央，特别是毛主席，一看到这个现象，他就发现了这个新的事物，就自下而上的夺权，这是毛主席发现的，他才亲自批准了告全市人民书、紧急通告。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和中央文革四个单位的贺电，这样深厚的群众基础怎么能够说是少数人搞起来的呢？还有人说什么是我拉起来的，我谢谢你！我没有这样大的本事。（大笑）如果没有上海的千百万群众起来夺权，谁也搞不成这样的局面。我们的同志有这样的口号：“用鲜血和生命保卫人民公社。”我说这是一个庄严的革命口号，他表示了我们有决心誓死保卫无产阶级专政，我们今天把名字改一下，这个并不是改变了我们的决心，我们还是要用鲜血和生命来保卫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掌声、口号）有那么一小撮人、人很少，只是那么一小撮，他们被山头主义、小团体主义、无政府主义的思想，我倒没有把他们说成那么坏，至少被这种思想、被一个“私”字迷了心窍，这种人你们永远也不懂什么叫做用鲜血生命保卫人民公社，如果还有一些人想在人民公社改名字的问题上，还作一些文章的话，我劝你们不要在这个问题上再打什么主意。这方面没有什么文章好做，在这方面做文章，没有什么好结果的。（口号）上面主要讲了一些夺权的问题，后面的问题就比较简单了。
第二个问题，讲一下抓革命、促生产的问题。因为这方面中央的文件很多，昨天报纸上已经发了告全国农村人民公社贫下中农和各级干部的信，和这几天陆续发表的关于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的信，关于临时工、合同工、外包工的通告，还发了小学、中学、文艺界文化大革命的问题的文件，还发了工作组问题的文件，还发了机关保密档案的文件，还发了很多很多的文件，这些文件都是中央经过反复的调查研究讨论写出来的，你象小学开学不开学的问题，我们没有回上海以前，十二月份我们在北京就开了好多次座谈会，反复地征求意见。征求小学教员的意见，征求学生的意见，征求家长的意见，调查了几个月才下决心的。中学也是这样。那么这些文件里边，象合同工人这样的文件也是调查了很久。这些文件我想不在这里一一解释了，都有文件发出来了，我们的任务是要坚决执行，问题是我们现在能不能执行，能不能贯彻，这个问题，首先是我们革命造反派的同志们要下决心，想尽一切办法，来保证党中央的一切指示得到贯彻，这里边，除了今天到会的各县都来了的同志，但是毕竟到会的农民同志少，他们现在听广播了，不是在这会场里边，在这个会场里边的是城市的人多。我们希望全上海同志，首先是贫下中农同志他们很好地响应毛主席的抓革命、促生产的号召，来保证今年农业有一个好的收成，同时我也希望城市的同志从各方面来支援农业，因为农业最大的特点是季节性。比如说，晚了一天就要影响到收成，我们不管搞什么革命，都离不开一条，我们今天到会的同志，我们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我们都要吃饭，如果吃饭成了问题，那么别的问题都谈不到了，所以我们一定要把农业搞好，但是搞农业也好、搞工业也好，其他的很多问题也好，都是要抓革命、不抓革命生产是上不去的，我想在这里应该解决一个思想问题，好象一讲抓革命促生产嘛，那就要把时间花在革命上，就侵占了生产的时间，而且用的很多，用的时间多，用的劳动力多，好多基层组织大量的人脱产，好多人民公社的群众组织，一个生产队的人不多，而脱产的人员很多，这个是不对的、不好的。林彪同志曾讲过，说我们抓革命、促生产，那抓革命嘛就要放在第一位，革命应该放在第一位，但是时间的安排，不能够把革命放在第一位，而是要把生产放在第一位，那么工厂就先按八小时安排生产。否则的话你这个生产如果要打乱了，那么促生产就没有办法促了。商店不只是八小时，农业它不是按八小时工作制的。特别是春耕大忙也来了，时间、劳动力更加紧张，这个时候我们抓革命，就要按照这样的情况来考虑，在这里，我特别想对现在还留在城市里的农村来的同志讲几句话，这里包括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同志和许多支援内地的工人同志，他们这些不是从农村来的是从内地来的，还有一些回乡支农的工人同志还有到新疆去的青年同志，还有他们的家长，我希望你们能够很好地学习中央的文件，你们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内地去，这个大方向是非常光荣的，过去这样做，今后还要这样做。如果不把农村搞好，不把内地的建设搞好，不把边疆建设好，我们上海建设得再好也没有用，我们上海今后的任务，仍然是要支援全国的农业、支援全国的农村、支援边疆、支援内地，我们的生产是为全国服务的，我们的工业也是为全国的，我们同志应该记得，柯庆施同志就是关心内地建设，才抱病到四川去的，而且正是因为这样他才在那里去世的，他最后还是那样关心内地建设，为什么我们不应该继续这样呢。有些人现在抛弃了自己的光荣的工作岗位，跑到上海来，有的人跑到上海来要求报户口，要求重新安排工作，要达不到目的，就去斗里弄干部，就去斗那个工厂的干部，我们认为这是不应该的，是错误的。有些人吃了国家的饭，不为人民服务，在城市里干了些坏事，那更是错误的。
新疆建设兵团那里，因为内地去的人，大量地回到本地区去了，比如象回到上海来了，他们那个地区的农业一定受到影响，我们崇明岛、长兴岛一些国营农场，因为有一些青年同志跑回市内来了，那里的生产就完全停顿了，有的农场，去年的稻子都没有收，一些棉花还在地里边，听到这个消息后，我非常痛心。上海有些学生同志听到这个消息，他们非常痛心，现在已经有几千人跑去抢收了，那么为什么现在原来应该在那个岗位上的人，还不应该快点回去呢？我们特别听到在几个大饭店里面，听说在和平饭店里，那里就住着有一些国营农场的工人，那么我们就请问这些工人同志，你们住在和平饭店干甚么，你们的岗位是在你们的农场么，你们住在和平饭店，我说你们要学坏的，你们应该快点回去。而且在你们中间，在上山下乡的青年中间，或者其他从外地回到上海的人中间，我们知道，有那么一小撮是坏人，他们在那里不干好事，我们的青年同志、工人同志，不要上他们的当，应该按中央的指示办事，回到自己的光荣的岗位上去，现在春耕已经开始了，应该回去了。
你们是有实际困难的，我们知道，但这些困难应该按照正常的方法来解决，决不能用这种事情作借口，就不回去。那些同志，比如从贵州回来的同志，或者四川回来的同志，我们也知道，在北京就看到一些电报，那个时候贵州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很厉害，压得过你们，那么现在那些地方改变了么，贵州变成先进的地方了么。你们应该回去和那里的工人团结一致，闹革命，支持贵州的革命委员会，去进行夺权斗争，也不应该再在上海留着了。有一些人，显得劳动纪律很不好，一天啊，名义上说是出来造反，实际上出来是没有甚么反可造，只是逛大街玩，我这个话不是说所有的人了，是讲有那么一部分人。我还是觉得，如果同志们你们是真的支持上海革命委员会的话，那就应该回到自己的岗位上去。因为这样子懒懒散散不是我们工人阶级的本色，我们革命造反派的同志，在最困难的时候都顶上去的，应该向这些同志学习，回到生产岗位，要抓革命，促生产。不能违背这个方针。也不能违背告全市人民书和紧急通告的那些规定，我们赞成贵州省革命委员会的意见，对有些人，他们这样不顾劳动纪律，那就应当加以考虑。第一、如果教育了、劝了，还不回去，就应该停发工资，因为国家不能这样子拿钱养人的，实在不行，应该开除，如果再干坏事，就按法律处分。
我们上海的人不是少了，而是多了，上海今后还是会往外动员人口的，至于想在上海市内安排工作，就不要抱这种希望，没有甚么希望，死了这条心吧！（热烈鼓掌、口号）所以抓革命问题，我不想多讲了，我就讲这么一点。我把话说死一点，是为了这样子，他就死了心么！促生产的问题才好办了，才好回去。那么镇压反革命，这一方面就用不着我多讲。
上海这个地方，同志们总还记得，阶级斗争是尖锐的。上海不但有中国的地、富、反、坏、右，还有外国的地、富、反、坏、右，他们的人数是不多的，只有那么一小撮。在战略上我们藐视他们，在战术上我们要重视他们。镇压反革命问题，不能轻心，不能粗心大意。现在有情况很复杂，需要我们很好地观察，特别是我们广大群众要擦亮眼睛，因为现在情况的复杂性，就是由于有许多反革命。他们如果要是说：“我是反革命。”这个就好办了。他们，其中有一些是打着造反的旗帜，有的是削尖了脑袋，钻到了造反组织内部来了。这一点我们全上海的革命同志，都应该提高警惕性。我们镇压反革命的方针，从来是毛主席的方针，就是要靠专政机关、靠人民军队、靠公安局，同时要靠专政机关和革命人民的结合，这样的充分的群众路线。如果我们广大的革命群众起来了，那就不管他们打着什么旗号、用什么方式的活动，他们搞秘密活动也好、搞公开活动也好，我们就容易识破他们了，这是一个。希望同志们提高警惕。第二、希望我们人民解放军公安机关要加强自己的工作。同时我们地方的革命造反派要全力地支持我们的人民解放军。同志们可以看到我刚才讲了我们的革命委员会，我们上海的文化革命的最强大的支柱是人民解放军，不但有陆军，而且有海军、空军。这是我们最可靠的支柱！（掌声、口号）我们上海的陆、海、空军，为了支持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为了支持革命造反派，他们已经做了很多工作，我在这里代表革命委员会，向上海的陆、海、空军的指战员同志们表示深深的感谢！（热烈的掌声、口号）同时我们向人民解放军的同志们保证，如果有人攻击你们，如果有人想着对你们采取那种冲击，冲击军事机关的那样的行动我们全上海的革命派坚决地和人民解放军站在一起！（热烈的掌声、口号）那么当然也发生了一些事情，有的地方人民解放军根据中央的指示实行军事管制，但是那个地方有的组织他们也说自己是革命造反组织，有的我谈过话，予先谈过话，本应该服从中央的命令，要实行军事管制就实行，但是那里的组织里边的，当然是很少的人，竟然不支持军事管制。甚至于把军事管制的命令图了叉叉。而且对军事代表围斗、围攻，我们认为这是完全错误的。这些单位的犯过这种错误的人，他们如果表明是革命造反派的话，他们应该写出检讨，向军事代表赔礼道歉。如果他们不这样做，我们将采取别的措施！（口号）
我在这里还应该说一遍，就是现在市面上谣言很多，这些谣言造得越来越离奇。有一些人，人也不多，但是是专门靠造谣吃饭的。有那么一位是机关市委的，他公然发了一个所谓的总理的四点指示。我看了那个指示不奇怪，我说中央要有这样四点指示不会不告诉我们的吧。后来我们就打了电话到北京问，根本没有这么一回事。但是可以假冒中央的名义到处散发，是中央总理的几点指示。当人家问他的时候，他说，不是总理的，是陈伯达同志的，再问又说不是陈伯达同志的，又是在哪听来的（笑声），固然可以这样，冒充总理的名义到处造谣，红革会的人也干这个事，说是中央文革一月二十九日的电报是假的，然后从北京又打来一个电话，说什么总理经过总参，经过总参又告诉上海的红革会，又是总理，也恰好又是四点指示。总理好象专门发四点指示（笑声），说什么红革会是不对的，张春桥派兵也是不对的，各打五十大板的样子，真的是胡说八道！总理从来没有过这样的四点指示。上海的红卫兵还发过两次特大喜报，一次特大喜报是总理讲毛主席林彪同志讲，复员转业军人不要再成立什么单独组织，但是总理说：“上海可以例外。”又一次特大喜报说是总理说：“全国的红卫军都不好，就是上海的红卫军最好。”（笑声）这些东西本来我们一到上海一看就知道都是谣言嘛，这一次，我们在北京开会的时候是当作笑料，对总理说了一下，大家就笑了一场。关于这个彻头彻尾的造谣，毫无一点影子。还有一些谣言也造到我身上来，我最近看到关于我的谣言，多的我简直都没办法。比如说，有张传单说我对商业厅三军的同志谈话，谈话的时候强调什么工商业司如何如何，我在这里负责声明，我和商业的同志谈话多次，但是从来没有谈过什么工商业司。
谣言多了，有些什么我们在北京，突然国务院那个接待站打来电话，上海一二三兵团工商司的代表来告状，告上海的工人造反总司令部，告王焕文、谭得干（音不准）和我。他告我，而且里面说嘛，而且说上海有一天有五十万工人大游行。你们在上海的，你们知道有哪一天上海有五十万工人大游行？不过是一百多辆汽车嘛，这两天又有什么有好几个离奇的电话，又说什么王力同志分析上海的形势有五点指示，我算算那个时间，我们那个时候正在北京，根本不可能有这个事。我也没去问王力，因为用不着去问这个事。还有一个说什么是什么中央文革接待站答复的，说上海人民公社如何说一通，中央不承认，我在这里说一句就行了：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根本没有一个接待站，还有什么中央文革接待站呀！（鼓掌、笑声）在北京不是劳动人民文化宫吗，那个地方是什么呀？那是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秘书厅的文化革命接待站，文化革命小组没有接待站，我昨天还看到一个消息，说什么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第一联络站，还有一个什么又有几点新的指示，那更是胡说八道！哪里有这些东西！连个接待站都没有，你怎么在那里听到五点指示呀？真是碰到鬼喽！（大笑）所以现在有些人就是靠这个，就好象说北京有什么消息到上海街上一贴，就谁也不能辟谣。我说实在的，是不愿意辟谣，也不值得辟谣。如果要辟谣也很简单，你以为你可以造谣，我们就不可以给总理打个电话问一问吗？让你造谣吧！这样的人要再造谣呀，就小心一点。假冒中央，给国家（录音脱落一句）（口号）我们说革命无罪，造反有理，有理你就摆出来，不要搞谣言，靠谣言吃饭是吃不饱的，（大笑）有道理你来讲嘛！对于红革会那些头头们，你有道理你完全可以讲嘛！不要搞造谣，我们相信红革会的战士们是要革命的，我们从来没有怀疑过。红革会的战士们曾经向我们打电话要求，说他们要开请罪大会，要我们参加，我们说你们战士没有什么罪呀，你们请什么罪呀？红革会的战士是无罪的，有罪的是那一小撮头头。（热烈的掌声）就是对那些头头，我们也希望他们能够真正地改正错误，我们并不准备一棍子打死！但是，那还是老实的态度，不能够采取蒙混的办法，或者故意挑动红革会的战士们，使得战士们继续上你们的当！我们还是一月二十九号中央文革小组电报的态度，我们支持红革会的战士们起来造反，我们欢迎红革会的战士们造反！（掌声）现在还有那么一股风，故意挑动我们革命干部子女、军队干部子女的感情，昨天我看到一个什么叫做革干、军干子女联合战斗兵团的传单，这是一张反动的传单，他们故意挑动军事、革干子弟，说现在好象社会到处斗你们、斗你们的父母，这是胡说八道！我们革命干部绝大多数是站在毛主席这一边的，我们的军政干部更是绝大多数站在毛主席这一边的，军干、革干子女绝大多数也是站在毛主席这一边的，这些孩子是党的、人民的、是毛主席的！（热烈的掌声、口号，毛主席万岁！万万岁！！）他们即便是有缺点、有错误，是可以改正的。你们想着挑动他们的感情，把他们拉到一条错误的道路去，去搞什么“联动”呀！你们是得不了逞的！我们希望我们革命造反派的同志对党负责、对人民负责，很好地对待这些青年同志，因为他们是党的，他们不会一直跟着他们父母走的！他们会跟着党走的！我们有充分的信心做对他们的工作。这样才能使得“联动”这样的反动组织不能在上海扩大活动。
最后我想说一下整顿，组织整顿、思想整顿、整顿作风问题，这个问题就不准备多说啦！我已经讲得时间相当长了，那么现在呢？我们为了要执行主席的指示，要把上海的文化大革命搞到底，那我们需要把革命造反派的组织能够加以整顿，特别是要从思想上加以提高，我们上海的革命造反派，为上海的人民、为全国人民建立了功劳，这是谁都看得到的，抹煞不了的！但是要看到我们也有许多问题，我这里是讲的革命造反派组织，不是反革命组织、反动组织。我们队伍里也有不纯洁的，有的需要清理一下。同时哪，我们建议按照斗争形势的发展，现在有些组织需要考虑，按照单位、按照产业、按照系统、按照地区加以调整。现在有些革命组织跨行业的很多，他又是工人组织，里面又有农民，又有机关干部，又有学生，又有文艺工作者，这个很杂，有的学生组织为主，又吸收了别的，有的工人为主吸收了别的。这样的话不好，还是按着产业来组织好，同时不是按单位组织也有问题，那大家搞的都在上面，混进了坏人也不知道，如果是在本单位组织就比这较好，坏人不大容易钻进来。同时从整个斗争，从批判或者从改，“斗、批、改”嘛！从这个要求来看，如果按系统来搞呢，比较适宜。你比如说，纺织系统工人组织，如果他们搞成一个大联合，或者冶金系统的组织，实行大联合，那么他们在批判、斗批改纺织系统的问题，或者冶金系统的问题，那就比较方便，这个问题是个建议，请同志们加以考虑，因为这个事情涉及到好多革命组织问题，这个问题只能用民主的方法解决，用协商的方法解决，现在有些办法。有很多行会性的组织，有些专门搞经济斗争的组织，那实际上是分裂了工人阶级。比如说有的搞年分，那些东西怎么能够造反呢？比如说一九五六年大学毕业生一个造反司令部，我就劝这样的同志，你们考虑一下，因为一九五六年也好，五七年也好，六五年也好，多来一年吧，不管那一年吧，反正你那一年哪，总有左、中、右吧，有两个阶级吧，你们那一年都是左派？都是革命派？我不相信。我们要搞，就要按阶级，按左、中、右来组织嘛。我们是革命造反派，就按革命造反派来组织，怎么按处分哪。说五八年，你不管你那一年也好，四九年的也很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那也不能够划分阶级呀！有的更神，那一看名字就知道，那时搞经济斗争的。还有些特殊的单位，那天我听人家说，什么东西呀！不是头些日子有一些公墓呀，有些坟哪被挖了吗！当然这个事情应该解决，那么被挖了的这些家的这些人就组织了一个造反司令部，我也不晓得到底要造什么反（笑声），又要经费，又要刻图章，又要搞什么，这个不成为一个什么革命造反组织嘛！象有一些组织呀，是不能够承认的，不应该组织的，我希望他们最好自己自动解散。（鼓掌）有些机构脱产人员太多，刚刚我讲了，要加以解决，要将来逐步地做到按巴黎公社原则来选举，有一些组织，在市内名誉也很大，你一问也没有几个人，但是也要房子，也要汽车。这些人我还是希望回到原来岗位，去好好地生产、好好地革命，你如果能够把你的单位的革命搞好了，我看就不错了。咱们现在还有好多单位的权没有夺下来呢！那么还有一个问题，我也想说一下，这是讲组织，第二要很好学习，要很好学习毛主席著作，不能够借口忙不看书。对旧市委的有一些领导人，不讲别的，就这一点，就非犯错误不行。就是不学习，要想让他学习毛主席著作，那就真是难了，什么规定星期六学习了，你到那时，一个人也找不到，这个东西，要靠自觉的。
我们同志们哪，知道《红旗》杂志第三期社论说有一句话，说希望有一些人，不要成为昙花一现的人物，我希望，我们在座的同志很好地想一想这一句话，因为我们最近发现了一批人，当然总数不是很多的，当然了，北京也有，外地也有，我们都是很欣赏的几个人，实际那几个人真是不错，在文化大革命里面很有才干，但是在最近都犯了比较大的错误，这句话是对这些人讲的。在座的同志们，我们自己有没有可能啊？有没有可能上当，刚刚取得一些胜利，就冲昏了头脑，原来个人主义就有，在这个时候，个人主义突然大发展有可能的。唯一的办法就是去掉盲目性，增加自觉性，要很好地读毛主席的书，不是只是在开会的时候念几段语录，要真正学会主席的思想，语录要读，主席的有一些重要的著作也要读，特别是已经当了权。同志们，你们中间的很多人，过去不是当权派，现在夺了权，自己是当权派了，究竟是无产阶级当权派还是资产阶级当权派，这个问题我们面临着考验！如果我们当了权，我们跟着毛主席走，真的读毛主席的书，和我们头脑里那些不好的东西经常地、不断地作斗争，那我们可能成为无产阶级当权派；如果我们头脑里，资产阶级东西发展了，那么，我们也可能变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那就要被打倒，那个时候，就要有另外一些或者就是在座的一部分同志起来，要打倒我们。这个话，我在今天我们很高兴的时候我讲一讲，有好处。为了使大家不会被打倒，因此先要想到被打倒！（掌声、口号：永远听毛主席的话！）
在学习这一点上，我们要很好地向毛主席学习。毛主席现在一天花在读书、看报的时间，那是占了很大的比重。全国的红卫兵报纸，他现在都要，而且都在看！各种传单他都要。每天秘书都给他一大罗报纸和传单。他为什么要了解那么多情况哪，很多情况从这了解的。他对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同志讲，他对我们讲：不管你们怎么忙，你们要拿四小时读书、看报。同志们，在座的同志们，你们是不是能拿两小时呀？（笑声、鼓掌、口号：听毛主席的话！）同志们，我们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我们各个革命造反派，我们是听毛主席的话的。我们有信心，我们不管阶级敌人多么猖狂，他们是打不倒我们的！但是堡垒是容易从内部突破的如果我们自己搞不好，如果我们不是坚决的、完全的按毛主席指示做，如果我们不是经常地、不断地学习毛主席著作，认真地改造我们的世界观，那么可能，坏事就坏在我们自己手里。所以，我在结束我的讲话的时候，我想我们应该有这样的信心：敌人是打不倒我们的！我们有这样的信心！我们一定要很好地学习毛主席的著作。我们有最强大的武器，就是毛泽东思想。我们上海的文化大革命，一定会在毛主席的关怀之下，在党中央的指导之下，取得更伟大的胜利！（掌声、口号）我祝同志们身体健康！祝同志们在工作里边取得更大的胜利！完了。（热烈掌声、口号）
南开大学广播社、资料组根据录音整理
一九六七年三月四日
天津市财经学校一二·二六战斗组再印
一九六七年三月八日
附件：
张春桥在上海群众大会上的讲话中传达的毛主席的最新指示
〖2月12─18日，毛主席请张春桥同志、姚文元同志到北京。在一个星期中主席接见了三次。接见时，毛主席作了很多重要指示。〗
（一）三结合问题
毛主席讲：夺权一定要三结合。福建的问题不大，贵州的问题也不大，内蒙的问题不大，乱就乱一些。现在山西省53%是革命群众，27%是部队，20%是机关干部。上海应该向他们学习。一月革命胜利了，二、三、四月是关键，更重要。
毛主席说：“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口号是反动的。上海市人委机关向总理勒令，要把所有长都取消，这是极端的无政府主义，是极端反动的。这是谁搞的？现在都不愿叫××长，叫勤务员、服务员，其实这只是形式，实际上总是还要有长，要看内容。主席说：湖南有一个口号“现在的无产阶级专政都要改变”这是反动的口号。
（二）关于上海人民公社
毛主席说：人民公社成立以来，一系列问题你们考虑过没有？如果全国成立公社，那中华人民共和国要不要改名？改的话，就改成中华人民公社，人家承认你吗？苏联就可能不承认你，英法倒可能承认。改了以后，驻各国的大使馆怎么办？等等一系列问题你们考虑过没有？现在许多地方都向中央申请成立人民公社，中央有公文，除上海人民公社外，其他地方都不准搞人民公社。主席建议：上海还是改一下，改成革命委员会，或者还是改成市委或市人委。主席还说：公社在镇压反革命问题上，手软了一些。有人向我告状，公安局抓人前门进，后门出。
主席说：学校的权力机构，可为文化革命委员会或为文化革命领导小组。
（三）关于中央文革紧急指示
毛主席说：我看过了，写得很好，有造反气魄。最后一点说：“将采取必要的措施。”这次炮轰张春桥大会开的话，一定要采取必要的措施抓人。
（四）有几笔帐以后还要算
1、市人委机关向总理勒令。2、红革会问题。3、广革会反对电台军管。4、龙华机场反对军管。
（五）
1、现在用得很多的“天下者，我们的天下……”（注：这条语录是毛主席在1920年讲的）， 自己也记不住了，以后不要用了。
2、以后不要提“打倒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还是提“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3、主席问：“同济大学的学生是否还在车站，码头？”张春桥答：“还在”。主席又问：“你们来的时候是否还在？”张答：“还在”。主席说：“那很好。以前学生和工人结合，没有真结合，现在才是真结合了。”
4、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我看过几遍，这是反马列主义的。现在我们斗争方法要高明一些，不要，不能老是“砸烂狗头”，“打倒××”。我看大学生应该更好地研究一下，选几段写点文章批判。
5、文艺界也要回原单位进行文化大革命。
6、文汇报搞得很好，很同意他们不斗争里弄干部的观点，我支持他们。张春桥同志说：“文汇报压力很大”。毛主席说：“要支持他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