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和衡水中学在一起的2557天

和衡水中学在一起的2557天

转载者按:本内容来自于互联网,有助于我们了解衡水中学以及其他衡水制高中。

今天是9月1日,开学第一天,2014年的今天,本文作者进入衡水中学,开始她的高中学业,之后她参加高考、上大学、毕业、求职……

2557天过去了,闭上眼睛,她仍感到自己生活在那里,2557天还不够,衡中贪婪地、一刻不停地,占有并塑造着她,拒绝离去……

社会化

什么是社会化(英语:Socialization)?社会化是个体对社会的认识与适应。幼猫的社会化是指在猫咪出生后,尤其满两个月后在生活环境中所有学习到的经验,就像我们开始上幼稚园一样,到学校开始过团体生活,学习礼貌,如何与同学相处,遵守秩序等等。

—— 引自“幼猫社会化指南”

2017年,高考结束的黄昏,衡水中学南门堵得水泄不通。停滞的车流里,我父亲从驾驶位扭过头,把一部智能手机丢给我:你先用这个,过两天给你买一部新的。那是一部黑色的iPhone4,我初中用过的手机。不甚熟练地解锁之后,我发现了第一个问题:我忘记了如何打字。

这一项容易应付——可以使用手写输入。但忘记的不止于此。

我不大会用筷子——在衡中,为了节省时间,我通常只用一柄固定的铁饭勺。要学习新的吃饭礼仪,包括:重新使用筷子,碗不要端起来,不要发出声音,一口最少咀嚼五下。用筷子挑起的米粒太有限,我常常感到绝望,一碗饭无穷无尽,竟然要吃上半小时。但是也有新发现:原来米粒本身可以嚼碎,而非作为一大团饭囫囵吞下去。

我的语速太快,这一点也需要矫正。大概从高二中期,放假的时候,我母亲就不得不多次提醒我:说慢一点,不然听不清楚。后来我发现的确如此,等候跑操的两分钟里,要争分夺秒多背两首诗,唯一的方法就是提高语速。有人的语调轻而急迫,仿佛某种呢喃。而音量大的人的朗读声音则像收到错误讯号的收音机一样,声音尖锐、不稳定、亢奋。

这在衡中不是问题,但之后就变为一种“缺陷”,常常被指出。我很惶恐,时时对着镜子练习,缓慢、清晰地吐出每一个字,而不是含含糊糊地吐出一大团。可是遇到讲话慢的人,我仍然会相当焦躁,希望能按下进度条的1.5倍速键。

除了无师自通的开关机,电脑当然是完全不会。大学我读新闻系,经常要写稿子和论文,我要比旁人慢得多,因为要先写到纸上,再通过触控板手写输入。一切都是在图书馆隐秘的角落里进行的。后来我才懂得,这种无知就像肥胖,欲盖弥彰。

我闹了不少笑话,时常面对别人略带惊讶的诘问:为什么你连这个都不知道?有时候是一种讥笑:你不会上网自己查?好吧。

以现在的视角来看,当时的我近乎于“原始”。我不知道什么是微博,什么是热搜,不知道除了百度还有什么其他的浏览器,甚至不知道如何去下载软件。我总是在常识上犯错误。有天我随口抱怨:新网页总是很难加载出来,手机太慢了,感觉该换一个。一名室友立即大惊小怪地说:加载不出来不是因为你手机慢,是网差。她随即问我使用的是哪家运营商,好吧,这个问题我答不出来,但我真希望当时我就已经知道什么是“运营商”。我越来越寡言,自尊心总让我在开口问询之前却步。

需要适应的事情太多。流行明星和歌手早已经换了几波。我听不懂当下流行的笑话,连想到的比喻都带着“原始”色彩。我学着搭地铁。车厢摇摇晃晃,像站在溶洞里湍急的河流的船上。

搭地铁使我很痛苦。取快递也是。这两件事情让我意识到,世界上居然真的有完全毫无意义的、消耗性质的东西。我在衡中从不做这种事,能在那里坚持三年的重要原因就是:每一分钟都过得有“意义”。

我每天下课后路过菜鸟驿站,在等待的队伍后面排上两分钟之后,我就对自己说:够了,不能再浪费再多时间了。快递堆放了一个月,无数短信之后,菜鸟驿站也丧失了耐心,我的快递从此石沉大海,不知道最终去了哪里。

大一的时候,有一阵子,我找出高中时的印刷读物——素材积累一类的,和衡中“常规”试卷一样的纸和字体,还有气味,读这种东西会让我心安。我把它们放在枕头下,偶尔摸到,或者翻到划线和笔记,就仿佛我还在衡中一样。

不过当然不大一样。我花了一段时间适应睡前需要脱衣服的流程。在衡中,“裸睡”是一种违纪,要扣除班级量化五分。高考结束当晚,是我三年来第一次仔细端详自己的身体:我长出了腿毛,中指和脚底结了非常厚的茧,膝盖上有蔓延的生长纹路。我长高了六公分,体重增加了四十斤,有两颗蛀牙。我还第一次了解到我有毛囊缺失的毛病,因此没有腋毛。

高一的时候,我耍过一点青春期少女的小聪明,把肥大的校裤改瘦了,显得腿纤细笔直——当然很快被发现喝止,买了新的裤子。那天我惊恐发现,我的腿已经像香肠衣里紧紧包裹的馅料一样,塞满了整条校裤。我意识到自己的身体是如此丑陋,而我如此厌恶自己。

有一些身体上的变化是隐秘的。和我认识的大多数衡中毕业生一样,我有严重的胃病,半夜会被胃痉挛痛醒,浑身冒冷汗。虽然有意放慢,我吃饭仍然算得上“狼吞虎咽”,最多十分钟,就能把所有的食物吞下去。买了大袋食物回宿舍,总有一种焦虑逼迫我在路上就打开袋子开吃。走在路上,我会不自觉地跑起来。第一次去大学食堂,我在众目睽睽之下拿出一本书,打算边吃边读。随后我发现,周围这样做的只有我一个人。

值得欣慰的是,我很快有了不小的进步。这一切得益于我善于观察,并且认真学习。我偷偷观摩其他女生如何吃一碗粉面:用筷子挑起几根面条,放到左手把持的勺子上,吹一吹,再吃下去,像某种精致的仪式。现在我的学习卓有成效,吃饭的姿态称得上体面。

还有一些预料以外的新认知。我上大一时,第一次知道并且注册微信。学会翻朋友圈之后,我发现不少大学同学的朋友圈可以追溯到初中。后来注册微博时,也遇到了类似的情况。我感到很惊讶——他们这么早就可以用微博和微信了吗?

此前我唯一使用的社交平台是QQ。高中三年,我很少上网,QQ空间几乎不发。初中三年也不超过五条。每条都是近似的含义:我要上衡中,我一定要上衡中。

衡中与削皮的土豆

我初中就去衡水借读了,考上的学校是衡水市第六中学,衡水市最好的初中之一。第一次班会,年轻女班主任把双手撑在讲台上,环视一圈,说:大家既然考到这里来,目标一定都是考杭州,接下来三年可不能松劲。我一头雾水,为什么要考“杭州”?为什么不在河北读高中?等开学大概一个月,和同学渐渐熟络起来,我才知道不是“杭州”,而是“衡中”。

我对六中不大满意,早饭的米汤有84消毒水的气味,里面混着钢丝球涮下来的细细钢丝,烂糊的白菜梗。菜里最多的是白菜和土豆,土豆带着完整的皮,肉菜里只有骨头。有一种传言说我们交的伙食费被食堂克扣下来给内部人员开小灶,这并不是毫无根据,至少初二那一年晚自习下课的空气里面总飘着油浮浮的炒豆角味儿,像熬猪油的膻腻味。

我初中最好的朋友是晓宁,一个长发的美丽少女。我俩是同桌,成绩都不费劲地名列前茅。我们经常偷偷翘晚自习去天台上的水龙头洗头,或者在课桌下看小说。晓宁最喜欢的是郭敬明和村上春树。这两者的共同点是提供一种幻想。读书让我俩产生一种匮乏感:生活恐怕不应当是眼前这样,至少土豆应当是削皮的。

我们俩互相交换了理想:晓宁的理想是做甜点师,设计好吃而繁复的蛋糕;而我的理想则是开一家咖啡馆兼书店,一年有两个月歇业去旅游。不过鉴于读了村上春树和郭敬明,我们俩都把地点定在东京,或者上海。

东京和上海太远,而衡中近一些。我们这些成绩稍好的学生里,大部分人都明目张胆地向往衡中,在墙上挂的红条幅上签名:“我是xx,我要上衡中”。或许成绩差的人也有此希冀,只是不大讲罢了。

衡中也富有幻想色彩。读初中时,来自老师的有两种说法——一种是对衡中的单向定义:“衡中是天堂”;另一种是纵向对比:“衡中是监狱,衡二(衡水二中)是地狱”,“再不好好学习,以后只能去(衡水市)十三、十四中”。

“衡中是天堂”,具体怎样好,没有太固定的说法。有的老师说是伙食好,菜里的肉给的很奢侈,甚至最普通的馒头(八毛钱一个),也做得非常好吃。衡中的食堂甚至都出过一本书(这是真的)。我谨慎地在下课之后去请教:衡中食堂的土豆削皮吗?对方非常坚定地给了肯定的答案。也有老师说是条件好,独立空调和卫浴,配备书目齐全的图书馆。最统一的说法是:去了衡中,除了学习什么都不用想。

衡水二中是“地狱”的说法却非常统一:在走廊里扇耳光(女生也不例外);揪头发;拉上窗帘,把不听话的学生从前门一脚踹到后门。十三、十四中则没什么好说的:喜气洋洋的、升学率极烂的高中,“走读高中能有什么好的”。

老师们偶尔会在课上跑个题,讲衡中的生活有多么紧张,我和晓宁在下面屏住呼吸,听得胆战心惊。例如:宿舍成员轮流值班,饭点派一个人去食堂,买够十二人份的饭——每人一个馒头和一包榨菜,用超大型塑料袋打包,再迅速跑回教室,为的就是节省中午和晚上去食堂的几分钟来学习。当然,我们老师补充道:衡中食堂的榨菜也是非常好吃的。

上完那节课,我心情有点低落,感觉应该是没有机会在食堂吃削皮的土豆炖牛肉了。这种想法只出现了一秒,我立即暗暗痛骂自己:学习当然是第一位的。

2014年的夏天,我和晓宁都参加了中考。她考去了衡水二中,而我去了衡中。此后三年,我们几乎断了联系。因此我也不知道她两次自杀未遂,最终从二中退学去了十四中。因此我也没有机会告诉她,轮流买馒头榨菜纯属谣言。但是,食堂的土豆真的是削皮的,而且真的有土豆炖牛肉。

游戏场

我离开衡中已经有四年的时间。这是个调整焦距的过程,合适的距离能让人看得更清楚。当我再度将镜头移向在衡中的三年生活时,曾经向几位朋友征求过看法。而他们不约而同地形容:衡中就像一场游戏。

如果这样来看,衡中的建模无疑十分精美。建筑大多由红砖砌成,散落着小池塘,其中有金鱼尾摇曳的微光;树木繁多,果树偶尔会结细小的果子,青色的核桃、深紫色的桃子一类的。而到了秋天,银杏叶则会铺满道路,金黄而柔软。

我被分到的第一个班是实验班。班主任是个和气、帅气的年轻人,年纪看起来不会超过28岁。我们都管他叫大志,惯用的称呼其实是“老班”,但我们普遍觉得这样把他叫老了。与“老班”对应的是“小班”,一种类似于见习教师的职务,同时也是任教老师。

“小班”是个更年轻的男生,姓姚,刚刚大学毕业。“小班”个子不高,说话轻柔,皮肤比女孩子还白。闲聊的时候聊起家乡,他说他是南方人,家乡在“攀枝花”。他把这三个字写到一张试卷后面。“攀—枝—花”,哇,这三个字听起来就如此芬芳,和灰头土脸的河北简直天差地别。除了日常协助行政工作之外,“小班”还负责批改习字,我们班同学的字来自河北的天南海北,也因此形状各异,七扭八歪。

习字有一套很严格的评价标准,别的班要分出“A”“B”“C”“D”几档。“小班”笔下的批注却只有“A+”“A”和“A-”。这个秘密不久就被发现了,他比我们先红了脸。“小班”确实有点“软弱可欺”,青春期的少男少女有时跟他开一些没有恶意的玩笑,追问他到底谈过几个女朋友;或者有时候忘了写习字或者作业,在他那里也能打个马虎眼过去。

开学一个星期,大志在会上说,一个学生因为适应不了,熄灯后偷偷溜出去,翻越铁栅栏,不顾一切地往城区跑。但他小看了南校区的偏远程度,跑了一个小时,远处仍然是看不到头的荒草。最后他哭着回来,敲开门卫室的门时,手上布满被锋利的铁栅栏划破的伤口。

大家把这件事当成一个笑话,且不说南校区是众所周知的郊区,再说有什么不能和“老班”、“小班”沟通呢?我也想不通:他到底为什么要跑?这里明明已经很好,很好,非常好了。

衡中的好处当然不止于土豆炖牛肉。最直观的——空气好,因为比邻衡水湖。一旦下霾,立即全体通知取消跑操。在衡中跑操时流的汗是一种正常的咸味,而在六中的雾霾中跑操,流的汗是烟味的咸水,像泡烟头的剩可乐。宿舍是八人间,每间两个独立厕所和一间浴室,每层也有公共的浴室。每人分配两个柜子。最好的一点是仍然不限制发型。高中三年,除了偶尔对刘海的修剪,我从没剪过一次头发。

我产生过一些疑虑。第一次集体大会,在辉煌的礼堂,全体起立喊口号。群情激昂之时,台上的老师问:你们的人生理想是什么?大声说出来!我没料到有这一环节,理想是多私密的东西啊。可是周围的人全都喊了起来:“清华!”“北大!”那一瞬间我感到疏离:为什么人生理想会是某一所大学呢?高考时才十八岁,人生不是有八十年吗?难道此后的人生都不作数吗?

我们每人分到一张“挑战卡片”,需要写上自己的名字、学号、挑战目标和梦想大学,再塞到教室外面柜子的凹槽处。目标倒是好糊弄,无非是成绩进步。可是“梦想大学”让我很犯难,人如何能对自己毫无了解的事物产生感情呢?和实验班半数同学一样,我最后写了“北大”(另一半是“清华”),再贴到柜子上。课间,走廊里人来人往,每次有人靠近我的柜子,我都会感到一阵轻微羞怯。高考之后我会知道,即便是奥赛班、实验班,考上清华北大的也是极少数。

最开始的几个月里,我们就把这场游戏的基础规则大概摸了清楚。每个教室有两个摄像头,茶灰色,圆形的。有人曾经在办公室看过监控画面,回来告诉我们,画面全彩色,放大甚至能看清笔记本(也许是伪装的日记本)上写的字。

要竖起耳朵听,轻微的嗡鸣声代表摄像头在运行,咔咔声代表摄像头在转脖子,调整视角或焦距,闪烁的红灯则代表摄像头在录像。由于“抬头看摄像头”也是违纪名目里的一种,所以很少有人采取这种“同归于尽”法来了解自己是否在监测范围内。一般的做法是在上课前,先用班级电脑将摄像头的方向对准黑板,这样咔咔声就是一种提醒的警报。当然,得竖起耳朵听。

即便这样,违纪仍然是层出不穷。每周通报违纪,在我脑海里印象比较深刻的名目有:“盯着瓷砖看超过一分钟,疑似在照镜子”。后来我找到了一份真实可靠的违纪名单。摘录几条如下:

607班5:53北1后2北2长时间抠右手大拇指
608班南后3北1喝水 7:01
611班北1后2北1扇风 7:03
596班数学课代表问缺卷子。有一个男生说缺德 7:12

这几条是教室违纪,宿舍违纪又是另一套。外界有一些广为传播的谣言,例如不允许起夜上厕所,有点荒诞得可笑。真实的规定其实是:夜里去厕所并不构成违纪,但不能在晚休后一个半小时之内或早起半小时前起床上厕所,原因是“有早起的嫌疑”。

最常见的违纪名目是“纸塑声”,顾名思义,就是“发出纸张或者塑料的声音”。早起是违纪,晚睡是违纪,在休息时段翻动书或者卷子是违纪。这些条目最终都是为了避免“不正当竞争”,当然,现在有更时髦的词汇来形容——“内卷”。

唯一“合法”接触外界的方法是打电话。在超市可以买到不同面额的电话卡,几十个电话亭分布在学校的各个角落。如果这真的是一场游戏,设定就是每天都会有穿着校服的不同NPC在电话亭下抽噎,或者大哭。大多数电话亭都长得一样,也有几个景观类的,在高三教学楼旁边,封闭式的,很有英伦风味,铁锈红的电话亭。

排行榜

进入衡中,需要带的东西很少。除了一些必备的衣物,还有一柄专门的饭勺。在衡中,第一件事就是领东西,一套新生规章,一个脸盆,四套校服,两套床品。

一切都规整统一,被子叠成“方块”,床单不能有皱褶,毛巾和牙杯在脸盆里有特定的摆放位置,一个宿舍的牙刷都要向着同一个方向。不过我们很快也发现了偷懒的办法:用别针把床单钉在床垫上,把硬纸壳塞到被子里,以保持硬挺。

教室里亦然。必须使用统一发放的本子,每科都有“积累本”和“错题本”,语文还有“札记本”。老师演示了几种本子的用法:“积累本”用于记笔记,“错题本”用于改错题——先用一把小刀和尺子把卷子上的错题裁下来,用胶棒黏到本子上,再在自习课时订正批注。“札记本”则是用于摘抄作文素材的。

除此之外,我们每个人都领到一个学号。学号是一串五位数字,前三位是班级,后两位是排名。衡中将不同市县的中考成绩进行了折算,再在各个班级进行排名,第一个学号就是由此诞生的。

我最开始不太清楚学号的真实含义。它一开始看起来只是“数字代号”之类的。第一堂班会课上,大志就宣布了衡中的分班规则:开学三个月后第一次文理分班,12个实验班将缩减成8个,此后高一学年结束、高二学年结束各分一次班。分班实行淘汰制度,按照前几次调研考试的成绩进行综合排名,将实验班末尾“筛掉”,再把普通班的尖子“捞上来”。每次分班都是打乱重分,即便一直待在实验班,同学和老师也会进行“大换血”,据说这样做的目的则是“尽量避免产生太深的感情,影响学习”。

实验班缩减是一个肉眼可见的危机。大志估计只有班级前45名能再度落入实验班。第一次考试猝不及防地到来,所有人的班级名次、年级名次、各科分数、各科排名被打印成两张纸,贴到墙上。

随后大志宣布,每次考试后重新分配座位,依据是上次考试的排名。所有人抱着桌子在走廊上排队,第一名先进去挑选座位,随后是第二名,第三名……以此类推。这时我才察觉,每次考试是一场比赛,而学号就是一个实时更新的排行榜。学号同样是社交名片。要认识一个人,先偷偷打听他的学号,看前三位是否在实验班之列,再看后两位是否体面。

正如赛区的划分,不同成绩段的学生也有不同的赛道。

整个年级大约4000人。约前1200名的考场在教学楼,之后的分到实验楼。实验楼平时很少使用,没有空调(也可能是不开)。到了冬天,在实验楼考完一场,总是五指僵直不能动。这个成绩段的人的理想则是回教学楼考试。

排行榜的最新动态可以实时查询,在读报机上。读报机是一台巨大的白色触控一体机。每个班分配一台,放在教室正对的走廊上。读报机上可以进入衡中的“内网”。在衡中的语境下,“内网”是指衡中内部系统,而“外网”则是指一般的网络环境。你可以在任何一台读报机上查到每个人的学号,每次考试的成绩,甚至可以看到每张扫描的试卷。

正因如此,学号规则相当清晰透明。衡中招生并非没有暗箱操作,传言中,有家长花费数十万才将孩子塞进来,但同样需要遵照这套“学号淘汰制度”,因此这些学生大多数都“沉淀”在普通班。

这些人里,最著名的一个学生被称作根哥。根哥姓甚名谁已无从考据,据传言,他患有某种认知障碍一类的疾病,而他的父母在衡水当地颇有财力,花了大价钱才把他送进来。我见过根哥几次。往往是在我吃完饭返回时,根哥才慢慢踱步到食堂。他脚外八得厉害,鞋大得像船,鞋带总是散着,一甩一甩,走起路来像得意的鸭子。根哥不胖,脸上的肉却像台阶一样挤在一起,有点像英国演员憨豆,露出牙龈,脸上永远洋溢着快乐的笑容。

根哥会写自己的名字,少量的汉字,较为多量的数字和字母(但不是全部)。在读报机上看根哥的卷子是我们保留的娱乐项目。根哥会把选择题填满,填空题全填数字。大题写上一个“解”(也有可能不写),接下来就是断裂,连接不构成意义的句子,或者干脆画画。

虽然没有人能保证自己每次都在“第一考场”,根哥却可以毫无疑问地每次出现在“倒数第一考场”。如果请假缺考,下一次考试就会掉到“倒数第一考场”。我曾经因病请过一次假,月考后,周围人都揶揄问我:见到根哥了吗?

的确。根哥坐在我斜前面,每场考试前二十分钟,都能听到他的笔用力戳在答题卡上的声音。此后他就会猛然扭过头来,一根手指往鼻孔里掏,不知道盯着什么。我不敢抬眼看他,担心与他对视。整场考试我都有点心猿意马,直到最后一场考完才鼓起勇气看了他一眼,他的眼睛像浑浊的黄玻璃珠。

三个月后文理分科。我分到了实验班,想过学文,可是一“没前途”,二来文科生总是遭到鄙视,因此填了理科。因为教的学科成绩不好,“小班”“掉”到了普通班。刚刚分班时我隐约听过他的消息,和普通班的同学聊天,也说“姚老师性格很好,但打分严厉”,只批注“A+”“A”和“A-”的事情,大约没有了。此后很久都没有听过他的消息。

后来高三我又见过他一次,偶然去办公室送卷子,看到他坐在角落里训一个低着头的学生。我们来自攀枝花的“小班”,本来头发柔顺得像郭富城,现在横竖炸起来,像鸡窝一样,脸上有暗色的痤疮的痕迹。我从办公室离开时,刚好瞥见他把卷子摔到一个学生脸上。我迅速低着头逃走了,当时胖了许多,他应该也认不出我。

模拟世界

高二是我在衡水中学最快乐的一年。快乐的前提是成绩和学号在实验班稳定在中上游,而高考的压力尚未袭来。

我偷偷带MP3和大容量充电宝进学校,把它们藏在枕套里。我同时拥有几款不同的MP3和耳机,也因此和电子数码店的老板形成了友好关系。他准许我免费使用他家的自用电脑,用酷狗音乐下载歌曲,再把它们拖进MP3里。如果有特别想听的歌,我会把歌单抄在纸上,趁放假再一一拖进去。大家爱听的无非是:周杰伦,许嵩,泰勒·斯威夫特,稍微潮一点的会听 Shawn Mendes 和 Troye Sivan 。

衡中的图书馆和书店也在这一年修缮完毕。每周一节的阅览课是泡图书馆的“合法时段”,而书店则全天候开放。阅览课只有四十分钟,勉力能读完一个中篇或者两三个短篇,因此大家尽量挑《小说月刊》、《收获》杂志一类读。图书馆当然不仅仅有杂志,其他时间也可以去图书馆借书,但涉及“少儿不宜”内容都在“仅教师可借阅”的架子上。我当时经常和班里的男生郭靖宇去借书。郭靖宇相当聪明,他先进去装模作样转一圈,把一本书从“仅教师可借阅”转移到“学生书架”,第二天再去“学生书架”把那本书借出来。

郭靖宇就是那种男生,可以用“喜欢王小波,留头发,长着红肿痤疮的高中男生”来打个标签。我们当时也有计算机课(打金山游戏或者偷偷看闲书),课前他神神秘秘地把一本书塞给我,我起初不明所以,打开折角的页,里面是非常露骨的性描写。我虽然没有任何经验,却仍然装作一副轻蔑的神气,迅速把书合上了。我至今还记得那本书是约翰·欧文的《盖普眼中的世界》。

书店则“鱼龙混杂”,既有最新的“作文素材”,各类教辅,有《萤火虫小巷》此类“纽约时报推荐好书”,也有张爱玲全集。但是依据规定,这些购买所得的“闲书”不论何时都是“非法”的,也就是说:这些书在离开书店前一瞬间是“商品”,后一瞬间就变成了“违禁品”。其中一定有宽容的成分,因为从没有人在书店门口等着“记违纪”。

我们全班大多数人都追《龙族》,一本书全班传看,后来按照章节撕下来,标上序号,夹在书里看。男生都喜欢绘梨衣,而女生则喜爱夏弥。我们一下课就争论她们俩究竟谁更漂亮,谁会先复活。后来大二的时候我在一个运营岗实习,办活动的时候在休息室见到了江南,我于是问他究竟谁更漂亮,谁会先复活,他也告诉了我,可是时间已经过去了三年,我们早已天各一方。

蚊虫嗡嗡的夏夜像吸满水的沉重的拖把。值日项目虽然是轮流,但我主动请缨一直担任拖地板的值日生,原因是可以偷偷在涮拖把的地方刷牙洗脸。高三将至,逐渐有人丢掉了洗漱的习惯,我却一直保持着,并以此为傲。

周六有“自由活动”,是指从下午五点十五下课开始,一直到七点半,期间可以自由活动,周日早上也不用跑操和早读,上课之前到教室即可。

一次休息总共加起来不到两个小时,但是弥足珍贵。周六晚上,超市里的泡面柜子往往被“洗劫一空”,而食堂档口则无人问津。因为单单泡开就需要三分钟,泡面是衡中最“奢侈”的食物,只有周六的休息时段才容得下这样的“奢侈”。泡面很好,面汤热气腾腾,吃下去感觉身体里一节节走廊的灯光啪啪接连打开了。

另一件休息时段的大事是洗澡,这是唯一“合法”的洗澡日。公共浴室供应充足的热水,花洒的水流激烈而凶猛,美中不足是没有吹风机。

于是每周六晚上,我们像自由人一样,换上自己的衣服,湿漉漉的头发往下滴水,在电话亭打一个奢侈的漫长电话,再慢慢踱回教室。晚修的时候,平日负责做教研PPT的男生偷渡来一些“违纪片”,如《天使爱美丽》、《幸福来敲门》,也有 Carly Rae Jepsen 和 Ariana Grande 的情歌MV。

PPT 男生是这两个欧美歌手的狂热粉丝。他做PPT讲究“精益求精”:设计一列载有名字的火车,敲一敲白板,敲碎一块“玻璃”,或者让一扇“门”从中间打开。这种小花招总让我们惊呼不已,也让我们班的PPT成为全年级的模范。高二的最后一堂班会课,PPT 放到“谢谢观看”的一页,我低头准备做题,忽然听到周围响起一阵惊叹,抬头一看,一扇巨大的、蓝色荧光的蝴蝶翅膀从 PPT 男孩身后徐徐展开,轻轻弋动。他脸上满是骄傲,告诉我们是他精心钻研的成果。

几年之后,我才知道,原来不论我,郭靖宇,还是PPT男孩,都是“小镇做题家”“应试机器”“头脑死板的书呆子”。即便如此,我每次都很想问一问,你们也见过PPT做的蝴蝶翅膀吗?

衡中的假期很短,三周放一次,从前一天下午到第二天中午,时长约为20小时。我常常选择不回家,换上牛仔裤和T恤,洗个澡,偷偷搭上去城里的公交车(四十分钟一趟),在公交车上打开窗户吹湿头发,正大光明掏出MP3来听。为了避免错过末班车,在城里大概可以停留一两个小时,保留曲目是点上一桌子必胜客,撑到溢上喉咙,再买上两大包零食和一箱牛奶,漫无目的地走上半个钟头。有时候下雨,水泊和橱窗里倒映出我们的身影,道路呈现出一种坚硬的深蓝色,路上钉着的伸缩路障发亮,它们像一连串的眼睛一样一颗一颗盯着我们看。我们感觉从未如此自由,仿佛知晓一切,拥有一切。

去南极建房子与《金锁记》

我们高二班级的友谊维系至今,每年都会组织一两场聚会。上次聚会时大家都大四,去向基本已定。可是有许多同学还要再读上一年,因为建筑学本科要读五年。

如果有人做调查,一定会发现,在2014级衡中学生中,有惊人的比例报了建筑学的志愿。即便是从没对建筑产生兴趣的我,也知道什么是建筑“老八校”和“新四军”。

高中三年,我们开了太多的会,每次大家都会揣上几张卷子,当作换一个地方自习。台上无非是同样的励志故事和鸡汤,中心思想就是:考大学。这个“大学”首先是清华北大,剩下的学校都是“极差”。讲到“非触”,年级主任说:去年就有两个非常好的孩子,因为非触,成绩一落千丈,最后考得也很差。随后他又说:一个去了人大,一个去了央财。

很少有人考虑专业,或者真正知道专业是什么。老师们说:不是你们该考虑的事,到时候自然会知道。如今我已经记不得任何一场大会。唯一一个例外发生在高三刚刚开学时,清华建筑学院的院长庄惟敏老师来做的一场讲座。

一切平常地进行着,直到当他讲到火星设计太空站的图纸,要考虑哪些要素,我才从卷子堆里抬起头听了起来。然后他讲和同事去南极建房子,他们在冰天雪地里长途跋涉,沿途要小心掩埋在雪层下的冰窟窿。同行的有一个英国记者,不慎踩进了冰窟窿里,起初还能听见呼救声,几分钟后彻底无影无踪。他还讲了南极科考站是怎样的光景,如何吃鱼,又如何和企鹅打招呼。

这时我发现一个令人惊异的现象,礼堂里不再有写卷子的沙沙声,大部分人都抬起头听了起来。庄院长列举了建筑史上的名人,梁思成和林徽因在屋顶测绘的图片。他讲到建筑系学生的日常,要学基础的素描,也学一点水彩;骑着自行车去胡同里,爬到屋顶上测绘老建筑。

到了提问环节,隔壁班的1号站起来问:庄老师,请问什么样的成绩可以去清华建筑系呢?庄老师说:我们一般要全省第一,但是第二也行。

南极和火星都是如此遥远,也因此梦幻。第一次有人对“专业”是什么进行了填充,并且是如此美好的内容物。下一次考试换挑战卡的时候,许多人都在目标卡上写“清华建筑系”。

在衡中试卷众多的分类中,有一种是“作文素材”,一周一印。之前的作文素材一看就是某个认真卖力的语文老师做的,摘录每次考试的高分作文。直到有一天,我在作文素材上瞥到了“曹七巧”字样。因为我是资深的张迷,马上翻开看看。但出人意表的是,这次不是某个学生或者老师的摘抄或解读,而真正是《金锁记》的内容,虽然只有前半章。

这看起来像某种失误,或者心血来潮,总之不大像真的。而下一周,我又看到完完整整的《金锁记》下半章。我翻过来看这张试卷的编辑:赵增普。

赵增普在衡中上下三级都是传奇人物。关于他的传言很多,诸如高考语文拿了140分,是河北省最高分,但因为酷爱读书,其他科成绩拉胯,最后去了河北师范大学。在大学期间,他又读了几百本书。

传言亦真亦假,但印刷出来的《金锁记》是真的,摸得到的。后来还有契诃夫和爱丽丝·门罗的短篇小说;练议论文时印最新的时事评论。有一天印了聂树斌案,是南方都市报的文章,说是新闻,和我之前读的简讯又不一样,是一种我此前未曾见过的文体,至今我还能完整复述其中一些细节:卧室的写字台上蒙着浮尘,放着冻柿子。我把这张偷偷带回宿舍,读了几遍,然后我就决定我要读新闻系。

如果问高二的我,什么是素质教育和人性化管理?我一定会回答:衡中。

有图书馆、书店,有这样的“作文素材”,有运动会,成人礼和八十华里远足;每年拍一部微电影;同时开设各种各样的社团和大学先修课。当然是有条件的,只有学号靠前的学生可以选择大学先修课,其余同学只能选择社团;运动会是几个年级轮流看。

当我被高三的生活压得喘不过气时,我曾经爬上五楼,去语文教研室找过赵增普。我希望得到一个“不这样也行”的答案,而我相信他就是那个“异类”。我大致跟他讲了我的想法,即便去个不那么“好”的大学,也可以读上几百本书,在自己的领域有所成就,获得一种自洽的生活,不是吗?他说:跟读书比,还是考一个好大学比较重要。如果再给我一次机会,高中我一本书都不会读。

怒放的生命

如同从小到大成长的经历一样,我总会觉得前一阶段的痛苦是如此微不足道,甚至幼稚可笑。现在写下这些字,是想留给之后的自己。我想说,按照四维空间的理论,你和现在的我并非同一人,因此,请像体察旁人的痛苦一样体察现在的我吧,不要嘲笑,也不要轻而易举地认为是青春期问题的一种。我要说,此刻的痛苦是真实的。

—— 引自我的高三日记

每次谈起高中,我都想到高中的物理实验课,模拟光滑的小木板绑着一截弹簧,银色的弹簧崭新光洁,富有弹力,另一端紧紧挨着小车。

把弹簧压缩,或者拉长,到刻度的部位,也可以模拟无限压缩或者拉长。“但不要太用力”,物理老师会说,弹簧会失去弹性,成为一条普通的弯曲铁丝。

大学四年期间,我慢慢意识到,高中的经历就如同这一截弹簧,有人绷紧压缩,有人拉伸向前,起跑线就差了许多刻度。可这只是实验的预备阶段。弹簧永远不是主角,终将弹开,恢复原有的弹性和长度,有人退化,有人则立体而迅速地恢复。当然也有弹簧在用力过猛的同学手里,不幸永远失去了弹性。

再过了一段时间,我又意识到,弹簧弹开也仅仅只是实验的开始,实验的主角尚未登场——其实是被推开的那辆小车,光滑的木板上,前面还有很长,很长的路。

我的弹簧接近崩溃,就是在2016年深秋的一个周五,早上五点四十。

彼时我已经在衡水中学读到高三,距离高考还有约两百天。我当时蓄了很长的头发,比及腰更长一点,沉甸甸的,已经至少十天没洗,因为板结,所有的碎发被污垢黏在一起,因而呈现出一种奇异的工整。因为头发长,我早起比别人多了一道工序——先把头发从身下抽出来,再坐起来整理内务。

说是整理内务,实际上只是把真正用来盖的被子塞进柜子里,再抚平床单上的褶皱。因为时间紧迫,晚上睡觉时几乎不脱衣服,也不会动用来摆样子的样板被(多数夹了硬纸板以保持形状),大部分的梳洗程序早就省了,多数时候只是接一捧冷水泼在脸上。

每天早上的起床铃响过之后,会循环播放一首调子振奋的励志歌曲,三年间这首歌换了不少次,现在还能想起来的歌名有《追梦赤子心》、《隐形的翅膀》等等。更换的频次也不固定,开始是固定的一周一换,后来一首歌据榜的时间越来越长。最“经久不衰”的是汪峰演唱的《怒放的生命》。

《怒放的生命》一共4分35秒,这是我后来才知道的,从第一秒到三分钟左右我能完整地在脑海里精准放一遍,但后面就模糊起来,像有划痕的磁带一样刺啦断裂。这是因为当时的我从来没有听完过这首歌。

当汪峰卖力地唱出第一段副歌:“我想要怒放的生命”,当天跑操一定会迟到。

我现在对汪峰的声音过敏,或者说有点恐惧。不论何时,听到《怒放的生命》副歌前紧张短促的上扬:“我想超越这平凡的奢望”,我都会不由自主紧张起来。

我其实没有仔细想过什么是“平凡的奢望”,但是那天,早起铃声响后我没有第一时间从床上弹坐起来。“不想把头发从身下抽出来”,这个念头持续了十几秒,我没有起床,我闭着眼把这一天预演了一遍,和过去的几百天一样的重复、枯燥、麻木。然后汪峰唱到了第一个“我想要怒放的生命”,此时宿舍里已经空无一人。于是我又平静地躺了下去,第一次把这首歌完整听完,最后的钢琴声短促而沉闷地落下,宿舍楼里已寂静无声。

我不想起床,确切地说,我不想面对起床后的一切。那天我一动不动躺到了天亮。应该没有人发现,或者老师们早就不想管我。

如果有什么更具体的原因,那就是:周六的“自由活动”被取消了。不能洗澡是最大的麻烦,但到了高三,也很少有人留难以清洗和晾干的长发了。

说“取消”并不准确,因为从没有过明文规定,但到了高三,几乎所有人都不再给自己放假,仍然以平时的速度回到教室里。

那天之后,我开始逃课,带着卷子和课本,去空着的竞赛教室或者医务室上自习。逃课的人不在少数,有时候一间空教室里静默坐着几个“逃”出来的人,大家互不认识,座位隔得很远,闻不到对方身上的臭味,也并不说话。

要逃离的,高三的生活是怎样的呢?我第一想到的是气味。为了争分夺秒,多数人选择连续几周不洗澡。冬天的早上,跑完操,人群涌进教室,一种热气腾腾的臭味瞬间弥漫开来。到那个程度,已经无法区分是汗臭、腋臭、还是不洗衣服的臭,纯粹就是动物的臭。

讲究卫生是不被鼓励的。校服里面大家大多穿黑色的衣服,我有一个同班好朋友周琦,有一次她穿了一件银白色羽绒服,被班主任看见了,开班会的时候说:有的同学穿浅色衣服,早上跑早操进来了不立马读书,在那儿精雕细琢叠衣服。“精雕细琢叠衣服”指的是把羽绒服折了两次放进抽屉里,我们大多数人的做法是乱七八糟塞进去。

也不是完全不洗漱。学生把牙缸和肥皂放进教室外的柜子里,或者教学楼洗手间架子上,利用早饭或者课间时间洗漱。规律不难发现,楼层越高的洗手间内,洗漱用品的数量和种类就越多(注:低楼层为实验班,高楼层为普通班)。

爱讲究,就说明了这个人没有把全部心思放在学习上。有老师会说:跑操完按照味道就能辨认班级——最臭的是理科实验班,然后是文科实验班,理科普通班,文科普通班,最后是艺术生。

错题本和笔都消耗得非常快,高三下学期我至少用掉了三本数学错题本,而我早上换一根黑色笔芯,到晚饭时间差不多就用完了。我自幼握笔姿势不大规范,但弊病第一次显露出来,右手的大拇指关节非常痛,我不得不在手上缠上厚厚几圈卫生纸。

衡中是漫天的题海战术。一个课间发的卷子能淹没一整张桌子,没有人做得完,只能勉力地解题,永无止境地写下去。做到后面觉得千题一面,没有没见过的题。翻开市面上任何一本大众题库,或是某一年的高考题,都有熟悉的题目出现。做题做到这个程度,不再知道自己不会什么,可是考试一样丢掉分数。读大学时,有次闲聊,我无意间提到衡中老师出的题经常能押中高考原题,其他同学大为震惊,立即七嘴八舌地议论起来,一致认为衡中成绩好背后的“黑幕”一定在这里:出题老师们悄悄在衡中试卷中混入高考原题。可是真的不是这样。

外在的约束都是其次的,关键是要“慎独”。在衡中,很多词语是“实打实的”。“全部心思”就是“全部心思”,字面意义上的。刚读高三我还保留着周末读书的习惯,每次都是狼吞虎咽。可是有一次不小心在回家路上读完了一本恰克·帕拉尼克的书。接下来开学的整整一周,所有的情节、句子、主人公的动作,千方百计地钻到我脑子里。我感到恐惧,不敢再读书。情况好转了一些,有一段时间我几乎认为自己是“全心全意学习了”。我跟同桌总结道:我发现,走神、喝水、多花时间吃饭,这些都不可怕,逃课也不可怕。最可怕的就是读书,因为你会记住,还会回想。我同桌深以为然:最可怕的就是会一直想。

这就是最可怕的事,思想是最可怕的事情。可是思想又无法控制,例如无法停止脑海里自动播放的歌曲;即便是读语文阅读题目,或是一首出塞诗,甚至是胃药说明书,也可能会浮想联翩,思想无孔不入。

无法控制思想使我感到耻辱,只能在其他地方多下功夫,例如再把吃饭的时间压缩一分钟。有一次午饭的时候想吃泡面,开水倒进去,食堂的人几乎走光时,泡面还没有泡开。面汤是滚烫的,烫掉了一半舌苔;但面饼又是硬的,我几乎吞下去,方便面块在胃里翻滚时仍然保留着锋利棱角。我胃绞痛了整整一天。

高三的课堂上,如果犯困,可以自觉站起来听课以保持清醒,为了不遮挡同学的视线,也可以选择站在教室后面。站起来的人越来越多,教室后面站不下,又挤到走廊里和讲台两边。最后小半个班都站了起来,教室后半部分几乎是空的。学校不得不明令禁止:任何情况不许站起来,罚站也不行。

老师们讲历届状元的故事。譬如“16年状元吃包子”:为了节省时间,他每次都等到同学们吃饭快回来的时候再去食堂,每次都吃包子,打到饭就往门口走,包子掰开先吃馅儿,能吃多少算多少,走到门口,无论还剩多少一并扔掉。”

有学长学姐回学校宣讲:因为吃饭快胃都坏掉了,到现在也没有好。可是他们喜悦地说:考上了清华/北大,也算值得。

最恐怖的一个故事出自《从衡中走向清华北大》。其中的故事里有一个和我同乡的女生,据我的初中老师说,她家距离我家只有一条街。她的自述里有这样的内容:升入高三,为了“明志”,也为了省时间,索性剃了光头;高三的寒假,她把一张桌搬进狭小潮湿的卫生间,整个寒假,大部分时间都在里面度过。即便是除夕当晚,家人叫她出来看看春晚,放鞭炮,也被她拒绝了。这一切都发生在离我家不到一公里的地方!后来她考上北大,在自述里由衷感谢当时的自己,配图里她的头顶刚刚长出一截发茬。

不论是哪一种故事,最后的结局都是“ta上了清华/北大”,仿佛一种审判,神的手指一指,从此就升入天堂。

我做不到,我太软弱,所以我也考不上北大。寒假里我6点起床,走到我初中老师开设的自习室里学习,路上花费13分钟,随后隔50分钟休息10分钟,休息时听一听随身带的MP3。这件事后来被我的老师知道了,她严肃地告诉我:曾经有学生就是如此,休息时还想着听音乐,就在假期被“弯道超车”,自此再也赶不上其他同学。知道自己成绩为什么上不去吗?老师会说,对自己不够狠!我十分羞愧,从此把MP3束之高阁,不再听音乐。

高三是某种分水岭,我开始意识到自己在理科方面天赋的匮乏,尤其是数学极差,如同某种天堑一样,最后的山峰是如此不可逾越。我的成绩在年级100名到年级1000名之间飘忽不定。1000名的起伏在高三是正常现象。

我考进过“卓越班”几次。但我没有因此产生过任何不切实际的幻想——我一直隐约知道我考不上清华北大——这事儿不是努力就行的。

我们的老师不这么说,他们会归因于你“不够努力”。数学老师算过一笔账:只要你听老师的话,老老实实刷题,就算“不灵”,也能拿到“基础分”。一道5分的选择题不会,最后一道大题只做第一问,最后“基础分”也有136分。

每科都有一个此类的“基础分”,加起来是660多。我后来才想起来问:在河北省,近年间,不管哪年,这个分数都远远够不着清华北大,甚至上不了复旦和上交,只能上“很差”的大学。

有时也可以放纵一下,让思想尽量往“有益”的方向游荡。例如幻想大学是被允许的,是好的。每天晚自习下课,大家往宿舍奔跑,一边喊着“我要上清华”“我要上北大”。高三后期,有个女生起床极其快,绵延的起床铃还没有结束,就能听见她在楼下喊:“我要上北大”,一路喊到操场上。至今不知道她是哪个班级的,也不知道她最后上北大没有。

每年衡中考上清华北大的人只有一百多个,可是每天在操场上大喊的人远不止这个数字。

我不太敢幻想大学,也不喊口号。思想是可怕的,非常可怕的一点就是寄予一星希望。如果我不了解北大,北大就只是北大,一个录取线很高的大学。但我一旦开始了解,并且幻想,当我知道北大有某个湖,或者一座塔,或者幻想我自身置于其间,并将其视为高三生活唯一的光亮时,当我最后考不上北大的时候,我就再也无法从其中抽身了。

将军此去必封侯

我对高考没什么实感,衡中一直说“平常高考化;高考平常化”。高考前多如牛毛的模拟考试里,我们经常给出题水平打分,有的过于简单,有的过难,有的只是计算麻烦而不考验水平,也有一些考试能通过我们的打分,成为“非常高考”的试卷。

高考那天我们仍然是照常时间起床,照常吃早饭。在薄蛋壳一样的天色下,每人领一个画着笑脸的蛋糕,和一枚鸡蛋,又最后喊了一次口号。

最后一场是英语考试,铃声落下来的时候,隔壁排最后一个男生过度兴奋,仰头摔了下去,我们全都笑了,监考老师也笑了。这时我又给考试打了次分,这次题出得不大行,只能算60%“高考”。

大家沉浸在终结的狂喜里,我跑到楼下占据了一个最喜欢的电话亭。这部电话亭是铁锈红的封闭式电话亭,高三之前我非常喜爱纳博科夫的《洛丽塔》,其中一个重要情节就是洛丽塔在这样的电话亭里打电话。

我给我妈、我的初中老师打了两个漫长的电话。打完电话手指上有黏糊糊的汗,渗到指纹里,我一边搓手指,一边踱步回教室。旁边的女生在痛哭,哭到身子半坠到地上,电话线像生命线一样摇摇欲坠,我偷听了一耳朵,她说她没涂完答题卡,又说:如果涂完了,应该考得挺好的,能有570分。我听了觉得这个分数涂与不涂差别不大,就走了。

路上原本空无一人,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了根哥。根哥穿着一套簇新的校服,脸上还是喜气洋洋,大摇大摆,鞋带一晃一晃。平时如果迎面遇见他,我是有一点害怕的,可是那天完全没有,我甚至兴奋地和根哥打了个招呼。根哥大摇大摆,我也大摇大摆,感觉自己在走向全世界,接下来就算有再多再难的题,我都不会害怕。

我最后考了671分,属于正常发挥的水平。我打算全报新闻系,第一志愿报了人大。我妈载我去石家庄见人大的招生老师。招生老师是一个中年男人,因为我语文考得还不错(134分),他认真听了我想读新闻系的原因,然后告诉我:如果你真的一定想做新闻,你就不要报其他综合性大学,你就直接在人大之后报X大。他给出的理由是:其他综合性大学城市太偏,做新闻一定要在北京;而新闻系除了人大,最好的就是X大。

这位人大老师是出现在我16年生命中最权威的人士,于是我就把志愿改成了:第一志愿:中国人民大学,第二志愿:X大新闻学。

各大高校录取线的 word 文档首先在 QQ 群里传出来,我点开,发现人大录取线673,比我的成绩高了两分,我再往下拉,再往下拉,才看见X大的录取线:616分,比我的成绩低了50多分,基本上相当于高三一年的提分,甚至可能更多一些。

这时人大的招生咨询 QQ 群里弹出一条信息,有人问:“差两分还能去吗?”我定睛一看,发现是我妈发的。我立即把群退了,我妈神色慌张地从厨房跑出来,站在客厅里,说我给X大招生办打个电话,其实X大也不错,只是之前没了解。她拨了电话,问X大保研率怎么样?对面说:非常低。我听见了,也无法忍受了,我说:妈,别折腾了,我出门一趟。

我妈没再说什么,谢天谢地。出门前,她自青春期以后第一次想要抱抱我,我拒绝了,我走下楼,看见我妈从厨房的窗户看着我,我又走过两排楼,走到一个确保我妈从窗户看不见的树荫下,才蹲下开始放声大哭。

我第一次知道人可以这样哭,发出一种陌生而尖利的声音,像一种鸟的呼啸。眼泪甚至可以流干,我的眼睛在之后一个星期都肿成红色的晶晶亮的小包。整个高三我的痛苦都非常干涸,没有多余的时间来悲伤,现在我终于可以哭出来了,可是一切都完了。

这种痛苦是如此强烈,以至于我只能忍受它,而无法描述它。它有点超出了我的理解范围:所以这一切都是白费的吗?这一年来的所有煎熬和折磨,最后的结局就是如此吗?

数学老师说:你考得也不错呀,怎么去了那种学校?我心里想哪种学校。然后我返校,走廊里用红纸贴满了高考成绩和录取情况,去X大的基本都是普通班的。后来班里聚会,有个女生没来,我随口问了一句,才知道她因为高考发挥失常,删了许多同学的联系方式。于是我打听她去了哪里,是上海财经大学。这时候我忽然发现我读的学校比上海财经大学录取线还低。确切地说,那年X大的录取线比我们班最后一名的高考成绩还要低,可是我不是最后一名,从来没有当过最后一名,高考的时候也远远不是最后一名。

我有一种强烈的恨意,我能明确说“我恨”,但我遍寻不到一个宾语,最后只能强烈地恨我自己。

我在之后的半个暑假、一两年间,都觉得自己是有罪的。我想到好几桩事,例如高考结束后在心里嘲笑没填完答题卡的女孩等,当然我最不应该,最不应该一定要读新闻系,不应该这样填志愿,这就是我的报应,盲目的报应,要和别人不一样的报应,于是我再也无法放过自己。

我们那一年,衡中公布的高考喜报里,考上清华北大的人数再次破纪录,达到175人。当我真正置身其中时,发现了一些怪现象。就是出现了许多成绩的倒置。我们大多数人都是在高考之后才开始了解具体的分数线和高校。例如我们班平时能考进年级前十的周琦,最后只考到了中央财经大学;可是学号在班级后十名的同学却考去了中国人民大学。

这在刚刚高考完的我们来看是不可思议的,简直荒谬,以至于大学时我从来不敢和周琦讲我的痛苦,我会觉得她比我痛苦多了。多年以后再正视,才能明白,在多次的车轮式复习中,即便是最后一名的同学,对知识的掌握程度也很高,运气和心态占了很大比例。从清北掉到央财,并不是发挥失常,仍然是正常浮动的范围中。可是在衡中,老师们就会树立这样的观念:除了清华北大,考上其他学校就是“极差”。

衡中就像一个进击的巨人。巨人由无数的小人组成。小人们被告知,要努力向上爬,做头部,只有头部才算作出人头地。可是巨人实际上并不在乎最终谁是头部,谁从头部掉到了肩部,谁又被甩了出去。但头部是一定存在的,巨人一定会完成他的进击。

我跟周琦说了巨人的比喻。她问我认不认识贾佳,高二和她同班。我见过她一次,那是高三下学期,有一天我逃课,在教学楼门口遇见她。贾佳剃了光头,头顶反光,正双腿并拢、用一种奇怪的姿势非常板正地坐在道路中央。我走过去仔细一瞧,她正在写放在腿上的一份卷子。

周琦回忆说,高二的时候,经常会听到她一直在念一首出塞诗,大家那时觉得她精神状态不太好。可是毕业多年,想起这首诗才觉得精准,写的就是我们与衡中的关系。这首诗是《出关》。将军此去必封侯,意思是学校一定会一年比一年牛逼的。后面周琦忘记了,我查了一下:将军此去必封侯,士卒何心肯逗留。马后桃花马前雪, 出关争得不回头?

失重

没有模拟练习,我就这样读大学去了。

父母把我送到大学宿舍楼的大门口,拖着行李穿过走廊,走廊里充斥着洗衣房的气味和吹风机的声音,墙上贴着大片的穿衣镜。后来的事实证明,女大学生在打理衣物、头发和仪容上都要花掉大量的时间。

这些我还不甚理解,唯一明确的是:我是“堕落至此”,在此地有一种强烈的寄居意味。同学我都不大瞧得起,不仅高考比我低近一百分,年龄还都比我大上一两岁。

大多数人脸上都有一种松弛的堕落气息,像开了节能模式的手机一样。他们穿衣服,换衣服,洗衣服,叠衣服,再穿衣服,花大量时间把一切恢复原样,并且乐此不疲。他们提早一个小时起床,做些毫无意义的事,吃大量碳水的早餐,提前到教室后排坐定,再用一上午昏昏欲睡。

如果这里的生活模式和衡中一样就好了,可一切都失重了。像不经训练的地球人来到外星球一样,每一步都很难迈出,要么跌跤,要么 go too far。

时间是金钱,老生常谈了。那么外部世界不仅通货膨胀,税率也高得离谱。

一切商品都那么贵。我几乎失去估算能力,早上提前十分钟出发去上课竟然会迟到,而我本以为自己留了“过于充足”的时间。可是提前半个小时去上课,到了还要等上好一会(其实只有不到十分钟),我又会因为浪费而坐立不安。在清华读书的同学告诉我,因为校园大,即便骑自行车,从宿舍到教室的路途也要花上二十分钟,我几乎觉得不可思议,就像听到富豪购买了看似不起眼而花费巨大的奢侈品一样。

时间就这样白白流逝了,浪费在重复的表格和路上的时间就难以计数,令人痛心。我患上严重的“电脑分离焦虑症”,电脑就像我外挂的器官一样,假牙一类的。即便是去和朋友聚会,我都一定要背着沉重的电脑和充电线,并且试图蹲在地铁的连接处做作业,并引以为傲。大二时我找到一份坐班的实习,早晚通勤要三个小时,可以模考一整套数学卷子了。通勤时段的地铁拥挤不堪,乘客距离比衡中跑操还挤,我还是会试图用手机背上二十个完全记不住的单词。

另一方面,更糟糕的是,像骤中彩票的穷人一样,我又完全不懂得如何支配时间。

我所能购买的商品页是如此贫瘠,上面列着:上课,做作业,读书,娱乐。学业这一项上,我唯一的优势是比大多数大学同学掌握更多高考知识,但这些在升入大学的一瞬间完全作废,一切从零开始。我没有什么特长,也没有爱好,也许胜过他人的就是能写一手印刷体的英文字母,但大学几乎不再需要手写。

后来我不得不在我的商品页上添加许多日常事物,包括:取快递,填表格,坐公交,清扫房间。古往今来,描写“真实生活”的文艺作品都是一场骗局。书本,或者电影只会描写主人公有意义的动作。会出现这样的句子:“过了一阵子”,或者镜头直接从早上切到晚上,这“一阵子”期间,主人公恐怕也在忍受漫长的无意义生活,取快递,坐公交,清扫房间。

时间转换的跨度可能会更长,主人公永远也不知道作者的下一句要跳到何时,或许是今晚,过了几天,几个月,甚至十年后,甚至可能已经是大结局,而主人公却毫不知情,生活渺无音信地过下去。

在我渺无音信的日子里,大多数时候,下午六点之后便不再需要上课,也没有强制的作业。时间出现大块大块的空白,而我只能任由它们流失。

我找不到对我而言真正的“娱乐”。综艺、连续剧都变得索然无味,我无法在上面保持超过两个小时的专注。有几次我下载了时下流行的王者荣耀,但连掌握游戏里的规则都需要漫长一段时间,每次都是中途放弃,连娱乐都要这么高的时间税率。有一阵子我险些丧失了阅读的能力,连续三个月没办法读完一本书。即便情节再引人入胜,我都会被潜意识提醒,有一件“重要”的事物还没有做成,不能沉迷于当下的娱乐。

我找了很久这件“重要”的事物。起初我觉得一定是升学。升学能弥补高考的遗憾。我可不要在国内考研,结果最好不过清华北大。相较于本科就在清华北大的人而言,我的终点就会是别人的起点,还是输。于是我一门心思出国,大一一年,几乎打过了市面上所有中介的电话,最后签了一家老牌机构。

我看了无数同专业申请的 case,做了万无一失的详细规划。做规划让我第一次在大学感到了安心。此前我如海上浮萍,而一张详细的规划表则把我托了起来。

其实不该用“详细”这个词。这张规划表最细致不过精确到月。我不怀疑衡中的同学会比其他学校更懂得什么是“努力到极致”。我自己就是,懂得努力到极致,但是毫无规划能力。在衡中,老师事无巨细地为我规划一切,帮我为假期的每一天制定详细计划;发给我几种特制的本子,每一种本子有具体的用途和详细的使用方法;跑操和吃饭分别有不同的小册子和试卷,恰好是候操或者排队的三分钟能完成的量。

老师们教给我考试的几种做题思路,甚至如何使用草稿纸——我至今还记得,把草稿纸对折叠上三次,最后变成厚厚的小方块,每一个小方块解一道题,再标上题号,如此便不会弄混算式;如果一个小方块用完了,就再用一个;如果草稿纸用完了,就再用一张。

高考最后一张草稿纸用完,一霎间烟消云散。大学老师布置作业,只有题目和提交日期,随后一分钟都不会拖堂,径直夹着书本,拿着水杯出门去。最开始我会等,总应该发一些教案、指南,到底要去图书馆几层找些什么书看;考试总该告诉我每一个知识点应当复习到什么程度;总该有演习吧;至少截止日期前应该提醒几次吧。

这些当然都没有,而我自己只有一种很笨拙的学习方法,就是“地毯式学习”。我牢记高中老师的叮嘱:每一个标点符号都可能考到,而哪怕错一个标点也是零分。我这样去复习,即便说了不大重要,我还是认为会恰恰埋伏着出卷老师的“诡计”,因此和同学用一样的功夫,只能完成五分之一,甚至更少。

最鲜明的一种痛苦是自我搏斗。对于这种痛苦,大学最开始我使用的字眼是:“自我教育”,然后是“自我说服”,再是“自我辩驳”,最后变成“自我搏斗”。我终于把自己泾渭分明地分成两个阵营,姑且称为A我和B我。

B我有强烈的病耻感,胃病也好,抑郁症也好,在B我眼里是不中用的表现,B我对自己接近严苛,不按时接受治疗,认为是一种浪费时间。B我痛恨软弱。

B我是一个斗志昂扬的不幸者,因为高考的一点失误坠落到了一个污糟之地,即便走在校园里也会有一种轻蔑与优越感。B我想要复读,却因为精神和身体的双重病痛而放弃了,B我因此更痛恨自己的身体。B我不允许父母在家里提到高考的过程和所在大学的名字,一次饭局上父亲偶然聊到,B我愤然离席而去。

B我大二时,和一位交好的老师吃饭时,说自己不理解,为什么不直接杀掉所有智力和体力在一定标准线下的人,这样人类社会才能更快地发展。B我的老师非常惊讶,问道,如果你恰好是那个标准线下的人呢?B我想了一想,说那我甘愿就死。老师评价这种思维是社会达尔文主义,B我认为非常精准,并且不以为耻。

A我则截然不同,A我从不嫉妒,很少羡慕。长时间里比较羡慕的是青岛人,青岛有非常漂亮的海,鸽子被喂得很肥硕。据说青岛的中学奉行素质教育,同学下午三点下课,去附近的奶茶店买珍奶,然后再一起散步回家。A我的羡慕也比较有限,因为自己同样过着顺利的人生,有一对开明的父母,在很年轻的时候就找到了自己的志趣所在,并且很有毅力地填了志愿,读了最想读的专业,并且在大学里如鱼得水。

B我是A我最讨厌的一类人,A我是衡水以前的我,原本的我,始终能在关键时刻跳出来的我。我时常不慎落入B我强烈的情绪里。为了彻底斗争的胜利,A我在备忘录上记下一条条笔记,诸如:

1.为什么不该退学:因为你喜欢你的专业,而且可以在这条路上走得更远。

2.为什么不该歧视他人:因为并不了解他人的困境。

3…

其中我查阅最多的一条是:

为什么不该厌恶/责怪过去的自己:当时的自己有当时的局限性,并且已经做了最尽力的选择。当时的局限性是现在的自己无法想象的,要把过去的自己当成他人来共情和理解。

自我搏斗的日子里我孤立无援,只有不同时间轴上的前前后后的我自己,明白我自己,承诺向自己伸出援手,永不背叛,用一根根绳子把自己从悬崖边一点点拽回来。过程是惨烈的,我大三时在小腿上发现一条很长的白色伤疤,想了很久,才想起是大一时不小心撞到路边的铁栏杆上,伤口很深,翻出一点肉来,血流不止,和裤子黏在一起,而遵循B我的想法,完全没有做任何处理。

我在大学里很快发现的是人与人情感的不相通。我把大量的时间和情绪消耗在自我搏斗上(B我同样以此为耻),而许多发达地区出身的同学则毫无此类痛苦,也难以理解。我有段时间完全地否定衡水的一切,并且希冀于从此类快乐同学身上进行模仿。我有次向一位大学同学表述了这种痛苦,希望她能给我一些指导,她援引了三岛由纪夫评价太宰治的一段话:

“他性格上的缺陷,通过洗冷水澡、做机械体操和过有规律的生活,至少有一半可以治愈。不必劳驾去麻烦艺术。”

我一下子体无完肤,之后便不再向他人诉说此类痛苦。这痛苦实在是难以言说,也难以溯源。怪谁呢?有一种表达的捷径是归咎于衡中,我大可以说“衡中灭绝人性”,把自己包装成受害者,然后得到同情和理解。可是我不能这样做,我想起我真挚的同学和老师,想起 PPT 上的蝴蝶,我不能否定那里的一切,那也太残忍了,我不能这样做。

也许可以怪外部的世界,这里的规则太混乱粗糙了。一路努力奋战,考上顶级学府的人,人生可能因为一次意外就坏起来,再也不会好;而没有上过大学,投机取巧的人却可能成为亿万富翁,这合理吗?公平何在呢?相对而言,衡中才是真正的乌托邦,这里规则明晰,赏罚分明,每个人都有单纯的盼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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