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分工与现代无产阶级
作者:真 理
来源:[url]http://www.hua-yue.net/HuaShan/BBS/shishi/gbcurrent/224829.shtml[/url]
【内容提要】
(1)阶级是人类社会一定历史阶段的生产方式及生产方式下引起社会分工的产物。同样,现代无产阶级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分工的产物。
(2)在阶级的社会里,掌控着物质生活资料生产的那个阶级同时也掌控着整个社会中精神生活资料的生产,现在的中国就是明证。
(3)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无论社会分工如何发达(甚至出现了大量的奢侈品、物化券、暴力工具及文化产品的生产),但起决定性作用的依然是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及从事物质生活资料生产的阶级。由于社会生产力的提高,从事物质生活资料生产的产业工人阶级人数虽然越来越少,但这种决定性的作用并没有丝毫改变,他们是整个资本主义社会中最革命的阶级。这个革命阶级的历史使命是消灭阶级及阶级差别,完成共产主义革命。
(4)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危机的根源绝不是某些人说的“社会购买力枯竭”,而是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与产品的私人占有这一基本矛盾导致商品生产的盲目性造成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表明,资产阶级已无法控制社会生产力。资产阶级为缓解经济危机进行产业结构调整,把生产转向“奢侈品”、“物化券”及“暴力工具”的生产,使无产阶级陷入更加悲惨的境地,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相对贫困成了无产阶级的真实贫困。这也向世人表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已经走向腐朽、没落和反动。全世界无产者必须联合起来推翻资产阶级反动统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以共产主义生产方式代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自己创造出一个崭新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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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分工与现代无产阶级
自马克思主义诞生那一天起,无论西方或东方,资产阶级一刻也没有停止对它的诬蔑、攻击和诅咒,攻击诅咒不倒就站在马克思主义基地上阉割它、肢解它、歪曲它。他们撇开马克思的根本方法——辩证唯物主义对马克思学说中的概念或词句进行任意发挥,或者根据马克思主义与某一事物的联系诠释“马克思主义”。于是,形形色色的“马克思主义”在最近几十年里迅速遍布世界各地。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干脆把小生产者的救世主思想、清官思想、侠客思想、“均贫富”思想甚至儒道佛墨、金释阴阳等封建主义的垃圾与马克思主义揉合在一起,大肆推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运动,企图使“马克思主义”成为维护他们法西斯统治的专有工具。“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的胜利,逼得它的敌人装扮成马克思主义者,历史的辩证法就是如此。”①尽管列宁早就撕下了这类“马克思主义者”的面纱,但是世界各地的“马克思主义者”依然恬不知耻地“断言”自己“超越”了马克思,他们打着总结革命经验,寻找革命力量和革命方案的旗号指责马克思主义不仅存在“理论缺陷”,它的阶级理论和阶级分析方法也早就“过时了”,“无产阶级不见了”,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落在了现代知识分子身上;他们甚至宣告,马克思的资本主义周期性经济危机理论也“失灵了”,“社会购买力枯竭”成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社会根源;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阶级”是个历史概念,它是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和分工的出现而产生的;同时它又是不断发展和不断变化的,是私有制社会生产和分工得以发展的现实基础。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规律一方面使生产资料越来越同劳动分离并积聚成一个个大的群团,因此劳动转化为雇佣劳动,生产资料转化为资本;另一方面,因为适应这种发展趋势,土地所有权同资本和劳动相分离而独立。换句话说,这种趋势使一切土地所有权都转化为适应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土地所有权形式。因此,考察人类社会或某个历史阶段的阶级结构和阶级关系的发展变化,一刻也不能脱离这一历史阶段的生产发展和分工的变化。这是马克思主义者分析、研究、考察历史运动的根本方法和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也是迄今为止唯一科学的方法——历史唯物主义。撇开社会生产的发展和分工的变化考察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不管出于怎样“善良”的动机或得出什么结论,在本质上都是为剥削阶级服务。
一、生产
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人和动物的本质区别不是会说话,能思维,而是人能根据自己的需要进行生产活动。人们为了生存和生活,首先必须有饭吃、有衣穿、有房住,然后才有可能从事宗教、哲学、科研和艺术创作等其他社会活动。因此人类历史的第一个社会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自己衣、食、住、行所需要的物质生活资料,人们单是为了满足自己生存和生活的需要就必须每日每时地去完成它。这是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的第一块基石,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块基石。如果没有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人类社会的任何活动都无法进行。几千年前是这样,现在依然是这样。由此可见,人类社会的任何变化,甚至是微不足道的变化都跟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和社会分工有着密切关系。
人类社会的生产活动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生活资料的生产。生活资料的生产包括物质生活资料和精神生活资料的生产。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首先解决的是人类自身的生存和生活等问题,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这是人类历史第一个社会活动,也是宗教、哲学、科研、艺术等一切社会活动的基础。在生产物质生活的过程中,人们的精神交往也日益频繁,反过来又促进和推动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例如制定狩猎计划、从事宗教和各种文艺活动等等。这样,与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相适应的意识、观念、思想等精神产品也被人们生产出来。因此,人们的想象、思维、精神交往是人们物质生产活动的直接产物。表现为某一民族的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哲学和语言等精神生产也是这样。换一种方式说,人们既是自己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者,同时也是自己意识、观念和思想等精神生活资料的生产者。
二是生产资料的生产。得到满足的第一个需要本身、满足需要的活动和已经获得为满足需要而用的生产工具又引起新的需要,这种新的需要又促使人们不断创造出新的生产工具、开垦出新的土地、培育出新的牧场、寻找和发现新的矿藏等一系列物质生产资料,从而进行物质生活资料的扩大再生产,使人们的物质生活得到最大程度的满足,也使自己的生命得以延续和发展。精神生活资料的再生产也是这样。具有意识、观念和思想的人们在从事社会生产活动和精神交往过程中创造出表达自己意识、观念和思想的语言,然后又根据不同事物的特征创造了文字并把表达自己意识、观念和思想的文字刻在兽骨或树皮上,以致先后生产出精神生活资料的生产和再生产所需要的笔、墨、纸、砚,直到现在发明创造出计算机文字处理系统等现代化物质和精神资料的生产工具。
三是人类自身的生产。每天都在进行物质生活资料和精神生活资料生产的人们开始生产另外一些人,即人类自身的繁殖。既夫妻之间的关系,父母和子女之间的关系,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家庭。这种家庭起初是唯一的社会关系,当需要的增长产生了新的社会关系而人口的增多又产生了新的需要时,家庭关系便成为从属关系了。至今我们依然还能看到这种关系在社会生产活动中的作用和影响。例如,以血缘关系为现实基础的财产继承关系。直到现在我们还经常看到贫穷落后地区没有分门立灶的多子女家庭依然还在继续着原始人类共同从事生产劳动、共同享受劳动果实的现象;还可以看到许多家族式工商企业正在世界各地经营着,甚至某些国家的统治集团依然保留着贵族式家庭的阴影。只有到了共产主义社会,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家庭关系对社会生产和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才会彻底消失。
需要说明的是,人类社会生产活动的这三个方面都是围绕人的生命进行的,因此也可以把这三个方面的社会活动称为生命的生产。同时这三个方面不是三个不同的历史阶段,而是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三个“因素”。也就是说,人类社会从历史的最初时期起,从第一批人出现的时候起,这三个方面就同时存在着,而且直到现在还在历史上起着重要作用。
历史唯物主义又告诉我们,生命的生产,无论是通过劳动而达到自己生命的生产,还是通过生育而达到他人生命的生产,一开始就表现为双重关系:一方面是自然关系,另一方面是社会关系;社会关系的含义在这里是指许多个人的共同活动,因此一定的生产方式或一定的工业阶段始终与一定的共同活动方式或一定的社会阶段紧密联系着,而这种共同活动方式本身就是“生产力”。由此可见,人们所达到的生产力的总和决定着某一历史阶段的社会状况。正因为如此,在考察人类社会历史发展和社会结构时必须始终把“人类的历史”同工业和交换的历史联系起来研究,才能看清事物发展变化的本质。换一种方式说,人类社会活动一开始就表明了人们之间是有物质联系的。这种联系是由需要和生产方式决定的,它和人本身有同样长久的历史;这种联系不断采取新的形式,因而就表现为“历史”,它不需要专门把人们联合起来的任何政治的或宗教的呓语。
二、分工
历史唯物主义还告诉我们,生产的发展和社会财富的日益增长引起了分工,而分工又导致了阶级的产生。原始土地公有制中期,随着社会生产的不断发展,人们生存和生活所需要的物质生活资料与人口不断增多,社会交往活动也日益频繁,丈夫的权力和地位在家庭中不断得到加强,母权制逐步被废除,妻子的地位被贬低,被奴役,变成丈夫淫欲和单纯生育孩子的工具。从此,人类社会由母系氏族社会逐步过渡到父系氏族社会,婚姻关系也逐步由蒙昧时代的群婚制过渡到专偶制。这不仅是人类社会走向文明的重要标志,也是一次伟大的社会革命。恩格斯曾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论述道:“在马克思和我于1846年合写的一个旧的、未发表的手稿中,我发现了如下一句话:‘最初的分工是男女之间为了生育子女而发生的分工。’现在我可以补充几句:在历史上出现的最初的阶级对立,是同个体婚制下的夫妻间的对抗的发展同时发生的,而最初的阶级压迫是同男性对女性的奴役同时发生的。”②也就是说,阶级和阶级对抗不仅是伴随着妇女在家庭中地位的变化而产生的,同时也是由分工引起的。换句话说,分工一开始只是性行为方面的分工,后来是由于天赋(例如体力、认知能力)、需要和偶然性等等才自发地或“自然形成”的。
分工不仅是阶级产生的基础,同时也是农业和畜牧业、农业和商业、农业和工业分离的社会根源,与这种分工同时出现的还有分配,而且是劳动及其产品的不平等分配(无论在数量上或质量上),因而产生了所有制,它的萌芽和最初形式在家庭中已经出现,在那里妻子和子女是丈夫的奴隶。家庭中这种还非常原始和隐蔽的奴隶制,是最初的所有制。就是这种原始的所有制也完全符合现代经济学家所下的定义,即所有制是对他人劳动力的支配。其实分工和私有制是相等的表达方式,对同一件事情,一个是就活动而言,另一个是就活动的产品而言。也就是说,分工发展的各个不同阶段,同时也是所有制的各种不同形式。
人类历史的发展证明,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最明显地表现于该民族分工的发展程度。任何新的生产力(人们对世界的认识能力、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在生产中的应用等一系列社会生产活动),只要它不是迄今已知的生产力单纯的量的扩大(例如开垦土地),都会引起分工的进一步发展。但是,分工只是从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分离的时候起才成为真正的分工。只有从这个时候起,意识才能摆脱世界而去构造“纯粹的”理论、神学、哲学和道德等等。如果这种理论、神学、哲学和道德等等与现存的社会关系发生矛盾,那么这仅仅是因为现存的社会关系和现存的生产力发生了矛盾。由此导致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这种对立是阶级对立的必然产物。
三、精神生活资料的生产
由分工产生的阶级对立必然引起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例如奴隶逃亡、殆工、奴隶和农民起义等等。因此,人类社会自阶级产生以来,出于维护阶级利益的需要,从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中分离出来并统治着物质生活资料生产本身的阶级又重新进行了分工,这种分工以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的形式表现出来。也就是说,在统治阶级内部,一部分人专门负责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并从劳动者身上榨取财富,然后从这些财富中拿出极少一部分豢养家丁和打手,建立军队、警察和法庭等国家机器,保护人剥削人的生产方式。另一部分人则专门以精神产品的生产作为谋取物质生活资料的主要手段,他们一方面生产哲学、历史和经济学等精神产品向统治阶级微言大义,另一方面通过生产戏剧、音乐、绘画、诗歌、散文、小说或者电影电视剧等等,编造谎言、幻想,欺骗和奴役广大劳动者,使他们服服帖帖地服从统治阶级的压迫、剥削和奴役。生产于中国奴隶制时代的历史著作《左传》就记载了体力劳动和精神劳动的分工形式:“君子劳心,小人劳力,先王之制也。”③辑录孟轲言行的《孟子》也阐述过这种分工形式:“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为也。然则治天下独可耕且为与?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为备,如必自为而后用之,是率天下而路也。故曰,或劳心,或劳力;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④很明显,所谓“劳心”和“劳力”就是指体力劳动和精神劳动。“君子”、“大人”指的都是统治阶级和该阶级中从事精神生活资料生产的人,而“小人”则是指从事物质生活资料生产的奴隶、农夫或庶民。孟轲根据这种分工形式论证奴隶主对奴隶的经济剥削和精神奴役是人类历史上亘古不变的“通义”,目的就是维护日趋瓦解的奴隶制生产方式。
人类历史的发展还反复证明:“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也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资料。”⑤用简洁的话说,掌握着物质生活资料生产的阶级,同时也掌握着精神生活资料的生产。因此,那些没有精神生产资料的人的思想,一般地是隶属于这个阶级的。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不过是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不过是以思想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例如,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之前,王权、贵族和资产阶级为夺取统治而争斗,因而在那里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就是关于分权的学说,于是分权就被宣布为“永恒的规律”。
具体到中国来说,上古时代是奴隶主阶级掌握着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因此奴隶主阶级就掌握着当时的精神生活资料的生产。例如《尚书》、《舜典》、和《左传》以及介绍“礼”、“乐”、“射”、“御”、“书”、“数”等技艺的《易》、《书》、《诗》、《礼》、《乐》等,都是在奴隶主阶级统治下生产出来的,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代表的等级制度以及“忠孝节义”等道德规范就是当时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只不过由孔子等人总结概括出来被其门徒收集整理成册才流传至今。中古时代由封建地主阶级掌握着物质生活资料和精神生活资料的生产,因此经过地主阶级的代表懂仲舒加工改造后的“孔孟之道”——三纲五常、二十四孝、上尊下卑和读书做官以及影响至今的所谓“仁”、“义”、“礼”、“智”、“信”等等,在整个封建社会中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唐魏征据《荀子•哀公》所载“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君以此思危,则危将焉而不至矣”提出的“怨不在大,可畏惟人;载舟覆舟,所宜深慎。”当然也是如此。甚至就连北宋时期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满清未期林则徐的“苟利国家生以死,岂因祸福趋避之”等等,也隶属于封建地主阶级的思想范畴,是对广大劳动者的欺骗和精神奴役。那些稍微反映被压迫阶级愿望和要求的,例如救世主思想、清官思想、侠客思想等等,除了依附于封建地主阶级腐朽的思想文化外就不能留传下来。而真正属于被压迫阶级的思想,例如陈胜、吴广提出的“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曹刿提出的“肉食者鄙”,张角等人的“发如韭,剪复生;头如鸡,割复鸣。吏不必可畏,小民从来不可轻”,王小波、李顺和钟相、杨幺等人的“均贫富”,李自成的“均田免粮”,洪秀全、洪仁玕和冯云山等人的“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处不保暖”,甚至包括资产阶级革命家孙中山先生提出的“平均地权”思想等等,不仅经常遭到封建地主阶级及其走狗们的诬蔑和诅咒,而且拥有这些思想的农民领袖和资产阶级革命家总是被封建地主阶级和他们豢养的走狗与文痞们冠之以谋反、叛乱、忤逆或异端等罪名肆意镇压和屠戮。
在统治阶级内部,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的分裂甚至可以发展成为这两部分人之间在某种程度上的对立和敌视。例如,中古时代王安石的变法思想,明朝晚期李贽的“存天理,倡人欲”思想,都受到占统治地位的儒道佛墨思想的对立和敌视,因此王安石被罢官,李贽也被封建地主阶级诬蔑为“异端”而投入监狱。复辟了资本主义的中国在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日趋激烈之际,官僚资产阶级分子薄熙来企图用“共同富裕”——这不过是农民在小生产方式下产生的幻想,既“均贫富”之类的翻版——缓和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但是却与目前占统治地位的资本主义思想——通过资本竞争优化资源配置(在很大程度上,资源就是财富的代名词,谁拥有了矿山、森林、石油等资源的开采权,就等于直接占有了财富)——产生了尖锐的对立,因此他被自己的阶级投入监狱也就不足为奇了。但是,当统治阶级本身受到威胁时,当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好像不是统治阶级的思想而且好像拥有与这一阶级的权力不同的权力这种假象也趋于消失的时候,这种对立就会消失。例如,奴隶制逐步崩溃瓦解,封建生产关系逐步确立的战国时期,李悝、商鞅、吴起等人的变法思想逐步取代当时各诸侯国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时,代表没落奴隶主阶级利益的孟轲提出“民为贵、君为轻、社稷次之”,就成为奴隶主贵族在奴隶制生产方式和占统治地位的奴隶制思想即将崩溃瓦解时的哀叹,也是奴隶主阶级企图与新兴地主阶级妥协的表现!尤其是当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日趋激烈并引发大规模人民起义和人民革命,剥削阶级的统治摇摇欲坠时,统治阶级内部两种思想的对立和敌视也会自行消失——以便联合起来对付共同的敌人。例如满清未期,主张变法的光绪皇帝被囚,变法六君子被屠杀,当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党准备推翻满清王朝的腐朽统治时,当年因为主张和推行变法被满清贵族残酷迫害而出逃日本的康有为和梁启超等人,与迫害自己的满清贵族在国体和政体上的思想对立便消失了,一致的意见就是镇压孙中山及其革命党。只是在镇压的方法和手段上有不同的看法,因为出兵围剿和屠杀是镇压,收卖安抚、分化瓦解和招安同样是镇压。
历史事实反复证明,不管任何一个时代,精神生活资料的生产始终是围绕着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进行的,各个阶级在不同历史阶段都会对该阶段的社会生产和生产方式的变化产生不同的思想或看法,并以此形成指导生产的理论为该时代的生产方式服务。正因为如此,马克思和恩格斯才得出这样的结论:一定时代革命思想的存在以革命阶级的存在为前提。没有革命阶级,就不可能有革命思想和革命运动。当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造就出自己的掘墓人——现代无产阶级时,消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实现人的自由发展的革命思想就有了现实的阶级基础。但是资本主义发展到今天,物质生活资料和精神生活资料的生产不仅没有停止,而且生产能力也比一百多年前强大不知多少倍。如果“工人阶级不见了”,这岂不等于说资产阶级香车宝马、奢侈淫靡的天堂生活是上帝赐给他们的吗?
四、资本主义生产、分工和现代无产阶级
1848年,马克思恩格斯就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资产阶级在一百多年的阶级统治中创造出来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总和还要多,还要大。例如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整个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等等,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资产阶级文明中来,迫使他们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资产阶级彻底撕下罩在家庭关系上温情脉脉的面纱,把这种关系变成纯粹的金钱关系,把医生、律师、教士、诗人和学者变成它出钱招雇的雇佣奴隶,并用一切可能的方法和手段迫使千百万劳动者为他们建造天堂,为自己生产惩罚自己的地狱。一句话,资产阶级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新世界。
进入二十一世纪,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比一百年前更加迅猛。信息化时代的劳动生产率翻倍提高,一方面使工人创造社会财富的能力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工人阶级前赴后继地反抗剥削和压迫的斗争迫使资产阶级不得不改进压迫、剥削工人的方式和手段……他们一方面通过奖金、福利“提高”工人阶级的物质生活水平,用小恩小惠收买工贼在工人运动中为自己制造舆论;另一方面引进先进的生产技术“改善”工人的劳动条件,“减轻”劳动者的劳动强度。因此,某些工贼就得出结论说,资本主义的政治民主和经济繁荣不仅使现代工人阶级的政治地位有了前所未有的提高,他们遭受的剥削、压迫和奴役也大幅度地减轻了,从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中分离出的人可以从事生产管理、政治活动、历史编撰、科学研究、考古探险和艺术创作,或者进行体操、旅游、歌舞等健身娱乐活动。这些事实说明阶级之间的鸿沟逐渐抹平了,工人阶级不见了,阶级斗争当然也就熄灭了,资本主义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可能性被实践证实了,社会主义革命也就没有必要了。
事实是不这样,我们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和方法对目前中国这个人口大国进行一下简单分析就会立即明白,这种观点完全是别有用心的,是为资产阶级继续残酷剥削、压迫和奴役工人阶级服务的,是对工人阶级的无耻欺骗。铁的事实是:资本主义生产力的迅猛发展已经达到这种程度:以前是几百、几千甚至上万个奴隶共同劳动才能养活一个奴隶主地主和他们豢养的打手,现在十个、八个甚至一个工人创造的财富就可以养活一个或几个资本家以及千百个为资本家服务的官僚政客、军警特务及其走狗和文痞们。换句话说,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大幅度提高和经济的空前繁荣不仅使从事物质生活资料生产的人越来越少,分享他们劳动果实的人越来越多,而且也使社会分工越来越细并越来越成为奴役劳动者的工具。这一事实充分证明,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生产力的迅速提高不仅使工人阶级受到的剥削、压迫和奴役更加沉重,也使资本家剥削、压迫和奴役工人的手段更加隐密和残酷。
某一历史阶段的人口及各阶级的分布状况,总是和这一历史阶段的生产发展和分工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目前中国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大的国家究竟有多少人还在从事人类最基本的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呢?根据国家统计局《统计年鉴》公布的人口统计数据,2014年全国总人口为136782万人。其中,1-14岁以下22538万人,占人口总数的16.65%;15-64岁之间100469万人,占人口总数的73.4%;65岁以上13755万人,占人口总数的10.15%;而经济活动人口79690万人,就业人员77253万人;其中第一产业22790万人,第二产业23099万人,第三产业31364万人。
《统计年鉴》在“主要统计指标解释”中如是说,所谓“就业人员”,是“指在一定年龄以上,有劳动能力,为取得劳动报酬或经营收入而从事一定社会劳动的人员。具体指年满16周岁,为取得报酬或经营利润,在调查周内从事了1小时(含1小时)以上的劳动或由于学习、休假等原因在调查周内暂时处于未工作状态,但有工作单位或场所的人口。”由此可见,在77253万的“就业人员”中,显然包括党政机关和企事业单位中的官僚政客、各级公务职员(约4000万人⑥)、军警特务、协警与保安(约800万人⑦)、工商业资本家及中高级管理、营销、攻关人员(约22444.3万人甚至更多⑧)、金融保险、证券、期货和投资公司(约762.7万人⑨)、教师教授(约1550.9万人⑩)、科研院所(约2898.17)、医疗卫生和防疫(约1023.4万人)、文化娱乐及制造(约519.72万人)等等,共33999.19万人,占上述“就业人员”总数的44.01%,占人口总数的24.86%。这个数据中还不涵盖我们无法得到确切统计数据的全国各地的城管、邮电通讯、体育竞技、IT业、软件编写以及处于半失业状态的临时工等等。
我们不妨根据目前经济发展的事实大致预测一下,如果完全剔除上述脱离物质资料生产以及该部门中从事非物质生活资料生产,例如“奢侈品”和所谓“服务业”从业人员,那么所谓“就业人员”中从事食品、畜牧、煤炭、水电、服装、住房等与人们生存和生活紧密相关的物质生活资料生产的产业工人,恐怕最多也不过4000到5000万人左右,仅占全国人口总数的3.84%。这一情况表明,目前中国三个半产业工人的劳动养活着一百个人,既一百个人分享着三个半人创造的物质生活资料。毫无疑问,这部分人是推动人类社会向前发展的核心力量,是无产阶级革命的主力军。其特点是比较集中,有利于革命思想的传播,也有利于团结起来与剥削阶级进行殊死的斗争。同时,这些人的社会地位最低,受到的压迫和奴役也最沉重,这一特点又决定了他们是现代无产阶级队伍中革命意志最坚决,革命性最彻底的一部分。就算加上从事农林牧鱼等种植养殖业人口,那么目前从事物质生活资料生产的人口也不过10000万人,占全国人口总数的7.69%。这依然改变不了上面所说的事实。
除了官僚政客、各级公务员和军警特务、工商业资本家、中高级管理、金融保险以及债券、期货和投资公司、教师教授(占人口总数的24.86%以上)和0-14岁以下(占人口总数的16.65%)及在校高中和大中专学生、硕士、博士以及留学生(占人口总数的5.81%),包括65岁以上(占人口总数10.15%)的老人,至少还有占人口总数34.84%以上的人口共同分享着7.69%的人创造的剩余价值,例如所谓“服务业”从业人员等等。这些人是不是都跟官僚政客和工商业资本家一样是剥削阶级呢?当然不是。我们根据社会现实的大致分析就会清楚地看到,这部分人中,除少数因体力、智力、技术或肢体残缺等原因可能失业外,一部分人为了生存和生活不得不根据自己的能力从事安装、维修、快递、导游、广告、环卫和园艺等“服务业”。这些人的生产劳动虽然没有使社会财富增长,但是受分工的限制,他们一方面通过为不同阶级的人提供服务谋取自己所需要的物质生活资料,另一方面他们很大一部分剩余劳动又被这些行业中的大小资本家和业主无偿占有,受着业主或资本家的残酷剥削和压迫。因此,就其阶级属性来说他们是现代无产阶级的一部分,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后备力量。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这部分人虽然人数众多,但是分散于各个行业,他们深受剥削阶级思想文化的奴役,既不利于革命思想的传播,也不利于团结起来与敌对阶级进行殊死的斗争。不仅如此,他们的斗争又往往容易被资产阶级分化和瓦解。还有相当一部分拥有专业技术或其他特长的人进入“非生活必需品”生产部门,例如“奢侈品”、“物化债券”和“暴力工具”等生产部门,这部分人跟奴隶主地主和资本家的奴仆、侍从以及他们豢养的家丁、卫士和打手一样,一方面心甘情愿地享受着资本家和业主对他们的政治压迫、经济剥削和精神奴役,另一方面根据自己的才能和专业技术任劳任怨,甚至服服帖帖地为资本家生产“奢侈品”、“物化债劵”和“暴力工具”,以此谋取自己需要的物质生活资料。
1、“奢侈品”的生产
“奢侈品”的内容非常广泛,例如桑那浴池、高尔夫球场、五星级宾馆、疗养院、赛马场、音乐会、贵族学校和航空公司甚至包括高速铁路等等。这些也被资产阶级和他们豢养的走狗与文痞们冠之以“服务业”的生产部门以及这些部门生产的“产品”究竟为哪些人服务呢?当然主要是为少数富人服务,为官僚党棍和资本家阶级服务。资产阶级和他们豢养的走狗与文痞们,总是用各种冠冕堂皇的词句掩盖事物的本质。正如他们用“恐怖分子”或“颠覆国家政权”等概念掩盖其阶级压迫和剥削的本质一样,他们把“奢侈品”的生产贴上“服务业”的标签,目的就是欺骗和奴役这一生产部门的工人们,让他们脚踏实地地为自己、也为各级官僚和各色资本家服务。
除了上述行业和它们生产的“产品”以外,高档服饰、名烟名酒、名车名表及高级化装和保健品以及高级艺术品,例如以娱乐为目的音乐会、演唱会等等,对广大普通劳动者来说依然属于“奢侈品”。因为这些“商品”同样符合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所下的定义,既“超出人们生存与发展需要范围的,具有独特、稀缺或珍奇等特点的消费品”。没有一个农民会心甘情愿地卖掉几百斤玉米到五星宾馆住上一宿;也没有任何一个普通工人心甘情愿地用一个或几月的工资为自己买几瓶飞天茅台品尝品尝;中东部广大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到新疆为资本家种棉摘花更不会乘坐飞机或高速火车往返。
“奢侈品”所涵盖的内容随着时间和时代的变化而变化,不同时期和不同时代有着不同的“奢侈品”。“奢侈品”的生产也是一样。例如,作为代步工具的汽车虽然堵塞了广大城镇的大街小巷,但是对广大普通劳动者来说,依然属于可望而不可及的“奢侈品”。上世纪未对大多数人来说还是“奢侈品”的移动电话和电脑,目前已经普及到大部分人手中,而市场价格五六千甚至上万元的平板电脑或两三千元一部的移动电话,对现在的很多人来说依然是非常稀缺和珍贵的“奢侈品”。
只要“奢侈品”的市场价格稍微有所变动,市场需求就会大幅度地变化。它的特点就在于及时消费并产生新的消费需求。如果某种“奢侈品”在一定时间内不能及时消费掉,那么这种“奢侈品”的生产就不可能再继续下去。由此可见,“奢侈品”的稀缺性不在于制造原料贵重难觅,而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生产目的本身。正因为如此,“奢侈品”的生产就不仅仅是为了满足少数富人“炫富”、“摆阔”和显示其社会地位的心理需求,也是加速资本流通,化解生产过剩并维持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的强大动力。
2、“物化债券”的生产
“物化债券”的生产跟“奢侈品”的生产基本上一样,不同的是“物化债券”的消费表现为收藏,而其生产目的一方面是为了保值和增值,另一方面则是为了防止社会发生政治或经济危机的预期。例如金银、珠宝、钻石、文物(古董)和名人字画等等。这些只有在私有制存在的前提下才成为商品的东西,就像一张没有发行商和固定面额的“股票”、“期票”等有价证券那样,随时随地都可以变现。货币、股票、期票等有价证券遇到经济危机、社会动荡甚至战乱就成为一张废纸。但是“物化债券”则不同,不管社会制度如何变化,即使遇到经济危机或战乱,只要商品生产的社会制度还存在,即使还保留着商品生产残余的社会主义社会,金银、珠宝、钻石、文物(古董)和名人字画等等就必然会在市场上出现,其交换价也会随着行情的变化而增减。因此,“物化债券”的生产和消费不只是保值和增值,更不仅是为了满足少数人收藏的爱好和习惯。历代封建王朝交替过程中都有过这样的事实,只要掌握着一定量的“物化债券”,破产的奴隶主或地主就可以东山再起,被推翻的阶级也可以用它换取活动经费并组织起庞大的军事武装来恢复自己的统治。俄国十月革命后逃亡国外的前沙皇反动官僚以二战后的波兰流亡政府,基本上都是以自己收藏和保存的“物化债券”作为自己流亡和生存资本的。不然的话,蒋介石败走台湾时,也不会把许多珍贵文物和大批黄金珠宝带到台湾。
3、“暴力工具”的生产
所谓“暴力工具”,顾名思义,当然是指统治阶级用来镇压和屠杀反抗其剥削、压迫阶级的枪炮、弹药和刺刀等等。枪炮、弹药和刺刀等与石斧、石铲、钓钩、投枪、梭镖与刀具等原始人类的生产工具一样,起初都是人类为了生存和生活进行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而创造出来的,是人类社会生产力进一步提高的表现。随着阶级的产生,人类社会逐步发展成两大对立的阶级——奴隶和奴隶主阶级。奴隶主最初用烙铁把代表自己家族徽号的烙印打在奴隶身上,以表明这个奴隶是自己的私有财产,“烙印”这一概念就是这样来的;后来为了防止奴隶逃亡,奴隶主就用沉重的镣铐和枷锁把奴隶锁在地窑里。尽管如此,依然阻止不了奴隶逃亡和他们反抗奴隶主阶级剥削、压迫和奴役的斗争。最后,奴隶主就把人类生产物质生活资料的投枪、梭镖、弓弩等工具加以改进,出钱招募贫穷的自由民配备这些经过改进的刀剑或匕首等武器为自己看家护院,或者组织军队利用这些武器镇压奴隶阶级的反抗。从此,压迫阶级就一代接一代地利用先进技术专门生产出比投枪、梭镖、刀剑、弓弩和匕首等杀伤力更强大的火枪、大炮和弹药等暴力工具,残酷镇压被剥削、被压迫阶级的反抗,保护和巩固压迫、剥削劳动者的社会制度,从而役使广大劳动者为他们生产穷奢极欲的天堂。在阶级社会中,不管社会政治和经济制度如何变更,统治阶级总是把人类最先进的科学技术用于“暴力工具”的生产上。正因为如此,“暴力工具”的生产就不仅仅是指生产刺刀、枪炮、弹药和装甲车等常规性杀人武器,还包括制造核武器用的放射性金属的开采、加工和存储,对人和物进行监控的器材以及可以应用于战争的航空航天、导弹巡航、卫星定位等现代电子技术及其产品的生产和加工等等。
根据上述分析可以看出,从事“奢侈品”、“物化债券”和“暴力工具”生产的人,跟奴隶主地主和资本家的奴仆、侍从、家丁、卫士和打手又有所不同,他们一方面竭忠尽职地为资本家或主子服务,另一方面受着资本家的剥削、压迫和奴役。就其阶级属性来说,他们跟从事物质生活资料生产的产业工人一样,依然是资本和资本家的雇佣奴隶,是现代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就其现实中的生活状况来说,尽管他们的工资收入比从事物质生活资料和“服务业”生产的工人丰厚,生活状况也比他们优越,但是他们受资产阶级剥削和奴役的程度则比普通工人沉重得多。因为工人阶级前赴后继地反抗资本家剥削和压迫的斗争迫使资产阶级颁布法律,把工作日限制在一定的时间以内。在工作日时间限定的条件下,资本家为保持自己的利润不变或更快增长,就不得不采用更加隐蔽的方法榨取相对剩余价值,既利用先进技术提高劳动生产率,缩短生产某一商品所需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延长剩余劳动时间。比如在8小时工作制下,工人为资本家生产某一商品所需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和剩余劳动时间各为4小时,那么剩余价值率,既剩余劳动时间和必要劳动时间的比率就是100%。如果工作日仍为8小时,采用先进技术必然会使劳动生产率大幅度提高,生产某一商品所需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就会由4小时缩短为2小时,而剩余劳动时间也相应地由4小时延长为6小,剩余价值率就由原来的100%提高到300%。因此显而易见,在劳动时间不变的情况下,生产力越发达,生产技术就越先进,劳动生产率就越高,生产某一商品所需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就越短,被资本家无偿占有的剩余劳动时间也越长。简单地说,在一定的生产技术条件下,资本家支付给某个工人的劳动力价格越高,资本家从该工人身上榨取的剩余价值就越多,因而工人受到的剥削和压迫就越沉重。
按道理说,从事“奢侈品”、“物化债券”和“暴力工具”生产的工人革命积极性应该比产业工人更高,革命意志也应该比他们更坚决,更彻底。然而事实上,这部分人总是以自己的劳动力卖得比经常站在生产线上熬夜的工人高几个百分点而自豪,总是以为自己与资本家之间的阶级鸿沟彻底抹平了,可以爬进上流社会跟资本家平起平坐了。因为无论他们的生产活动还是日常社会生活,始终被资产阶级所包围,因此他们不仅羡慕而且还模仿剥削阶级的生活习惯和思维方式,心甘情愿地接受资产阶级思想文化的熏陶和奴役,对资产阶级的剥削和压迫逆来顺受,甚至赞美自己的奴隶地位。鲁迅先生曾经这样说:做奴隶虽然不幸,但并不可怕,因为知道挣扎,毕竟还有挣脱的希望;若是从奴隶生活中寻出美来,赞叹甚至陶醉其中,那就是万劫不复的奴才了!!正因为如此,这部分工人的革命意志非常薄弱,革命性既不彻底又容易动摇。在一定情况下,一旦他们安逸舒适的生活和“优越”的社会地位受到革命的威胁,爬进上流社会的美梦被残酷的阶级斗争所粉碎,他们中的某些人便会立即跟资本家结盟,与反抗资产阶级压迫、剥削和奴役的工人阶级对抗,成为反对革命的工贼。
4、非生活必须品生产的社会意义和作用
虽然自奴隶制社会以来就开始了“奢侈品”、“物化债券”和“暴力工具”等非生活必须品的生产,而“奢侈品”的生产还可以追溯到原始部落时期。但是在资本主义以前,不管是“奢侈品”和“物化债券”的生产还是“暴力工具”的生产,都和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一样,基本上是在自然经济条件下进行的,主要是满足部落首领和奴隶主地主阶级的消费。人类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以后,“奢侈品”、“物化债券”和“暴力工具”的生产才作为追逐高额利润的生产部门日益兴盛起来。尤其是“暴力工具”的生产,不仅是以维护国家安全的名义进行的,而且资产阶级政府还把它作为恫吓广大劳动者,在世界上谋取政治和经济利益的特殊商品出售给其他国家和民族。把人类最先进的科学技术应用于“暴力工具”的生产并使“暴力工具”商品化,是资产阶级维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需要,是由资本主义生产目的和资产阶级的反动本性决定的。目前的美国、德国、俄罗斯和中国,都是出口“暴力工具”的资本主义国家。这不仅是有组织的犯罪行为,也是资产阶级反人类的铁证。
那么非生活必须品的生产对资产阶级和他的敌人——工人阶级到底有什么社会意义和作用呢?生产力极其低下的奴隶制时代,不仅物质资料的生产流程简单,工艺粗糙,就连奴隶主阶级役使成千上万奴隶为自己生产财富的手段也非常简单粗暴。例如奴隶主用枷锁、镣铐、烙刑、鞭笞、屠杀甚至火焚等酷刑役使奴隶为他们生产财富,在奴隶主残酷的压迫下,奴隶们不断逃亡或暴动,以反抗奴隶主阶级的压迫和剥削。资本主义初期,资产阶级经常用延长工作日的方法强迫工人劳动以榨取更多剩余价值,因此经常遭到工人的反抗。目前世界各国流行的“八小时工作制”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但是现在,资本家既不用枷锁和镣铐禁锢工人的自由,也不用烙刑、鞭笞拷打他们,更不用屠杀或火焚相威胁,甚至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周工作日已经普遍缩短到48小时甚至有些国家已经实行40小时工作制,但是大大小小的资本家为什么还是过着香车宝马、奢侈浮华的生活,而整天奔波忙碌地从事生产劳动的工人阶级依然还在为自己和家庭的生计而犯愁呢?
这仍然要从生产过程本身加以考察。例如,在奴隶制时代,玉器的生产和加工基本上是靠玉石雕玉石,一件玉器从发掘开采到装卸运输,从规划设计到精雕细琢,必须役使数百甚至上千个奴隶进行一系列复杂劳动才能完成。一个奴隶主死后的玉器陪葬品高达数百件,当然是几千甚至上万个玉工积年累月辛苦劳动的结果。如果我们以一个没有任何专长的普通劳动者一天的简单工作量为单位来测算,那么完成这件玉器所耗费的劳量则相当于一个玉工一两年的时间。但是并非任何劳动产品都只是人的简单劳动力的耗费,许多种类的劳动产品都包含着需要耗费或多或少的辛劳、时间和金钱去获得的技巧和知识。例如,玉器的生产和加工就需要经验、知识并花费很大精力等等。
考古发掘的事实再清楚不过地表明,“物化债券”的生产是靠消耗广大劳动者巨量的复杂劳动来实现的。但是,这种复杂劳动同简单劳动即单纯的简单劳动力的耗费,是否在相等的时间内生产出相等的商品价值呢?显然不是。一小时复杂劳动的产品同一小时简单劳动的产品相比,是一种价值高出一倍或两倍的商品。不管任何一个时代,任何一种商品的生产消耗的都是那个时代最高级的复杂劳动,正如任何一个时代的统治阶级都把最先进的科学技术应用到“暴力工具”的生产上一样。今天的特级厨师,劳动力价格远远高过普通厨师的劳动价格,高尔夫球场的从业人员虽然不需要多少特殊劳动技能,但是这种职业依然要求他们不断加强生存技能的训练才能生活下去,例如让资产阶级贵族感到舒适和满意的逢迎巴结技能等等。至于枪支弹药、装甲导弹等“暴力工具”的生产需要更多复杂劳动,当然也是不言而喻的。“简单平均劳动虽然在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文化时代有不同的性质,但在一定的社会里是一定的。比较复杂的劳动只是自乘的或不如说多倍的简单劳动。因此,少量的复杂劳动等于多量的简单劳动。经验证明,这种简化是经常进行的。一个商品可能是最复杂的劳动的产品,但是它的价值使它与简单劳动的产品相等,因而本身只表示一定量的简单劳动。”⑫也就是说,复杂劳动是消耗了一定量的简单劳动而培育出来的,是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提高的。
工业革命时代,机器把工人及其家庭成员全都抛到劳动力市场上,把男劳动力的价值分摊到他全家人身上,从而加速男劳动力的贬值。在信息化时代,鉴于工人阶级反抗压迫和剥削的经验教训,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周工作日已经缩短至48或40小时。资本家为了在商品生产中保持更高的利润率,必然挖空心思也可以说处心积虑地采用先进的生产技术,缩短维持无产阶级简单再生产耗费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以便满足他们穷奢极欲地浪费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需要。这不仅是他们为什么过着香车宝马、奢侈浮华的天堂生活,而整天奔波忙碌地生产财富的工人阶级总是为自己和家庭生计而犯愁的根本原因,也是现代资本主义生产不依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
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世界上任何事物都是对立统一的,某一事物在它发展成长的过程中也发展壮大着导致它衰老或灭亡的条件。因此,某一事物的发展变化必然影响另一事物的发展和变化。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使资本家的财富越积越多,同时也给他们生产了难以摆脱的梦魇。科学技术尤其是信息技术在生产中的广泛应用,使劳动生产率大幅度提高,同时也产生着毁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条件。这些条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生产技术和生产工艺越来越复杂,体现在单个商品中的劳动也越来越复杂。资本主义生产一方面力求使用高技术的劳动力进行扩大再生产,使劳动者把大量的时间和精力都耗费在复杂的生产劳动中;另一方面大量没有及时掌握先进技术和生产工艺的工人被排挤在资本家工厂之外成为相对过剩人口,迫使他们流浪街头,无依无靠,不得不到处乞讨生活。二是凝结于某一商品中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越来越短,从而使劳动力价格越来越低。因为商品的价值是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而劳动力的价值又是由生产物质生活资料需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因此生产物质生活资料需要的社会必要劳动越短,也就意味着劳动者用于恢复劳动能力所需要的物质生活资料不断减少,以致于影响,或者不如干脆说降低劳动者的生活质量和劳动力再生产能力,从而使有效劳动力萎缩甚至枯竭。三是追逐利润为目的的生产使资本竞争日益加剧,必然导致生产过剩,阻塞资本周转,加速经济危机的到来。
这些毁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条件都是资本主义生产的社会化和产品的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固有的,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一诞生就不断地生产着,也是不依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如果不迅速解决这些矛盾,彻底消化由生产力的提高而产生的相对过剩人口,缓解生产过剩带来的危机,加快资本周转的速度,必然威胁资本主义生产和资产阶级统治秩序。但是正如资本主义生产一开始就生产出毁灭自己的条件一样,资产阶级和他们以税收形式豢养的官僚政府从一开始就利用各种资源和方法排除这些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灭亡的条件。比如给予资本家税收优惠或财政补贴,超量发行货币以加速资本流通等等,利用各种媒体资源编造幻想、抹杀矛盾,欺骗世人,不遗余力地维护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例如,2008年中国政府投入4万亿元进行基础设施建,企图以此拉动消费就是如此。但是这些方法不仅消灭不了威胁他们统治的过剩人口,而且还会进一步加快经济危机的步伐。在这种情况下,非生活必须品的生产就成为他们维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唯一的救命稻草。
资产阶级一方面通过扩大“奢侈品”、“物化债券”和“暴力工具”等非生活必须品的生产规模,以保证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对劳动力增长的需求;另一方面通过政策引导、学校教育、再就业培训等手段,积极支持和鼓励拥有服装设计、裁剪,字画装裱、钻石加工、文物和古董鉴别、书画艺术创作以及金属切割、钻、铣、车、焊等专业技术的过剩人口转移到“奢侈品”、“物化债券”和“暴力工具”等生产部门,以此维护正常的生产和统治秩序。这部分人和这些生产部门在为资本家创造剩余价值,化解劳动力过剩的矛盾,维护资产阶级统治的同时,还可以通过人们对“奢侈品”和“物化债券”的消费加速资本周转,缓解和迟滞生产过剩导致的经济危机。例如,除了“暴力工具”以外,大量的“物化债券”基本上都可以转化为“奢侈品”进入消费市场,比如金银首饰、珠宝钻石、文物、古董和名人字画等等,既有“奢侈品”易于消费的特征,也有收藏、储存和保值增值的作用。这些商品大量投放市场以后,不仅能把市民手中的闲散资本集中起来引导和加快资本的流通,还能进一步促进“奢侈品”和“物化债券”的生产与再生产。
但是,这依然不是资产阶级摆脱梦魇的万应灵药!这个问题我们留在最后讨论。
“奢侈品”、“物化债券”和“暴力工具”等非生活必须品的生产从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中分离出来,与农业和畜牧业、农业和商业、农业和工业的分离完全不同。一方面这种分工仅仅是为了满足富人、资本家阶级追求奢侈淫逸的生活方式和维护其统治地位的需要,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另一方面,这种分工不仅没有使人类社会前进一步,而且使资本主义社会走向全面反动。因为它加速了财富的集中程度,导致社会道德和社会风气日益腐化,分工越来越成为奴役人的枷锁,人类的生存和生活状况也越来越受物的支配。马克思指出,“当分工一出现之后,每个人就有了自己一定的特殊的活动范围,这个范围是强加于他的,他不能超出这个范围:他是一个猎人、渔夫或牧人,或者是一个批判的批判者,只要他不想失去生活资料,他就始终应该是这样的人。”⑬尤其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迫使每个人一开始就得学会并掌握某项技术,或者选择某项职业作为自己谋取生存和生活资料的手段,例如很多中青年人现在依然在拼命学习或苦练技艺,企图通过公开或非公开的测评、考试和比赛,或者通过正式或非正式渠道,比如央视的“星光大道”、河南电视台的“梨园春”节目进入文化艺术生产部门。即使被这种技术或职业摧残得心力憔悴,或者患上职业病也不得自由转换职业,例如杂技演员和体育运动员病痛缠身,就无法在这一专业范围内获取生存和生活所需要的物质生活资料,要转入其它职业谋生就更加困难。因为只要这些人一脱离自己熟悉的专业技术范围,劳动力就会贬值。否则,要么进入失业大军到处流浪乞讨,要么“啃老”,如果有“老”可啃的话。很多文史、农林类专业的大学生“毕业既失业”,正是因为他们没有掌握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谋生的专业性技术。“社会活动的这种固定化,我们本身的产物聚合为一种统治我们、不受我们控制、与我们的愿望背道而驰并且把我们的打算化为乌有的物质力量……”⑭因此,马克思恩格斯得出结论说,“只要分工还不是出于自愿,而是自然形成的,那么人本身的活动对人来说就成为一种异己的、与他对立的力量,这种力量压迫着人,而不是人驾驭着这种力量。”⑮
上述事实还证明,“奢侈品”、“物化债券”和“暴力工具”的生产一开始就完全彻底地背离了物质生活资料生产的性质。但是,这些生产部门和这些部门中的从业人员,依然以最基本的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为基础。因为没有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这种分工既不可能,“奢侈品”、“物化债券”和“暴力工具”的生产也无法进行下去。正因为如此,不管从事物质生活资料生产的产业工人在总人口中占多大比例,不管资产阶级对产业工人怎样肆无忌惮地压迫、剥削、奴役和歧视,这个阶级在人类社会的发展中始终占据着主导地位,是推动人类社会向前发展的决定性力量。很难想象人类不再生产粮油、肉类和衣物,官僚政客、军警特务和工商业资本家如何生存下去。难道他们会利用高度发达的科学技术人工合成蛋白质生存吗?正因为如此,一旦产业工人沉睡的阶级意识再一次被资产阶级残酷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所唤醒并迅速组织成统治的无产阶级,就会成为一股摧古拉朽的力量,任何残暴统治和反动力量都将被这股力量轧成齑粉。披着“共产党”袈裟的中国资产阶级比任何民族的资产阶级都清楚这一点。为了使本民族的无产阶级永远沉睡并在麻木状态中为自己生产和建造醉生梦死的天堂,他们一面享受着劳动者创造的物质财富带给他们的欢悦,一面利用先进的科学技术加紧生产“暴力工具”,从生产、生活和思想、言行等方面加强对劳动者的专政,组建各式各样的精神生活资料生产队,开路马力生产精神鸦片麻醉工人阶级,不遗余力地试图抹灭工人的阶级意识,瓦解他们的反抗意志。
五、资本主义精神生活资料的生产
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精神生活资料的生产虽然也和资本主义以前一样,始终围绕着生产方式的变革而进行,为加强和巩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服务,但是它与资本主义以前又有很大的不同。尤其是对广大劳动者的欺骗和愚弄达到更加无耻的程度。资产阶级和他们的政府不仅豢养着一大批为自己服务的新闻记者、教授、作家、艺术家、历史编撰和各种思想文化生产的专业人员,还成立专门进行精神生活资料的生产和管理部门,例如新闻出版、文化教育、广播电视、艺术协会等等,并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与文化管理制度,例如新闻出版审查、网络管理制度等等,管理、规范精神生活资料的生产,以此加强思想文化方面的法西斯统治,钳制人们的言行和革命思想的传播。他们通过学校教育、脱产培训、业余学习、经验交流等手段向青年学生、在职干部灌输剥削阶级思想还不能满足资产阶级维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需要,还积极组织资产阶级教授、专家、学者利用现代化传媒建立各种各样的电视或网络论坛,例如央视的“百家讲坛”、新浪网的“强国论坛”等等,不遗余力地生产并广泛传播剥削阶级思想文化。厦门大学中文系教授易中天、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教授于丹、河南大学文学院教授王力群等人,都曾是央视“百家讲坛”上风靡一时的知名人物。
易中天在其《中华史•国家》第一章“国家与人”中讲授他的国家起源理论时信誓旦旦地如是说,“建立国家首先是为了安全”,“国家模式和政治体制,其实都是人自己的创造和选择。”“任何一个国家的模式和样式、制度、尺度,都是由组成这个国家的国民,以及他们的文化和历史决定的。”⑯甚至在传播“国家”存在的“现实性”就是其“合理性”的历史唯心主义观点时不惜借恩格斯的名义发誓,“恩格斯说,如果某个国家的政府是恶劣的,而且尽管恶劣仍将存在,那就可以用该国国民相应的恶劣来解释。”⑰易中天这种观点无疑在说,目前的特色政府能继续存在,是因为它受到全国人民的热烈拥护。如果按照易教授的思维逻辑,那我们同样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目前的特色政府是非常恶劣的,虽然它恶劣但现在仍然还存在着。因此,特色政府的恶劣就可以用中国全体国民,例如,像易中天教授这样恶劣的国民来解释。
资产阶级豢养的走狗在向人们灌输历史唯心主义时不是拿上帝的名义发誓,就是拿马克思或恩格斯的名义赌咒。事实上,恩格斯是这样说的:黑格尔“决不承认政府的任何一个措施——黑格尔本人举‘某种税制’为例——都已经无条件地是现实的。但是必然的东西归根到底会表明自己也是合理的。所以黑格尔的这个命题,在应用于当时的普鲁士国家时,意思只是说:这个国家在它是必然的这个限度内是合理的,是合乎理性的。如果说,在我们看来,它终究是恶劣的,而且尽管恶劣,它仍旧继续存在;那未,政府的恶劣,就可以用臣民的相应的恶劣来辩护和说明。当时的普鲁士人有他们所应该有的政府。”⑱即使不读恩格斯的原著,只要稍微认真一点就可以清楚地知道,恩格斯是用自己的话陈述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辩证法中关于“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凡是合理的都是现实的”这一命题反映的内容。在这段话之前,恩格斯还针对黑格尔这道命题评论说,“这显然是把现存的一切神圣化,是在哲学上替专制制度、替警察国家、替王室司法、替书报检查制度祝福。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是这样想的,他的臣民也是这样想的。”⑲应该说明的是,黑格尔上面的那道命题是恩格斯套着黑格尔《法哲学原理》序言中的话化用来的。一个堂堂的大学教授,研究语言文字的专家难道读不懂恩格斯上面那段话的意思吗?难道分辨不出恩格斯上面那段话中哪些是黑格尔的思想,哪些是恩格斯的思想吗?不,决不是这样。如果易中天跟自己的授众说那不是恩格斯的思想,而是黑格尔上述命题表达出来的思想,如果他不故意掩盖国家的阶级本质,或者他不以恩格斯的名义发誓并兜售剥削阶级唯心史观的强盗逻辑,就达不到鱼目混珠,欺骗广大劳动者,为剥削阶级服务的目的。
于丹在讲授《论语•雍也》中“夫人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时向其授众解释说,“每个人我们自己都想让自己树立起来,你要是想在这个世界上能够安身立命,那你也去立别人,你也努力帮着别人立起来,每个人我们都想发达吧,我们自己想发达也让别人发达。你这么做了的话,叫做能近取譬。就是在你最近的地方,你眼前看见这个人,他在街上有点事,你弯弯腰举举手就帮了他了,可谓仁之方也,这就是仁义的方法,这就是仁义的秘诀。”⑳这无疑是众所周知的“先富带后富”与“和谐社会”等理论的翻版,也是目前在中国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欺骗工人阶级的思想!
由此不难看出,组建这些“讲坛”或“论坛”的目的是显而易见的,是特色党和特色政府的政治、经济和法律制度,既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他们在思想、文化等意识形态领域里的法西斯统治日益遭到广大民众的质疑而组建起来的。因此,资产阶级和他们豢养的文痞在生产、炮制并兜售给广大劳动者的文化快餐里,当然没有阶级的人,也没有阶级的国家,更看不到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不仅如此,资产阶级政府还利用各种手段和他们盗取的社会资源支持、鼓励并调教坊间那些所谓自由撰稿人、有名无名的艺术家、演艺人员,或者节目主持人、网络水军甚至连导游等等,都像苍蝇繁殖虫蛆那样不遗余力地为资产阶级生产大量的精神鸦片,麻醉和毒害工人阶级,甚至在必要的时候他们还不惜公然撒谎和造谣。例如,大跃进时期“饿死3000万人”,把一个生活腐化堕落的张志新捏造成“革命英雄”等等。就在本文快要结束时,又闻各大网站报导说,黑龙江省双鸭山市居然在“两会”召开之际耗费巨资并动用武警、特警、防暴警察和人民群众数万人“排演”警“匪”大片,“暴力”镜头精彩不断。事件起因是黑龙江省省长陆昊在官僚党棍、专家学者所谓商定国是的“两会”上公然撒谎,说“龙煤井下职工不欠薪”,改革形势一片大好,导致双鸭山煤矿工人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行动。此前,龙煤集团双鸭山煤矿就因长期拖欠工资导致矿工多次上访未果,“观察者”网“财经”栏目曾援引双鸭山日报消息说,3月12日23时,黑龙江省双鸭山市委市政府召开维护稳定确保正常生产生活秩序专题会议,通报龙煤双矿职工群体上访工作进展情况并对下一步维稳工作进行安排部署,强调要求“各有关单位要讲政治、讲大局,做到目标同向,协调一致,有机联动,形成合力,始终以坚韧不拔的态度,有条不紊、凝神静气、认真负责地做好各项稳控工作。堵塞铁路、破坏生产、串联、挑事是严重违法犯罪行为。一旦发生,坚决打击,力保全市生产生活秩序不受影响。”(21)
继承了孔孟二人衣钵的资产阶级孝子贤孙们,不遗余力地推行“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的政治纲领,通过各种渠道大肆制造舆论,让人们相信共产主义是不切实际的幻想,根据个别人创业致富或成名成家的故事,给渴望摆脱贫困的广大群众编造许多虚幻缥缈的“梦想”,用所谓的“中国梦”代替“共产主义理想”。他们一面高唱“劳动光荣”的调子欺骗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者,一面恶毒诬蔑毛泽东时代革命干部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是“劳改政策”,削尖脑袋钻进官僚队伍并爬上统治阶级首脑的高位施展“劳心者治人”的宏伟抱负;一面号召披着“共产党”袈裟的官僚党棍们“要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看待”中国历史的发展,对历史和现实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方法、采取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一面处心积虑地捏造事实,歪曲历史,公然向世人兜售孔孟之流的腐朽思想,并痛心疾首地忏悔,毛泽东时代让他们“感受到传统文化受到了破坏,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破坏严重,批判一切,老祖宗好的东西也批掉了,如批师道尊严等,内伤是很大的。直到现在仍有负面影响,在造反有理的旗帜下,什么都可以破坏。”
只要稍微留心就会发现,无论资产阶级及其政府统治下的电台、电视台播放的新闻、体育、卫生、科技、历史和军事节目,还是他们创作的小说、诗歌、词赋、戏曲、音乐、绘画或小品以及电影、电视剧等文艺节目,无不充斥和弥漫着个人英雄主义、名利主义、民族主义、沙文主义和等级观念等。这些作品中只有抽象的人,没有具体阶级的人;只有超阶级的人性,没有阶级的人性,更不会谈论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即使介绍历史古迹、风景名胜或科学发现的解说词与某种产品、风味小吃、名人传记的广告,都充斥着“忠孝节义”等封建地主阶级的文化垃圾和发财致富、成名成家、扬名立万、及时行乐等资产阶级腐朽思想。因此,这部分人就其阶级属性来说是小资产阶级的,就其生活习惯和思维方式来说则完全是资产阶级的。他们一边分享着工人阶级创造的财富,出于小资产阶级悲天悯人的本性对广大劳动者遭受的灾难和痛苦洒几滴鳄鱼的眼泪,一边歪曲事实,甚至造谣撒谎,掩盖矛盾,竭忠尽职地向资产阶级出谋献策,死心踏地地维护剥削、压迫和奴役劳动者的社会制度。
列宁恰如其分地把剥削阶级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的分工看成他们的两种社会职能:“所有一切压迫阶级,为了维持自己的统治,都需要有两种社会职能:一种是刽子手的职能,另一种是牧师的职能。刽子手镇压被压迫者的反抗和暴动。牧师安慰被压迫者,给他们描绘一幅在保存阶级统治的条件下减少痛苦和牺牲的远景(这些话说起来就特别容易,因为不用担保‘实现’这种远景……),从而使他们忍受这种统治,使他们放弃革命行动,冲淡他们的革命热情,破坏他们的革命决心。”(22)正因为如此,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列宁和毛泽东在世时都曾反复强调,取得政权的无产阶级在思想理论、文化教育和艺术创作中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必须“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服务”,为巩固和确立共产主义生产方式服务。
六、是“生产过剩”还是“购买力枯竭”
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不仅人的劳动力成为商品,任何能够为资本家带来利润的物质都可以成为商品,更不用说“奢侈品”、“物化债券”和“暴力工具”了。马克思曾在《资本论》中指出,“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23)并引用英国工运领袖托•约•邓宁在《工联和罢工》中对资本追逐利润的论述作为这句话的注脚,“资本逃避动乱和纷争,它的本性是胆怯的。这是真的,但还不是全部真理。资本害怕没有利润或利润太少,就像自然界害怕真空一样。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如果有百分之十的利润,它就保证到处被使用;有百分之二十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百分之五十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百分之一百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百分之三百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如果动乱和纷争能带来利润,它就会鼓励动乱和纷争。走私和贩卖奴隶就是证明。”(24)由此可见,资本家生产任何商品都是以利润为前提。如果没有利润或利润微薄,即使广大群众迫切需要的商品,资本家也不屑一顾。哪个行业或哪种商品利润丰厚,资本家便像苍蝇逐臭那样蜂拥而至,拥进这个行业或争先恐后地生产这种商品。即使这种买卖将使末日降临,他们也再所不惜。资本家决不会听信悲天悯人的资产阶级文痞虚伪的道德说教,正如李嘉诚所言,“有钱赚是生意人的根本价值”,“我需要寻找的只是利润”。不管是地产、金融还是教育、科技等等,“对我来说,谁是趋势、谁利润更大才是我要考虑的,而不是空洞的政治考量和虚假的道德说教。”(25)资本家追逐利润的生产目的,必然导致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直到这种状态不可避免地引发以生产过剩为直接表现形式的经济危机。例如《长江商报》记者刘迅和实习生黄嘉佳于2015年8月24日披露说,“一种便宜的救命药”“‘放线菌素D’断货,令不少肿瘤患者陷入困境”,而“国外替代药一支近6000元。”(26)新华网记者韦慧于2015年9月14 日也报导说,治疗婴儿痉挛症的特效药品“ACTH”每盒售价只有7.8元,利润2%,因此很多制药厂拒绝生产,黑市上每盒则卖到4000元甚至有的地方高达8000元。而利润丰厚的所谓“一般”药品每个厂家或分销商“都有几万箱甚至几十万箱的储备。”(27)
英国资产阶级曾为谋取毛纺织业暴利掀起过“羊吃人”的圈地运动,与中国资产阶级为谋取房地产暴利而发起的“房吃人”圈地运动比起来,英国资产阶级掀起的“羊吃人”圈地运动简直是小巫见大巫罢了。资产阶级官僚政府通过各种行政或经济手段支持、鼓励甚至纵容房地产商霸占城郊农民的土地,强折城镇居民的住房,而且还派出干部和警察帮助他们抢劫和掠夺地产资源。我们无法统计“房吃人”圈地运动到底引发多少群体事件,也无法查到多少人因为保护自己的合法财产被残暴的房地产商吃掉,但是“房奴”这一概念则从另一个侧面恰如其分地反映了广大民众在这场史无前例的“房吃人”运动中无可奈何地接受资产阶级压迫和掠夺的心态。住房商品化改革使各路资本云集于房地产开发行业,甚至某些工业企业宁肯削减原来的生产计划或者干脆停止技术改造也要把大部分资本投进房地产业,这当然是房地产业暴利导致的必然结果。自住房商品化改革以来的几十年里,几乎到了疯狂程度的房价导致商品房生产始终处于无政府状态。一面是全国大中小城市甚至西部边远地区的西宁、兰州、新疆等地新建商品房鳞次栉比,一面是广大人民群众的住房需求被飚升的房价阻挡在房地产市场之外,导致大量商品房空置。尽管特色政府试图控制商品房价格暴涨,但是屡试屡败,以致全国各地相继出现“鬼城”,例如鄂尔多斯、丰都、钦州、拉萨、嘉峪关、井冈山、威海、锡林浩特以及嘉兴、石嘴山和三亚等等。尽管资产阶级媒体记者不断报导各地房价趋缓甚至很多地方开始下跌,但是北京、上海和深圳等地依然在“高歌猛进”。
与此同时,人民群众日常生活需要的家电、水果、蔬菜等等也经常出现滞销,甚至最近两年河北和山东等地奶农把刚刚生产的鲜牛奶倒进地沟里。不管资产阶级媒体记者在报导中为生产过剩寻找出各种各样冠冕堂皇的理由,例如消息闭塞、体制僵化、竞争意识淡薄、服务观念落后等等,依然掩盖不了资本主义生产过剩的事实。早在2012年8月29日,美国《纽约时报》就以《中国产品滞销现象日益严重》为标题报导了中国大陆“从钢铁和家用电器到汽车和商品房,所有东西都供过于求”,“商品的积压也拉开了一系列价格战的序幕,制造商使出浑身解数,力争把国内卖不掉的商品出口。”
生产过剩不仅使大量的资本凝固或沉淀在某种商品中,破坏资本的正常周转,迫使资本主义生产处于停滞状态,与生产过剩随之而来的是企业大量裁员和大批工人失业。另据可靠消息,全国知名肉类加工企业“双汇集团”正在把原来三班轮换生产的作息制度改为两班轮换制,企图以此淘汰或裁减“不符合”生产要求的过剩人员,以此维护肉类食品加工业的霸主地位。而东南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的服装、电子、机械加工等企业的老板跑路更不是空穴来风。来自特色政府税务部门的年报称,自2014年以来,制造业税收比以前年度降低10%-20%还多。事实充分说明:以生产过剩为表现形式的经济危机日益严重……
大量事实迫使特色政府不得不半遮半掩地承认“产能过剩”,这不过是生产过剩的替代语罢了。他们正试图通过调节产业政策、给予资本家税收优惠或者直接对商品销售采取财政补贴之类的办法推进“供给侧改革”,解决生产过剩和工人失业带来的经济危机。但是不管资产阶级采取任何行政或经济手段,都无法阻止经济危机全面暴发,即使继续扩大和引导资本家们开足马力进行“奢侈品”、“物化债券”和“暴力工具”的生产,转移相对过剩的劳动力,从而加速资本周转,维持资本主义再生产,都不过是扬汤止沸罢了。
前面我们曾经说过,以生产过剩为主要表现形式的周期性经济危机,是由资本主义生产的社会化与产品的私人占有这一基本矛盾引发的,是追逐利润为目的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生俱来的,也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但是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硬说“社会购买力枯竭”导致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希望通过扩大就业面积,提高社会购买力化解经济危机带来的灾难。遗憾的是,这不过是重复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杜林先生“人民消费落后……人为地造成的消费水平低”的陈词滥调罢了,丝毫没有表现出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运动中标榜的“与时俱进”的发展能力!因为“群众的消费水平低,他们的消费仅仅限于维持生活和延续后代所必需的东西,这并不是什么新的现象。自从有了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以来,这种现象就存在着。就是在群众的状况特别好的历史时期,例如在十五世纪的英国,群众的消费仍然是低的。他们远没有拿过自己的全部产品来消费。因此,如果说,消费水平低是数千年来的经常的历史现象,而由生产过剩所引起的、爆发于危机中的普遍的商品滞销,只是最近五十年来才变得明显,那未只有杜林先生的庸俗经济学的全部浅薄见解才不用新的生产过剩这种新的现象,而是用旧的存在了几千年的消费水平低的现象来解释新的冲突。这就像在数学上不从变数可变这一事实,而从常数始终不变这一事实去解释一个常数和一个变数之间的关系的变化一样。群众的消费水平低,是一切建立在剥削基础上的社会形式、从而也是资本主义社会形式的一个必然条件;但是,只有资本主义的生产形式才使这种情况达到危机的地步。因此,群众的消费水平低,也是危机的一个先决条件,而且在危机中起着一种早已被承认的作用;但是它既没有向我们说明过去不存在危机的原因,也没有向我们说明现时存在危机的原因。”(28)
正如恩格斯所说的那样,不管是杜林先生“群众的消费水平低”抑或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所谓“社会购买办枯竭”,自阶级产生以来都是如此,既不能确切、完整地表达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暴发的真正原因,又掩盖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罪恶。因此,他们向资产阶级政府提出的化解和消除经济危机的建议,就成为隔靴搔痒的把戏,是对广大劳动者的无耻欺骗。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在一百年前就已经给出了答案,要彻底消灭经济危机给人类带来的灾难,只有两条路可走:要么拉历史的倒车,使人类社会退回到封建自然经济时代;这条路杜林先生走不通,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也走不通,资产阶级根本不愿意走;因为正是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肩并肩地摧毁了封建自然经济。要么彻底铲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推动人类历史向前发展,使资本主义社会向共产主义过渡。这不仅是可能的,也是任何人任何力量都阻挡不了的。
七、结束语
马克思曾一针见血地揭露说,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工人给资本家生产财富,则给自己生产贫困。工人阶级不仅用自己的血汗供养着压迫、剥削自己的大小资本家、政府官僚和镇压工人阶级反抗的军队、警察和特务,也供养着大量从精神上摧残和奴役自己的所谓思想家、艺术家、宗教领袖以及大大小小的走狗和文痞们。资产阶级和他们的走狗一方面用工人创造的财富过着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另一方面用科学技术加强对工人的剥削和压迫,用分工奴役工人的劳动,用工人生产的武器镇压工人的反抗,然后雇佣各种反动文人生产出一堆堆思想文化垃圾麻醉工人的精神和意志——企图使工人阶级的相对贫困成为永久贫困。世界上从来没有救世主,更不靠神仙皇帝。工人阶级要从被压迫、被剥削、被奴役的社会地位中彻底解放出来,铲除经济危机给人类带来的灾难,就必须团结起来彻底消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消灭分工赖以奴役人的雇佣劳动制度并使现存世界革命化,从而推动人类社会从资本主义社会向共产主义过渡。这是现代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也只有现代无产阶级才能承担起解放全人类,同时也解放自己的历史使命。
二〇一六年三月二十日
注释:
①《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命运》,《列宁全集》第2版第23卷第3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72年第4卷第61页。
③《左传•襄公九年》。
④《孟子•滕文公(上)》。
⑤《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72第一卷第52页。
⑥数据来源: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010年09月26日发表了《2009年中国人权事业的进展》白皮书。该书在谈到少数民族事务时如是说,“截至2009年,全国共有290多万少数民族干部,约占干部总数的7.4%。全国公务员队伍中,少数民族约占9.6%。”根据这一数据,那么全国各级干部总人数=290万÷7.4%=3918万人。干部的范围比较广泛,但不包括编制内的工人、打字员和司机等等;公务员的范围虽然比较狭窄,但是只要编制内,即使工人、司机或打字员都属于公务员。因此,我们可以把这两个概念看作两个大致重合的集合。根据目前情况,2014年公务员至少在4000万人以上。
⑦没有确凿的统计数据,根据目前情况大致预测,军队、武装警察以及协警等等不下500万人,政府机关和企业事业单位保安、门卫等可能也在300万人左右。警察和国安、国保等特务属于公务员之列。
⑧据国家统计局《统计年鉴》,2014年在全国10617154个正式注册的大小企业中,仅私人控股公司就有9027688个,如果每个注册企业中平均按一个资本家和5个高层部门经理人员计算的话,全国至少也有54166128个资本家和部门经理,其中还不包括国家控股、港奥台及外资企业和其他类型的工商企业。如果按每个工商企业10个中高级管理人员,那么全国至少在9027.688万人,甚至真实情况很有可能比这个数据大得多。各类工商企业物质采购、产品销售以及大中小商场中的营业员没有10000万人恐怕也得有8000万人,仅全国各地的电信业从业人员恐怕就不下300万人。因此根据文化企业从业人员等情况来看,上述数据只会比我们预测的更多而不会小于这些数据。
⑨数据来源:经管之家论坛•原“人大经济论坛”•《中国金融圈到底有多大?》金融保险业,包括各类银行、保险公司、证券公司、资产管理公司、投资公司、银监会、证监会和交易所以及期货公司等等。
⑩本数据及所有未注明出处的均来自国家统计局《统计年鉴》
⑪鲁迅《南腔北调集•漫与》
⑫《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篇第一章“商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版第23卷第58页。
⑬⑮《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72第一卷第37页。
⑭同上第38页。
⑯⑰来自在线阅读,易中天《中华史•国家》第一章“国家与人”。
⑱⑲《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72年第四卷第211页。
⑳来源于网络“于丹论语心得”。
(21)“观察者”网“财经”栏目,《双鸭山通报龙煤拖欠工资职工上访事件:责令筹资发薪,若堵铁路将打击》
(22)《第二国际的破产》,《列宁选集》1960年第二卷第638页。
(23) (24)《资本论》第一卷,《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72年第二卷第265页。
(25)来源于网络,李嘉诚的辩护:“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商业的归商业,政治的归政治”。
(26)来源于网络,《长江商报》记者刘迅和实习生黄嘉佳:《廉价抗癌“救命药”全国断供调查……》
(27)来源于网络,新华网记者韦慧:《廉价救命药无人生产家属找药无望黑市疯狂》。
(28)《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72第二版第三卷第324-32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