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至21世纪无产阶级革命形态和进程问题

20至21世纪无产阶级革命形态和进程问题

周承友

本文将重新回顾20世纪前期,在十几个国家发生的由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形态和进程问题。结合当代实践,进一步探讨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当代各国(包括原社会主义和平演变的国家)可能发生的由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形态和进程问题。从中也能找到当前关于革命和民主问题讨论的更有说服力的解答。
在研究问题之时,笔者将以继承和拓新的唯物史观为基础,重点以新的社会基本矛盾论为基础。因为事实上,社会历史的发展是社会客体(如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等社会实践)决定制约和社会主体(如阶级、阶层、政党等人的群体)能动实现共同作用的结果,所以就必须采取兼顾主客体关系的抽象方法去概括社会基本矛盾,以避免“见物不见人”的缺感,弥补至今历史研究和社会研究中所缺失的另一半——需要突出对社会主体问题的研究、认识和报告。由此,生产方式(包括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统一)的发展与人民需要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的发展与人民需要之间的矛盾,才是人类社会发展(一般的)基本矛盾。社会基本矛盾的客观根由或者在客体上的表现就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社会基本矛盾在主体上的表现如在封建社会里就是封建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之间的矛盾,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就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这个进一步具体化的社会基本矛盾体系(各自定位界说分明),才能真正全面地概括、反映并决定具体社会形态发展的基本性质、基本面貌和基本进程。由此,对于具有明显的混合性特点的社会基本矛盾的概括才可以获得科学简化,如对1840-1949年的近代中国社会基本矛盾的概括就是:人民大众与封建主义之间的矛盾,中华民族与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而社会主要矛盾,则一定内含在社会基本矛盾体系之中或由社会基本矛盾体系中某一种矛盾直接担当;社会主要矛盾具有与社会基本矛盾相同的地位和作用,并直接决定着社会发展的主要进程。

恩格斯指出:“任何一次真正的革命都是社会革命,因为它使新阶级占统治地位并让它有可能按照自己的面貌来改造社会”。列宁指出:“一切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国家政权问题”。由此可知,所谓革命:一般就是指社会革命,就是指革命阶级推翻反动阶级的统治,实现社会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等社会根本制度的转换,革命的首要和根本标志是国家政权的转换。依此,根据历史进程的演变可得,所谓民主革命:主要是反对封建主义制度和封建地主阶级的革命,并不是说推翻专制制度、争取民主的运动就是民主革命。而社会主义革命:主要是反对资本主义制度和资产阶级的革命,不论是何种资本主义制度和资产阶级。
20世纪前期,十几个国家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胜利,基本上都是发生在帝国主义体系的薄弱环节,都是在危机和战争中取得的,都经历了由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两个过程,而苏俄革命和中国革命又是其中两个典型代表。十月革命期间,德国等几个西欧国家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失败了,那主要是其无产阶级领导力量不成熟的结果。下面将比较研究1917年2月—1934/36年的苏俄革命和1927—1956年的中国革命。
1861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俄国,是一个军事封建帝国主义(资本主义)社会的形成,这已成为定论。那么其社会基本矛盾是什么呢?根据其历史演变和历史事实可得,它的社会基本矛盾有两个:人民大众与封建主义之间的矛盾,无产阶级与资本主义之间的矛盾。因为在广大农村还保留着贵族地主大土地所有制和封建剥削形式,在政治上还保留着原来的沙皇专制。但同时,到一战前约有200个全俄或省一级垄断组织控制着80多种重要产品的生产,在工业中占统治地位,12家大银行集中了全国银行资本的80%,商业和交通运输等重要经济部门也操纵在垄断组织手中,它的帝国主义(资本主义)经济占居了主要和主导地位。所以它是一个(资本)帝国主义国家,其社会主要矛盾就是无产阶级为代表的工农大众与资本化的封建沙皇专制主义之间的矛盾。
1917年俄国二月革命,是在无产阶级政党(布尔什维克)的领导下以工农大众为主体的推翻沙皇专制主义的革命,革命中出现了“两个政权”(“苏维埃政权”和“国家杜马临时委会员”),并最终由资产阶级窃取了胜利果实。可见,俄国1917年二月革命就是一场新民主义革命,即由无产阶级领导的主要反对封建主义制度和封建地主阶级的革命。俄国二月革命虽然失败了,包括新成立的资产阶级临时政府,都没有基本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务,但二月革命却推翻了沙皇专制主义,转移了当时的社会主要矛盾,即将主要矛盾转到无产阶级为代表的工农大众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上。
经过1917年二月革命,俄国民主革命的任务虽然没有基本完成,但在十月革命中,无产阶级从资产阶级手中夺取国家政权,接着完成民主革命任务,进而建立无产阶级自己的新社会,十月革命总体上就是属于社会主义革命。1917年10月至1934年的苏俄革命就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独立而完整的社会主义革命。俄国十月革命,走的是由城市到农村、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根据其历史演变,苏俄社会主义革命过程大体上可分为四个时期:十月革命初期(1917—1918年夏)、国外武装干涉和国内战争时期(1918—1921年)、新经济政策时期(1921—1927年)、社会主义改造时期(1927—1934年)。
1917年前俄国的1905年革命,提出了改善生活条件,言论出版结社自由,8小时工作制,土地归农民,人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召开立宪会议等要求,革命以工农为主体,工人创造了工人代表苏维埃,农民开始夺取地主土地,罢工等斗争风起云涌。10月30日(俄历10月17日)沙皇颁布诏书,答应召集具有立法权的国家杜马会议,允许人民享有言论出版结社自由。无产阶级政党(布尔什维克)在革命中还号召把革命推向前进,提出武装起义,推翻沙皇政府,并于十二月举行了武装起义。但革命却遭到了镇压,1907年沙皇政府发动“六三政变”,撕毁了《十月十七日诏书》,布尔什维克党领袖列宁等人被迫流亡国外,资产阶级政党和人土也仅仅获得了一定的参政权。1917年的二月革命,在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下,由罢工发展到武装起义,推翻了沙皇政府,建立了新的政权机关——苏维埃,但胜利果实却被资产阶级窃取。资产阶级临时政府血腥镇压工农大众,也清醒地教育了工农大众。由此可见,在剥削阶级占统治地位的条件下,无产阶级等广大劳动人民是不可能获得真正民主权利的。
1917年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初期,在推翻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当天,就召开了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建立了民主形式的政体:苏维埃代表大会及其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对其负责的政府—人民委员会等,立即颁布《土地法令》,没收地主、皇室和寺院的土地分配给农民耕种;将银行、铁路、大工业收归国有,颁布《工人监督条例》,对一切企业实行工人监督;同时也酝酿召开立宪会议。但由于立宪会议代表多是立宪民主党、社会革命党、孟什维克等资产阶级的党派人士,他们提出“全部政权归立宪会议”,并举行反动的游行示威,因而1918年1月立宪会议被解散,同时也组成了由布尔什维克党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等构成的联合政府。后来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等也支持叛乱,被赶出政府。在第二个时期,战乱和叛乱存在,农民不满和农民暴动出现,1918—1921年布党内部先后出现三个反对派的斗争,这更说明不可能健全民主制度。当然,布党和苏维埃的代表大会却在多次举行,并发挥重大作用。1921年开始实行新经济政策,随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加剧,从1928年开始加快社会主义改造,1924—1929年布党内部再现三个反对派的斗争,农村集体化中农民的短视和农民的严重破坏,意识形态领域的激烈斗争等,在此条件下,也不可能健全民主制度。由此可见,在社会主义革命中,面临着政权、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根本性转换,特别是因为面临着真正觉醒的工农大众占少数地位的局面,在基本完成社会主义革命任务的历史过程中是难以健全一个相对完善的民主社会和民主国家的。当然,或许有人会问: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后为什么可以建立一个民主社会和民主国家呢?那是因为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意识形态等在资产阶级革命爆发前的旧社会母体已经奠定了基础,随着资产阶级革命胜利,一个新社会就可以初步定型,也就是说无产阶级革命以前的革命与无产阶级革命是根本不同的;何况还有相当多的国家在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后却陷入了“民主困境”之中。
1840—1949年的近代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半资本主义社会)的形成和发展时期,近代中国社会基本矛盾是:人民大众与封建主义之间的矛盾,中华民族与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1911年的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帝制,但并没有改变旧中国的社会性质。
1927—1949年的中国在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下发动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中国革命主要走的是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
新中国建立后,经过1949—1952年的民主改革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恢复,从1953年开始加快社会主义改造,到1956年基本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
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是一个连续不断的过程。
中国的工农大众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前获得了民主权利吗?没有。可以一些典型事例来说明。1927年在国民大革命胜利后,国民党发动了“四一二”和“七一五”政变,血腥镇压工农革命运动。1930年代对工农红军和革命根据地发动了五次“大围剿”。抗日战争中多次反共高潮出现和围剿新四军。中国共产党曾经提出《抗日救国十条纲领》,要求“召开真正人民代表的国民大会,通过真正的民主宪法”,在国民党的欺骗下民主宪政活动也有所展开,但最终失败或变成了一场骗局。特别是抗战胜利后,1945年的“重庆谈判”达成了“双十协定”,对结束国内分裂、建立民主政权具有重要意义,但稍后蒋介石却撕毁“双十协定”,发动内战。由此可见,在任何国家里,在剥削阶级的统治下,无产阶级等广大劳动人民是不可能获得真正民主权利的。即使在当代所谓民主化的资本主义国家里,无产阶级等劳动人民所获得的民主,也是形式上的民主,即是选择资产阶级中那个“主”的自由,而不是实质上的民主,即属于劳动人民自己的真正民主。
1949年新中国建立到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我国也建立了初步的民主政体和民主制度,赋予了人民群众广泛的民主权利。如1949年召开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确立了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的民主协商的政治制度。1954年召开了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制定了第一部社会主义性质的《宪法》,确立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规定了公民的权利和义务,包括享有广泛的民主权利。在工矿企业中实行民主改革,确立了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等。但因社会主义国家里党政关系的处理,社会主义民主化社会和民主国家的建立都是一个未待开发的全新领域,特别是因为社会主义社会的过度性特征,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还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国际资本主义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有形和无形的进攻,社会主义条件下在相当长时期内真正觉醒的人民群众还占少数地位,这些都决定了社会主义时期相对完善的民主化社会和民主国家的建立在短期内是很难获得大的进展的。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获得或已经获得如下几条基本结论:
第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主要反对封建主义制度和封建地主阶级的革命。社会主义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主要反对资本主义制度和资产阶级的革命。原先说,新民主主义革命是属于资产阶级革命范畴;其实,新民主主义革命就是具有无产阶级革命性质的资产阶级革命,或者说,新民主主义革命是具有资产阶级革命性质的无产阶级革命(因为革命是由无产阶级领导的,胜利后还取得了无产阶级主导的国家政权)。
第二,新民主主义革命可以成为革命的一个相对独立的阶段,但它的发展前途必然是社会主义革命。因而不存在一个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的所谓“新民主主义社会”。当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连为一体时,它首先要完成民主革命任务,又于一开始就在部分地完成社会主义革命任务,其总体进程大体包括三个基本阶段:推翻旧政权而建立无产阶级主导的国家政权—完成民主革命任务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恢复—实施社会主义改造。
第三,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要取得胜利,必须走暴力革命(武装起义或群众暴动)的道路。
第四,在剥削阶级(资产阶级)的统治下,无产阶级等工农群众是不可能获得真正的民主权利;在无产阶级革命胜利至社会主义制度基本建立,无产阶级是较难建立一个相对完善的民主国家和民主化社会的。因而,在无产阶级革命前和革命中,民主的要求和建设应当争取和重视,但也不可太天真,否则会断送革命。
第五,当无产阶级革命胜利至社会主义社会初步建立之时,民主国家和民主化社会的建设就必须提上重要日程,并避免官僚主义者阶级及其“走资派”的形成;如果此时重视和建设不够,同样会断送社会主义。这是总结早期社会主义国家里资本主义复辟或修正主义出现所得的一条重要教训。

回顾过去,是为了指导现在。
面对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的当代世界,根据各国发展的实际情况,依据其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基本上可以把现代世界各国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包括欧美日和亚洲新兴工业国在内的发达经济体和中产阶层人数较多的国家;另一类是包括其他亚非拉和前苏联东欧地区国家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对发展中国家还可再行分类,如可分为工业化有了较宽泛发展的国家和工业化基础薄弱、仍以初级产品生产为主的国家;前者包括十几个前社会主义国家在内,大约有四五十个,后者有一百多个,包括部分石油生产国,近半数分布在非洲。或者还可分为前现代关系(传统社会关系)影响明显的国家和前现代关系次重要的国家。前现代关系影响最明显的国家,主要分布在西亚和非洲,在这些国家里,旧土地所有者与小农的(前现代性)剥削关系,以家族、种族、宗族、部族为组织形式的碎片化的村落社会,以及宗教教派势力等因素在社会中还占有重要地位。
不论那类发展中国家,除其中个别国家外,大都具有一些共同特征:(1)发展中国家人口和城市化发展较快,城市化率大多超过40%或50%,有些国家的城市化还超过发达国家的,但其城市化主要的却不是工业化发展的结果,它并没有产生一个庞大的工业化人口,而是一个农村破产的结果,它并没有产生一个广泛的富裕农场主阶层,也没有完全解决农村的土地问题,依然存在旧土地所有者与小农的矛盾,它是破产农民逃入城市的结果,由此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城市贫困阶层(半无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2)大部分发展中国家里资本主义的二三产业在城乡(特别是在城市)都有了一定的发展,有些国家国有经济的比重还比较大,形成了一个高度依赖于帝国主义的官僚买办资本主义的畸形发展。(3)大部分发展中国家都经过了资本主义商品市场经济(在城市都实行商品市场经济)和立宪、议会选举等现代民主法制不同程度的洗礼,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更是经历了一个去权威主义和再民主化过程。(4)大部分发展中国中贪污腐败严重,贫富两极分化悬殊较大。由此可见,发展中国家发展至今,一个相对完整的封建主义制度(包括封建主义生产方式)和封建地主阶级(包括原先的农民阶级)已基本上不存在了,或者仅存于少数国家的地方社会和地方政权之中,那些掌握着中央国家政权的阶级已经是一个资产阶级或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即使是在个别还存着原来的封建君主制和世袭制的国家(如中东海湾地区的君主国),它的国家统治阶级也是一个封建化的处在形成中的资产阶级,它类似于1917年前的沙皇俄国的统治阶级。例如,在西亚和非洲的一些国家里,其农村和地方中传统社会组织形态没有发生大的变化,但却组成了由部族酋长和现代行政机构的共同治理;其宗教派势力影响明显,但其宗教派的现代世俗化、政治化倾向也比较明显,典型的表现如埃及的穆斯林兄弟会,即使在政教合一的神权主导的伊朗和根据宗教进行权力分配的黎巴嫩,那里也遵循着现代民主法制的一些原则。这些都说明:在发展中国家里,前现代社会因素或关系的内涵已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社会性质是由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生产方式(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统一)的性质所决定的。据此 ,由当代各国的社会实践可知,经济发达国家当然是一个完全的资本主义社会。其社会基本矛盾就是无产阶级与资本主义之间的的矛盾(如表现之一:资本主义生产无限扩大的趋势与劳动人民购买力相对缩小之间的矛盾);它在客体上的表现或者客观根据就是资本主义私有制生产关系与社会化生产力发展之间的矛盾,资本主义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它在主体上的表现就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其社会主要矛盾就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此外还有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那些工业化现代化有了较大发展的发展中国家(包括十几个前社会主义国家)至少是一个基本的资本主义社会(即使有专制,那也是资产阶级的专制),其社会矛盾体系就类似于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其中多数国家还存在一个与国外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那些工业化现代化发展程度较低并占多数的发展中国家也是一个不完全的资本主义社会,其中一些国家里还存在人民大众与封建主义之间的矛盾,无产阶级为代表的工农大众与资本主义之间的矛盾等两个社会基本矛盾,但其主要矛盾已转变为无产阶级为代表的工农大众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实际上的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上,仅仅只是在中东海湾地区的君主国等个别国家里社会主要矛盾表现为无产阶级为代表的工农大众与资本化的封建君主专制主义之间的矛盾(类似于俄国二月革命前的社会主要矛盾)。
社会性质及其基本矛盾尤其是主要矛盾决定着革命的性质。由世界各国的社会性质及其基本矛盾尤其是主要矛盾所决定,发达国家和有较大发展的发展中国家(包括前十几个社会主义国家)将要发生的革命必然是社会主义革命,在多数发展中国家里,民主革命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时代和浪潮已经过去,当然还会出现民主革命的余波,其中最有意义的可能就是在中东海湾地区的君主国可能发生的民主革命或新民主主义革命。
当代世界,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资本主义已经由垄断资本主义发展到社会资本主义新阶段,同时也由旧(资本)帝国主义发展到新(资本)帝国主义阶段,加上苏修帝国主义的出现,曾经加剧了一些国家和地区的社会矛盾,引起了劳动人民的武装斗争和暴动,如一部分发展中国家里人民群众武装组织(即西方所说的某些恐怖组织)和人民游击战的出现。但都因新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的强大,发展中国家发展上的不足或劳动人民觉醒程度的不够,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斗争没有取得大的成就。今天,随着“苏东剧变”和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的实现,俄国和中国等重新迈入新帝国主义阵营,当代世界好像又回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当然它是在新的基础的复归。美欧与俄国之间的矛盾,美日与中国之间的矛盾等已成为世界上西方和东方各自的主要矛盾,特制是美日与中国之间的矛盾可能成为新的世界大战的焦点。资本帝国主义的严重经济社会危机或新的大战,必将带来无产阶级革命高潮的兴起;同时也只有出现一个大国的无产阶级革命胜利,才能带来无产阶级革命高潮的出现,才能点燃发展中国家革命的新火种。
当代的革命,必然是社会主义革命。当代社会和世界的新发展,也决定了社会主义革命的新特点或新形态。例如,在革命的对象上,因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对象是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过程主要包括夺取旧政权而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和实施社会主义改造(含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和意识形态上的改造)等两个基本阶段,而在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如由社会主义和平演变而来的国家)里,国家政权主要由一个官僚买办资产阶级所掌握,所以在这些国家里社会主义革命第一阶段的主要对象就是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包括没收其资本和产业),第二阶段才是对一般资产阶级等整个资产阶级实施社会主义改造。又如,在革命的动力上,社会主义革命的主体或主要动力当然是无产阶级,但因为在一些发达资本主义社会里,出现了一个中产阶层(它的中下层实质上属于半无产阶级或无产阶级),在其他一些资本主义社会里,出现了一个庞大的城乡半无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特别是因为社会生产力的进步,在发达国家和一些发展中国家里,工农大众的生存需要在一般条件都能够达到基本解决,由此带来了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队伍构成的极其复杂,自觉的阶级意识或无产阶级意识的形成较坚难。当然,在社会矛盾加剧、重大危机或战争出现的条件下,人民大众(主要包括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的觉醒还是比较容易的(特别是在有了正确思想指导的条件下)。所以,在社会主义革命的动力上,在某些国家里,针对解决第一阶段的主要矛盾的需要:第一,要以工农大众为主体组成更加广泛的统一战线,更加积极地支持和推动工农大众和被压迫民族国家的斗争;第二,要更加重视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重建和成熟(包括提出正确可行的革命纲领、道路和形式,掌握一定的组织和物质力量等),更加重视人们思想理论上的唤醒和意识形态领域的辩论与斗争。再如,在革命的道路和形式上,在当代军事强国里,因为军队现代化程度较高,军队的侦察力、远征力、杀伤力极大,因而劳动人民开展比较完整的大型武装组织斗争不容易,在那里传统的农村包围城市和游击战取胜的难度加大(如在那些地形较平坦的国家里);另一方面,随着现代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大部分人口和政权机关集中在城市,并且当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或暴动出现时,往往意味着现政权合法性代表地位的丧失,军警因此可能不再听命于现政权。由此,“中小型武装、大暴动斩首”的都市革命可能成为社会主义革命取胜的一种新形式。例如,我们完全可以从所谓的“阿拉伯之春”中获得一些启示。

2013年1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