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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胡春华介入《南方周末》的“新年献词事件”，并提出不惩罚任何人，《南周》编辑记者复工，让报纸如常出版的解决方案。
路透社引述接近广东省委的消息人士称，胡春华直接介入以试图化解问题。
另据美联社消息，该报编委昨天与管理层开会，寻求平息方案。但编委仍未做出决定是否结束罢工，以及是否要求发表公开信，向读者说明真相。
该报编辑部成员也正争取当局取消出版前审查的做法。他们认为，官员可以提出建议，但不能干预编采。
因广东省委宣传部在报社版样完成后，又要求《南周》对新年特刊做出多处改动，引起中国媒体人群起反弹。许多影星明星、社会名人也通过微博发声，声援媒体人，呼吁当局放宽新闻审查。《南方周末》办公楼过去两天来，也一直有民众前往献花、举标语、喊口号表示声援。
环球时报:南方周末“致读者”实在令人深思
《南方周末》官方微博昨晚发表“致读者”，全文如下：“本报1月3日新年特刊所刊发的新年献词，系本报编辑配合专题‘追梦’撰写，特刊封面导言系本报一负责人草拟，网上有关传言不实。由于时间仓促，工作疏忽，文中存在差错，我们就此向广大读者致歉。”
南周新年献词“被改动”事件近日在互联网上扩散，有南周编辑称见报稿出自广东省委宣传部。昨晚南周的这条官方微博，把事情起因做了澄清，真相与前些天互联网流传的版本完全不同。另据环球时报通过自己的独立管道了解，所谓“改稿”确实不是广东省委宣传部所写。
但在昨晚，微博上又有人贴出与南周官方微博对抗的南周部分人员签名信，看来事情尚未完全平息，南周内部似出现分裂。
南周风波近日发酵，但仔细看，最积极在网上扩散的人除了有一些目前在南周工作，很多是早就离开《南方周末》、与该报系如今已没什么关系的人，还有一些微博活跃人士。他们在现实中很分散，通过互联网联系在一起。他们的最新支持者是远在美国的陈光诚。
这些人提出的要求很激烈，表面上是针对具体的人和事，实际上谁都看得出，他们的矛头指向了与媒体有关的整个体制。
不管这些人愿不愿意，有一个常识是：在中国今天的社会政治现实下，不可能存在这些人心中向往的那种“自由媒体”。中国所有媒体的发展只能是同中国大现实相对应的，媒体改革必须是中国整体改革的一部分，媒体决不会成为中国的“政治特区”。
中国所有媒体都有自己的一些独特细节，但像《南方周末》这样出了风波时，它的大走向最终一定不会是一个“意外”。它的结果一定会展示十八大之后中国政治的确定性，而非不确定性。
即使在西方，主流媒体也不会选择同政府公开对抗。在中国这样做，一定更是输家。一直以来有一些外围人士试图推动中国个别媒体搞对抗，他们是在坑这些媒体。
近日微博上流传过一些落款“南方周末编辑部”的抗议信，但它们都不是通过《南方周末》官方微博发出来的。以《南方周末》昨晚官微的声明做参照，整个事件看来在最初阶段就被扩散者造了假。这实在不应该。
外部的一些人愿意看热闹，如果有媒体公开对抗现行体制，这可比什邡或启东的环保性群体事件“好看”多了。如果有一家媒体真这样做，而且做成功了，那可真是太有趣了，能给一些人带来太多政治遐想。
但这只能是虚幻的。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今天的中国根本没有支持这样做的社会基础，全社会的真正注意力是搞经济，发展民生，社会不希望国家前途有变数，毁了平静生活。
在一个真正动荡的社会，某个人自焚，某个小群体抗议，甚至在网上编个谣言，都说不准成为一个惊人的开始。但现实的中国是蓬勃发展、不断改革的，那个“要出大事”的中国是一些人凑到微博上编出来想出来的。
新闻需要不断改革，但有一样改不了：中国是“打包的”，中国新闻和中国政治在宏观上必然是协调的，互动的，这些年中国新闻的弹性空间不断扩大，微博也加入进来。与此同时中国政治的弹性空间在同步扩大。但中国新闻决做不了同时期政治不能承受的单独突进。
我们应积极、大胆地实践自身改革，我们同时必须有足够的智慧和定力驾驭自身的改革，使新闻既是中国整体改革的最活跃的部分，又不与它脱节和割裂。否则我们就是瞎闯，事倍功半，甚至损害中国前进的大局。
希望所有喜欢《南方周末》的人配合风波的平息，别逼一份中国报纸扮演它无论如何也承担不了的对抗角色。
有必要冷静思考《南方周末》事件
《南方周末》新年特刊被广东省委宣传部改动一事，被该报记者通过微博抗议后，昨天在互联网上已是沸沸扬扬，一些境外媒体也关注到此事。互联网上有不少意见领袖支持《南方周末》编辑部，微博上还出现以该编辑部落款署名的措辞强硬的声明。这样的公开冲突在中国媒体中相当罕见。
实事求是说，重大报道接受官方的某些意见，这样的经历中国很多媒体都有过。官方对媒体的重大报道做些具体指示，这是中国新闻管理时而穿插的一种方式。总体来看，中国的新闻报道越来越开放，来自官方的具体指示似呈逐渐减少的大趋势，但与此同时，媒体管理的大结构没有变。
《南方周末》的这件事，是媒体管理模式遇到挑战的突出例子。这种挑战其实一直在积累。长期以来，很多媒体针对政府部门的指示打“擦边球”。官方和媒体都挺累的。微博的出现，给媒体记者提供了额外阵地，不断有宣传指示或执行过程被捅到网上，出政府部门的“丑”。这次事件目前不很清楚是《南方周末》整个编辑部的正式行为，还是几位编辑的个人行为。
中国的社会现实和媒体治理环境都在快速变化。社会多元化推动了思想多元化，西方价值观影响了中国很多知识分子，对舆论界的影响尤其大。与此同时，中国市场化媒体在体制上也纷纷脱离事业编制，它们竞争激烈，生存环境严酷，媒体人境遇也大不如前。让基层媒体人有“大局观”越来越难。
在国家大的路线方针框架下，以及在现有管理体制下做探索创新，这对很多媒体人缺少吸引力。媒体人更流行的探索是如何使“普世价值”在中国的落地最大化，以及在这个过程中实现媒体的利益。很多人对这样做的“正义性”坚信不疑。
中国处在社会转型期，不可否认，一些媒体人对“普世价值”的推崇，成为促使中国进步复杂合力中的推力之一。中国治理难就难在如何管理那些常常是错综的、甚至南辕北辙的各种力量。
现实或许是，老的媒体管理体制不可能原封不动继续下去。时代在前进，管理需要与时俱进。中国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有了千丝万缕的交叉和联系，人员流动性大得惊人，从业者实现利益的方式也早已突破了传统，而且中国境内外的媒体也有了很方便的互动。传统管理已经装不下如此庞大的复杂性。
然而无论怎么管理，中国媒体不可能成为同西方一样的媒体，这应是中国所有媒体人选择入这个行时最基本的判断。中国的政治体制与西方不同，媒体无法脱离国家政治现实而单独、浪漫地存在。媒体是中国改革最活跃的因素之一，但它的摆动幅度不可能是无限的。
中国媒体需要走一条富有本国特色的发展之路，契合国家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这是中国媒体的唯一现实之路，也是光明之路。其他的路都是幻想，根本走不通。
在互联网2.0时代管理媒体是件很难的事。因为很多人认为任何“管理”都是对“新闻自由”的干涉，就像互联网立法一样，在舆论场上很容易受到抵触。
有效的媒体管理不能仅仅依靠权力，还需要从业者对管理的必要性达成基本共识，很多管理目标需通过媒体的自治来实现。官方需要为创造这样的共识多想办法，多下功夫。
希望《南方周末》的这件事能对管理部门，也对媒体从业者们都带来触动。中国要继续前进，决不是通过简单的管理或者简单的对外模仿就能实现的。我们得接受这几代人不得不纠结、反复探索的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