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三五九旅在南泥湾种鸦片？
“八路军种鸦片”这个贴子在国内出头的不多，但私下流行很广。前几年，某些海外人士往往喜欢用一些所谓的苏联解密档案来攻击中国，不过随着这些所谓档案的真实性被证明十分可疑，近年就很少见这项武器了。 这个贴子也是所谓的解密档案，但是已被证明为当年中苏交恶，苏联炮制的一批材料。 贴中有一批致命漏洞，比如说，中国只有湖南有一个茶陵，贴子却把它搬到山西。这里就拿一些其中的材料说一下并对手中的另外一些史料进行对比。如有错误，请指出。
“三十年代，中共红军南泥湾种卖鸦片”
——担负保卫党中央和保卫边区任务的第120师第359旅，在旅长王震率领下，于1940年底开赴荒无人烟的南泥湾，实行屯田政策，很快成为大生产运动的一面旗帜。
“政治局已经任命任弼时为鸦片问题专员”
——任弼时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位列五大书记，专员是根据地二级地方官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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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疑：抗战时延安大量种鸦片吗
相信抗战时期的陕甘宁边区大量种植鸦片的说法，来源主要有两个，其中一个是当年国民党控制的媒体的报道以及今天的台湾学者根据当时报道所搞出来的论文，另一个就是就是《延安日记》。前者由于大家都知道国民党与共产党有隙，报道很可能失真，所以基本没有人去引述，这里也把台湾资料放在第2章。第一章里重点谈谈后者。
笔者有幸翻看过《延安日记》，发现其中说到延安鸦片问题的至少有三处，分别在1942年8月2日（提到邓发），1943年1月29日（提到120师）和1943年9月22日（提到任弼时）的日记中。文中写的似乎是亲身经历。其中最后一处用非常肯定的语气写道“要隐瞒特区鸦片生产的真实规模是不可能的”。
对《延安日记》（以下简称《延安》）的这些说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种植鸦片的说法，被很多人视为“被隐瞒多年的真相”。甚至有说法，说南泥湾种的就是罂粟，还说张思德就是在烧制鸦片的时候被坍塌的窑洞压死的。但根据笔者分析，《延安》的说法至少有一大疑点和两个反证。据该疑点和反证来看，《延安》中所谓陕甘宁边区种植鸦片的说法，实在很难说是事实。
第一个疑点，就是《延安》的来历。
以弗拉基米洛夫的名字出版的《延安日记》，是在日记的主人逝世以后20年出版的。是1968年由苏共中央有意命令弗拉基米洛夫的儿子整理相关资料出版的。 5年后整理完毕出版。也就是说，《延安》并不是当年在延安的弗拉基米洛夫的直接作品。（《弗拉基米洛夫和他的《延安日记》》，载《延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年9月，第22卷第3期）
1968年到1973年的时代背景大家应该不陌生。那正是中苏关系急剧恶化的时期（珍宝岛之战就发生在1969年）。而《延安》正诞生在那段时间。所以其中对中共的消极描述的真实性就难保证了。曾任苏联东方学研究所中国研究室主任的前苏联学者罗维奇·杰留辛严肃指出书中许多地方,作者一会使用英文资料,一会使用中文资料;同一人名和地名,有的按英文音译,有的按中文音译。不难看出这本书是根据各种不同来源的资料拼凑而成。而日记的实际编纂人，弗拉基米洛夫的儿子也承认，这部日记的编纂也是为适应当时的反华需要而作（出处同上）。
的确，如果弗氏确实有那么一部日记，其子要整理出版，何至于要整理5年之久？可见其中字斟句酌，反复推敲过。 那么，《延安》中说陕甘宁边区大量种植鸦片的说法，会不会也是出于当时的反华需要而炮制的呢？这是一个重大疑点。
下面是两个反证。
第一个反证是从逻辑和常识上来说的。《延安》中是在1942年和1943的日记里面记载陕甘宁边区种植鸦片的。众所周知，这两年是抗日战争中中共最困难的时间。由于日军的进攻和国民党的封锁，根据地遭遇空前的物资紧缺。粮食的不足，使得中共发起精兵简政和大生产运动。当时，为了做表率，连朱德等高干都亲自种菜，可见当时条件之艰苦。这里面就产生了疑问：试想中共非常清楚粮食都如此不足，难道还要用大片的土地来种植罂粟吗？这实在很难说的通。
而且据《延安》所说，生产的鸦片是用来销往内地的。这里面疑问就更大了。边区正在被封锁中，当时国民党还在大肆渲染共区非法种植鸦片。这种情况下，生产那么多鸦片怎么运得出去？运都运不出去，又谈何“外销”？就算能运出去，运出去以后换成边区需要的物资，又怎么能运的进来？在封锁的条件下，大规模的外贸根本不可能。这种时候中共不主动种粮食反而大规模发展鸦片这种只能通过交换来体现价值的“外向型经济”，岂非自讨苦吃？中共到底是想解决困难还是想加重困难？所以这里面的逻辑是有点问题的。最令人惊奇的是《延安》1942年8月2日中转引邓发的话说，鸦片还用来向国民党买武器，然后再用这些武器来打国民党。这是不是把国民党想象的也太傻了点？
可能《延安》的作者也看出这里面有点问题。为了把话说圆，他竟然公然否认国民党对陕甘宁边区的封锁！这未免太胆大妄为了一点。国民党对陕甘宁边区的封锁，是举世皆知的。当年中外记者团为了进入陕甘宁边区采访，向国民政府申请，国民党就是不答应，直到美国出面施压才松口。此外根据英国学者林迈可当时的亲身经历说外国人路过西安“都有一段既不愉快的经历，唯一的罪过是他们曾经经过共产党的抗日根据地”（[英]林迈可：《抗战中的红色根据地——一个英国人不平凡经历的记述》，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192页，以下简称《英》）《延安》对此都能否认，实在有些不可理喻。用马克·吐温的话来说，那就是说这种话的人，要么自己是白痴，要么把我们当白痴。这样的谎都能说，还有什么谣不能造？
第二个反证，就是当时其他到过延安的外国人的说法。也就是第三方证明
1942年12月荷兰人布朗基(Brond geest)向英国外交部所作的报告，与《延安》中所说情况可以说是同时期的。在报告中，布朗基提到“在延安，没有黄包车，没有勒索，没有妓女，没有鸦片和乞丐”。
还有英国学者林迈可。他在晋察冀边区和陕甘宁边区居住多年。在他的相关回忆录中记载了这样一件事，即上文所说的记者团来到延安后，“无拘束地访问了延安各地方”，在回到重庆后，有些记者报道“延安边缘地区‘种植有罂粟’。接着就有外国记者登报声明，说这完全是胡说造谣，他们根本没有看到一颗罂粟，连《中央日报》的外国顾问武韬也在这份专用声明上签了名。”（《英》192页）林迈可估计说延安种鸦片的那些人可能是受了专门的指派，只能那么些才能交差。试想以武韬等记者当时的身份，林迈可写回忆录时的背景（1986年，英国），根本没有任何必要专门为中共说好话。所以他们的话与《延安》相比，其可信度更强是显而易见的。
当然可能有人会问：记者团到达延安的时候是1944年，而《延安》记载的时间是1943年。问题是如果延安有大规模“转产”，那么《延安》里面自然应该有相应的记载。但是笔者眼神太差，好像没有看到。此外林迈可到达延安的时间比记者团还要早，可是他似乎既没有看到大量种植罂粟的情景，也没有看到大量铲除罂粟的景象。而且，难道延安在遭到封锁，粮食紧缺的时候大量种鸦片，等到封锁松动了，形势好转了反而不种了，未免也太匪夷所思。《延安》中用泰山压顶不弯腰的口气断言“要隐瞒特区鸦片生产的真实规模是不可能的”，可惜不但隐瞒了前来的外国记者，瞒住了《中央日报》的外国顾问，还瞒住了在共产党根据地工作多年的林迈可。其可怪也与？
综上，笔者认为《延安》中所说陕甘宁边区大量种鸦片之说，实在是想相信也难了。当然，如果说陕甘宁一棵鸦片也没有种，笔者不敢妄下结论。我们只能认为，大规模种植的说法，实太难成立。如果说曾经有短期的小规模秘密种植，不排除这种可能。而且谢觉哉日记里有这么一段也不奇怪，当时鸦片在中国部分地区完全是作为一种流通货币在使用，包括在长征中也有记载在地主家搜出鸦片以后用鸦片去购买其他物资。但是这里也提一句，国民政府的鸦片税历来也是重要税收之一，某银行可就是这么臭的。加上当时的鸦片在国民政府的很多地方允许公开销售，有的地方甚至可以当货币使用，陕甘宁如果要有人去各地办事，可能也是入乡随俗之必备。所以除非找出文中记载了TG组织种植鸦片，否则做转口贸易和历史遗留问题的可能性更大，毕竟当时粮食对于TG更重要，在封锁下，有钱都不一定买到粮食。更何况种鸦片换粮食了。
最后，顺便说说关于张思德死于鸦片烧制的说法。此说法实在漏洞太多，难以置信。张思德牺牲时间是1944年9月初，正是中外记者团在各处走访的时候。中共要打破延安种植鸦片的谣言，这时正该夹好尾巴。如果张的确是在烧制鸦片时丧生，那中共讳莫如深还来不及，绝不可能大肆宣扬。但是正在张思德死后3天，共产党的最高领袖就在《为人民服务》一文中对张大加赞美，唯恐天下不知。不亦神奇乎？更神奇的是，在中共如此“顶风作案”之后，武韬等记者们竟然还是没有在陕甘宁发现一株罂粟！我们还有什么话说呢？我们无话可说。
- 来自台湾的某花
说TG在延安种鸦片的最著名台湾资料就是陈某人的“某太阳下的某花”不少JY都拿它作为引用材料。可是都快20年了，中外第三方史料除了苏联的“延安日记”外压根就没有找到过相关东西。（最重要的是西方都没有相关史料。。。） 花马池盐都被华丽的说成是鸦片。 虽然对某些人来说，他们只需要自己需要的东西而不是事实。但是喜欢历史的同学们还是要查查资料的。
某些人叫嚷TG种植鸦片，目的不外乎要说TG贩毒获取利润。可是他们忘了历史和现在的区别： 毒品只有在获取渠道有限，贩运成本和风险高昂的时候才会有暴利。而在那个年代，鸦片在当时中国种植是极为普及的（有兴趣的同学看看云南龙云同学的生意？），占全世界鸦片产量的5/6。全国也不失缺了陕甘宁的烟土就没得吸靠鸦片膏子当特货。抗战开始以后，由于日军封锁沿海，盐在这一时期到真正成了紧俏物资，最狠的时候，连自贡这么土且古老的产盐地都开始满负荷运转了。在抗战那种环境下，盐可比鸦片膏子赚钱。民国29年夏，因淮、沪盐被日军控制，陕中、豫西地区食盐供应紧张，国民政府盐务总局局长缪秋杰想从陕甘宁边区运花马池盐接济。经何遂介绍，缪秋杰在重庆海关宴请中共领导人董必武、叶剑英和博古。席间谈妥，由何遂的长子以盐务总局代表身份赴边区洽办，以花马池盐换取边区所需的棉布等日用品。这是公盐部分，TG靠它赚明钱，剩下的就是走私私盐。
1939年陕北留守兵团全年开荒25136亩，收获粮食38.85万公斤.平均亩产20多斤的地还在这里。陕北1958年新修的水平梯田,当年亩产200 斤,为坡地亩产的4倍，也就是说一般坡地当时亩产也才五十斤．这还是五八年报的数，条件好的多，而数字保不准还有夸大。41年被国府封锁开始，8路生存上都有了问题,根据地各县的人口饿死、逃亡20%是司空见惯的事情,在土地全部种粮食都很难满足全部需要的情况下，当时TG要用多少土地区种鸦片才能满足鸦片产量？？退一步说，就算是TG种了大烟卖出去，但在当时在根据地被严密封锁，连食盐都要一小块一小块的分出去的情况下。陕甘宁的‘特产’是怎么运出去并换回几十万人吃的粮食回来的？？最重要的是，而且还不被当时的无孔不入的军统中统特务们发现。
所谓对谢觉哉日记的考据的真实来源是台湾陈永发“教授”在1990年发表的《红太阳下的罂粟花：鸦片贸易与延安模式》，陈永发这个家伙号称台湾研究中共党史第一人，重要研究成果如下：周恩来在英国留学；朱理治肃反处死了刘志丹；江青在北京秦城监狱自杀身亡；毛于1962年开除了彭德怀的中央委员；斯大林提供4 亿卢布贷款给新中国，赫鲁雪夫答应援助20亿美金；文化大革命爆发后，中苏正式断绝外交关系等等等等。
此公说的好听一点是向为惊人之语，难听一点就是一个不学无术的反共脑残而已，台湾的中共党史第一人的水准大家都有数了吧？大陆的叫兽比起台湾的叫兽还是甘拜下风的。陈某人的著作有一个最大的特点是文字写得相当生动，细节尤其丰富，遗憾的是许多重要情节，经常大段大段无注，使人不知道其所据何在，无法判断其故事的真实性如何。
如果陈某人真的是一个有良心的历史学家，他就因该区研究研究先总统蒋公从1932年开始垄断10省鸦片产销的活动。
3。 此烟彼烟？
瞧，有数据有影印件，可算是抓着TG自己一边禁烟一边种烟的小辫子喽，铁证如山啊。
慢，图表里说了烟，烟就一定是大烟，难道不可能是烟草？答案请大家自己从下面这段文章里找吧。
摘要：1941年春，国民政府对陕甘宁边区实行经济封锁，烟草供应困难。当时毛泽东号召边区“自力更生，丰衣足食”，指示“三五九旅”到南泥湾开荒，种粮食、种蔬菜，还种了烟草。1942年8月，毛泽东在高级干部会议上作《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报告时，对“三五九旅”1942年开荒，种粮、种菜、种烟、种麻，解决部队的急需，给予了充分肯定。
综合历史和地理分析，这个烟代表大烟是不太靠谱的，原因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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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历史上，TG从干部到战士抽烟的太多了，但是抽大烟？你听说过没有？而且中国的主要大烟产区，从来没有包括过陕甘宁地区（反而是云贵地区）。中国主要的烟草产区，却包括了陕甘宁地区。事实上,民国时期陕西的卷烟业也一直十分发达。例如《民国后期陕西卷烟业研究》就讲述了陕甘宁边区的卷烟市场，其中提到了40年到43年的发展阶段，以及44年到46年的高潮阶段。而43年到44年的大幅提升，恰恰和某些青年历史学家所描述的所谓烟土贸易的大跃进（43年100万箱，44年1000万箱）的相对应。只不过，这些历史学家把烟草说成了烟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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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历史文件上说，TG40-45年出了那么多禁烟（鸦片）的文件，然后又种了好多万亩的大烟？还堂而皇之的写进文件？某些人的智商可以低，我认为TG智商比这些人还是要高一点点。这里是TG出的禁烟（鸦片）文件列表：
1941年，陕甘宁边区政府颁布《陕甘宁边区禁烟禁毒条例》；
1942年1月，颁布《陕甘宁边区查获鸦片毒品暂行办法》和《陕甘宁边区禁烟督察处组
织规程》、陕甘宁边区政府关于成立陕甘宁边区禁烟督察处命令；
1942年1月公布的《陕甘宁边区禁烟督察处组织规程》、《陕甘宁边区查获鸦片毒品暂
行办法》；1942年公布的《陕甘宁边区查获鸦片毒品修正办法》、《陕甘宁边区政府关
于查禁鸦片烟苗的命令》、《陕甘宁边区政府关于再申禁种鸦片烟苗的命令》、《陕甘
宁边区政府关于彻底铲除鸦片的快邮代电》《陕甘宁边区禁烟督察处修正组织规程》、
《陕甘宁边区查获鸦片毒品第三次修正办法》、《陕甘宁边区政府为禁止吸毒事给专员
公署县(市)政府的指示信》、《陕甘宁边区政府禁烟督察处查获鸦片毒品奖金办法》、
《陕甘宁边区政府为加强缉私工作的命令》；
1945年5月11日颁布的《陕甘宁边区政府严禁料面入境的命令》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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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证据链上，延安有40多家卷烟厂，陕甘宁边区200家卷烟厂，原料呢？从建厂日期来看，正好和43年开始的大生产运动对上号，请看这段话“当时毛泽东号召边区“自力更生，丰衣足食”，并指示三五九旅到南泥湾开荒，种粮食、种蔬菜，还种了烟草。考虑到烟草种植对密度要求很严格，开始不会种就产量很低。（每亩3.3两，但是后面的烟厂数量猛增也从侧面证明了烟草产量的提高）把烟草自动变成了烟土的话那些卷烟厂生产的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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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基作为证明陕甘宁种植鸦片的一个依据就是TG自己在新华网上的一篇文章《民主革命时期的镇原县边区政府》一文直接在“特货”后打了一个括号，标注“大烟”。这样一个毫无任何依据的东西，明明是被夹带的私货，却反过来又被广为引用。那么到底镇原是什么一个地方呢？我搜索了一下，第一页就跳出来这么一个百科条目“镇原烤烟”。请看下面这段描述。“镇原县种植烟草，已有几百年的历史了。三岔镇的旱烟以其色黄、质优、味香闻名全县，深受人民群众的喜爱”。[url=http://rrurl.cn/2jBvm0]http://baike.baidu.com/view/1031499.htm[/url] 也就是说，镇原不但种植烟草，而且还历史悠久，很有年头，烟草很受欢迎！废了几百年的好烟草，去搞大烟。脑残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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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弱渐强的革命根据地烟草业
抗日战争期间，新四军二师师长张云逸将军一次偶然看到一些战士在战争的间隙从地上捡烟蒂猛吸，深感不安。当时新四军的卷烟供应紧张，张将军遂指令有关部门筹建烟厂，生产卷烟供应部队。
实际上，对于烟草经济，毛泽东也十分关注。早在1923年8月，他就在《向导》周刊上以“泽东”为名写了《纸烟税》一文，抨击英美烟公司的烟税特权，痛斥北洋政府的奴颜婢膝。毛泽东领导秋收起义建立赣南闽西中央苏区后，于1830年进行了一次社会调查，写出了《寻邬调查》。他调查发现寻邬城13个行业80多家店铺中，只有4家本钱较多，其中有两家制黄烟的店铺。这引起党开始注意到烟草业在苏区经济的作用。1941年春，国民政府对陕甘宁边区实行经济封锁，烟草供应困难。当时毛泽东号召边区“自力更生，丰衣足食”，指示“三五九旅”到南泥湾开荒，种粮食、种蔬菜，还种了烟草。1942年8月，毛泽东在高级干部会议上作《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报告时，对“三五九旅”1942年开荒，种粮、种菜、种烟、种麻，解决部队的急需，给予了充分肯定。
1923年，毛泽东在《向导》周刊上发表了题为“纸烟税”的文章。
发展革命根据地的烟草业除了满足军需民用外，还通过征税，以增加财政收入。中国革命根据地随着革命战争的发展不断壮大，而根据地的烟草业也经历了由弱到强的变化。
中央苏区于都马安刨烟生产合作社大门（土地革命时期）。
抗日战争时期。由中国共产党开辟的各革命根据地都有了卷烟生产，其中陕甘宁、晋察冀、晋冀鲁豫边区形成一定的生产规模。
陕甘宁边区卷烟生产萌芽产生于1943年。当时边区的大生产运动已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为发展烟草工业创造了条件。同年11月24日，边区第一家国营纸烟厂——西北纸烟厂在延安新市场成立，同时又有10多家私人卷烟厂及作坊投入生产。1944年边区卷烟厂如雨后春笋般地发展起来。中央党校建成丰裕卷烟厂，三边分区教导二旅政治部开办了庆丰卷烟厂、关中分区成立了大泉卷烟厂，延安成立了华丰卷烟厂、丰足卷烟厂等。当时边区有直属卷烟厂7个，职工150多人。1945年1月4日，《解放日报》在“边区财政经济新面貌”中刊载了纸烟作坊竞相发展的状况。仅陇东地区合水县板桥一地“即由十多家发展到五六十家最高峰”，关中分区发展到20家，延安发展到40家，全边区约有烟厂200余家。边区的卷烟厂生产的品牌很多，如：西北卷烟厂生产的“曙光”、“明珠”、“
光明”牌；华丰纸烟厂生产的“黎明”、“红光”、“战马”牌，等等。
晋察冀、晋冀鲁豫边区部队机关为打破侵华日军的经济封锁，保证军需民用，开展生产自救，积极发展卷烟工业。1940年11月14日，《新中华报》发表韦明的文章《边区工业发展的总结报告》把卷烟业称为“新创工业”。当时林县开办了首家卷烟厂，不久私人卷烟厂增加到16家，拥有职工150人。1943年，全县卷烟厂发展到32家，其中公管2家、机关4家、公私合营3家、私营23家。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在抗日战争期间开办了6个公营
卷烟厂。
在抗日战争时期，根据地的烟厂基本都是手工操作。炒烟丝的大锅、烟丝刨刀、手摇卷烟机是工厂的主要设备。
解放战争时期。晋察冀、晋冀鲁豫边区随着根据地的扩大，消费市场发展较快，两个边区共有公营、机关、私营卷烟厂370家，根据地的卷烟装备水平不断提高。1946年9月，八路军撤出张家口以后，原日本东洋烟草公司的部分职工携带9台卷烟机、2台切丝机、2台装盒机、2台软包机及附属设备46台到达河北阜平根据地。晋察冀边区利用这些设备在王快村创办裕中烟草公司。随着解放区的扩大，机制卷烟工业逐年增加。到1949年9月，河北省境内的卷烟厂有卷烟机23台、切丝机13台、压梗机1台、糊盒机1台。著名品牌有“源丰”、“民丰”、“五洲”、“三三”等80余种。各厂日产卷烟量达几十条，多则近千条。随着中国人民解放的进程加快，烟草工业不断壮大。解放较早的东北解放区接管了由国民党接手的日本东亚烟草公司的沈阳烟厂、营口烟厂和长春满州烟草株式会社，烟厂的设备更加先进。
源丰烟厂第一台卷烟机——中国较早的机械卷烟机。
解放战争时期，中国人民解放军还开办了许多随军烟厂，这些烟厂的生产者，往往都是战士，拿起枪杆打击敌人，放下枪杆组织生产。当时华东解放区后勤部门创办了数十家小烟厂，像华东野战军青州随军烟社、华东军区后勤部在苏北创办的飞马烟厂、原新四军所属三个随军工厂组成的华新烟厂、新四军三师东海烟厂等等。这些烟厂随着解放大军转战南北，直至全中国的解放。
解放区的著名品牌——飞马牌香烟的烟标。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许多军队烟厂转入地方，其中青州随军烟社发展为青州卷烟厂；飞马烟厂、华新烟厂、勤丰烟厂合并为南京卷烟厂；东海烟厂后来成为蚌埠卷烟厂；华新烟厂后来成为淮阴卷烟厂；利群烟厂后来成为杭州卷烟厂。此外，今天的安阳卷烟厂前身为1945年冀鲁豫军区开办于山东省菏泽的民主烟厂。保定卷烟厂是晋察冀边区冀中八分区于1945年开办于河北省河间的源丰烟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