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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所说华国锋时代是指1976年10月6日至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
首先必须承认，楼主这个帖子反映出的思想观点基本上是正确的。但是，这只是一个提纲挈领式的提示。本人不揣冒昧地再提供一些确凿的证据，对楼文进行一些必要的补充，使这种观点和认识更加坚实可信。
目前，几乎所有打着马列毛主义旗帜的网友都认为，华汪等人与老走资派叶剑英、李先念等人勾结，于1976年10月6日晚突然调集军队逮捕王张江姚等人，是一场有组织、有计划、有预谋的反革命军事政变，从此改变了中国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和社会的发展方向。但是对于叛徒华汪等人和走资派叶李等人联合组建的反革命政权的性质以及这个时期的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等方面的认识，则存在着明显的分歧。有些人认为，从华国华等人政变成功那一刻起，中国共产党就变成资产阶级政党了，中国社会的性质就已经是资本主义的了。另外一些人认为，中国党和国家的性质彻底改变，最迟到1977年8月召开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换句话说，在这些人看来，1977年8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代表大会，是中国共产党完全蜕变为资产阶级政党、社会主义的中国从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等领域里全面复辟资本主义的标志。而更多的人尤其是受三中全会派思想影响的人，到目前为止，还依然按照毛泽东时代对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时代的苏联那种看法，称现在在中国执政的特色党是修正主义政党，把早就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领域里全面复辟了资本主义的中国称之为“中修”。
本人认为，这些认识都是片面的，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关于事物由量变引起质变、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决定事物性质的基本原理，是形而上学的唯心史观。
持第一种观点的人虽然目前已经很少，但依然还有一定的市场。例如，政治流氓清源不仅早期坚持这种观点，而且现在依然在这方面纠缠不休。本人认为，1976年10月6日，华汪叶李等人发动军事政变，篡夺的是中国共产党的中央政权，夺取中央政权的确是一夜之间完成的，而对于省、直辖市、自治区直到最基层的市（地州盟）、县（旗）和人民公社等地方政权的篡夺则用了很长时间才完成。这与楼文的认识是完全一致的。而华汪叶李反革命政权对执行毛泽东革命路线的革命战士的清洗和镇压，从1976年10月6日政变逮捕张春桥、江青、王洪文和姚文元开始，经过1976年10月1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事件的通知》和12月10日连续发出的关于王、张、江、姚“反党集团罪证”的三批材料为标志而开始的“揭、批、查‘四人帮’帮派分子”以及1982年12月开始的“清理三种人”运动，直到1985年开始的全国大“整党”和“严打”才基本完成。
叛徒华汪与走资派对省级政权的篡夺稍晚于中央政权外，对基层市（地州盟）、县（旗）和人民公社等地方政权的篡夺，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还没有进行到底。据本人所知，原第一届许昌地区革命委员会主任王延太，是在1977年10月在其第二届许昌革命委员会主任任职上被叛徒华汪和走资派叶李联合组建的反革命政权逮捕的。而其秘书听到消息后逃亡，至驻马店才落入敌手。而河南兰考县委副书记张钦礼，则是在1978年10月16日的引黄灌淤工地上被商丘地区中级法院逮捕。逮捕张钦礼的罪名是：“扒开黄河大堤淹兰考人民”（即引黄灌淤工程）。“1979年12月24日，张钦礼被商丘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3年，判刑时的主要罪行是“文革中紧跟林彪、四人帮和反党乱军”；迫害老干部（指秦一飞、周化民）；挖空心思捏造焦裕禄事迹，欺骗全党，欺骗全国人民的欺骗罪。”（韩德强《围绕焦裕禄和张钦礼的是是非非》2004年9月9日），这之后，兰考县以及所属公社、大队三级干部1200多名被捕入狱，并且被正式判刑。
我们相信，其他地方肯定也会有这种情况，只是我们没有对全国各地进行详细调查，暂时还拿不出这方面的论据。不过，上述些事实已经足以证明，基层市（地州盟）、县（旗）和人民公社等地方政权的篡夺则用了相当长时间才完成是完全正确的。而第十一次代表大会是党和国家性质彻底改变的标志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
1977年8月召开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是在叛徒华汪等人与走资派叶剑英、李先念等人组建的反革命政权基本稳固之后，迫不及待地追认他们在10个月之前发动的军事政变合理（既“党心所向，军心所向，民心所向。”——华国锋在这次会议上的报告）、迫不及待地从党的章程和国家的法律上确立其反革命政权合法地位的会议，是一次裁脏嫁祸、贼喊捉贼地“清算”王张江姚“罪恶”的大会，是一次向全党全军和全国种族人民发布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和各级组织中彻底清查“四人帮”帮派分子的动员会。是为彻底改变中国共产党的性质，使中国社会主义江山改变颜色大造舆论的一次会议。这次会议制定的政治纲领——“抓纲治国”是反革命修正主义纲领。而在经济、军事、科学研究等方面的工作依然是按照毛泽东主持召开的十次代表大会确定的路线方针政策进行的。“1977年8月，党的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虽然宣布‘文化大革命’已经结束，但由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和党中央主要领导人的错误，仍坚持‘十大’的政治路线、组织路线是正确的。市委贯彻党的十一大精神，按照党中央主席华国锋‘抓纲治国’决策和‘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研究部署全市工作，在指导思想上仍继续‘左’的错误，使党的工作处于徘徊之中。”（《昆明党史》网站《地方简史•第八章〈贯彻十一届三中全会决议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
历史上任何一次政治变革，包括推动历史前进的社会革命和拉历史倒车的复辟行为，都是先从改变分配制度开始的。中国上古时代的地主阶级革命，最早是从公元前594年（鲁宣公十五年）颁布《初税亩》开始的，历经前445年魏文侯政治改革、前391年楚国吴起变法，直至前356年秦国商鞅变法为标志的封建税赋制度改革，并由此引发封建土地所有制关系的变革都是封建地主阶级的政治大革命。一直到大秦王朝建立，在前后三百多年的历史进程中，几经复辟和反复辟的斗争，封建生产关系才在中国大地上基本确立起来。而英法等国的资产阶级革命、美国独立战争和废除黑人奴隶制的南北战争等等，也都是以改变生产关系而进行的社会政治大革命。但是，资产阶级革命也不是一帆风顺，一步到位的。法国资产阶级革命过程中，波旁王朝的复辟，随之而来的就是大批资产阶级革命家把屠杀，刚刚确立起来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遭到严重破坏。直到1830年的“七月革命”再次推翻复辟的波旁王朝，资产阶级才在法国工人阶级的帮助下走上资本主义正途。
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一个国家的社会性质是由经济基础的性质决定的，而经济基础的性质则由生产关系来决定。因此，要看一个时代的经济基础的性质，就必须对这个时代的生产关系进行深入细致的分析。正如历史上所有的政治变革一样，中国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的生产关系转变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首先也是从改变毛泽东时代社会主义分配制度开始的。而分配制度的改革则是从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改革开放路线之后。这不仅是特色党三十多年不遗余力地坚持的政治纲领，也是全面复辟资本主义制度，变生产资料公有制为私有制的经济纲领。但是特色党不是傻子，更不是白痴，他们深知，中国人民不仅有苏联复辟资本主义的教训，而且还经受过旨在反修防修的文化大革命的演练。如果特色党把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分配制度一下子改变为资本主义的分配制度，必然会遭到工人阶级和广大农民的反抗。因此，他们在实施复辟资本主义的改革开放时，不仅从中国几千年封建改革的历史上，也从原苏联和东欧国家复辟资本主义的过程中汲取了有益的经验和教训。他们一方面通过各种欺骗手段竭力避开广大党员和工农群众的注意力，另一方面，先选择几个有代表性的试点进行试行，并在总结试点经验的基础上逐步推进。
众所周知，毛泽东时代的国营和集体企业(包括农村人民公社)，为了贯彻社会主义各尽所能，按劳取酬的分配原则，一般是按照先国家、后集体、再个人的先后顺序进行的。在工业生产部门，国家从拿走的那部分国民收入，是以上交利润的形式上缴国库。也就是说，企业按一定比例上交国家利润之后，企业再从剩余利润中提取10%的公积金和5%的公益金，然后才职工之间进行工资分配。在农业部门，生产队则是先按照亩数把余粮的一部分交给国家（实际是卖，尽管很便宜），从所卖余粮所得价款中按一定比例提取公积金和公益金，最后把剩余部分按人六劳四，或者人七劳三等不同的比例分配给社员。这种分配制度，直到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后才得以改变。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紧跟毛主席干革命的所谓“四人帮”帮派分子大部分遭到清洗镇压，叛徒华汪与走资派联合组建的反革命政权日益稳固，特色党才得以誊出手来逐步推行旨在改变生产关系的经济体制改革。在农业生产中，正如众所周知的事实那样，以安徽小冈村十数名党员干部“歃血盟誓”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发端，揭开了所谓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序幕。邓氏党徒不仅对此大肆渲染，甚而为了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推波助澜，安徽小冈事件便成为瓦解农村人民公社集体所有制的标志性历史事件。所谓地市改革，就是在工业部门改变收入分配制度。这个改革首先从形式上把国家从国营企业拿下的那部分国民收入变了变说法，既把毛泽东时代上交利润的方式改为税收。按照官方的说法就是“利改税”。鉴于中国工人阶级受过文化大革命的演练和农村改革遭到一些人的激烈反对等情况，邓氏党徒关于国营企业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非常慎微。他们借鉴了农村改革的经验，先从试点开始，再逐步推广，然后一步步推开，彻底国家、集体和个人之间的收入分配关系。最终把毛泽东时代上交利润的方法以各种税收的形式固定下来。按照特色党的走狗各文痞刘佐的说法，“利改税”是“逼出来的改革”（刘佐《中国财经报》2004年8月17日）。因为官僚资产阶级走狗和文痞们始终认为，公有制没有明晰的产权关系，不仅是养懒汉的温床，而且也不能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
关于“利改税”的推进过程，我们可以引用官僚资产阶级走狗和文痞刘佐在《“利改税”：逼出来的改革》中的有关论述：
1979年初，财政部税务总局经过调查研究提出：工商税重复征税、税负不平的问题由来已久；在工业改组方面表现更加突出、实行增值税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同时，提出了对国营企业征收所得税的设想。
同年5月，财政部税务总局局长刘志城在全国税务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出：为了配合国营企业利润分配制度的改革，对国营企业除了征收工商税以外，需要考虑对企业的利润、企业占用的固定资产征税；对企业的级差收入，也要研究如何通过税收进行调节。刘局长还提出，要借鉴外国税制的经验，开征一些新的税种。
根据中国经济形势发展和1979年全国税务工作会议的要求，中国的税制改革首充从建立涉外税收制度起步，包括在1980年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因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所得税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在1981年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企业所得税法》；明确在流转税方面暂时沿用1958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原则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工商统一税条例（草案）》，在地方税方面沿用1951年政务院发布的《城市房地产税暂行条例》和《车船使用牌照税暂行条例》。
同时，国内税制改革的调查与试点工作也开始了。这次试点大体上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1979年起，在湖北省光化县、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上海市和四川省的部分国营企业中试点，主要是开展对国营企业征收所得税的试点，即“利改税”的试点。第二阶段是从1980年第四季度起扩大“利改税”的试点。
在改革试点的基础上，财政部于1980年8月26日向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作了关于税制改革问题的汇报。会议指出出：这次税制改革的中心是“利改税”，将国营企业上缴利润改为上缴税收。税制改革的目的就是要有利于把企业的潜力挖出来、消灭浪费，改善管理。企业的积极性起来了，经营管理搞好了，企业就能多得，国家也能多得。
同年8月30日，国务院副总理姚依林、财政部部长王丙乾在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所作的关于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和关于国家决算、预算草案、概算的报告中提出了1980年和1981年税制改革的任务：1980年，要开征中外合资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在机械、农业机械等行业试行增值税。从1981年起，对国营企业扩大进行由上缴利润改为征收所得税的试点，并相应开征收入调节税和资源税。
同年9月2日，国务院同意并转发的国家经济委员会报送的《关于扩大企业自主权试点工作情况和今后工作意见的报告》中提出：要积极进行“企业独立核算，国家征税，自负盈亏”的试点。
为了贯彻国务院上述文件的精神，1980年11月5日，财政部印发了《关于1980年在少数工业企业进行利改税试点的意见》，意见中提出：国营企业由上缴利润改为征税，准备征收3种税、2种费，即资源税、收入调节税、所得税、流动资金占用费和固定资金占出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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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刘左的论述，是为了维护资本主义制度。而我们所注重的则是他在文章给我们提供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向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转变的历史过程。这个过程，完全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在国家税费制度的改革的基础上，地方政府当权者还根据各自的特权对钢材、木材、柴油、电器等国家紧俏物质进行倒买倒卖活动，八十年代的“官倒”由此盛行于世。也是捌玖陆肆事件的直接原因。特色党所谓工业企业改革，特别是在朱蓉基执掌权柄时的分税制实行以来，地方政府为了自己挥霍，向企业摊派连年增加，甚至连企业亏损数字也按地方政府的意志进行分配。不仅加大了各企业的税费负担，也使原来比较健全的工业体系在各种沉重负担下一步步走向崩溃。不过，这都是九十年代至世纪末的事了。
以上事实充分证明，1977年8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代表大会，是中国共产党完全蜕变为资产阶级政党的标志事件，是社会主义的中国从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等领域里全面复辟资本主义的标志事件，不符合历史事实，是形而上学的唯心史观。关于这一论点的论据，一旦我们掌握历史的主动权，还可以从历史档案中获得更加充分的资料。
对于“到目前为止，还依然按照毛泽东时代对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时代的苏联那种看法，称现在在中国执政的特色党是修正主义政党，把早就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领域里全面复辟了资本主义的中国称之为‘中修’”这一观点的批判，可以参见上官云湘《修正主义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资产阶级思潮》一文。本人不再些赘术。
二〇一二年三月三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