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han”先生造谣为“大跃进饿死三千万人”谣言寻找理论根据的李成瑞辩护

“nahan”先生造谣为“大跃进饿死三千万人”谣言寻找理论根据的李成瑞辩护

长期以来,一个打着马列毛主义旗号,混迹于所谓“毛左派”内部的知名人士、政治流氓清源式的人物“nahan”先生,一再通过各种途径标榜自己是无产阶级革命派,把许多机会主义分子,例如澄宇先生充满投机思想的文章转帖在马列毛主义论坛上。现在,又把曾经为“大跃进期间饿死三千万人”这一恶毒诬蔑、诋毁和攻击毛泽东与毛泽东时代社会主义的谣言寻找理论根据的官僚资产阶级分子李成瑞投机革命的文章帖在马列毛主义论坛上,这是对遭受资产阶级残酷剥削、压迫和奴役的中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者的无耻欺骗。在广大网友对官僚资产阶级分子李成瑞为“大跃进时期饿死三千万人”的谣言寻找和提供理论根据的无耻行为以及李成瑞先生的革命动机提出质疑时,一再竭力标榜“无产阶级革命派”的“nahan”先生便拿出刘少奇、邓小平之流在大跃进时期大刮“浮夸风”、“共产风”等形左而实右的罪恶和众所周知的“信阳事件”作为“大跃进时期饿死三千万人”这一谣言与李成瑞先生没有任何关系的证据,公开为官僚资产阶级分子李成瑞背叛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与邓小平、叶剑英一伙合流,用大跃进时期的人口变动,作为他们否定文化大革命,诬蔑、攻击毛泽东和毛泽东时代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有力证据等罪行开脱,一再让中国工人阶级把摆脱资产阶级压迫、剥削和奴役的希望寄托在官僚资产阶级分子的“转变”上,这不只是“nahan”先生机会主义思想的自我流露,不只是披着革命者外衣的“nahan”先生对中国工人阶级利益的可耻叛卖,也是“三中全会派”的骨干分子不遗余力地洗刷他们在走资派邓小平、叶剑英等人复辟资本主义过程中充当帮办的历史罪恶在二十一世纪的新表演。
凡是信仰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的人都知道,1983年,某国统计局将1949—1982年每个年度的人口数据,以及在此基础上测算出的出生率、死亡率、自然增长率公布于世,是走资派邓小平、陈云、胡耀邦等人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及《中国共产党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之后有计划地复辟资本主义又一重大步骤。因为无论在国际还是在国内,这些数据都是一惯反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反革命分子与帝国主义者渴望而求之不得的,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叛徒华汪等人与走资派邓小平、叶剑英等人复辟资本主义一箭双雕的政治阴谋!人口统计数据一公布,便有了美国“人口学家”科尔先生依据这个材料估算出1958—1963年非正常死亡人口约为2700万的结论。借助国际国内反毛反社会主义势力否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既可以逃脱国内外舆论的谴责,又达到了有计划、有步骤地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目的。这样的政治阴谋的确是高明的。
大家还知道,李成瑞先生从1974年起先后任过某国计委统计局副局长、某国统计局副局长、局长和某国国务院人口普查领导小组副组长兼办公室主任等职,1984年才退出行政领导岗位。某国统计部门在1983年向全世界公布某国1949—1982年度的人口数据时,正是官僚资产阶级分子李成瑞先生任某国国家统计局长的任期之内。某国1949-1982年的人口统计数据是如何出笼的?难道与当时正担任某国国家统计局局长、国务院人口普查领导小组副组长兼办公室主任的李成瑞先生没有一点关系吗?
但是十余年之后,下野的李成瑞先生又于1997年发表了著名的统计学论著——《“大跃进”时期人口变动》,为诬蔑、诋毁和攻击毛泽东和毛泽东时代社会主义的谣言——“大跃进时期饿死三千万人”寻找和提供理论根据,继续为邓小平、叶剑英等人用大跃进时期的人口变动作为诬蔑、攻击直至否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的重磅炸弹,为复辟资本主义开辟道路的罪恶服务。这是官僚资产阶级分子李成瑞先生自己写成的历史,是任何人都否定不了的事实!然而,标榜“无产阶级革命派”的“nanhan”先生,为了替李成瑞先生上述罪行辩护,除了拿出刘、邓等人制造的“浮夸风”、“共产风”以及饿死人比较多的“信阳事件”作为他为李成瑞先生辩护的论据外,还不惜采用政治流氓清源一惯捏造事实、编造谣言的手法,把官僚资产阶级分子李成瑞先生在《“大跃进”时期人口变动》中用数理逻辑和统计学原理论证出的、大跃进时期“超线性死亡人口为2158万,约为2200万”的事实歪曲为“李成瑞饿死1700万(不是3000万)”。这种公然捏造事实,歪曲历史的恶劣行为是对追求真理的各位正直的网友的公然愚弄!
下面是从网络上找到的、李成瑞发表在《中共党史研究》上的《“大跃进”时期人口变动》的相关内容:

“经笔者对1957年死亡人数进行技术性修订,即按表5中其他所有 年度同样的方法,按官方的人口统计的1957年平均人口为63741万,依照科尔重估的这一年死亡率19‰计算,死亡人口为1211万人。把这个数字与科尔计算的1964年的死亡人口940万联系计算 则1958年至1964年的线性死亡人口为6462万人⑦,与科尔估计的这6年实际死亡人口8620万相比,超线性死亡人口为2158万,约为2200万(这一数字的修订由笔者负责)。”
大跃进时期“超线性死亡人口为2158万,约为2200万”这一数据,是李成瑞先生用数理逻辑和统计学原理论证出来的。表面上看来,李成瑞先生是为了“纠正”美国人口学家科尔关于某国1958至1963年“超线性死亡人口为2680万人”和蒋正华关于于某国1958至1963年“非正常死亡人口为1697万人”等谬误,而实际上则是为了替“大跃进时期饿死三千万人”这一谣言寻找和提供理论根据,为邓小平、叶剑英通过所谓的改革开放复辟资本主义开辟道路。为了证明这一结论的科学性和正确性,李成瑞还特意在他的文章中注明“这一数字的修订由笔者负责”。这是铁一般的事实,标榜“无产阶级革命派”的“nahan”无论疯狂到何种地步也是否定不了的。
“1958至1963年建国非正常死亡人口约为1700万(1697万)”这一数据,是西安交通大学人口研究所所长蒋正华在1986年撰写的《中国人口动态估计的方法与结果》和有关著作中估算出来的。就是在政治流氓清源式的人物“nahan”摘引的网络文章中也说得非常清楚。然而,标榜“无产阶级革命派”的“nahan”先生为了替官僚资产阶级李成瑞先生的罪行辩护,已经疯狂到连基本是历史事实都不顾,居然在众目睽睽之下捏造事实、篡改历史事实,说“李成瑞饿死1700万(不是3000万)!以此证明李成瑞先生与“大跃进时期饿死三千万人”这一谣言没有任何关系。请问伟大的革命家“nahan”先生,李成瑞先生用数理逻辑和统计学论证“大跃进”引起的人口变动,难道仅仅是学术研究吗?难道世界上有超阶级的学术研究吗?
无论“大跃进时期饿死1700万人”(蒋正华数据)还是“大跃进时期饿死2200万人”(李成瑞数据),抑或“大跃进时期饿死2800万人”(美国科尔数据),与“大跃进时期饿死3000千万人”都没有本质区别。李成瑞先生纠正蒋正华和美国科尔两个人的数据,完全是为资产阶级政治服务的。苏联从1941年6月至1945年5月四年时间的卫国战争牺牲2000万人是什么情景?中国从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到1945年8月日本投降,死亡人数约为2600万人,其中还被包括国民党屠杀、自然死亡以及失踪人员。因此,不要说中国三年时间饿死3000万人,就是按照蒋正华之流的1700万人,也是不可想象的。因为无论是饿死还是自然死亡,每年五六百万的死亡数字都将是饿殍遍地,野狗成群,四散逃生的难民。更何况当时由于自然灾害和饥饿等因素造成大面积死人的现象只是出现在河南、四川、安徽和山东等少数地区呢?
标榜“无产阶级革命派”的“nahan”先生为了替他心目中的“老革命”、“老干部”和“革命老人”李成瑞先生的罪行辩护,不顾铁的历史事实,编织谣言,把李成瑞自己特别强调的某国从1958至1963年之间“超线性死亡人口为2158万,约为2200万”这一数据篡改为1700万!这种卑劣行为决不是偶然的,决不仅仅是为李成瑞先生的罪行辩护,这充分暴露出标榜“无产阶级革命派”的“nahan”先生,是一个长期潜伏在所谓“毛左派”内部的“五毛党”!其目的,就是为了把中国工人运动的方向引向歧途,并在适当的时候把那些曾经信任他的革命同志出卖给官僚资产阶级。
今年七月份,本人曾经揭露另一位政治流氓清源的人物“晨曦”先生为转移批判机会主义的方向,造谣诬蔑丛蓉先生在《否定新民主主义革命带有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性质有悖唯物观》这篇文章“没能脱离考茨基的‘超帝国主义论’那一套”,黔驴技穷的“晨曦”先生则采用捏造毛泽东语录的手段为自己的无耻行为辩护。这一卑劣行为又被本人拿出的毛泽东的原文之后,政治流氓清源式的人物“晨曦”则在红石头论坛发专帖诡辩说:他摘引的毛泽东语录是别人发给他的。把编造毛泽东语录的卑劣行为和责任转嫁到他人身上。那么,标榜“无产阶级革命派”的“nahan”先生为“大跃进时期以饿死三千万人”的谣言寻找和提供理论根据的官僚资产阶级分子李成瑞先生辩护,不惜疯狂捏造事实、歪曲历史的卑劣行为被揭穿之后,是不是也会像政治流氓清源式的人物“晨曦”那样,为自己辩解说:这是我从网络上转帖过来文章,把捏造事实、歪曲历史的卑劣行为转嫁给他人呢?
本人相信,标榜“无产阶级革命派”的“nahan”先生一定会这样做的!因为无论是编造毛泽东语录的“晨曦”,还是捏造事实、歪曲历史的“nahan”,都是善于捏造事实、歪曲历史、编造谣言、调拨离间的政治流氓清源亲手教出来的关门徒弟!
中国革命过程中,正在孕育着一大批善于捏造事实、歪曲历史、编造谣言、调拨离间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如果一再标榜自己“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清源、晨曦、naha先生不能荣膺大任,那一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悲哀!
二〇一一年十月十八日

[ 本帖最后由 蓝色海洋 于 2011-10-19 08:29 编辑 ]

“nahan”先生造谣为“大跃进饿死三千万人”谣言寻找理论根据的李成瑞辩护

[ 本帖最后由 蓝色海洋 于 2011-10-18 17:23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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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中共党史第二版否定文革 承认三年自然灾害中死亡逾千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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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1-01-14 10:25 来源:中国新闻网
“文化大革命”是要彻底否定的,没有任何进步的意义,所以不去肯定它。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是“左”倾错误的论点,曾经被概括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

《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1949-年—1978-年)由中央党史出版社正式出版。
本文摘自:中国新闻网,作者:王全宝 王迪,原题:《中共《党史》二卷问世 客观评价建政前29年功过》
·《党史》二卷问世:“成就写够,错误写透,评价公正”
·对于1948年至1978年期间中共所犯的错误,毛泽东是主要领导人,负有主要责任,但中共作为一个领导集体,也负有集体责任
2011年1月11日,中国共产党迎来它90岁的生日礼物:《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1949年—1978年)由中央党史出版社正式出版。
此前《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1921年—1949年)出版于2002年,记述的是1921年至1949年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它是中央党史研究室在1991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的基础上修订而成的。
从1995年开始,在过去的16年里,《党史》二卷的编撰历经数十轮次修改,并报送百余位领导和专家学者审查、讨论。其反复斟酌的中心问题是:对这一时期所犯的错误该如何正确认识,对这29年该如何评价?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张启华曾主管二卷的编撰和修改。在外界眼里,张启华是敢说真话的人,在《党史》二卷的一次研讨会上,张启华坦承:在新中国成立后至十一届三中全会前这段时期党所犯错误的问题上,分歧较多,这往往是由于研究者看问题所持角度不同,或者掌握资料不同,还有跟个人经历不同也有关系,统一思想确有难度,但不要上纲上线、互相扣帽子,而应该认真讨论,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作指导,尽量多地挖掘史料,实事求是地分析问题,大家的认识会逐渐趋向统一,尽量接近真理的。
作为历史学者,张启华认为,这是一段曲折探索的历史,是正确与错误、成功与挫折错综交织的历史,这种复杂性,是刚刚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共和国艰难探索的写照。
历史是不可割断的,“不说清楚以前,就说不清楚以后。”《中国新闻周刊》和张启华的对谈就从这句话开始。
【对话】
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谈《中国共产党历史》二卷背后
在这29年党的历史中,党经历过失误和曲折,这也是不容忽视的一个方面。正确看待失误和曲折,要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把这29年党的历史放在当时的国际国内条件下去分析,放在90年党的历史中去把握,防止孤立地、静止地、片面地看问题。这对于正确看待党走过的这段弯路,准确把握党的历史的主流和本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错误是不能回避的”
中国新闻周刊:据了解,从1995年开始,《党史》二卷的编写工作就启动了,为什么到现在才出版?
张启华:这是因为正确认识这样一段复杂的历史,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需要经过反复研究、不断修正,才能比较接近正确。
《党史》二卷反映的时间段,是从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本书任务是对这29年历史进行客观叙述,同时作出正确评价。这段历史的复杂性,更需研究者反复研究讨论,以取得正确认识。
事实上,本书稿经过了中央的几次审查,众多专家学者的多次审读、反复修改,同时考虑到在一些问题上有各种不同观点,还要能为大多数人所接受、认可。这确实需要长时间的努力才能做到。
这样一部长篇著作,用十几年的时间来完成,并不算很慢。现在完成的《党史》二卷,有90多万字,分上下两卷。
中国新闻周刊:听说中央没有通过早前书稿,是因为写错误多些,显得灰暗,是这样吗?
张启华:的确如此,最初书稿写错误较多、较细,中央审查没有通过。为此,我们组织大家务虚三周,从认识上尽量统一思想,重新修改提纲,对一些重要事件认真核查,对一些重要观点都进行了认真讨论。
错误是不能回避的,这一时期我们党在工作上、指导思想上,犯过错误,有些是严重错误。这就是邓小平说的,我们搞了20年“左”,指的是在1957年“反右”至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这段时期所犯的“左”倾错误。研究这段党史回避不了犯错误这个问题。
但关键是怎么写的问题。我们写错误,是为了以后不再重犯,不是要去渲染、发泄,而是要分析犯错误的原因,包括主观原因、客观原因,历史根源、理论根源,以及国际环境的影响,等等。目的是从中吸取教训,发挥党史特有的资政育人作用。
同时,对这29年取得的成就也要写够,不能因为犯了错误,就不愿意多写成就。所以我提出要成就写够,错误写透,评价公正。这样写出来,历史的全貌就比较明亮了,这也是符合历史事实的。
“不要重在批评个人,包括毛泽东”
中国新闻周刊:具体操作过程中,遇到哪些现实的困难?
张启华:对于这段历史的评价,一开始大家的思想不是特别统一,包括社会上很多人也觉得这段历史不能肯定,犯的错误太多,伤人太多,持否定态度。
为了统一思想,也为了使我们对这段历史的认识更清晰,我认为确定这段历史的主线是个重要问题。
当时我写了一篇文章,就是怎样正确认识这段历史的主线。我认为,这条主线,就是党带领全国人民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努力探索适合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但在探索中有很多曲折,犯了很多错误,在新时期我们对这些错误进行总结,接受教训,最后找到了一条正确的道路,那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这么一条主线。
我有一个观点,就是对前辈一定要非常尊重。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使命。我们主要看他是否完成了那个时代赋予他的使命,要多看他们的贡献。他们在探索的过程中肯定是会犯错误的,因为摸着石头过河,谁都没有经验,犯了错误不能一棍子打死。
不要重在批评个人,包括毛泽东。这段历史是我们党自己走过的历史,没有任何个人恩怨在里头,现在有些人把这段历史闹成一个个人因素,比如就是毛泽东的错,毛泽东如何品质不好如何整人,写历史是不能这样写的。党的历史上犯错误,毛泽东负有主要责任,因为他是主要领导人。但同时要看到,我们党是一个领导集体,在整个探索的过程中,党的领导集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是探索的主体。
总之,错误不可避免,对前人不能苛求,同时不能脱离当时的历史条件,不能不考虑历史的局限性问题。
中国新闻周刊:对于这段历史的编写,中央领导人有何指示或态度?
张启华:我们写这段历史一定要跟中央保持一致,一个是要跟《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保持一致,再一个就是跟中央文件、中央领导人的讲话和精神保持一致。
对这段历史的总体评价,2006年建党85周年时,胡锦涛在“七一”讲话中指出,我们党干了三件大事,第一件就是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以后的发展开辟了道路;第二件就是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经过努力建立了独立的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使我们的国家能够屹立在世界东方;第三件就是成功地进行了改革开放。
其中第二件大事就是《党史》二卷写的这29年。这是我们写这29年的重要依据之一。
第二个根据就是《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81年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第六条对建国后32年历史的基本估计,即“中国共产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历史,总的说来,是我们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并取得巨大成就的历史。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是我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是我国今后一切进步和发展的基础。”
《党史》二卷所反映的29年历史,就包括在这32年中,所以对29年历史的总体评价,应遵循《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精神。
邓小平、薄一波对这个29年也有许多指示,都是我们的重要参考。
在2010年的全国党史工作会议上,习近平同志的讲话指出,要明确历史的主题和主线,分清主流和支流,等等,也是我们的参考。
中国新闻周刊:在二卷编写时,对一些历史疑难、重大问题的尺度是如何把握的?
张启华:这29年中,我们犯过许多错误,有些是非常严重的错误。归纳起来主要是三条:经济建设急于求成,所有制结构急于求纯,阶级斗争扩大化。
我认为是探索就会犯错误,原因第一是没有经验,第二是理论上的错误,加上头脑发热的主观原因,加上国际上的一些客观原因。毛主席活着的时候就试图纠正错误,纠正虽然不彻底,但是本身是有意义的,因为人就是这样,在摔跤中走过来的。
《党史》二卷既充分肯定取得的伟大成就,强调不能因为犯过错误而否定这段历史,不能用支流否定主流,不能以偏概全,不能搞历史虚无主义;同时又不回避失误,科学分析犯错误原因,充分发挥了以史鉴今、资政育人的作用。
二卷从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分析了这一时期犯错误的原因。从客观方面讲,主要是时代、环境等因素,造成了思想理论及实践的失误。例如,实践经验不足,国际环境的影响,以及制度方面存在的某些缺陷等。
从主观方面讲,主要是思想理论的失误,对实践造成直接或间接的消极影响。例如,没有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理解马克思主义等。
二卷特别强调这些错误是我们党自己发现、自己纠正的。比如“文化大革命”之前的十年中,党的工作在指导方针上有过严重失误,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反右倾”斗争等“左”倾错误严重泛滥。
总之,《党史》二卷在对待党在历史上所犯错误的问题上,坚持了以下原则:第一,不回避错误。错误是客观存在,回避不是科学的态度。第二,不脱离当时的历史条件,用正确的观点和方法来分析错误产生的历史背景、历史根源和思想理论根源。第三,充分说明是党,而不是什么别的组织和个人,认识并纠正了错误。
中国新闻周刊:有人说,这29年是一部错误历史,你如何看待?
张启华:前面已经讲了这个问题。我认为,这种说法不能正确解释这段历史。如果因为这些失误而否定我们党在新中国成立后至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全部历史,或者由于这段错误多,就把党的这段历史说成全是错误,这既违反《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也不符合事实。
对这29年的历史确实要有一个辩证的理解,不能简单地肯定一切或否定一切。胡乔木举过两个时期的例子说明这一点。一个是“1949至1956年之间,我们的党确实取得了伟大的成就,但确实不是十全十美,也有缺点和失误”。另一个是“前后20年‘左’倾错误期间,国家的经济总的说还是发展的。我们根本否定‘文化大革命’,但那十年间也有不属于‘文化大革命’的成就,科技方面的成就,外交方面的成就”。所以,重要的是进行科学分析。
“对文化大革命要彻底否定”
中国新闻周刊:如何评价“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呢?
张启华:“文化大革命”是要彻底否定的,没有任何进步的意义,所以不去肯定它。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是“左”倾错误的论点,曾经被概括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
这一理论,作为“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基础,“明显地脱离了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的轨道”,“既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不符合中国实际。这些论点对当时我国阶级形势以及党和国家政治状况的估计,是完全错误的。”所以,正如《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说,“文化大革命”“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
但是“文化大革命”和“文革十年”是两个概念。“文革”是这十年中发生的最大的一件事,但在这十年中,我们还干了其他事,在某些领域也有取得的成就。比如外交、科技、经济发展等领域。
有人认为写成这样就是美化“文革”,这是不对的。当然,没有“文革”,我们会取得更大的成就。区分“文化大革命”和“文化大革命”时期,这是胡绳提出的一个观点。我认为很正确。
对“文化大革命”要彻底否定,但研究“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十年历史,十年间取得的成就在二卷本中要有所反映。
中国新闻周刊:党史二卷写作时是否参考了机密档案?三年自然灾害的死亡人口数据是如何得来的?
张启华:档案肯定要看,但看的目的是搞清来龙去脉,不能泄密。也有些档案是看不到的,这没有办法。
三年自然灾害的死亡人口数据社会上有很多争议,就是各个部门统计的数据也有差异。国家统计局统计的是1000多万人;有些专家统计的数据是1850万;还有一位美国人口学专家统计的数字是2000万。等等。我们采取的是国家统计局的,这是最权威的部门。
现在网上有人炒作,有说4000多万的,还有说7000多万的。我们不知道他们的根据是什么。
当时城市人口和农村人口的死亡比例不一样,各个省的情况也不同。当时有6个省死亡人口最多,比如河南、贵州、安徽、甘肃、青海、四川。把这六个省死亡情况说成全国都这样,这是不对的。三年自然灾害死亡人口主要集中在农村,比如说河南信阳,确实死人很多。这跟地方领导为了政绩虚报产量有关,所以说“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中国新闻周刊:如何看待学术研究对历史的分歧?
张启华:随着党史研究的日渐繁荣,不同意见的学术分歧越来越多,这是学术深入发展所必需的。同时也不能不警惕,一些片面歪曲、全盘否定党的历史,进而否定共产党领导、质疑共产党执政的情况也确实存在。这对于社会稳定、政权巩固是不利的。
总之,当我们回顾历史的时候,丝毫没有理由觉得这段犯了错误的历史羞于见人,更不应该因为这些失误而否定我们党从新中国成立后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全部历史。
在中国共产党即将迎来90周年华诞之际,《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正式出版,系统回顾新中国成立到新时期开辟之前艰辛探索的历程,对我们今后继续求索的漫长道路,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记者/王全宝 文/王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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