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霄
来源：作者赐稿
来源日期：2011-9-6
中国选举与治理网发布时间：2011-9-6 21:2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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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需要申明的是作为一个非该专业学者，本文是第二手研究，即对某些直接学术成果的相关内容的一个归纳和分析。虽然如此，在这种归纳和分析中，我觉得仍然可以得出一些重要的结论。
为了方便叙述，本文采用亨廷顿的几个专业概念：
1.专制政权大体上可以划分为三种：一党专政、军人政权和个人独裁。
2.近代以来至上世纪90年代初，世界民主化有三个浪潮。我这里的引申是，从上世纪90年代起迄今的许多国家的民主化，如东南亚国家的民主化、原苏联加盟共和国的颜色革命、黑非洲的民主化以至2011年中东北非阿拉伯国家出现的“茉莉花革命”，可以称之为“第四波”。这种定义已经有不少人提出，这里不涉其科学与否，只是为了方便叙述。
3.从第一波到第四波，不同国家民主化的进程类型大体有三种：变革、置换、移转，当然在它们之间互有交叉和转换。这三种类型的简单定义是：变革：执政精英带头实现民主;置换：反对派团体领头实现民主，威权政权垮台或被推翻;移转：政府和反对派团体采取联合行动实现民主化。[1]
下面正式叙述。
一
无论是哪种类型的专制政权，它的最重要、最终的依靠者都是军队。因此，在专制国家向民主化的转变过程中，军队的表现都是重要的，甚至是决定性的。
这一点由于重要而简单，虽然已经成为人们的共识，但是认真检看，我发现人们对于其中若干并不简单、相反十分复杂的内容，似乎还缺少必要的认识和系统的论述。比如，人们依据这一认识对于过往事件的判断，往往简单化为只去观察军队在民主化中是否中立。
如果考虑到民主化本身的复杂性，不同类型的专制政权在不同类型的民主化过程中，可以排列组合出诸多的进程与形式，那么，我们所认定的军队对于民主化的绝对重要性，也就表现出特别丰富而复杂的行为特点。在它们的背后，更涉及一些重要的理念，而这些理念，可能与我们的常识不符。
比如，民主化未必都要通过置换的方式来实现，也就是并非通过革命(街头政治或流血牺牲或武装斗争)来实现。在变革和移转的时候，其民主化的进程可能较漫长，变化较缓慢，甚至会有更多的倒退与回潮，但也可能更加稳妥和低代价。比如卷入2011年中东北非国家的民主化浪潮的一些国家，未必都要通过类似突尼斯和埃及式的街头政治和利比亚的战争形式开启转型之路。只要民主力量在和专制政权斗争中(其具体方式自然很丰富，既有街头运动，也有政治对话;既有流血冲突，也有各种妥协)取得突破，限定了专制权力坐大，确定了民主的框架并规划了民主进程的时间表，那么自然也是开启了民主化进程。从这个意义上说，也门、阿尔及利亚、约旦等国的行为也可以归类到民主进程中。在后面的情况下，军队的作用自然也就更复杂了。
综合地看(即三种专制类型乘以三种进程类型)，军队在民主化中扮演的角色大体有五种：
1.积极促进。如1974年4月23日，葡萄牙一批中下级军官组成的“尉官运动”(后改称“武装部队运动”)发动军事政变，4月25日独裁政府下台，史称“康乃馨革命”;1998年印尼军队领导人哈米德将军与议会领袖哈尔莫斯共同要求独裁者苏哈托下台，使得32年没有变化的军政权在3天之内瓦解;罗马尼亚的民主化成功，也有军队倒戈的功劳;在乌拉圭，军政权的总统阿尔瓦雷斯将军要延长其权力，并推迟民主化，可是军人统治集团的其他成员迫使他继续进行政权变革;特别是土耳其，作为一个特例，它的军队始终扮演了推进世俗化民主的中坚和支柱力量角色，当通过民主选举上台的政治领袖试图向政教合一倒退时，土耳其军队不惜数次发动军事政变，来保证国家的民主化进程，并在国家政治航向调正后，自觉还政于民。注意，这里土耳其军队的政变是推动民主的形式，军队是这个国家推动民主的最大的政治力量。
2.和平交权。这主要是指原来的军人政权以和平方式向民选文人政府交权，还政于民，第三波中的拉美国家众多的军政权属于此种。
3.保持中立。如西班牙，它的军队认可了卡洛斯国王和苏亚雷斯首相自上而下的民主改革，起码是没有发动政变。在自下而上或者上下结合的改革中，苏联军队在经过犹豫并产生分化之后，大部分出动的军队从街头退回到兵营。在2011年中东北非的民主化浪潮中，军队的表现引人注目。在通过街头运动实行体制置换的两个国家突尼斯和埃及，军队保持了中立，独裁者只好倒台。这两个国家的例子特别显著地表明：“当今世界军队的民主意识大大提高，已经难于为执政者镇压民众所用。”[2]
4.成为专制统治者的帮凶，使用暴力镇压民主力量。正在民主化进行中的利比亚和叙利亚军队的一部或者全部，属于这种类型。
5.这一种是一个变种，即某些军官个人(他们往往是军队内部某派别的代表)，以积极的态度和合法的途径，即通过改变身份，组建政党或代表政党，参加大选，得胜后执政。委内瑞拉的查韦斯、厄瓜多尔的古铁雷斯原来都是军官，并都曾经发动军事政变试图推翻民选政府，失败后均被判刑入狱，释放后组建政党，参加选举，以和平和合法的方式当选为总统。而菲律宾的拉莫斯和印尼的苏西洛大体走的也是这个路子，所不同的是，他俩在所在国家的民主化过程中，作为军中高官，以军队代表的身份，或保持中立，或支持民主，从而立下殊勋。比如拉莫斯，1986年2月菲律宾大选后，原独裁者马科斯和反对派领袖科拉松·阿基诺都宣布自己在大选中获胜，并分别宣誓就任总统。在这关键时刻，当时担任菲武装部队副参谋长的拉莫斯和前国防部长恩里莱一同宣布脱离马科斯政府，支持阿基诺，从而导致马科斯政府的倒台。他被任命为总参谋长，并获上将军衔。此后，拉莫斯帮助阿基诺政府平息了7次政变。1988年阿基诺总统授予他最高荣誉勋章。同年，拉莫斯退役出任国防部长。1992年1月他参加总统竞选获胜，同年6月出任菲律宾总统。1998年继任竞选失败而和平去职。这一种实际上揭示的是军队中有政治抱负的人物合法并成功的从政之路。
二
如果考虑到专制政权的暴力性质，那么可以说所有的专制政权都是军人政权，而不仅仅是其中最明显的那一种类型——军人政权。明了这一点的意义在于提醒人们注意军队与所有专制政权的密切关系，也因此思考促使军队在民主化浪潮来临时不同表现背后的复杂因素。
一般说来，促使军队在民主化过程中有不同表现、发挥不同作用有三个因素：利益、价值观和军队自身的状态。
(一)利益
它表现为军队高层甚至军队整体与专制者的利害关系。不言而喻，这种利害关系是十分紧密的。军人政权就不必说了，在另外的两种专制政权中，独裁者或者专制集团也必须用最主要的精力和资源来打造自己与军队的关系，并且使得二者的关系建立在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基础上。独裁者或者专制集团最高代表不但本人就是军队的最高统帅，牢牢把持着军权，而且必须把军队的关键高级职位交给自己最亲信的人。最紧密的就是血缘关系，这时的专制政权其实就是一个家族式的统治，独裁者的直系亲属或者亲戚直接执掌军队或武装力量中最精锐的部分。伊拉克萨达姆、利比亚卡扎菲和朝鲜金氏王朝都是这样的。除此之外的其他那些军队首领，必然也是独裁者或者专制集团最紧密的同盟者，是一个既得利益集团的成员，军队整体也是国家专制的一个受益者。军队不但得到最多的财政投入(在前苏联和朝鲜，军费以及相关的国防工业支出占了国民收入的一半)，而且军队在所有专制国家中，都享有超国民待遇，比如在文革时的中国，军人不但有极高的社会荣誉和各种优先权，包括恋爱及婚姻的优先权，而且它的复员或转业的成员，也都获得地方上的重用。因此，军队往往是专制政权最忠诚的拥护者。
当然，军队也会由于利益关系受损而背叛专制者。如果专制者建立起第二武装，如伊拉克的国民卫队，那么会引起军队的不满。因此在伊拉克战争中，面对美军的进攻，伊拉克军队毫无战斗力。但是如果专制者给予军队足够的利益，那么很少有军队是因为利益问题而背叛自己的主子，在民主化浪潮中采取中立甚至倒戈的。
(二)价值观
它是促使军队发生积极作用的主要因素，又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1.对于民主的认同甚至追求。在当今时代条件下，民主已成为世界的政治潮流，任何具有当代意识的人都不能否认民主的正当性。专制所导致的腐败和政权合法性危机，会在专制国家形成各种实际的国际与国内问题与矛盾，在这些问题与矛盾下，不但国家整体利益受损，而且人民利益会受到直接的、极大的损害。军队的各个层级的军官和士兵，或者由于理念上的原因，或者由于对国家和人民的责任感，或者由于家庭和亲属的遭遇，会对专制政权和独裁者持否定态度，对民主化给予支持或者同情。至于是军队的高层领袖(如菲律宾和印尼)还是中下层军官(如葡萄牙)在起决定性的作用，则情况不一。这后一种情况也提醒军队高层，即使他们还想与专制政权一条道走到黑，他们的下级也许会发生哗变，正如当前叙利亚军队的表现。
2.对军队职业化的追求。专制政权下军队的政治化让军方许多高层对军队的功能与荣誉不安，甚至在军政府下，军队的某些领袖也认为执政代价太大，“军政权的领袖们对政治介入在军队的完整性、职业性、整合性和命令结构中所产生的腐蚀性影响特别敏感。伯慕德斯(Morales Bermudez)将军在其领导秘鲁迈向民主化的过程中注意到，‘我们都直接或间接地看到军队的变质，而军队对我们的祖国利害攸关，而且对其他制度也利害攸关。因此我们不能再继续听之任之了。’”[3]去政治化而职业化，也是民主理念和民主国家制度的反映。
3.一雪前耻，恢复军队的声誉。专制政权必然把军队置于民主化浪潮来临时、特别是斗争进入白热化时的第一线，军队无可避免地面临着为主子向人民群众开枪的处境。专制政权下的军队往往有镇压民主运动的记录，手上沾有人民的鲜血，因此在国家和社会中声誉很差，而军队中有良知的高层对此深以为耻，背负着极大的负罪感，特别是如果这是一支有着光荣传统的军队的话。将功折罪、一雪前耻、恢复声誉有可能成为军队的集体意识，并通过或者高层或者中下层军官的实际行动体现出来。
(三)军队自身状态
即军队内部的矛盾，它主要指的是军队内部腐败。显然，专制政权下必然的腐败也必然会传导到军队中来，诸如军官欺压士兵和下级，职务提升中的权钱交易，高级职位的世袭，以及贪污军费。这导致了军队内部的分化。专制政权下的军队不会是铁板一块，军队腐败因素与上述两种因素叠加，会形成更加不可预测的情况，如果政局动荡，军队会产生分裂。就如我们在前苏联和利比亚的民主化中所看到的那样。
总体上说，在三种专制政权形式中，军人政权会比较容易地还政于民(第三波中的拉美国家的军政权全体并相对顺利地退出政治说明了这一点)，独裁或者家族式专制次之，最难的是一党专制下的民主化。因此这种类型下的军队也同样会面临着最困难的抉择。
其实军队的态度与表现也与反对派的策略有关。如果军队的利益能够得到保证——这首先指的是它过去侵犯人权的行为不被追诉，其次是它能够在变革后职业化并继续得到财政的大力支持，第三它如果能够参加或者知晓反对派与政府的谈判，从而可以更方便地主张军队的利益——那么，军队对民主化的中立甚至支持都是可能的。
三
应当说，中国的民主化最有可能会采取变革的形式。置换和移转由于条件不具备(即没有成型的、组织化的反对派力量)，不大可能发生。但是中国最大的危险是由于共产党高层领袖集团的不作为，导致社会的溃败。国家的表面秩序还有，但是已经完全黑社会化和利益集团化了，碎片化的人民由于利益受损和对统治集团失望，发起无数的无组织抗争和不合作，整个社会处于实质的混乱之中。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国际地位下降，国家权益受损。最近的南海事件表明，中国的主政者没有能力捍卫国家权益。
这是一个所有有责任感和良知的中国人都不愿意看到的结果，如果有能力和可能，他们需要立即着手，遏止国家的堕落，并使它重新走上正途。
在这种形势下判断中国军队的表现，也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
1.军队能否干政
人们从共产党的传统即党指挥枪和现代政治中军队中立化、职业化、国家化这两点，习惯地认为中国军队不能干政，不能主导政治。其实这是一种书生之见。
我们从民主化来看，正如上述，无论是哪种专制形式的政权向民主化的过渡，也无论是通过哪种形式的过渡，从本质上说，军队都是干了政的。军人政权的还政于民或者不还政于民就不用说了，其他两种专制形式下的军队也必然是干政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专制政权本身就是暴力政权，军队作为最大的暴力集团，始终是这种专制机器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和支撑，它本身就是政治化的。而当民主化发生后，军队的三种表现(积极促进、中立和专制帮凶)自然都是政治行为，它是军队作为一个政治主体做出的行为，其影响和结果，也是政治性的，无论是对民主力量来说，还是对专制力量来说。
特别是，由于军队的态度和行为决定了专制政权和民主化变革的成败，所以军队的态度与行为就是最大的政治。不过是在军队的态度和行为的三种里，那种所谓的中立态度和行为，好像是不干政的，并且符合民众对军队的一般定位，因而得到更多的赞扬。这是一种很表面、很肤浅的看法。由于专制制度下的军队根本不能摆脱政治工具甚至政治主导的地位与功能，所以，军队在民主化浪潮中，不但必然干政，而且最好的结果是它成为民主的促进力量，起码也是“中立”的。
正如亨廷顿所说：“军队的干预不见得如一些人所说的那样是罪恶的渊薮，倒有可能是剪除罪孽的良策。”[4]
中国政治的真正的决定性力量在军队。只不过是党的核心领袖只愿意把军队掌握在自己一人手上，成为个人的御林军罢了。这种局面在过去是可以的，因为军队高层或者与这个党的领袖有着长久而深厚的个人关系，或者因为思想的陈旧和利益的绑架甘愿为王前驱，或者因为形势不到而蛰伏。
但是在新的形势下，军队高层中真正具有历史责任感的将军们，最好的选择就是坚定而平稳地促进中国的民主改革。这不但对国家和人民有益，而且对军队自己有益。考虑到中国的民主化可能是一个长达一二十年的历史进程，因此军队高层并不需要采取任何过激的行为，他们只需要坚定而适时地支持党内的民主改革派及其举措就行了。
要之，中国军队的职业化和国家化，只能发生于民主化之后，而不是之前和之中。
2.军队自身最大的问题是腐败
中国军队早已利益化，也早已发生严重的腐败，甚至由于中国军队的封闭性，军队中的世袭制更加严重(对此我在拙作《人民解放军的政治观察》中有叙述)。太子党或者红二代有两种情况，很好或者很坏。因此中国军方高层也就有两种发展趋势：八旗子弟或者民主推力。从目前的数量对比看，前者力量更大。
3.如果中国发生溃败，军队的介入是一种可能的选择
假如中国的阶段性命运真的不可避免，发生了全社会的溃败，为收拾危局，军队的介入是一种可能的选择。这里面涉及几个问题：
一是军队能否以统一的意志这样做?
二是军队以什么形式这样做?
三是军队这样做多久?
中国军队大概不会成为土耳其式的军队。如果可以，其实未必不是一件好事。
这个问题还没有完全想好，只是提出而已。
[1] 详见亨廷顿：《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8(142)。
[2] 中华奕兵：《中东国家民主浪潮的特点及启示》。中国战略网，http://blog.chinaiiss.com/cjb0517/blog/view/26999
[3] 亨廷顿：《第三波》，157页。
[4]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三联书店，1989年，185、128～12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