赤眉在《驳苏拉密“体制阶级”论》一文中，给出了这样一个划分阶级的标准——
“因此在资本主义社会，被资本家雇佣，生产剩余价值的劳动者就是无产阶级；拥有资本，剥削剩余价值的阶级就是资产阶级；而介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既有无产阶级的一面又有资产阶级一面的阶级就是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又可分成两类。一类是传统的小资产阶级，即小业主，小私有者，他们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总的来说是日益走向消亡。而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小资产阶级则主要是指被资产阶级雇佣，协助资产阶级剥削压迫工人﹑攫取和实现剩余价值的群体。如各种经营管理人员，市场营销人员，脱离具体生产的科技人员，政府工作人员，教育文化工作人员等等等。他们一方面是雇佣劳动者，而且由于资本主义经济规模越来越巨大，其中下层越来越无产阶级化，但另一方面，他们又总是或多或少地承担着资产阶级某些社会经济职能，作为资产阶级的代理和帮办而与工人阶级相对立。总之小资产阶级就是界于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既有劳动者一面，又有资产阶级一面的中间阶级。”
首先，关于无产阶级的概念，我是赞成赤眉的。但赤眉给出的“资产阶级”的概念，就不那么准确了——难道资产阶级一定要拥有资本吗？官僚资产阶级并没有把国企的资产纳入自己的名下，但并不妨碍他们通过国企攫取暴利；企业中的CEO也不一定就是股东，他们名义上是资产的管理者而不是所有者，但他们同样也是资产阶级的一员。
至于赤眉所给出来的“小资产阶级”的概念，可以说是又长又臭，“介于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小资产阶级则主要是指被资产阶级雇佣，协助资产阶级剥削压迫工人﹑攫取和实现剩余价值的群体”之类的语言过于笼统。
虽然赤眉列举了一大堆具有小资产阶级嫌疑的职业，也说小资产阶级是“中间阶级”，但是却不能根据他所给出的“小资产阶级”概念，告诉我们哪些小资产阶级是倾向于无产阶级的，哪些小资产阶级是倾向于资产阶级的。因此，这样的“阶级分析”在实践上没有任何意义。
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开宗明义，告诉我们：“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阶级分析就是用来解决这个问题的，阶级分析的目的是“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而要通过阶级分析达到这一目的，就必须“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作一个大概的分析”。
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毛泽东对“小资产阶级”作了详细的分析，而不是用“小资产阶级就是介于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这类废话来一言蔽之。尽管小资产阶级在生产关系中的地位是相似的，但毛泽东通过他们的经济条件把小资产阶级又细分为三种，认为越富裕的小资产阶级越具有妥协性，越落魄的小资产阶级越具有革命性。正所谓“光脚的不怕穿鞋的”，一个人的经济条件、生活境遇对于其“革命的态度”是有极大影响的，绝不能像赤眉那样不顾“收入和福利待遇的高低”。
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阶级”具有一个很鲜明的特点，就是具有较大的流动性——而不像封建等级那样僵化、世袭。特别是小资产阶级，处于不断分化之中，稍微发点小财就成了资产阶级，偶尔遭遇横祸就成了无产阶级。因此，我们若用辩证的眼光来进行阶级分析，就不能因循守旧，必须看到变化。
如果说毛泽东时代的体制工人问题，是由于工业化程度较低而产生的人民内部矛盾，农民勒紧裤带支援工业建设，还有望先苦后甜。那么在今天的官僚垄断资本主义中，体制工人与农民、农民工之间，是否还存在这种关系？
我们知道，自从文革失败以后，河蟹肆无忌惮地走上了资产化的道路，河蟹的资产化有一个特点：生产消费品的国有企业大都“被破产”，把市场腾出来给民企、外企，但官僚资产阶级始终垄断着银行部门以及原料、交通等上游工业部门。
由此，河蟹的生产关系就变成了银行垄断与上游工业垄断相结合的金融垄断资本主义，走到了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
其中，银行垄断资本是极端腐朽的，它本身不从事生产，而是通过向工业部门借贷、投资等方式来间接剥削无产阶级。处于垄断银行中的被雇佣者，如银行职员，不生产任何价值，而是协助金融资本剥削剩余价值，因此属于中、小资产阶级，对于垄断金融资本具有很强的依附性，基本不具有革命性。这个结论相信各位都没有意见。
但是，人们对于上游工业垄断资本的腐朽性，却认识得不深刻。因为上游工业垄断资本也从事生产，表面上看起来就跟生产消费品来牟取利润的下游工业资本没什么两样，而当今的体制工人是上游工业垄断部门中的被雇佣者，难道不是跟下游工业中被压迫、被剥削的农民工一样吗？
在具体分析当今体制工人的阶级成分之前，我要先提出自己的阶级分析理念——
阶级是生产关系中处于不同经济地位的利益群体——但阶级关系要远比生产关系复杂。生产关系，概括来讲无非就是生产资料归谁所有的问题，但阶级关系却不那么简单。阶级关系是围绕生产关系产生的利益关系，在资本主义，表现为不同利益群体在剩余价值生产、分配中的关系。
“剩余价值分配”决定了资本主义中的阶级关系，这也是利益论的另一种说法。
下面我先运用这一阶级分析理念来示范怎样进行阶级分析：
为广告公司工作的设计师，是什么阶级成分？首先，这位广告设计师是一位被雇佣者，公司不是他的，他不占有生产资料，并且他也在自己创作的广告中凝结了自己的脑力劳动，从而生产出广告这种商品，他的确是劳动者。但我们能就此说他创造了剩余价值、是无产阶级吗？
这位广告设计师的劳动强度远较生产线上的民工为轻，在劳动时间相同的前提下，这位设计师为广告公司带来的利润远较一个民工创造的剩余价值为多。我们都知道，价值是劳动的凝结，是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来衡量的——在此先假设设计师和民工代表了各自部门的平均效率，他们的劳动就是各自部门的社会必要劳动。那么劳动时间一样，设计师的劳动强度还轻些，为什么他能“创造”更多的价值、得到更高的工资？
有人说，因为设计师学历高，从事的是复杂劳动。
且不论设计师的劳动是否真的比民工复杂，但培养设计师所投入的教育成本，肯定比培养民工所投入的教育成本更多，而工资最起码要保证劳动力的再生产，因此设计师需要更高的工资才能“再生产”出新的设计师，也是理所当然的。问题是，即便考虑教育成本，把设计师大学四年的学费和民工上技校的学费差额考虑进去，设计师的收入跟民工的收入显然也相去甚远。
难道设计师能“无中生有”生产“超劳动价值”？显然不可能。
广告公司获得的报酬，是委托广告公司做宣传的工业资本家支付的。工业资本家先是从民工那里剥削了大量的剩余价值，他把一部分剩余价值拿出来，既不用来再生产，也不用来消费，而是分给广告公司，以至于广告公司的广告售出价格远高于其实际价值。因此，广告公司能给设计师发高工资。
由于设计师的工资高于他所创造的广告的价值，因此他非但没有生产剩余价值，还参与了工业资本生产中的剩余价值的分配。
显然，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对于设计师是有利的，因此，尽管他没有直接剥削工人，却要依附于这种生产关系才能当“食利者”，不具有革命性——得出这一结论，就达到了阶级分析的目的，知道了谁是朋友，谁是敌人。
绕了一大圈子，我们就要来分析体制工人的阶级成分了。
当今的体制工人是上游工业垄断部门中的被雇佣者，他们在石油、化工、煤炭、钢铁、电力等部门中从事原料和能源的生产，以及铁路运输等等。这些上游工业垄断部门所控制的资源都具有稀缺性，又是下游工业生产所不可或缺的要素，因此，官僚资产阶级一旦垄断这些上游工业部门，就可以囤货居奇，使得上游工业产品的出售价格总是高于其实际价值，而下游工业资产阶级敢怒不敢言，只能抽出一部分剥削民工得来的剩余价值，“进贡”给上游工业垄断部门。
因此，上游工业垄断资本家就可以拿出一部分“超价值利润”来收买体制工人，使他们成为工人贵族。尽管体制工人的劳动时间、劳动强度比不上民工，其工资、待遇、福利却让体制外的知识小资都艳羡不已。
以下是一些网上零星搜集来的不详尽的数据，只能部分说明问题。
2010年，国有工业企业总利润是1.2万亿元。民企——包括股份制企业和私营企业，利润总额3.1万亿元。
2010年，体制工人平均每年工资近4万元，他们人数约8千万，则工资为总额3.2万亿。而非国企工人的平均每年工资近2万元，据说农民工总共2.4亿人——如果像苏拉密那样把非国企工人都归为民工则近3亿，则其工资总额为6万亿。由于大部分工人都在工业部门，我们就假定这里的工人总数是工业部门中的工人总数。
根据以上数据，民工劳动创造的总价值至少9.1万亿元，平均每人创造价值3万元。假如国企的利润和工资都由体制工人创造，则体制工人平均每人创造价值5.5万元。
然而，价值就是凝结在商品上的劳动。价值量是根据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来衡量的。假如体制工人真的平均每人创造价值5.5万元，则其劳动时间起码应该是民工的1.83倍，假如民工每天劳动8小时，则体制工人至少应该劳动14.6小时——这显然与实际不符，民工的劳动强度和劳动时间都比体制工人有过之而无不及。难道体制工人没有进行相应的劳动也能凭空创造出价值？这岂不是等于说体制工人的存在证伪了《资本论》？
有人把体制工人的高工资高待遇高福利解释为上游工业垄断部门的生产效率高，这是不懂劳动价值论的表现。价值量跟社会劳动效率不成正比，只跟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成正比。
官僚资产阶级垄断上游工业部门，就跟垄断银行部门一样，是具有投机性、寄生性、腐朽性的，但上游工业垄断资本表面上具有生产性，也更具有伪装性。实际上，体制工人就跟前面提到的广告设计师一样，本身虽然也生产价值，但工资、待遇和福利却高于其所生产的价值。因此，体制工人非但没有生产剩余价值，客观上还从剩余价值中分得一杯羹，因此官僚垄断资本主义这一生产关系，对于体制工人是有利的，他们是依附于官僚垄断资本主义的小资产阶级，不但不具有革命性，还倾向于维护官僚垄断资本主义。
小资产阶级具有两面性，得以暂时做稳奴隶的时候，必然是软弱、妥协乃至反革命的。然而河蟹的官僚资产阶级未必不想打破体制而独享剩余价值，于是体制工人也觉得奴隶做得有点不稳，便唱起红歌来了。
然而人就是这样一种现实的动物。体制工人可以唱红歌、拜毛神、揪民工的小资产阶级尾巴，但绝不容许经济地位受到威胁。苏拉密乍一喊出“砸烂体制”，他们就气急败坏地跳起来了，表面上反苏是要争一个“无产阶级”的名分，实际上就是要保体制。
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揭示了阶级分析的基本原理：“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从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基础，人们的国家设施、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做得相反。”
恩格斯的话，意思是说，我们搞阶级分析，不能看谁拜马克思叩头最多，不能看谁唱红歌唱得最响，而是要看他们实实在在的经济地位。
然而只要体制还在，体制工人客观上就仍在分食剩余价值，处于小资产阶级的经济地位。体制工人真要想成为无产阶级，只有等体制被砸烂以后。
只有民工，生产了全部剩余价值，而不能染指分毫，最具有革命性。
[ 本帖最后由 吴何有Dr.WHY 于 2011-7-8 13:16 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