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人阶级是社会主义革命的领导者和主力军
——驳苏拉密“体制阶级”论
赤眉
苏拉密在批判张宏良改良主义和强调阶级斗争、批判民族主义上曾发挥了一些好的作用。但是他迷恋于自创体系，制造出一个“体制阶级论”来大肆宣扬，以此扩大影响、招募粉丝。所谓“体制阶级”论，就是用是否在“体制内”（即是否享有较稳定的收入和福利保障，是否具有国家职工的编制身份）来划分阶级、划分敌我，把“体制内外”的矛盾作为最主要的阶级矛盾。按照这种“体制阶级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工人阶级成为了“工人贵族和小资”，当今的国企工人也成为了“工人贵族和小资”，成为了改良主义和机会主义的阶级基础。我们认为，苏拉密已经走得太远，所以我们必须对他的错误观点进行系统的批驳，希望能够使受苏拉密影响的人受到震动，争取他们回到马列毛主义的正确道路上来。如果苏本人也能受到震动、有所醒悟，那我们也是非常欢迎的。
一、
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工人阶级是“工人贵族”、小资吗？
苏拉密认为：社会主义制度下“工人阶级的‘体制化’，使工人阶级和小资一样‘傍定’国家成为‘官人’。当自己的革命 先辈和同盟军——农民，在经过社会主义集体化改造而越来越显示出无产阶级属性时，而新生的工人阶级却蜕变为‘官’。他们通过享用国家对农村的征收而成为间接的‘剥削者’；通过对工业产品的优先享用而成为特权阶层——工贵；‘工贵’的本质是小资。”
按照这一观点，那马列毛主义关于工人阶级是社会主义革命的领导阶级的基本原理就被推翻了。按照这一观点，那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农民阶级才应该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动力和领导阶级，而工人阶级则成了社会主义革命的阻力，是党内资产阶级的同盟军，甚至成了压迫农民阶级，与农民阶级相对立的阶级敌人﹑革命对像。
现实的阶级斗争已经驳斥了这一观点
可惜现实的阶级斗争完全不能证明这一观点。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革命的主力难道不是工人阶级吗？斗争最坚决的难道不是工人造反派吗？苏拉密提到了武汉“百万雄师”，但难道与百万雄师英勇斗争，并在毛主席支持下最终战胜百万雄师的武汉广大工人造反派就不是工人阶级吗？全国数千万工人造反派就不是工人阶级吗？他们难道不才是工人阶级的代表吗?而农民阶级在文革中表现如何呢？在这样一场社会主义条件下空前的阶级大搏斗中，农民阶级的表现却基本上是消极和保守的。而且，在复辟后，受到最严酷镇压清洗的正是工人造反派，而农村却成为了资本主义复辟的一个主要突破口，解散人民公社、拆散工农联盟，全面复辟私有制，正是从收买小农开始的。
因此，实践恰恰证明的是马列毛主义的根本观点：工人阶级才是社会主义革命的领导者和主力军。
下面我们再深入地分析一下苏拉密的这个观点为什么是错误的。
什么才是划分阶级的标准？
首先我们需要厘清究竟什么才是划分阶级的标准。马列毛主义一向认为划分阶级的根本标准只能是在生产关系中的不同地位，而不在于收入和福利待遇的高低。因为只有在生产关系中的不同地位，才决定了一个阶级的根本利益，才决定了一个阶级与某个生产关系的根本利害关系，决定了一个阶级在阶级斗争中的根本态度。收入和福利待遇上的差别，可能会使一个阶级内部产生不同的群体或阶层，但不能改变一个阶级在生产关系中的根本地位，因此不能决定一个阶级的根本利益，所以不能成为划分阶级的依据。如果按照收入和福利待遇来划分阶级，那只能使阶级变为许许多多不同收入和福利待遇的小团体（因为收入和福利待遇是千差万别的），从而也就不成其为阶级，也就丧失了阶级分析的意义。
什么是无产阶级、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
因此在资本主义社会，被资本家雇佣，生产剩余价值的劳动者就是无产阶级；拥有资本，剥削剩余价值的阶级就是资产阶级；而介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既有无产阶级的一面又有资产阶级一面的阶级就是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又可分成两类。一类是传统的小资产阶级，即小业主，小私有者，他们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总的来说是日益走向消亡。而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小资产阶级则主要是指被资产阶级雇佣，协助资产阶级剥削压迫工人﹑攫取和实现剩余价值的群体。如各种经营管理人员，市场营销人员，脱离具体生产的科技人员，政府工作人员，教育文化工作人员等等等。他们一方面是雇佣劳动者，而且由于资本主义经济规模越来越巨大，其中下层越来越无产阶级化，但另一方面，他们又总是或多或少地承担着资产阶级某些社会经济职能，作为资产阶级的代理和帮办而与工人阶级相对立。总之小资产阶级就是界于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既有劳动者一面，又有资产阶级一面的中间阶级。
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
代表两种不同的公有制、两种不同的生产力基础
那么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工人阶级是不是有着资产阶级的一面？是不是作为党内资产阶级的代理人和帮办而与农民阶级相对立，在一定程度上压迫剥削了农民阶级呢？
苏拉密认为社会主义制度下工人阶级是小资的根据无非是工人阶级比农民阶级享有更高的收入和更好的福利待遇，而苏拉密认为这是由于工人阶级“通过享用国家对农村的征收”即通过剥削农民得来的。那么工人阶级更高的收入和更好的福利待遇究竟是怎么来的呢？
这个问题必须通过考查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中的地位来回答。
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是公有制的生产关系，即由劳动群众共同拥有生产资料，在平等协作的关系下共同劳动的生产关系。
但是在现实的社会主义社会，公有制的生产关系不是单一的，而是存在着两种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工人阶级大多集中在全民所有制企业，而广大农民阶级则被组织在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中。全民所有制是无产阶级国家代表全体劳动人民拥有生产资料的所有制，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则是部分劳动群众共同拥有生产资料的所有制。而前者是比后者更加先进和高级、公有化程度更高的的公有制。
之所以存在两种公有制，是因为这两种公有制的生产力基础不同。全民所有制的生产力基础是工业化的社会化大生产。工业化的社会化大生产，客观上就要求由全社会共同掌握生产资料，共同组织生产，因此在工业化社会化大生产基础上的公有制只能是全民所有制。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的生产力基础则是尚未实现工业化、机械化、现代化的小生产。大家知道，现实的无产阶级国家在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时，都面临着大量的小私有者和小生产，特别是农村，基本是小生产的天下。无产阶级不能采用剥夺小私有者的方式来实现公有化，只有通过引导帮助他们走合作化的道路。因此小生产的基础上只能建立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因为小生产的条件下没有实现全民所有制的物质基础，小生产的生产力水平不需要、也拿不出更多的东西在一个劳动集体之外“共产”。而把小生产改造成为现代化、社会化的大生产，并在此基础上将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改造为全民所有制，这要经历一个相当长的过渡时期，也是整个社会主义阶段继续革命的一个主要任务之一。
社会主义制度下工人阶级较高的收入水平和福利待遇
是靠剥削农民得来的吗？
因此，在社会主义社会，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之间的相互关系，实际上就是两种公有制之间的关系。广大工人阶级作为一个整体，直接拥有和掌握着社会化大生产的生产资料，因此，工人阶级的收入水平和福利待遇是由整个社会化大生产的生产水平和效益所决定的。而农民阶级则是分成数量众多的劳动集体，他们所直接拥有和掌握的只是一个劳动集体所占有的生产资料，因此农民阶级的收入水平和福利待遇只能是由各个劳动集体分别的生产水平和效益所决定的。
所以，工人阶级的收入水平和福利待遇比农民阶级高，就是因为社会化大生产的生产力水平远远高于小生产，就是因为全民所有制是比集体所有制更加先进的和高级的公有制。正因为工人阶级在社会化大生产中有着远高于农村小生产的劳动生产率，工人阶级人均创造出了更多的劳动果实，正是因为全民所有制能够在社会化大生产的基础上在全国范围内“共产”，所以工人阶级才能够享受较高的收入水平和较好的福利保障。而农民阶级在小生产的基础上劳动生产率较低，生产不出更多的劳动果实，只能在一个劳动集体范围内“共产”，因此，他们的收入水平和福利待遇必然是比较低的。
如果说工人阶级较高的收入水平和福利待遇是因为剥削了农民，那么这是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工人阶级所创造的劳动果实是低于其所享受的收入的，而多出来的那一部分是来自于对农民的“征收”。那么也就是说社会主义工业生产的效率是如此低下，工人阶级是如此懒惰，以至于建立在现代技术基础上的大工业生产的效率还不及农村手工业小生产——这是何等的荒谬！
现实也早已驳斥了这一谬论。早在1956年，中国工业生产总值就已经超过了农业生产总值，到1976年，工业生产总值已是农业生产总值的2.6倍，而工人阶级的人数却还大大低于农民阶级。更少的工人阶级却创造了更多的物质财富！工人阶级所享受的较高的收入和福利待遇正是来自于他们更高的劳动生产率。
而苏拉密恰恰就是忘记了工人阶级也是物质财富的主要生产者，忘记他们享有的劳动报酬和社会保障是他们的劳动果实的一部分，而把工人阶级看成了是不劳而获、坐享其成的寄生虫。
按照苏拉密的逻辑，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工人阶级的收入一般也是高于小农的，所以才会有进城打工潮 （而这也主要是因为大工业的劳动生产率要高于小农经济），难道这能说是工人阶级和资本家一起剥削了农民?
而社会主义条件下工人阶级优越的收入和社会保障恰恰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表现，正是在公有制下，分配才能以有利于工人阶级的形式进行。（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资本家总是尽可能压低工人的收入的）所以现实社会主义下的工人阶级能够享有比相同经济发展水平下资本主义社会工人阶级优越得多的生活水平。而这尽成为苏拉密把工人阶级划为小资的依据——这难道不是荒谬透顶吗？！
诚然，农民阶级为工业化建设提供了一定的积累，但问题是这种“征收”究竟是被工人阶级用于享受了呢，还是被用于建立工业基础、扩大工业生产了呢？豪无疑问是后者。难道这能说是被工人阶级剥削了吗？而且工业化建设也同样反哺了农村，比如农业机械、农药、化肥、药品、医疗设备、水利设施等的廉价供应。这只是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工农互相支援，正是工农联盟的表现。难道能说什么是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在相互剥削吗？
现实社会主义社会的确存在着较大的工农差别，但这种差别是两种公有制带来的差别，是工业化大生产和手工小生产带来的差别，而不是工人剥削了农民。诚然，这种差别是不利于社会主义的，但这种不利不是因为工人阶级变成了“小资”，而恰恰是因为农村公有制基础较薄弱，容易成为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的温床和资本主义复辟的突破口，是因为工农差别给走资派提供了机会来制造工农之间的矛盾、瓦解工农联盟。只有经过继续革命，战胜新老资产阶级分化工农、复辟资本主义的企图，并通过抓革命、促生产，逐步将建立在小生产基础上的农村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改造为建立在现代化大生产基础上的全民所有制，才能最终消灭工农差别，
究竟谁才是社会主义制度下的资产阶级，
谁才是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小资？
那么究竟谁才是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小资呢？要搞清楚这个问题，先让我们来搞清谁是社会主义制度下的资产阶级。
马列毛主义认为，社会主义的实践也证明了，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过渡阶段，在社会主义社会仍广泛存在资本主义的残余社会关系，即所谓资产阶级法权，这就是产生新生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复辟的基础。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中还不得不存在这样的社会集团：他们不参加或较少参加物质生产劳动，享有一定的特权，同时掌握着管理劳动者和支配生产资料的一定权力——他们就是党和国家的领导干部集团。他们享有最大的资产阶级法权，同时又握有领导权力。如果他们不是把权力用在为劳动人民服务，用在推进社会主义革命、限制并逐步消灭资产阶级法权上，而是用在扩大自己的特权，用在为自己谋取私利，用在推行资本主义路线上，那他们就是剥削、压迫了劳动人民，就蜕变为了新生资产阶级，而他们的地位又使得他们成为新生资产阶级的核心——即党内资产阶级。而如果没有无产阶级的继续革命，没有广大劳动群众自下而上的斗争和监督，那领导干部集团整体上蜕变为党内资产阶级就是不可避免的。所以社会主义制度下的资产阶级就是享有资产阶级法权，并利用资产阶级法权复辟资本主义、剥削压迫劳动人民的社会集团，其中从领导干部集团中产生的党内资产阶级是其核心。
搞清楚了谁是社会主义制度下的资产阶级，那么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小资产阶级就很清楚了。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小资产阶级就是虽然不掌握领导权力，但也享有一定资产阶级法权，不参加或较少参加物质生产劳动，同时自觉或不自觉地追随新生资产阶级，成为新生资产阶级的代理人和帮办的社会集团。也就是与工农相脱离、追随党内资产阶级的基层干部、职员和知识分子集团。
而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都是社会主义社会中物质财富的主要生产者，他们是社会主义制度下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剥削压迫的对象。
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中的地位
决定了工人阶级是继续革命的领导者和主力军
但是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在社会主义革命中的地位是不同的。工人阶级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中的地位，决定了工人阶级是继续革命的领导者和主力军。因为首先工人阶级是代表共产主义方向的先进的全民所有制的直接所有者和主要受益者；其次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工人阶级仍旧高度集中，与社会化大生产紧密联系，并且数量在不断增长中，有着最强大的社会力量；最后，同时也极为关键的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工业化取得了决定性进展，整个社会生产都转向以工业化大生产为重心，整个社会财富都向工业化经济集中。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新生资产阶级正是主要产生于篡夺国家政权和工厂企业的领导权，主要目的在于把国家财富和社会主义工厂企业转变为官僚垄断资本、而不在于剥夺小农，因此新生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产生最直接尖锐的矛盾，却可以收买小农。所以社会主义制度下，阶级斗争的焦点在城市、在工厂。而农民阶级却是分散的，与小生产小私有制（自留地、集市贸易等）相联系，与工人阶级相比仍旧是相对消极落后的。因此社会主义制度下，工人阶级是社会主义革命的领导者和主力军，而农民阶级则是需要工人阶级领导的革命的同盟军。这也已经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实践所充分证明。
文革的经验教训恰恰证明需要强大的工人阶级，而不是“工人阶级是小资”
那么文革中工人阶级为什么会发生分裂呢？为什么工人阶级没有最终保住文革的胜利果实呢？这只能从中国工人阶级的历史特点中寻找原因。因为旧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农业国，中国革命是农民为主力军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所以旧中国工人阶级整体上是弱小的，工人群众总体上缺乏政治斗争经验。这使得新中国工人阶级缺乏政治斗争的深厚传统。新中国工人阶级的主体是解放后随着工业化的发展而新加入工人阶级队伍的，他们一开始就享有较高的社会地位、收入和福利保障，而这些，不是经过他们亲身斗争得来的。文革前十七年，一方面党内资产阶级的阻挠破坏，另一方面无产阶级司令部对发动工人阶级继续革命和直接管理上层建筑有一个认识和落实的过程，使得工人阶级的主人翁地位没有充分发挥，工人阶级没有充分动员起来参与政治斗争、管理上层建筑，因此新中国的工人阶级仍旧缺乏群众斗争和政治斗争的经验。而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新生资产阶级的发展也有一个过程，他们与工人阶级的矛盾也有一个从隐到显的过程，工人阶级对他们也有一个认识过程。所以，新中国工人阶级文革前总体上是缺乏政治斗争经验的，在政治上是不成熟的，对新生资产阶级的认识是不足的。
正是这样的历史特点，才使得文革中工人阶级中的一部分被走资派所利用，造成了工人阶级队伍的分裂，导致了在反革命政变后工人阶级没能积蓄起足够的力量扭转局势。
较高的收入和福利保障水平，的确可能在工人阶级中形成相对保守的阶层，比如在文革中，部分大型企业的工人阶级、老工人、老劳模等相对更保守一些。但是，前面已经说明，收入和福利保障水平的高低改变不了一个阶级在生产关系中的根本地位，因此改变不了工人阶级总体上的革命领导者和主力军的地位。所谓的相对保守阶层，只是在对政治斗争的敏感性上，在积极投身革命斗争的时间上相对落后一些，而并不是阶级地位和在阶级斗争中的作用上产生了根本改变。所以，只要有正确的策略，在革命走向高潮的时候，相对保守阶层也是能够与自己的阶级兄弟团结在一起，积极投身革命斗争的。这也早已被工人阶级的革命斗争史所充分证明。
因此文革中工人阶级的分裂和工人阶级最终未能保住文革的胜利果实，这丝毫不能证明工人阶级从总体上变为了“小资”。如果按照苏拉密的理论，工人阶级总体上变为了“小资”，那么怎么解释千百万工人造反派的产生呢？怎么解释工人造反派在文革中斗争最坚决，成为文革全面夺权的主力军呢？工人阶级又谈何“分裂”呢？走资派又为何要操纵保守派去对工人造反派进行武斗呢？工人造反派的主体，难道不是所谓“体制内工人”吗？如果按照苏拉密所说：工人阶级是“工贵、小资”，农民是“无产阶级”，那么文革图景就应该是这样：广大工人阶级总体上团结一致反对继续革命，追随走资派一起镇压造反的农民。而实际的历史图景恰恰相反：相当大一部分工人阶级积极投身继续革命，成为了工人造反派。走资派最恐惧的是工人造反派，而常常煽动农民进城攻击造反派。
正是因为缺乏斗争经验、政治上不成熟，使得工人阶级的的领导者和主力军的作用还发挥得不够好，这才是文革最终被颠覆的根本原因。
必须要更充分地发挥工人阶级的政治潜力，要在无产阶级专政建立伊始，就充分发动工人阶级群众参与政治斗争，直接管理上层建筑，进行继续革命，使工人阶级积累丰富的政治斗争经验，形成广泛的组织网络，陪养出千百万成熟的基层斗争骨干——一句话，要形成一个政治上强大成熟的工人阶级，才能把继续革命进行到底，才能避免资本主义复辟。文革的主要教训，恰恰是需要一个更强大的工人阶级，而根本不是什么“工人阶级是小资”。
苏拉密的“阶级论”只是一种庸俗唯物论
苏拉密可能会说用“缺乏政治斗争经验”来解释历史是历史唯心论，只有他的“工人阶级是小资”的“阶级论”，才是历史唯物论。可首先，他不是用生产关系中的根本地位这一决定阶级根本利益的标准来划分阶级，而是用一些次要的差别来划分阶级；其次他恰恰忘了，阶级本身就是一个活的有机体，是由千百万活生生的人构成的，是处在具体的历史条件下，有着具体的历史特点的。一个阶级总体上政治经验的成熟与否，恰恰会对一时一地的阶级斗争产生决定性的影响，这才是历史的辩证法。否则，革命就不会有曲折，也就不需要总结革命的经验教训，不需要无产阶级的先进分子的理论、组织和鼓动工作了。1927年大革命失败了，1949年革命胜利了，中国的阶级结构和共产党的性质却没有根本变化，区别的，只是革命经验、革命策略的成熟与否。1905年革命失败了，十月革命胜利了，俄国工人阶级的阶级性质也没有根本变化，而不是从1905年的“小资”变为了1917年的无产者。
所以，苏拉密的“阶级论”只是一种庸俗唯物论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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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帖最后由 列兵甲 于 2011-6-23 09:27 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