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帝国还会崛起
标题：China Also Rises | The National Interest
来源：[url]http://nationalinterest.org/article/china-rises-4236[/url]
原文作者： Piers Brendon
《国家利益》
From the Nov-Dec 2010
By Piers Brendon
October 20,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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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793年，为帮助不列颠帝国商旅打开中国门户，马卡特尼爵士曾历史性出使北京。但在他带来的诸多礼品之中，有一幅世界地图却被乾隆皇帝断然拒绝。因为在这幅地图上，“中央王国”所在之处不仅极小，而且不在地图中心。就在此事发生的年代，马克特尼的同胞们已经在地图绘制领域确立了至高无上的地位。整个十八世纪，世界上均已采用格林尼治所在位置作为本初子午线，此后在1884年的一次国际会议上，该标准被正式接纳。此外，帝国地图沿用了莫卡托的设计，这会令不列颠看起来比实际上更大一些。及至二战结束之后，当时一些美国作家，如尼古拉斯.约翰.斯皮克曼，和尼尔.麦克尼尔均提议，为了凸显本国的地缘政治实力，应重新绘制世界地图，让美利坚合众国位于地图中央。
如今，这个问题被再次摆上台面：是否因为早在马可波罗时代便闻名于世，中国就应在全球画卷中享有最重要的地位呢？
虽然沉睡已久，但那个正在醒来，且刚刚超过日本，成为这个星球上第二大经济体的亚洲巨人，是现代历史中最令人震惊的奇迹之一。1958年，毛的大跃进是一次农业集体化的尝试，但却酿成超过两千五百万人丧生的惨剧，从这件事上，似乎可以预见马克思主义专政的前途。然而，仅在二十年后，由邓小平发起的“二次革命”即令这个当时世界上最贫穷和最不发达的国家释放出广阔的潜能。
“摸着石头过河”，邓的动作非常谨慎，悉心掌握着其中的平衡。在这一点上，俄国的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完全不能与之媲美。邓给予企业界以资本主义式的自由，同时又保持了共产主义对政权的掌控。结果，这一点缔造了随后三十年接近10%的年度增长。中国在全球出口市场中的份额，从1980年的1.8%，增长到2010年的接近10%，终于夺取了德国在这一领域的王者地位。目前该国计划，将在2014年占有12%的全球出口份额，从而让这个地球上人口最多的国家真正成为新的全球工厂。
以下数字令人印象深刻：中国人制造了全世界五分之三的成衣，三分之二的鞋子以及五分之四的玩具。中国生产的汽车超过世界上任何国家，2009年，他们生产了1379万辆，同期日本的产量是793万辆，美国则是570万辆。中国使用的钢铁和水泥也超过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并拥有最多的高速铁路线。中国制造了世界上70%的复印机、DVD播放器和微波炉，并超越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信息技术出口商——计算机、移动电话、数码相机，等等诸如此类。中国人不仅是世界上最大的能源消费者，而且投入数以十亿计美元，用于新的绿色技术以及可再生能源——2008到2009年间，他们将国内的风电产能提高了一倍。
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今年中国GDP将达到5.36万亿美元，略高于日本。当然，这个数字远远低于美国的14.79万亿美元，但在2030年之前，中国经济迟早将超越其最大的海外市场——美国。对美国来说更糟糕的是，2008年，它与人民共和国的贸易逆差达到2680亿美元。截至2009年中，在美国高达3.5万亿美元的海外债务中，仅中国便占有了27%份额。正因如此，这两个政治与文化截然不同的国家，史无前例的被一种似乎难以化解的经济缠绵锁在了一起。
这一切何时才到尽头？难道像被蛛网缠住的人一样，只能等待最后的毒吻吗？或者建立一个紧密的同盟，彼此试着去爱上对方？中国会不会将经济实力转化为军事力量，并向全球唯一的超级大国发起挑战呢？既然我们无法预知未来，那么能不能从历史中寻找答案呢？遗憾的是，这些问题不会得到直截了当的回答。因为克莱奥，这位司职历史的女神，已经在特尔菲神谕之中为我们清晰的做出了指引。
无疑，有证据表明，崛起中的商业国家往往会将财富转化为国力，并为了争夺支配权而武装自己。在对伯罗奔尼撒战争所做的解释中，修昔底德详细阐述了这一理论：贸易与航海产生的资源积累，成为了雅典帝国的根基，而雅典的强势姿态激起了斯巴达的抵抗。同样，凭借自己的金融、商业、航海和工业优势，不列颠攫取了罗马帝国鼎盛时期七倍以上的国土。此外，凭借先进的文化、贸易与技术，中国曾雄踞亚洲两千年之久，被称为“天朝上国”。
但对中国来说，所有那些荣耀都已是无数个世纪之前的往事，一百多年间，对外的屈辱完全击垮了它的自尊。那段历史被清晰的记载在今日中国学生的教科书上，并且，当这个巨人沉睡之时，向“洋鬼子”复仇无疑是其最甜蜜的美梦之一。如今，北京愿意实现这个梦想吗？或者，为了求得安宁，它愿意把自己的命运交给外族人掌控吗？令中国大失颜面从而遭受创伤的起点，可以追溯到中西方之间的第一次现代接触。
十八世纪，当马卡特尼开始这次命中注定的出使时，天朝皇帝正控制着从里海到琉球群岛，从贝加尔湖到孟加拉湾和暹罗的广袤国土。外国人通常被当作蛮荒民族，以英国人来说，中国人认为他们貌似恶魔，味道像死尸，脚上很可能长蹼。而只要广州拒绝出售大黄，他们所在的国家可能就会因便秘而瘫痪。这位不列颠使者没有向“天之子”表达敬意，也拒绝行使叩头这种蒙昧的礼节。中国人对此深感震惊，因为他居然将自己的元首，那位被他们视之为“妖魔鬼怪”的欧洲皇族，与自己神一般的皇帝相提并论。就乾隆本人而言，他仅将乔治三世国王视为臣下，并对他传话说，自己那高贵自足的帝国并不需要英国的货物，也不需要任何善意。
此时，清王朝的权力已经延续了一百五十年。但在随后的一个世纪里，中国人的主权逐渐被外来者排挤。这一进程始于中国人主动截断了实际上只能由外国人提供的一项供给：他们对鸦片有着无法满足的渴望。这种商品产自英属印度，并通过走私逐渐进入中国——被称作“花旗鬼”的美国人也大量参与了此种贸易。截至乾隆接见英国使节之后四十年，亦即鸦片首次进入中国港口三个世纪之后的1830年代，吸食鸦片成瘾的中国人已经高达200万之多。当时的清朝皇帝道光担心，这种麻醉剂会败坏国民道德，并使国家陷入穷困——部分士兵已经难以战斗。然而，这位皇帝镇压毒品贸易的努力，却激怒了英国外交大臣，自由贸易和炮舰外交斗士——帕默斯敦爵士。
第一次鸦片战争的结果证明，中国军队没有任何取胜的希望。他们依靠魔法符咒，吓人的面具，弓箭和古老的火绳枪作战。为了炸掉敌方军舰上的火药库，他们只能给猴子背上捆绑鞭炮，丢到英国人的甲板上。最终，苦涩的和平协议成为中国最早的“不平等条约”。英国取得了香港，并与其他欧洲国家，以及美国一起获得包括广州、上海在内五个港口的通商及其他特权。实际上，这意味着“洋鬼子”们可以随心所欲的在任何地方兜售毒品。在西方，自由派舆论愤怒的抨击这次恬不知耻的毒品交易；而憎恨外族人的熊熊怒火，从此也在中国人心中长久燃烧。
中国因这次事件而摇摇欲坠。尤其是，当时英国打算将整个国家变成第二个印度——后来，这个计划因为太过昂贵而被放弃，但这并不影响法国、日本等列强蚕食“中土王国”的边疆。同时，英美企业家利用“开放门户”政策，开发了向海外种植园、矿井之类地方输送劳力的生意，显然，这是一种近似奴隶贸易的买卖。在条约口岸里，形成了一个个独立王国，中国人和狗被禁止进入公园。派到东方工作的年轻西方人被告知，除了按时祷告之外，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任何事。
在清王朝，许多中国人失去了信仰，这也是一系列大规模动荡发生的根源之一。其中最大的是由一位中国基督徒领导的太平天国叛乱（1850-1864），在这场运动中死去的人数甚至超过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早已僵化的帝国宫廷——在大多数汉族中国人看来，这些满族人实际就是外族人——似乎无法挫败太平天国，就像他们对困扰这个帝国的其他灾难：洪水、饥荒、瘟疫、凶残的土地掠夺、经济凋敝以及堕落的官僚同样力不从心一样。
更糟的是，皇室也无法阻止外国人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进一步入侵。1856年，在广州越来越多的中国人企图抵抗外来者，当他们搜查一艘可疑的英国船只之后，战争再次爆发。1860年，战争在帝国夏宫（颐和园）的一把大火中达到高潮，在英国高级官员和埃尔金爵士指示下，这被当作一种对清王朝的一种惩罚。（后者的父亲老埃尔金也曾参与对帕台农神庙的劫掠）。1983至1984年间，当中国就香港的前途问题举行谈判时，一部反映这次可怕事件的电影在北京公映，其含义不言自明。在这部电影中，对中国人蒙受耻辱的关注远多于对欧洲人兽行的描写。因此，当时邓小平似乎非常乐于强迫虚弱的玛格丽特.撒切尔接受完全不平等的条约，尽管后者以为，英国在马岛的胜利可以为自己保住香港平添底气（但对邓来说，这只是一个电话的事）。
中国曾接连遭受屈辱。由于国家内乱，海外列强不断蚕食中国的主权领土。在1860年的天津条约中，外国人得到了更多港口，进一步的活动自由，并对许多中国法律享有豁免权，英国、法国和俄国成为中央帝国的支配者。鸦片贸易被合法化，而传教权也得到了保证，这导致中国人更加认清了自己的压迫者。1898年，一个旨在与外族人战斗的秘密组织成立了，它被称为义和拳。一年后，义和团叛乱爆发。这次叛乱不仅袭击洋人，与他们有关的事物也遭到攻击：铁路、电话、蒸汽船、矿井、学校、孤儿院和教会都未能幸免。在此之前，尽管外国人修建了许多教堂，但却难以压倒本土的风水。当数千传教士被杀之后，需要做出反应的不只是耶稣，也包括美国总统威廉.麦金利，后者曾竭力鼓吹亚洲的基督化是美国的天赋使命。
自1861年以来，慈禧太后一直是中国的实际统治者，而且拒绝任何形式的改革。同义和团一样，这位皇太后也反感外国人，并秘密支持他们的起义活动。此后，她正式向西方宣战，但在义和团失败之后旋即改变立场，转而支持列强。为此，无论革命是否成功，慈禧都遭到广泛非议。民族主义领袖，基督徒、社会主义者和民主党人孙中山指责她的反动宫廷妨碍了中国的进步。1911年，也就是慈禧死去三年后，效忠与孙的革命者不仅推翻了清王朝，也从此颠覆了古老的帝制时代。
但即便在共和制度下，中国依然深受内忧外患的困扰。孙的继承者，大军阀蒋介石，一方面要对付更小的军阀，另一方面还要防备共产主义。在深受毛的红军困扰同时，1931年，垂涎于中国的原材料及市场的“小鬼子”来了，蒋不得不同时面对外来的攻击。
对于自上古时代起便臣服于中国的日本人来说，试图征服自己庞大的邻国，这看上去有些悖逆常理。由于一直从其亚洲邻国那里寻找财富与文化，因此长久以来，日本都被视为劣等国家。他们希望凭借残酷的颠覆来扭转这种局面。第二次中日战争爆发于1937年，相比四十年前为争夺朝鲜引起的第一次中日战争而言，这一次胜负的天平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日本军队，那些太阳战士们，对普通平民发动了持续的恐怖战争，并以惊人的规模进行谋杀、劫掠和破坏。日本的“血点旗”所到之处，数以千计村庄被夷为平地。上海也不能幸免，正如日本目击者所言，“就像遭遇了地震”。1937年末，南京成为所有暴行中最恶劣的现场，当时日军蹂躏了至少两万名妇女，并屠杀了超过十万名平民，他们为纪念这次胜利而拍摄的照片为此留下了证据。
无论对于中国屈辱的近代历史，还是中国人民对于外族的反感而言，这次事件都令其达到最高潮。战争期间，蒋在《中国之命运》一书中，颇为苦涩的谴责了外国人对其国家的干涉。不久之后，日本被盟军战败，而毛也推翻了蒋，并取而代之，成为红色君主。就像清王朝一样，他的政权最终完全中断了与外界的联系，而他本人也毫无悬念的接受了对于“洋鬼子”的传统观点。
如今的中国，没有什么人比日本人更不得人心，后者也一直不愿承认其全部战争罪行。他们为此作出的辩护，被看作心不在焉而且毫无诚意。日本的学龄儿童，在学校里被教授的是被美化过的历史。而且日本的历届首相都曾参拜靖国神社，那里供奉的除了战争英雄之外，也包括战争罪犯。
同日本人一样，美国人也不受欢迎，这不仅因为他们曾对中国进行过可耻的剥削，也因为他们支持蒋介石，后者在毛共控制大陆之后，被迫退却到台湾的要塞。作为盟友、市场和传教地，“中国失落”令许多美国人极为震惊，比如时代杂志老板，最有影响力的中国游说者之一，亨利.卢斯。他本人，以及深受“卢斯思想”荼毒的艾森豪威尔都认为，北京已经成为莫斯科的傀儡，而合众国应当击溃红黄色旗帜。这位老板曾说过，《时代》是一份公正的杂志，但它却是蒋的支持者。
对于在国内实行麦卡锡主义，而在国外培育冷战这种妄想，中国游说团贡献颇多。中美两国在朝鲜爆发了冲突。艾森豪威尔，这个曾拒绝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并以“放出”蒋反对毛而著称的人，解除了杜鲁门时代禁止台湾反攻大陆的禁令。这更像是放出一只老鼠去对付猫，为此，艾克不得不应台湾要求，暗示美国将动用战术核武器保卫金门来支持蒋。尽管理查德.尼克松与中国改善了关系，但时至今日，台湾依然是个潜在的爆点。1995年，台湾总统造访美国引起北京严重反应，据报道，当时的主席江警告国民说，美国永远不会放弃分裂中国的政策。尼克松本人则总结道，除非美国学会“栽培”发展中的中国，否则它将成为“世界上有史以来最可怕的敌人”。
苏醒的中国龙希望报复美国秃鹫，而美国也正在寻找一个新的目标，来替代之前的俄国熊，这是一个合理的推断。为了找回失去的面子，中国会使用新发现的资源来武装自己，并以军事手段应对美国。这类思想已经进入了西方人的头脑，而其实力，也已为全世界所知。如今的中国权威学者，比如王缉思（北京大学国际学院院长）就曾认为，“历史的火炬已经从西方传到东方”。由于被太多恶意隔阂太久时间，在这两个巨人之间，一场冲突看来已经难以避免。
但事实并非如此。历史不会重演，它不会包含任何令人可以准确做出预言的规律或模式。在一个由时间和偶然性主宰的世界里，温斯顿.丘吉尔如此写道，历史就像“摇曳不定的灯火”。正如爱德华.吉本所言，人类本身，以及人类所有的努力，都取决于“变化莫测的命运”。或者，用玛格丽特.撒切尔那有点逻辑含糊的话来说，“意料之外的事情”以及“应急计划都是被用来应付错误的”。虽然不能说把握十足，但与中国屈辱历史令人联想到的传奇相比，历史给出的可能性更加乐观。这个值得认真思考的合理结论是，我们如今正处于一个中美之间进行多层次合作时代的黎明时期。
必须得说，商业成功的国家不会自发的，或立即丢下剪刀捡起利剑。比如，由于拥有压倒性的工业与商业优势，直到日本袭击珍珠港之前，美国一直是个低等军事国家（海军除外）。邓时期的中国，军事现代化一直被置于农业、制造业和科学技术现代化之后。并且自1981年之后的二十年间，其军队数量已从230万缩减了一半。大家公认的是，其国防开支自那时起开始增加，但与美国相比，其军费在GDP中的比例相距甚远。而且，今年其军费的增加已经停止，这明显是为了平息外国对其军事现代化的担忧。
换句话说，经济增长和军事实力之间没有必然联系。1930年代，斯大林的俄国曾以牺牲黄油为代价制造大炮，结果遭遇饥荒。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例子也可以证明，这是一种集权主义国家倾向于采取的政策。然而，为了维持稳定，中国领导人似乎更愿意扩大经济上的繁荣。由于几代人深受国际动荡困扰，这个国家对专制的喜爱甚于无政府主义，甚至甚于民主制度。无论什么，都要好过太平天国、或军阀时期，或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流血动荡。正如邓所坚持的，“稳定压倒一切”。
和谐的思想是孔夫子的精华。这位哲学家强调，良好的秩序应建立在繁荣和安定之上。暴力是最后的手段，而且很可能于事无补。历史上，中国往往同化侵略者，化解进攻，以柔克刚。它会尽可能避免采取攻势。但这并不是说，北京政府会在国内采取同样的方式…。不过有一点是肯定的，在这个核武器时代，中国更愿意使用“软实力”和“微笑外交”来面对外国。
没有太多证据表明，为了与美国争夺霸权，中国愿意拿牺牲萌芽中的繁荣来冒险。恰恰相反的是，中国领导层都非常清醒的意识到，苏联与美国进行军备竞赛是导致这个国家崩溃的主要原因。繁荣总能得到好评。正如乔纳森.斯威夫特在《书的战争》中所言，争吵通常源于贫乏，而非富裕，而且“我们或许可以观察一下狗的群体…在一顿饱餐之后，每一条狗都会保持完全的安静”。
不用说，总会发生一些意外情况。1999年，当美军炸弹炸毁贝尔格莱德的中国大使馆时，一波抗议浪潮席卷共和国。这次轰炸被指责为自八国联军侵华后的又一次“外敌”入侵。甚至被比作纳粹的战争罪行。然而，由于担心造成国内和国际影像，当局极为成功的平息了风暴。大多数人的激动被缓和。电视报道开始软化。互联网审查被加入了数千禁止词汇…。
类似反应也发生在小布什入侵伊拉克之后，此举令中国人原本对美国遭遇911后的同情转化为焦虑和怀疑——奥巴马没有让美国走出阿富汗战争泥沼加深了这种感觉。正如英国的难处曾给爱尔兰带来机遇一样，美国的难处或许就是中国的运气。但事实并非如此。为了担心导致公众抗议，中国媒体逐渐平息了沙文主义情绪的爆发。根据谢淑丽（Susan Shirk）《脆弱的超级大国》一书记载，对于美军在阿布格莱布监狱虐待囚犯一事，大美利坚媒体的宣传热情要远高于人民共和国。
或许民族主义已经取代共产主义，成为红色中国的信仰，但其统治者已经显示出了希望其国家成为一个世界好公民的愿望。他们减少了与十四个邻国的边界争端，这是个非凡的成就。他们热情的参与世贸组织之类的国际组织。他们缓和了与日本的关系，并为金II的核边缘政策担惊受怕，并为此与韩国联手调解。他们压制对美国的批评，即便2001年江的波音767在德克萨斯大修时被找到二十七个xx设备——其掩盖活动简直可以拿来证明“情报机构”这种名词完全是无稽之谈。
王缉思说出了中国的官方立场：自1949年毛胜利以来，共产党精英通常认为，美国及其他敌对国家会专注于瓦解并征服中国。但全球化增加了冲突的成本，并减少了战争威胁。它也放大了许多令中国痛苦的问题，比如污染、城市过分拥挤，以及巨大的贫富差距——有一亿中国人每天生活费不足一美元，并有四分之一人口缺乏干净的饮用水来源。因此，中国要优先解决这些问题。它的目标是建立一个富裕、伟大的社会，致力于和平、进步、和谐、可持续发展，以及国际合作。
毫无疑问，中国领导人也会钟情于母亲的苹果馅饼。但王缉思那令人振奋的声明却很容易引起冷嘲热讽。人们怀疑由于遭受长达一个世纪的屈辱，中国仍然在刻意培育对西方人的憎恨；担心中国在发动报复之前等待时机并积蓄必要的实力。然而，中国并没有必要保留他们的过去，而且不可阻挡的经济动机将推动他们寻找与美国的临时政治解决办法。实际上，他们现在把历史当作“一面寻找未来方向的镜子”。对它们来说，更有意义的当然是向前看，而不是向后看，因为他们的未来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这也保证了当中国进一步接近世界中心舞台时，他们的十三亿人民会做出完美表现。
Piers Brendon is a fellow of Churchill College, Cambridge University. His most recent book is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British Empire 1781–1997, (Knopf Publishing Group, 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