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 明:撕下刘国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面具和伪装（一）
2009年08月10日 星期一 17:00
[table=98%][tr][td]
二〇〇九年八月二日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研究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展规律的科学，它提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及其生产发展和灭亡的规律，阐述了无产阶级在资本主义制度中的真正地位，是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内容，而科学社会主义则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
科学社会主义是马克思、恩格斯共同创立的，研究关于无产阶级解放斗争的性质、条件和一般目的的学说。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中明确指出，“共产主义是关于无产阶级解放的条件的学说。”共产党人在理论方面“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共产党宣言》）“共产主义现在已不再意味着凭空设想一种尽可能完善的社会理想，而是意味着深入理解无产阶级所进行的斗争的性质、条件及由此产生的一般目的。”（《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323页）
马克思主义的主要问题和实质，就是科学社会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而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的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和政治经济学，正是从世界观和生产关系方面给科学社会主义，特别是给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作理论论证的。这一点，从国际工人运动发展的历史中就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出来。十九世纪三十——四十年代，西欧工业无产阶级已经形成为独立的政治力量，工人运动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但当时工人运动中流行着各种冒牌社会主义——封建社会主义、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等等，这些社会主义学说虽然从不同的角度批判了资本主义，提出了改革不合理的社会制度的种种方案，但是他们都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这些冒牌的社会主义，不仅不能指引工人运动达到胜利，而且必然会把这一运动引向邪路。近一百六十年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马克思、恩格斯都亲自参加了当时的工人运动，并在轰轰烈烈的工人运动的实践中认真总结了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经验，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学说，并把辩证唯物主义推广应用于研究人类社会，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同时，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周密分析和研究了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从司空见惯的商品交换入手一步步地深入下去，终于发现了资本家发家致富的秘密——剥削并榨取工人在剩余劳动中创造的剩余价值。从此，使经济学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并深深地打上无产阶级的烙印。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政治经济学的创立，使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等一系列科学社会主义原理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并为无产阶级革命指引出前进的方向。
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一样，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同样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因此，从它一诞生开始，一百多年来，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剥削阶级的代理人，总是用各种各样的理由和说辞不断地歪曲它、诋毁甚至否定它。一切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者也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无不是打着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幌子来歪曲、诋毁马克思主义，背叛无产阶级革命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公开地或者隐蔽地为统治阶级服务。
历史上，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前，伯恩斯坦、考茨基之流就曾鼓吹“阶级合作”、“纯粹民主”等谬论，歪曲马克思主义，取消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苏联共产党内的修正主义分子赫鲁晓夫－勃列日湦夫窃取苏共最高领导权，鼓吹“三和两全”向帝国主义妥协投降。中国的修正主义者刘少奇、邓小平之流则通过鼓吹“阶级斗争熄灭论”、“三和一少”等谬论，背叛无产阶级革命。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无产阶级革命派，通过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挫败了刘邓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支持拉美、非洲、东南亚等第三世界国家的民族和人民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反帝反修的民族解放运动，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推向高潮。
然而，在毛泽东同志逝世不久，华国锋在党内资产阶级怂恿和支持下，华汪勾结叶李等人突然发动军事政变，攫取了中共的最高领导权，改变了无产阶级革命红色政权的性质，随后，在叶剑英的挑唆与撺掇下，风风光光地把死不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扶上台。这些无产阶级革命的可耻叛徒与老牌走资派邓叶沆瀣一气，一方面，通过召开伪十一届三中全会，否定毛泽东同志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把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等一切牛鬼蛇神通通放出来，进一步扩大资产阶级的阶级基础；另一方面，打着改革开放的旗号，把成千上万的产业工人赶出原本属于他们的工厂，有目的、有计划、有纲领、有步骤地把社会主义的中国一步步引导到资本主义道路，把社会主义的生产资料公有制转变为资本主义的生产资料私有制，把社会主义的国营企业变为官僚垄断资本主义企业，把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法西斯专政。
在帮助走资派邓小平完成资本主义复辟大业并立下汗马功劳的不仅有华国锋、汪东兴、李先念等无产阶级革命的叛徒，还有叶剑英、彭真等资产阶级思想极其顽固的反动政客，而且还有陈云、胡耀邦、邓力群、刘国光、魏巍、……....等等一大批这样的文痞和侏儒。
这些无产阶级革命的叛徒华国锋、汪东兴、李先念、陈云、胡耀邦、邓力群、刘国光、魏巍等人，在帮助邓小平完成资本主义复辟大业以后，在如何走资本主义道路方面与走资派邓小平、叶剑英等人存在着明显的矛盾和分歧。由于形势的发展，既资本主义复辟任务的完成，资产阶级已经坐大，这些叛徒的利用价值早已荡然无存，于是陈云、邓力群、刘国光、魏巍等人便逐步被邓氏走资复辟集团边缘化并最终踢出体制之外。但是，随着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日益尖锐，在中国政坛显赫一时的陈云、邓力群集团也不断地分化和瓦解，以魏巍等人为代表的激进派在一次次上书失败之后，终于打出了反对资本主义复辟的旗帜。不过，从本质上讲，由于魏巍等人的社会地位和阶级本性，决定了他们这些人仍然不可能与陈邓集团为代表的“三中全会派”势力实行最彻底的决裂，而陈云、邓力群、刘国光等一大批人依然顽固地坚持着在伪共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由邓小平把持导演下炮制的《两个决议》不放，把邓小平复辟资本主义的改革开放美化为“完善社会主义制度” ，公然欺骗中国的工农群众和广大劳动者。如果不剥下这些在社会主义革命中犯下滔天罪行的“三中全会派”的代表人物的伪装，就不能分清敌友，整肃革命。
在邓小平复辟资本主义的改革开放过程中，魏巍等人主要是从思想、文化建设方面为邓小平资本主义复辟服务，而刘国光等人则是从经济体制、经济理论建设方面为邓小平复辟资本主义的改革开放出谋划策的。在一篇介绍和评价刘国光为邓小平复辟资本主义的改革开放出谋划策并建立了一系列丰功伟绩的文章如是说：
刘国光教授是当代中国最著名和最有影响的经济学家之一。
多年来，他潜心于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和中国经济发展问题的理论研究，成就非凡。特别是1978年以后，在兼收并蓄现代东、西方经济理论科学成果的基础上。他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和宏观经济管理进行了深入系统的研究，提出了一系列精辟而深邃的理论观点和政策建议。对促进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确立和发展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理论作出了巨大贡献。
………
由于他的理论正确反映和体现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的实际，使之不仅广为经济学界所推崇，而且成为直接影响政府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决策的重要理论基础之一；他本人则成为一名具有超前改革意识的政府高级顾问和经济掌界德高望重的—代宗师。
刘国光教授治学严谨求实，他强调，经济学研究应与中国的具体实践、与当代市场经济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他的信念和目标是为富国强民而探索真理、追求真理、坚持真理。虽然他在学术界上已硕果累累，他仍在追求经济科学真谛的道路上孜孜以求、奋进不止，利用繁忙的公务之余、频繁的应邀讲学之隙，研判经济形势、剖析经济改革和发展中的问题，坚持不懈地为推进我国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而无私地奉献其渊博的智慧。
在一道道令人头晕目眩的光环下，读者不难看出这位与经济学打了五六十年交道的刘国光教授在邓小平复辟资本主义的改革开放中立下的不朽功勋和显赫地位，与陈云、邓力群等人死抱伪十一届三中全会决议不放的顽固派一样，这位为邓小平复辟资本主义的改革开放效尽犬马之劳的刘国光教授，虽然早就形容枯槁，但是仍然不甘心日渐式微的颓势，一方面，通过发表《辩证地看中国改革三十年》等文章，声嘶力竭在要求“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来总结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经验” ，继续为邓小平复辟资本主义的改革开放歌功颂德，涂脂抹粉，另一方面，在浙江日报等媒体、乌有之乡等小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创办的网站上相继发表《经济学教学和研究中的一些问题》、《我国改革的正确方向是什么？不是什么？》、《有计划，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强板》、《两种改革观的较量不可回避》等文章，重新拾起早就被他们抛到九霄云外的马列主义经济学的旗帜，继续进行招摇撞骗，蛊惑工农群众和追求理想和进步的青年学生。这些贼喊捉贼的鬼蜮伎俩真能遮掩住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光芒吗？回答当然是否定的。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与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根本对立的学说，正如前面所述，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唯心主义哲学具有本质区别一样，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区别于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它鲜明的阶级性，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不仅提示了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律，为无产阶级革命指明了方向，同时，也为无产阶级认识社会、改造社会，谋求自身的解放和发展提供了一把锐利的武器和工具。那么，刘国光教授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究竟是什么货色呢？这位中国当代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在《经济学教学和研究中的一些问题》中这样论述道，“关于政治经济学与经济学的关系，我很同意中国人民大学卫兴华同志的分析。他说，无论从经济理论的发展史看，还是从经济学发展的层次看，并不存在政治经济学和经济学的严格区分。从一定意义上说，政治经济学就是经济学，经济学就是政治经济学。马歇尔的‘经济学’他自己说就是政治经济学，斯蒂格利茨、萨缪尔逊等的经济学实际上也是政治经济学。” 通常，我们所说的政治经济学是指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而所说的经济学则不仅包括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而且也包括非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而刘国光这位中国当代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却在自己的文章中公然支持并赞成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经济学互换，或者干脆用经常学代替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这就从本质上抹杀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阶级性。
在这篇“弘扬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文章”（刘国光的追随者——项启源语）中，这位“中国当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论述道，“我认为，应该有一门基础经济理论，即用与时俱进的、发展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作为经济学教学的主体、经济研究的指导思想和经济政策的导向。这门新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内容体系应该包括：政治经济学的一般理论、资本主义经济、社会主义经济、微观经济、宏观经济、国际经济。当然这其中有些内容会交叉重复，逻辑上怎么处理、体系上怎么编是另外一个问题。这样我们就可以把西方经济学的精华，把西方经济学当中反映市场经济一般规律的内容吸收进来，作为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部分新的内容。”
从这些恬不知耻地的自白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刘国光教授贩卖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不过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的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某些理论加上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中的“精华”与“反映市场经济一般规律”内容的、“与时俱进的、发展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这种剔除阶级内容，不加分析、不加改造地“兼收并蓄”的“与时俱进的、发展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实质上是为代表官僚资产阶级利益的特色党和特色政府巩固其经济基础和法西斯统治服务的，帮助资本家掩盖榨取剩余价值的罪恶，为新生资产阶级持续、稳定、长久地实现对中国广大工农群众的剥削服务的。正像张宇、孟婕等人歪曲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时说的那样，“它的首要目的是揭示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并在此基础上探讨如何使整个社会生产置于人类的理性控制之下。” 而不是为了教育工农群众和广大劳动者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最终埋藏资本主义，实现全人类的彻底解放。这就从本质上把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置入庸俗的资产阶级经济学的行列中。
随着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全面复辟，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日趋激烈，一些要求回归社会主义正道的左翼人士对复辟资本主义的改革开放提出质疑时，这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则义愤填膺地辩护说，“有人认为，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是以西方理论为指导的。我不同意这个观点。第一，这种说法是不符合实际的。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四届三中全会，期间经历了曲曲折折，主要是我们中国人总结我们中国的历史经验教训，也参考了外国的历史经验教训，包括前苏联的历史经验教训，在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目标一步一步明确起来。在这一过程中，我们看不出西方经济理论有什么指导作用。这是非常明显的。在这个过程中，邓小平同志起了相当大的作用，他1979年在接见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的副总编、1985年接见美国企业家代表团时，就提出过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1992年他从理论上阐明了计划与市场是方法和手段问题，不是姓“社”姓“资”问题。这些重要的创见都不是西方经济理论，怎么可以说中国改革是在西方理论的指导下进行的?” 刘教授在《有计划，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强板》中这样说，“改革的目标，如邓小平同志所说的，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包括政治改革、经济改革、社会改革、文化改革、政府改革等等” 2007年4月3日－6日，刘国光在接受中国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经济学博士桁林采访时说，“我们讲的社会主义是邓小平的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共同富裕这两条，缺了哪一条都不是社会主义，马克思的社会主义也是这个社会主义。”
刘国光还对采访他的桁林博士说，“邓小平有两个大局观，一个是先富和共富，另一个是东部先发展，最后东部拉西部。让一部分先富，一定的时候必须要回过头来解决‘共富’问题。邓小平思想许多地方都强调这一点。什么时候解决合适？邓小平说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就要解决。”
凡是读过刘教授文章的人都会发现，刘国光教授言必称邓小平，而且在刘教授的许多文章中也不厌其烦地反复摘引邓小平的语录，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内容比如剩余价值学说、阶级斗争学说则从来没有只言片语的论述。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已经充分证明，由死不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所创立的“特色理论”完全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理论，是一条对外投降帝国主义，对内血腥镇压无产阶级革命，有计划有步骤地复辟资本主义的理论。然而，刘国光教授则把邓小平的“特色理论”视为马克思主义的圭臬，并把它作为自己经济学理论的立论基础和前提，这充分说明，刘教授所说所用并根深蒂固地植入他头脑中的“马克思主义” ，都不过是邓小平“特色理论”或者“邓小平的社会主义”的替代语。这不仅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的歪曲，也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学说的羞辱。
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过程中，正是中外许许多多像刘国光这样看似关心国家民族的前途、发展和命运的各种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哲学家、思想家和经济学家，座在象牙塔里并站在“社会道德”的制高点上，通过这种经院式的解读和研究，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发展”得七零八落，体无完肤。就像一位叫“老枪”的作者在《试论中国的国家所有制的二重性质及其演变》中无情揭露的那样，“科学社会主义就是科学社会主义，不是科学社会主义就不是科学社会主义，没有、也不存在折衷；如果说‘特色论’可以成立的话，那么世界上可以有多少种社会主义产生？科学社会主义还能成其为科学社会主义吗？所以‘特色论’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的肢解和阉割！”（来源：2009-05-30 20:08:30马克思主义评论网）正因为如此，我们不仅要揭露邓小平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而且还必须彻底撕下披在刘国光教授身上的马克思主义伪装，还原其死不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走狗、奴才和伪“十一届三中全会”浇灌出来的投机分子的真面目。
这位“三中全会派”的顽固分子在阐述自己“与时俱进的、发展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内容时说，“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再到重新强调国家计划在宏观调控中的导向作用，这合乎辩证法的正——反——合规律。这不是回到过去传统的计划经济的旧模式，而是计划与市场关系在改革新阶段更高层次上的综合。”“实现市场和计划在更高层次上的综合，就是在计划与市场之间建立和谐关系。计划与市场之间的和谐，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有的内容。”（刘国光《有计划，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强板》）。鼓吹阶级调论，麻痹工农群众和广大劳动者的意志是一切机会主义、修正主义、资产阶级走狗和文痞们经常的、不厌其烦的特点。早在上个世纪，刘少奇、邓小平之流就鼓吹过“阶级斗争熄灭论” ，通过“确立和巩固和平民主新阶段” ，大力发展私有制经济，二十多年后，死不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不仅没有放弃自己的反动谬论和观点，而且完全继承了他的修正主义大哥刘少奇的衣钵，最后还公然抛出“姓‘社’姓‘资’不争论”的谬论，大力发展资本主义。在经济领域里，邓小平的忠实走狗与奴才刘中光1979年开始，炮制出《论社会主义中计划与市场的关系》、《坚持市场取向的改革方向》、《再论买方市场》、《试论我国经济的双重模式转换》、《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和模式研究》等一系列文章与之呼应和配合，共同扭转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发展方向。直到现在，这位在复辟资本主义的改革开放中战绩卓著的功臣每每谈到自己“辉煌”的历史，依然喜形于色地陶醉于当年那种做稳了走资派邓小平走狗和奴隶的“伟大”时代里。
1978年我写了《用经济办法管理经济》一文，文章是写在三中全会之后、六中全会之前。当时改革之风已经吹起来了，三中全会谈到了经济体制改革，改革风潮已经有了，虽然刘少奇还没有平反，但是，用行政办法还是用经济办法，这个问题可以公开讨论了。过去六十年代，刘少奇提过这个观点，孙冶方更是一贯地提。三中全会提出过去体制太死，要搞活一点，因此很自然地得出这个结论来了，我不过是推动了一下子。1979年，在无锡召开了一次全国性的商品经济和价值规律研讨会，我们提交了《论社会主义中计划与市场的关系》这篇论文，与赵人伟合写的，后来登在社科院《未定稿》上，报送到时任总书记的胡耀邦那里，他看到后很重视，认为这是 ‘标兵文章’。标兵文章这个词是他的发明。经过这样的宣传，文章的观点就传播得更广了。
……
这篇文章提出社会主义经济运行机制不是单一的计划调节，可以实行计划和市场相结合。可以对现行经济体制进行根本性变革，摒弃斯大林的集权主义经济模式，走计划和市场相结合的道路。计划应是指导性的，主要调节宏观层次，市场主要调节微观层次。这个观点为后来理论界确立“国家调节市场，市引导企业”作了最初的探索。
……
1985年11月，《人民日报》上发表我的那篇《试论我国经济的双重模式转换》，该文第一次系统提出了改革的对象，从理论上揭示出经济体制模式与经济发展增长模式的双重转换问题。1987年7月，我主持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和模式研究》一书出版，这本书反响很大。这本书被评为“影响新中国经济建设的十本经济学著作”之一。
第一重是体制转换，后来演绎成了从传统的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第二重是增长模式转换，就是指由粗放型增长方式向集约型增长方式转变，这是马克思再生产理论中早就明确提出了的东西，到了十四届五中全会都成了大家耳熟能详的“两个根本性转变”了。
以上几段文字摘自桁林《改革要让最大多数人利益共享——与著名经济学家刘国光教授对话》。一位叫“yexiguang”的左翼网友在桁林博士这篇美化、吹捧“三中派”顽固分子刘国光的文章后面跟帖说：“三十年前（红色社会主义时期），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三十年后的今天，十多亿的中国人民成了板上的肉，任人剁割; 人民成了笼内的鸡鸭，栅内的猪狗，主人高兴便投喂，不高兴便挨饿，甚至举鞭抽打! 这样的世道! 怎样和谐? 老百姓如何共享成果?!!” 由此可以推断，戴在邓小平的忠实走狗刘国光头上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这顶光环不过是二十一世纪“皇帝的新装”。
二〇〇九年八月二日
[/td][/tr][/tab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