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革共的三篇旧文

天安门:造反有理

1999年6月6日,革命工人#1009

1999年6月标志着天安门大屠杀十周年。1989年6月4日,以邓小平为头子的中国统治者下令士兵以暴力镇压了青年和工人在首都北京天安门广场的抗议活动。当军队向人群开火、军队坦克碾过人群的时候,或许有几千人遭遇到血腥杀害。天安门广场的示威历时几周,业已发展成为学生、工人等抗议政府腐败、要求“更大民主”的汹涌运动。尔后,在世界的众目睽睽之下,中国政权对示威者残忍地发动了镇压。
在1989年6月的流血事件之后,资产阶级的新闻报道断言,“发生这样的事不足为奇,因为你们遇到了一个共产党政府。”然而这却是谎言。中国时下的统治者们绝非共产党人,并且中国自1976年起就已不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了。在那时——伟大的革命者毛泽东去世后不久——邓小平便纠集了一伙反革命右派搞政变,反对毛的亲密战友即江青和张春桥领导的革命。邓和其他反动分子窃取了共产党,并篡取了国家政权。中国从这一刻起便已走上了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中国当前的统治阶级乃是修正主义分子,他们自称共产党人,而实际上是人民的剥削者和压迫者。
毛领导了人民战争,在1949年解放了中国。1976年的政变将中国拖回到资本主义。新的资本主义统治者们毁掉了社会主义农业,导致农村亿万人民陷入毁灭和苦难的深渊。他们鼓励一小部分富裕阶级的发迹,而普通民众却面临日益深化的贫困和贫富差距。他们恢复了压迫性的社会关系,这其中包括对妇女的父权压迫。他们将中国开放给外国资本,将此国度变为西方的血汗工厂。所有这些由军队、警察和保护特权阶级同时野蛮镇压人民的法律制度作为保障。
对1989年天安门起义的镇压证明了资本家和帝国主义者掌权后的嘴脸,将中国资本主义政权的反动、反人民特性公诸于世界。美国和其他帝国主义国家不得不对这场屠杀上演一场谴责秀。但他们明知他们与河蟹无非一丘之貉。跨国公司和帝国主义政府不断将数十亿资金投资到中国,同时也推动中国政权变成更加赤裸裸的资产阶级政权。
1989年在天安门广场上的学生抗议者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影响。然而示威也更广泛地聚焦和加剧了遍及全中国的不满与愤怒。天安门的学生们成为中国千百万民众的焦点,这些民众苦于位高权重者的腐败、苦于不断增长的收入不平等、通胀、不加掩饰的自利倾向的加剧以及许多其他在1976年后重返中国社会的不公。天安门的学生示威者在许多城市得到了广泛的支持,也引发了那里的示威活动。数以万计的其他青年和工人来到天安门,加入到学生队伍中。这些示威者当中明显有一部分人公开支持毛,将毛的革命路线和政策同现政权的腐败和镇压作对比。
要深入理解中国的这些情况,就必须重返毛泽东。正是毛警告过社会主义下“资本主义道路”的危险。正是毛指出那些进入共产党内,只为建立一个“现代化的、富强的中国”的人,一旦在社会主义国家掌权,就会发展成为新兴资产阶级。正是毛预见到如果像邓那样的走资派掌了权,他们就会颠覆社会主义,并对帝国主义奴颜婢膝。正是毛提出了一系列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政策和原则,而这些是出于为避免资本主义发展带来的灾难性后果,这些后果自1976年以来在中国已不鲜见。
而最重要的是,正是毛发动了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场史无前例的“革命中的革命”来揭露和打到共产党内意在复辟资本主义的邓及其他新资产阶级势力。毛苦口婆心地教导革命者,在无产阶级夺取国家政权后必须继续进行阶级斗争和革命。文化大革命就是要实现废除一切剥削、克服一切社会不公的道路。它要实现社会自上而下的持续转变。它要实现制度和思想上的革命性变革。人类的四分之一正走在通往这一未来的道路上。

文化大革命没有“失败”或“破产”。它受挫于统治今日中国的阶级,也就是那些在1989年6月在北京发动屠杀的人。然而这并非历史的终结。毛和文化大革命的经验与遗产仍存在。自从1976年政变以来,毛主义者在革命国际主义运动的旗帜下正以国际视角进行重组,他们要么就是正在开展革命战争,象在秘鲁和尼泊尔,要么就是在各个国家为革命战争的开展做准备。在中国,资本主义统治和帝国主义主宰必将引起人民更多的反抗斗争。修正主义分子是在台上,但从根本上将,他们没有前途。
全世界人民永远不应忘记、也永远不应饶恕天安门大屠杀。中国修正主义统治者和支持他们的帝国主义政权的手上沾满了中国人民的鲜血。对1989年北京群众运动的残酷镇压暴露了中国资本主义统治者的真实本性。它也证明了只用另一场社会主义革命才能救中国。
正如毛泽东所说的,“对反动派造反有理。”

原文来自:

http://revcom.us/a/v21/1005-009/1009/tianed.htm

中国1989:抗争的日子

1999年6月6日,革命工人#1009

中国北京,1989年春。天安门广场上的反政府抗议活动已持续数月。到5月15日星期一,数以万计的学生抗议者占据了广场。几天之后,人数剧增。星期一的人群已倍增至十五万,而到了星期四,估计有一百万人聚集。
许多工厂和车间的工人制作了横幅标语,到天安门游行,他们有些未获经理的同意,有些则是在其默许之下。此前工人就已加入到学生示威中,而今他们以更大规模出现,并以横幅来大胆宣示自己来自何处。

许多地方的工作陷入停顿。一则新闻报道引用一位来自北京第二化工厂的“白发老茧工人”的话:“你可以称之为罢工,而罢工会继续,直到政府回应我们的要求。我们出离愤怒,因为政府不答应同学生进行有意义的对话。这是个什么政府?我们正在向最高当局施压,迫使他们回心转意。要是他们不回心转意,那就必须下台。不然,局势还会恶化。”

许多其他行业的人也站了出来,有教师、中学生、白领、政府职员、记者,甚至还有来自军队的。据悉,一名年长的警官这样对一群中学生和工人们讲:“学生运动好极了!如果政府下令镇压,我会遵从他们的命令吗?不,我会反对它!”

在天安门的人群中,那些下定决心进行绝食抗议的学生们感动着其他许多人加入到行动中。人们不断来到他们中间,鼓励他们,向他们捐款捐资。几天后许多绝食者已极为虚弱,医护工作者奔走其间,密切关注他们的情况。时常有救护车穿梭于人群中的窄廊,将处于极度危险的学生送往医院。

天安门事件鼓舞和激发了其至少几十个他城市的示威,包括中国最大城市和重要工业中心的上海。来自其他城市的数以万计的学生乘火车奔赴北京,而铁路工人则让他们免费乘车。铁路交通动脉在华中工业重镇武汉附近也因抗议者导致了数小时的中断。

北京的工会散发传单宣布开始总罢工直至政府听取学生的意见。政府以强硬立场作出了回应。5月19日星期五夜间,李鹏总理在干部大会上发言,多次口出“镇压”一词。他要求各级领导要“坚定”对待抗议运动,也就是他所称的“暴乱”,恢复“正常秩序”。他命令工人“遵守工作规定”,学生“返回教室”。
在这个中国统治者强硬讲话的背后是对于发自底层的人民运动的忧惧和恐慌。国家主席杨尚昆哀嚎道,“如果我们令这种情况发展下去,首都将不再是首都了。”

天安门持续升级的“危机局面”反映了人民中深层次的不满和怒火。社会各阶层的人都在讨论中国社会的恶疾。反抗的意志和规模令修正主义的中共领导层惊惶失措,也对其统治的能力和权力提出了严肃质疑。

走向最后的摊牌及其准备

天安门广场的抗议者感觉到了即将摊牌。通过巨型喇叭播放的李的讲话却并未吓到他们。5月20日星期六凌晨,抗议领袖组织人群形成人肉路障,并封锁附近路口。工人们出动了货车以图阻拦入城部队。
政府要求天安门清场,宣布北京部分地区戒严令,下令军队进入首都。然而此命令非但没有令军队迅即采取行动,反而招致军中抗命。第38军本是负责卫戍京畿的部队,却拒绝开进。不得已征调驻扎在北京北面的第27军。
当调动军队的消息传开,千万抗议者奔向进京的要道阻拦军车和运兵车,令其无法向天安门广场开进。示威者组织起来,轮班包围军队,日夜监视他们。黎明前,千万工人和市民赶往北京城外五英里的部队营地。人们包围了军队的车队,阻止其前进。他们爬上车辆引擎盖上,吁请士兵们站在抗议学生一边。他们用菜刀扎破军车轮胎放气。

抗议者借用几百辆城市大巴作为北京主要街道的路障。当人们听说军队有可能乘火车前来,便涌到火车站,准备阻拦可能假道的任何队伍。一些学生领袖试图说服他人离开广场,但被否决。许多学生离开广场,到首都的街头巷尾发动群众,或是到外围区域帮助阻拦军队。

此时高校期末考试临近,然而校园内怨声载道。学生拒绝上课,多数教师转而同情罢课,不再准备任何考试。全国的学校里到处都有支持天安门学生的。各地许多其他城市皆有反政府示威。

到5月20日星期六白天,仍有数以万计的人占据着天安门广场。民众与军队继续僵持,一些部队正向广场处靠近。警察与抗议者在广场边缘不时发生对抗,一些人遭到警察的殴打和拘禁。

天安门上的毛泽东

学生抗议者深受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影响。然而,每个涌向广场人的团结在一个想法上,那就是反对政府,特别是反对邓小平。而当工人和其他人大规模加入到学生中,其他阶级力量和政治思潮也明确亮出了他们的观点和要求。

参加抗议的工人们看起来对于风险和敌友的认识更为现实。正如一名记者所评论,也是广泛加以报道的,“正当学生们构筑了路障,发表演讲,张贴反政府标语之时,而工人……则采取了公开的暴力行动。”一些工人组织起来,誓言以生命投入运动中。一个300人的组织自称“敢死队”,似乎主要由敢于直面军队和当局的单个工人组成。还有一些“决死队”,在夜晚啸聚京师周围,手执白刃,寻找军队车队,砍扎军车轮胎。
常常可以听到天安门广场的群众唱响国际歌,这是国际无产阶级的革命赞歌。成群的工人举着毛泽东画像,佩戴文化大革命时的徽章,携带著名的红宝书,即毛主席语录。这中间,有些人热烈地讨论毛的著作,同别人一起高声朗读红宝书里的篇章。更有一些人进而认为中国需要的是另一场革命,而他们曾在历史上进行过这样的革命,那是毛领导的,他深知如何实现这样的革命。他们强调指出问题的关键不仅仅是消灭邓小平,而是在过去十年里肆虐中国的邓的路线。

报章报道说在全国范围内对毛的拥护激增,同时对因邓的以市场为导向的资本主义改革而引起的通胀、收入不公、犯罪和腐败广泛不满。在全国各地都有工人和农民佩戴毛的徽章。在东北的一个城市,当政府声称要拆掉一个毛主席塑像是,几百人赶来,守护在塑像周围。

血腥周日

随着二十万大军包围京师,戒严令逐步升级。对记者加强了限制,部分工人活动分子被捕。天安门的数千名抗议者拒绝撤离。

6月3日星期六凌晨,部队在夜色中在通往天安门的主干街道上行进。走街串巷的摩托骑士发出警告信号,成千工人、学生和其他市民挺身而出,阻拦大兵继续推进。这些部队多数未携带武器。天亮时,成队的大兵因受到人们的痛斥和谴责,丢盔弃甲地蹿回营地。
星期六后来的冲突白热化。天安门外几个街区范围内聚集的人群围拢在一辆被早先撤离的大兵留下的军车周围。几名抗议者爬到车顶展示部队留下的枪支。部队使用催泪瓦斯攻击人群,后来在广场上又抓获了几名抗议者并用棍棒殴打他们。许多年轻工人赤手空拳与大兵搏斗。

那天夜里政府通过电视发布通知,要求人们“呆在家里以保命”,离开天安门。再后来,大批军用卡车和装甲运兵车隆隆穿过大街小巷。在天安门西侧的一个路口,部队向那些阻挠开进广场的抗议人群开了火。

最血腥的战斗发生在天安门广场以西大约二英里的居民区里,工人们和其他市民为保卫学生奋起反抗部队。6月3日晚在这些地区,军方成群出动,滥杀手无寸铁的平民。在部队从天安门东面进犯时也发生了类似的攻击。这里没有外国报纸和电视台在场,从而发生了最严重的流血事件。
6月3-4日间发生在广场附近和京城其他地区的战斗,就其规模而言,有各种不同的描述。随着人员伤亡的增加,人们英勇反击。工人、学生和青年才俊以石块、铁管和木棒为武器,有些投掷燃烧瓶。有些人在街头惩处大兵。一群人抓获了一个曾枪击一名老妇人的士兵,浇上汽油放火焚烧。许多卡车和武装运兵车被焚烧。有些年轻人追赶运兵车,向履带里仍砖头石块,阻其前进,投掷燃烧弹。一些年轻人用围巾蒙面,驾驶大巴行驶在部队必经路线上,大巴遭到机枪射击。
星期日清晨,军队控制了天安门广场,军用直升机在头顶盘旋。抗议者唱着国际歌。最终,几千抗议者平静地退出接下来部队将佐同学生代表的谈判。有些在离开时遭到了坦克的碾压。大约一百名不甘示弱的学生留了下来。一些目击者讲述广场上的疯狂射杀以及坦克夷平一座作为指挥部的帐篷。

无人知晓有多少人在6月的头几天被杀害了。根据当时各个观察家的估计,是2000-7000人。大多数伤亡者是工人。莫论确切人数,军队的确进行了野蛮的杀伐。一则报道说,“在6月3-4日夜晚后,北京像是一个被征服者的大军占领下的城市。”全国其他地方的人们愤然反抗,他们罢工、示威、骚乱以及同军队不断冲突。


早在邓小平篡权窃国的十年前,也就是1966年,毛就曾说过:“中国如果发生反共的右派政变,我断定他们是不得安宁,很可能是短命的,因为代表90%以上人民利益的革命者是不会饶恕他们的。”
在北京的野蛮杀戮和对1989年群众运动的镇压向全世界人民显现了邓小平政府的残忍和压迫本性,也揭示了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深刻道理。
就在大屠杀后不久,在政府大兵任意枪杀那些甚至只是看起来不示弱的人,一名骑自行车的妇女引起了人群的注意,她在街头涕泪纵横地试图向人们说明刚刚发生的一切。她用扩音器喊道,“这个政府是法西斯。你们现在可以看清了。它正是一个法西斯政权。中国需要另一次社会主义革命。他们正在杀害我们的孩子。你们看不见他们正在杀害我们的孩子吗。”

原文来自:

http://revcom.us/a/v21/1005-009/1009/tsq.htm

中国的反抗:修正主义的危机或者毛泽东为何是正确的

雷蒙德·洛塔

1989年5月28日,革命工人#508

中国如今正陷入剧变。由学生领到的示威游行在全国各大主要城市爆发。几次试图将学生从天安门广场驱走的努力均告失败,同时又有士兵公然抗命。工人以前所未有的数量投身抗议运动。不满情绪在加深。各界人士都在谈论、探讨中国社会的恶疾。反抗运动不仅震动了修正主义的共产党高层,也对其统治的能力和权力提出了严肃质疑。运动将向何处去尚不明朗。而真正高举毛泽东旗帜的马列主义者所能够发挥革命影响的程度亦不明朗。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邓小平那希望人民忠顺、政治环境稳定和资本主义可控发展的白日梦业已破灭。

中国发生的正是十二年来修正主义统治带来的恶果。1976年毛泽东逝世后,一场反革命政变似的一个新的剥削阶级上了台。自那时起,中国在经济、政治制度、教育体系、社会生活和价值观倡导等各领域经历了全面蜕变。这些变化在西方和苏联集团被吹捧为进步。就在那里(应是指天安门——译者)发生的一切应能告诉我们改革的真相。所谓的理性回归实际是资本主义复辟。专家所津津乐道的所谓社会经历阵痛并探索政治改革实际是社会深陷危机——经济的危机、社会的危机和统治集团的信心危机。
本文旨在探究中国社会在修正主义统治下民怨沸腾及其所开列的中国问题解决方案的一些基本特征。

I.中国不是一个社会主义社会。资本主义已经复辟,而中国人民正成为被压迫民族。
利润挂帅

中国经济围绕利润挂帅的原则来进行组织。中国的理论家们自己就曾说利润为经济运行提供了最管用的衡量手段,还说过企业间的竞争是好东西,因为能够确保“强者生存”。实际上,破产以存在于当今中国。

企业全为赚取更大的利润回报,现下越来越多的投资是通过贷款而非拨款。利润指引着资本的投资走向。举一个例子。毛坚持的一项政策便是在全国范围内分散产业,着力发展贫穷落后地区。

而今,用于发展的资源正被集中于中国沿海省份,这里本就是较富裕的地区。这一理念就是在这些区域发展出口主导型经济,结果则因投资和财政资源被高利润企业吸收,从而造成富者愈富而贫者愈贫。这不是社会主义。

毛时代的农业形势,中国发展起了集体农业体系。中国的基本食品需求得到满足,农村发生了巨大的社会变革。1978年,在革命政权被颠覆后,中国采取了家庭责任制。耕地被分割成小块,作为承包土地分配各农民家庭。1983和1984年间的一些列中央指示允许个体农户雇佣劳动力,购买和拥有农业机械,在其他地区出售剩余收成。鼓励高效农户租用低效农户土地。如此一来,土地所有权便集中于少数人手里。
威廉·辛顿(即韩丁,反映山西土改的长篇纪实文学《翻身》一书的作者。——译者注)曾描述这一去集体化的过程:“到了分割集体资产的时候,有权势有关系的人就能够以极大的折扣买到拖拉机、卡车、水井、抽水泵、加工设备及其他生产性资财,这些财产是集体在过去十多年间通过全体人的艰苦劳动积累起来的。这些买主不仅设法低价购买这些固定资产……而且经常是以从国有银行轻易得来的银行信贷来购买。……在世界的历史上,任何特权集团只怕也没有以如此便宜的价格就能购买到如此超值的资财。”

今日的中国农村是现代资本主义商业化农业体系,并常常有国际性,同时伴生的就是依赖性的和支离破碎的贫农经济。

中国的领导者着眼短期利益。据说只要能带来最大效益就能是经济在整体上获益。邓小平叫嚣“致富光荣”。这是资本主义的道路。而这会带来哪些后果呢?

首先,粮食产量在过去四年里没有增加。这是因为农民种植其他经济作物更为有利可图,也是因为国家投入和工业支持的减少导致化肥、农药和农机价格的上涨。中国现在是大量进口粮食。

其次,由于唯利是图的农场和牧场蔓延到失控,导致草原和林地的巨大生态毁灭和水利灌溉体系的破坏。

第三,农村两极分化、继承惯例将家庭自耕地分割得过小而无法耕种,以及集体社会公用服务的崩塌引发大量人口涌出农村。

到1988年,五百万农民涌入中心城市。绝大部分没有工作,没有住房,许多人夜宿火车站、公园或者城市贫民窟。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在如此短的时期内有如此庞大规模的农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动。这不是社会主义。
产业工人的处境

中国的领导者说他们要令社会现代化,又说要现代化就得使效率最大化,还说要效率最大化就得使利润最大化。只要能提高生产力的都是好东西。事实上,中共总书记赵紫阳在1987年10月发表的一篇重要讲话中说,经济的唯一评判标准就是其生产力水平。这就意味着对中国统治者来讲,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他们所能对工人压榨出多少。
生产力通过资本主义手段增强。国企工人面对的是严苛的厂规,屈从于对工作组织和工作表现的管理操控。他们不再是社会的主人,那是革命中国的事了;他们也不再积极从事全面的政治生活和斗争。他们纯是生产过程中的要素。1984年搞了一项“灵活的工资制度”,允许更大的工资差别和奖金分红以使人们更多地工作。改革还赋予经理在雇佣和解雇工人上以更大的“灵活性”。1985年政府改弦更张,变更了国企青年工人接班的制度。
这便是劳动合同制。相比终生雇佣,新进工人在一段有限时间内受雇佣。他们并没有其他工人一样的劳动保障和福利待遇。在有些情况下,这些合同是口头协议,工人们在产量和利润的基础上接受“浮动工资”。

中国政府不再保证就业。在工业城市沈阳,1988年,有63000名工人下岗,而他们中却仅有16000人在当年得到新的岗位。这些改革向人们兜售“选择的自由”——你可以到你想去的地方工作。而涌动的逆流则是减薪的、解雇和失业的威胁,以及一套竞争受聘的制度用作加强剥削的大棒。同时,分割劳动力正得以巩固。这是以收入、地位和保障的不同以及大量来自农村的廉价劳动力为基础的。这不是社会主义。
外国势力的支配

邓小平集团公司将中国重又拖回到西方列强的魔爪中。毛在世的时候,中国是世界革命的根据地。而今中国成了帝国主义的血汗工厂和中情局的非正式军火商。

中国在过去十年间吸收了大量外资。自1979年起中国已谈成了价值250亿美元的国外投资,并签署了价值470亿美元的贷款协议。中国的大型工业设备企业越来越多地依赖外国进口技术,常常要用相关项目的产量来偿还其贸易和投资伙伴,就如同由外国人大量参与离岸钻探,中国必须不断扩大出口以满足不断上升的进口账单。如果做不到这一点,那就必须借贷,而中国外债如今已达约400亿美元。中国经济的业绩大程度上受其在世界经济中一体化的影响。1984-85年间高进口带动了工业增长,而最近的进口削减已造成国内短缺和通胀加剧。
那种国外势力主宰飞地并获得特权的旧制度在许多方面又回来了,没有哪里会比在由中国政府在东南沿海设立的“经济特区”里更为明显了。这些地方类似于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在台湾和韩国设立的出口加工区。

中国当局对外资投资交通和通讯,供应劳动力大军,提供优惠税率,并允许外资设立外商独资企业。在1988年华南有一百万以上工人靠着在港资投入的制造企业里打工过活。这里的员工,甚至包括童工,每天工作十二小时,每周七天,按件计酬每小时得到三十每份的情况并不鲜见。同时,另一个经济特区海南岛的大块土地正按八十年租期租赁给日本。
中国修正主义分子的国内经济改革计划同时又是一项对外资开放的计划。但由于中国历史上的落后性,这样的开放已导致国家官僚机构和外国资本间的依赖关系,因为中国中央机构的弱点,外资已有能力冲击省级贸易,并令各地互相掣肘。中国再次成为被帝国主义压迫的民族。

社会大染缸

中国的反革命已对社会生活每一领域产生了影响。纵然精英式的高等教育以按照西方路线重组,却有三千多万中小学生辍学。随着农村家庭承包农业的回复,野蛮的封建传统和封建做法卷土重来。在家庭农业体系下,男性劳力和继承者比女性的生命和权利更为被看重。儿子比女儿更要紧。

因此,伴随着各种家庭阴谋,殴打妻子、迫害生下女孩的妇女以及杀害女婴再度出现,成为社会顽疾。

城市里犯罪日起,行贿、送礼、利用裙带关系获取职位或短缺消费品——这是生存和出人头地游戏的一部分。城镇贫困人口增长,农村两千万农民今年就面临着饥荒。同时,党内官员公开炫耀财富。

在革命中国,毛泽东鼓舞中国人民为全世界人民的解放而工作。今天的中国统治者却拿日本彩电的远景来激励人。这不是社会主义。

II.当前的危机
经济

中国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年均增长率已达到约百分之九。这固然很高,但这一增长却非常扭曲。今日中国经济处在混乱状态。

到1988年,央行正失去对货币供应和信贷的控制,国家面临百分之十到二十的通胀以及银行挤兑。投资失控:资金运转进退失据,被投入到一夜暴富的项目中,而一些基础产业却被忽视。各省为垄断市场而争夺原材料,发动价格战,出现了一种经济军阀统治。投机倒把无法控制。政府允诺出台一项降低经济增速和恢复更多中央控制的计划,却只能导致投机和地方上非法金融活动的加剧,并带来了新困难。
例如,由于货币供应的紧缩,政府已无能力支付农民粮食的全额合同价款。政府削减投入的一个后果就是官方公布的失业率以升至15%,而实际的失业率要高得多。通胀现正在30%左右的高位运行。无序的改革引起无序的紧缩。
贪腐

中国的修正主义分子要说在国际舞台上没有达到其他什么目标的话,他们确是达到并极可能超出了国际资本主义腐败的标准。贪腐在党和政府的各个层面上都堪称猖獗,招致群众极大忿恨。地方大员手握政治大权,操控稀缺资源和国有资本,以尽享各种地利之便。因能了解官方定价产品,他们,比方说,以200元人民币买进一顿钢材,在以700元的市场价卖出。他们在经济特区从事进口货物的炒买炒卖,再转售到中国其他地方,这种行径使得许多官吏一夜暴富,任人唯亲遍及各地。例如,中国四大国有公司的下属子公司遍及全国,与世界也有重要联系,这里的高层人员就是从前的部长、副市长、高级党棍和政治局委员的亲属。这些人在党内高层大员的保护伞下日进斗金。学生们完全有理由要求党内官僚公开其收入和财产。
意识形态和合法性的危机

中国共产党不能激励民众了。正如北京一名教师指出的,“党员过去是‘吃苦在先享乐在后’的,但现在却相反,他们做的一切就是索取,索取,再索取。”然而问题远非这样简单。这个党已无关乎革命无关,无关乎共产主义崇高理想,无关乎建立无阶级社会的目标。它企图将民众纠集在利己思想和现代化、工业化中国的目标上。它许诺的是经济有效运行和生活水平提高,但实现的却是剥削、无能和毁灭。它打发十万留学生在西方接受管理和工程方面培训;学成归来后却无用武之地。它称颂民主,自身却是一个有着封建外壳权力中心的专制政体,拒不听取群众批评和变革。

民众为什么要相信这样一个党?民众为什么要信任这样一个党?

III.唯有再次的社会主义革命才能救中国
想要理解中国为什么会发生这一切,我们就必须重返毛泽东。正是毛对社会主义条件下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危险提出警告。正是毛指出哪些只为建立一个现代化的富强中国而加入共产党的人,一旦掌权,就会发展成为新的资产阶级。正是毛预见到如果走资派掌了权,他们就会卑躬屈膝地对帝国主义投怀送抱。正是毛提出了一系列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政策和原则,这些完全是为了避免今日已遍及中国的灾难性后果。而最重要的是,正是毛发动了文化大革命以推翻邓小平和其他共产党内妄图复辟资本主义的新资产阶级势力。毛教导说,革命者在夺取政权后,革命并未结束,必须继续革命。

破解中国社会乱局的唯一办法就是另一场社会主义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必须推翻,外国资本必须被逐出,而中国必须脱离这个帝国主义经济关系网。工业和农业必须重组。巨大的社会分化必须要克服。人民当家作主的新型政治制度必须确立。各谋私利的观念和价值观必须被毛的“为人民服务”信条所取代。

中国现今情势复杂。一个领导革命斗争的马克思列宁毛主义政党没有出现。但是在近期的反抗中已显见毛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影响。醉着战略战术的制定,迫切需要对中国的政治经济学和阶级结构做出分析。真正的革命者还面临一项重大挑战,那就是如何在修正主义国家推广真正的革命的社会主义事业。许多勇敢地挑战政权并夸大人们感受到的政治无力感的年轻人本身就对社会主义的梦想破灭了。他们长期接受反毛和反文革宣传的教育,许多人被误导着相信他们正经历的和所反抗的就是社会主义。而这对于东欧的许多年轻人也是一样的,在他们看来,社会主义就是过时的东西,不关紧要。

然而如果毛关于走资派的分析是正确无误的,那他的社会主义理想也无疑是正确的。社会主义是社会的更高秩序,而这个社会本身是向共产主义的过渡社会,是要废除剥削、克服社会差别和不公平,是社会自上而下的不断变革,是要变革制度和思想。而这是否可能呢?这正是文化大革命其间中国的现实情景。人类的四分之一曾踏在通往未来的道路上。文化大革命没有像它的敌人所宣称的,它没有失败,没有崩溃,它受挫于今日中国的统治者。但这不是历史的终结。毛的经验和遗产仍在。修正主义分子可能是大权在握,但他们目前面临的危机明确说明了一点,那就是修正主义根本没有未来。

原文来自:

http://revcom.us/a/china/revolt.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