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自萧克《浴血罗霄》
红军顺利地渡过修水，在山地走了三、四天，到了一个纵横五六里的大田坝，田坝中有个大村镇，镇中有好些高大的房屋，其中有个特别高的，顶上耸着十字架。
按照老规矩，北进的罗霄纵队，不仅要执行打仗的任务，还要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开展土地革命。每天宿营后要调查土豪。这项工作由各宣传队兼任。陈廉率领的宣传队，对这项工作既熟悉又努力，每次都出色完成任务。这天，他们仅用一个多小时就把情况了解清楚了。尔后，陈廉带了一个宣传员到政治部民运科。这时民运科已经来了很多人，他们有的是宣传队员，有的是供给员，管理员。民运科长看到人到齐了，就以兼任没收委员会主任的名义开会。并叫第一组作调查报告。
陈廉把日记本子拿出来，大声说：“先说教堂，牧师是意大利人，名叫贝尔克。人们叫他贝尔克牧师。他到这里有十年了，来此之前，这里虽然建立教堂二三十年了，但信教的人不多。他来之后，常常接近人，讲他那套道理。看到读书人，就送一本福音书——不管你看不看。他为了教人信教，除了讲他那套耶稣救世主外，还吹捧蒋介石宋美龄，说他们是了不起的人，他们都信耶稣，大家为什么不信耶稣？他还能讲不少中国话，又办了一个福音学校，不收学费，这样好些穷苦的人就送孩子去上学，接受他那套宣传。最近六七年，放了好多高利贷，但自己不出面，都经过教友，可是老百姓都知道是他放的。利息起码三分，最高到七分，他有两匹马，几个奶羊，吃的穿的用的差不多都是从外面买来。我看贝尔克不是简单的宣传宗教，政治上是同情蒋介石，经济上搞封建剥削的。”
民运科长有点激动，急切地说：“这样的牧师，过去我们调查过。也没收过不少天主堂、福音堂，他们到中国主要是搞文化侵略，但为宣传耶稣教义，有些人还做点好事。我听郭司令说，在满清科举时期，他们在中国办学校，不仅读孔夫子，还要学算术理科。过去中国出版的自然科学，有不少是传教士从国外翻译的。那时候他们对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不自觉地起了和他们原来目的的相反的作用。象贝尔克这样搞封建剥削，劝人拥护蒋介石的牧师不多！真坏透了，等下讨论如何处理。”
陈廉继续说：“贝尔克两天前听说我们到石霖，就骑马往南昌去了。现在只有两个中国教徒和三四个工人。”
陈廉接着报告了一个大土豪，名张全光，老百姓都叫他张百万，是县里第二个大财主。有水田六百五十亩，有五百五十亩出租，牛五头、马三匹，请了五六个长工，买了三个丫头，放了两万多块钱高利货，他有很大势力，不只老百姓怕他，就是县长到任，也要拜访他。县的事，要他同意才能办。他家里平常象个衙门，经常有四五个人跑腿，对老百姓，尤其租户债户，有一点不如意，就抓起来，轻的关牛栏猪栏，重的打屁股，罚款，有时候还要送到县衙门去。这一带的老百姓，怕得要死，也恨得要死。前年冬天，有个晚上，不知道什么人，在他后门上贴了一付黄纸写的挽联。上联是“早死一日天有眼”，下联是“迟留半载地无皮”，横批是“当大事”三个宇。对子还落了款，上款是“张全光先生千古”。下款是“江右余生敬挽”。门口外面不远，插了一块木灵牌，写了他的名字。第二天上午，他看到这付对子，气得直咬牙，马上撕了，同时叫长工把木灵牌烧掉，长工去拔灵牌，又发现灵牌背后有张黄纸，送给他看了一下，是他的姓名和生庚八字，他骂道：“哪个王八！我没有挖你的祖坟，你却来埋我的生庚八字！”但又不知道是谁干的，没有地方出气，就指着长工的鼻子大骂起来：“你这个短命鬼！怎么这样的东西也拿给我看！”
长工说：“我没读过书。”
张全光更火了，“你没读过书，难道黄纸也认不得！”
张全光认为长工给他晦气，会招不祥之祸，立即赶出门，并请了十几个道士，做了七天道场，演了三天大戏，以辟邪消灾。
张全光家里除工人外，有二十一口，一个儿子在上海什么大学读书，还有一个儿子和一个女儿，在南昌读书，他父亲母亲，都七、八十岁了。早不管家了。他一家人都在昨天下午和今天早晨，跑到县城去了，现在看家的是管家。
还有一个土豪叫李福才……
接着是第二组报告。
“关于张百万的情形，要补充一点，就是他还在本街和别人合伙开了一个杂货铺，资本他占一半，约一万元，我刚才走到他店时，铺面很漂亮，店员都在。其他情形，同第一组调查的完全一样，远近的老百姓都知道他——我们在昨天就知道他家里的大概情形了。”
民运科长收集完材料后，叫大家讨论一下，都认为天主堂和张百万李福才家，都要没收。并决定第一组到天主堂，二三两组到张百万家，第四组到李福才家。
大家正要走，第二组组长问民运科长：
“张百万在街上开的商店怎么办？”
“不能没收。”他肯定地说，“只没收他家里。凡地主兼商人，只能没收他封建剥削部分，不能没收他商业资本的部分，我们一路来都是这样。”
“我懂得你的意思，不过张全光和一般地主兼商人不同。他是一个凶恶的地主，是个恶霸。”
民运科长没马上回答，陈廉轻轻摇了两下头，说：“那也不行。”
“怎么不行！”第二组组长提高声音对着陈廉，“难道张全光是一般的地主兼商人？”
陈廉也不让步：
“我看是不行。张全光凶恶，可以把他的封建剥削部分统统没收，如果没收他的商业资本部分，是违反党在民主革命阶段的政策的。”
“政策也不能用到张全光这样的恶霸头上。”
“我也讲不出多少道理，总觉得这样不好。同时我们从这里路过，没有多少时间作宣传，所以更不能这样。”
到会的人，有赞成第二组组长的意见的，也有赞成陈廉的意见的，民运科长站起来说：
“我觉得把张全光的商店没收是不好的。这正象小陈说的，违背党在民主革命阶段的政策，我们现在干民主革命，主要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制度，地主兼商人，只能没收封建的部分。好些年来，我们都是这样办的。去年十月我们到萍乡，也遇到这样的情况，政治部就讨论过这样的问题，黄主任的结论是不能没收。他还讲了个例子，一九三○年春，红四军由闽西进到赣东，有个支队没收了一家地主兼商人的资本部分，纵队党委立即给支队长支队政委停职一个月的处分。至于张全光，虽然有些不同于一般的地主兼商人，但他的商店。总是商业资本部分，同时他的商店是同别人合开的，我们从这里路过，没有时间把他那一部分财产清出来，也没有时间讲清道理，所以我不主张没收。等一会我向黄主任报告一下。”
会议结束不久，天主堂及张百万、李福才家的大门外，来了许多人，有没收委员会的，有供给人员，有宣传员，有衣履褴褛的贫民。小孩子突出两只大眼珠，向门内探望，但门口有卫兵，一般人不能进去。
首先进大门的人，是没收委员会的，他们进去后，只见屋内不是美丽的衣柜，大床，就是巨大的谷仓米桶。不是鸡，就是鸭。有些人好象不知从哪里下手。陈廉忽然想到渡修水前两天的夜行军和急行军来。渡修水后又是在山沟里行军宿营，三四天以来，不是少水就是缺菜。大家没有好好吃顿饭，这一天他虽然不担心没有米和肉吃，但却担心吃饭太慢，于是建议：
“先搬米粮鸡鸭，好早点煮饭。”
民运科长同意了。他几个箭步跑到大门口，叫道：
“供给员进来。”
“来了”
等在门口的人携箩带筐地进去，挑出一石一石的白米、腊肉、干菜来，随即又传出鸡鸭的鸣声，猪的叫声：
“宣传员都进来。”
“好！”门外的宣传员拥进来。
陈廉向他们说：
“把衣服和轻便的用具都搬到戏台上，准备分给老百姓。”陈廉又吩咐几个宣传员，号召老百姓开大会。随即跑到杀猪的地方，见到大块大块的肥肉堆在桌凳上，他问管理员：
“有猪肉分给老百姓吗？”
管理员指着那一大堆肥肉说：“有，多得是。”
“怎么没有精的？”
“精的，各个伙食单位要吃。”
“也不能只把肥的和皮分给老百姓！”
“我们人多，天天走路，也要多吃点精的。”
“我们当然可以多吃点精的，但老百姓也要分一点，不然，老百姓一定会说，我们不要的东西才给他们呢。如果我是老百姓，吃了也不领情！”
“哪里？”管理员还是不大同意地说，“老百姓一年吃不上几次，分到肥肉和皮，就是福气了。哪有不领情的。”
“伙计，你的话有点不对头，我们打土豪分肉给老百姓，不仅仅是为了要他们领情，更重要的是同情和体贴穷苦人，为了发动群众。我看这样不大好，如果科长知道了，一定不会同意。”
管理员觉得陈廉的话有道理，同时他怕科长知道这件事，就同意他的意见，陈廉带了几个人扛了好多猪肉就去会场了。
会场是个戏台，台前小广场，老老小小，到了几百人，民运科长正在台上大声讲话。他走上去，同他说分给群众的猪肉都准备好了。民运科长很快结束讲话。陈廉接着说：“今天要分猪肉，凡是到会的，每家一人，站在戏台前面，等一会跟我走。其他的人，散会回家。”
会场中立即有三四十个人站在戏台前，陈廉带他们到屠案前，叫他们列队。这时管理员已经在那里准备好了，他身旁还站着三团二连指导员张洪海，手里拿一把屠刀。
陈廉见到他的模样，问：“老张，你也来，你连里还没有猪肉？”
“我不是为我连分猪肉，我们连已经分到了，”他左手向街道左前方指了一下，“听管理员说，老表要来这里分猪肉，我来帮帮忙。”
“你帮得上吗？会用屠刀吗？”
“你看看罢！”
陈廉转向老表，开始召唤。老表很有次序，叫一个来一个。第一个来了，张洪海问他：
“你家里几口人？”
“老小五个。”
张洪海准备下刀，又同陈廉说：“这里大约有三百多斤肉，一口人能不能分一斤？”
陈廉眉头一皱，说：“可以，可以。”
张洪海高举屠刀，用劲一砍，又割两下，对老表说：
“拿去，不用过秤了。”
陈廉看到了张洪海的刀法，惊奇地对他说：
“你真有两下！”
“会一点而已。”
第二个老表第三个老表按次序来了，每来一人，张洪海先问家里有几口，然后下刀，都不过秤。老表欢欢喜喜地拿走，他们都相信红军手快刀利，不会少斤缺两。
因为不过秤，肉分得快，将近黄昏，老表都走了，陈廉和张洪海准备回队，他俩边走边聊：
“老张，我以前只知道你会打仗，会做支部工作，今天才知道你还有这一手。你可以称得上是‘一刀屠’呀！”
“哪里！”张洪海有点不好意思，“什么‘一刀屠’？我只是估着下刀，多砍一点，反正是土豪的。”
“看你下刀有劲又准，你怎么会的？”
“小学毕业，就跟父亲种田。伯伯是屠户，他有时叫我帮忙，我看他下刀，他有时也让我动手，就慢慢学会，也有劲了。当兵以后，学刺杀，打手榴弹，劲更大了。”
“难怪，你还是家传呀！你把手艺和群众工作结台起来了。今天群众大会分猪肉，你不请自来，分外光彩。开始我还以为你要捣什幺鬼哩！”
两个人谈了几句就分手了，张洪海离驻地只二三十步，一提脚就到了。陈廉要走到街那头，有半里地，快到家，看到左侧铺店房顶后面高高竖起的十字架，就从小巷进去，走到天主堂门前，看到老表出出进进，他兴头又来了，大步进去。
不看则已，看了叫他一惊。玻璃门窗，好多煤气吊灯，通通打破了，能搬的东西搬走了，搬不动的也打破了。虽然快黄昏，还有不少人，更多的是儿童和小青年，从这间房到那间房，从楼上到楼下，翻东倒西，地下满是玻璃碎片，纸张图书，就是耶稣圣像，也被踏脏踩乱。
陈廉看到老表来打“洋土豪”，就说：
“老表，你们为什么不把东西搬回家——却把它砸破？”
老表看着陈廉，中等个子，脸庞稍圆，眼睛清亮，讲一口吉安话，既易懂，又和蔼。他们一拍即合，坦率地说：
“这里搬得动的东西，先来的人早搬走了，现在砸破的是搬不动的。”
“搬不动就搬不动，为什么砸破？”
“红军兄弟，你不知道，我们欠了洋人的钱。”
陈廉早就知道天主堂教主放高利贷，同情地说：
“难怪你们要出口气。”
“出口气是小事，我们还不起洋人的帐。”
“砸了他的玻璃，煤汽灯那些东西，就……”
“就是因为还不起。”老表放低声音说，“砸破他的房子和用具，他知道房子不能住，就不会回来了。他不回来，还他的球！”
“喏！这个道理。”陈廉又提醒一下，“传教士还是可能回来的。”
“回来也找不到我们。”
“我们不怕。”又有些老表说。“如果他真回来，在快到的时候，我们就起阵风。说红军游击队要来了，他就不敢回来了。”
“你们自己斟酌罢！”
陈廉身边的老百姓越来越多，他忘记了疲劳，拉呱好久，有些人还在翻破烂，他本想从天主堂找些自己作宣传有用的工具，天黑了，屋里光线太暗，找不着，便回政治部了。
刚刚到家就开饭了。这一餐是猪肉鸡鸭一锅煮，大家“不亦乐乎！”
饭后，他作了第二天的行军宣传准备，就和衣睡在早已安排的门板上，只盖一床三层布夹被。
正睡得香，隐约昕到起火了的声音，他醒了，揭去被子，爬起来，许多人都起来了，走出门，向卫兵指的方向一看，正是天主堂起了火。他和几个人拿起水桶，有的从大水缸打水，有的到井边汲水，走到天主堂，看着许多老表在火光周围欢呼，陈廉大声向他们请求说：
“老表，救火！救火！”
老表被红军紧张的动作弄得一时茫然，以为得罪了红军，无从回答。他们有些人在黄昏时同陈廉谈过话，对他有一个好印象，现在在火光中更看得清楚，有两个老人走到他面前，不由分说，双膝跪下。陈廉仓皇去扶，连声说：
“老伯起来！起来！有话好商量，好商量。”
他们起来了，带着哀求的口气，连声说：
“老总，救命！救命！”
这时还有许多来救火的红军，看到老表要求红军不要救火，也弄得不知所措，只好观望，陈廉诚恳地说：
“老表，有什么事，你们慢慢说吧。”
老汉还是紧张，要说也说不出，旁边一个青年接上来说：
“我们这里有好多穷苦人借了天主堂的钱，每月要付利钱。我们三餐稀饭。那里付得起。如果现在不平了它，洋人回来了，我们就会死。”
陈廉觉得烧房子是不好的，尤其在他们从这里经过，必然会给敌人以造谣的资料。陈廉读过苏维埃许多法令文件，知道烧房不对。但在群情激愤老表面前，也毫无办法。他们既不主张烧房子，也不能再叫救火，于是火越烧越大。
“管它！火是老百姓点的，我们勉强去救，反而不好。”一个红军战士说。
他们阴一个阳一个走了，火光依然熊熊，火舌上升，不断舐着天主堂顶上的十字架。
住在大土豪家里的战士们，从室内走到室外，从室外到室内。从这间房子走到那间房子，从这个门穿过那个门，看来看去，以满足生平少见的欲望。最引起他们注意的，是一座大楼房，楼下层中间是正厅，两旁是小偏房。正厅的中间，有高约一尺的木坛，坛上摆着一张约八尺长，四尺宽的大桌，桌的周围，摆着帐簿、惊堂木、朱笔、石砚、戒尺……大厅的右墙角上，挂了几付手铐。这一带老百姓，有许多在这房子里罚过跪，打过手板，打过屁股，也有些在两旁小房关过十天八天，他们称这楼房为阎罗殿。陈廉先一天曾来到这里，因为要去找迫切需要的东西，晃一下就走了。这时又来这里，他环视一下，走到右墙角，把手铐取下来，狠狠地向地下一掷，咬着牙说：
“他妈的！真是‘早死一日天有眼，迟留半载地无皮’！”
站在他旁边的何云生也说：
“这个土豪好恶，设了公堂。”
“他自已也明白，昨天就跑了。”
“可不可以挖窖？”
“有什么不可以！”陈廉毫不迟疑地说。
“好！”何云生欢呼了一声，同朱福德说，“咱们现在就动手。”
不一会儿，干部战士有的拿锄头，有的拿镢头，找不到锄头镢头的，就拿火钻，砍斧，他们分了许多小组，分配房区，挨次序挖窖、找夹墙。他们走一步用锄头在地下蹾一下，静听地下的回音。
陈廉看着大家挖得起劲，提醒大家特别注意走廊围墙，厕所旁，猪牛栏门口。
朱福德用锄头在走廊下慢慢地蹾，忽然说：
“这里的声音有点不对。”
同他一块的何云生也去蹾了几下说：
“是。”又蹾了一下，“挖吧。”
土一锄一锄地掘开，二三尺后，土更松了，他们虽不相信有窖，但不愿停手。
“这里土很松象埋了窖。”
又挖了好久，依然没有结果。
朱福德伸起腰，说：
“没有，看样子这里以前是埋过窖，后来起走了。”
“算了，算了！”大家都说。
又走到灰房门口，他们蹾了好些下，虽然没有什么征候，但却是值得注意的地方，于是又挖起来，三四尺后，发现一块石头，有人失望地说：“没有，没有！”
陈廉听说有石头，说道：“慢点，看是什么石头。”
挖的人又把土铲开一些，说：
“好象是块石板。”
“蹾它两下。”石板上发出微弱的咚咚声。
“里面有东西。”好些人都说，“启开石板。”
石板启开了，底下是一层快要腐朽的木板，有人怀疑说：“没有窖，木板都朽了。”
陈廉说：“不一定，挖开再说。”
木板掘开了，露出一个一抱大的瓦瓮，陈廉和所有的人都欢呼道：
“挖到了！挖到了。”
揭开瓦盖，就看到一个纸包，纸包上写着“家谕”两字，取出纸包就见到银锭，银锭呈土黑色。陈廉和朱福德都叫起来：
“是个老窖。”
银锭很快取出来，堆得满地都是，他们数了一下，大小一百五十锭，但不知道有多少银两，有人估计二千，有人说三千，也有人说银子没有花边好，不好使用。陈廉去剥那个纸包，一层又一层，剥了三层，都没有字迹，他以为是个空纸包，但为好奇心所驱使，又剥了好些层，才看到最后一张纸上，写着：
字示尔辈子孙：为永立家业，吾将大小银锭一百五十，共三千二百两，藏诸正厅西侧三十步之灰房门口深窖内，此窖世世相传，非至不得已时，不得启用，尔辈子孙，须知吾创业之艰难，至嘱！至嘱！
国财手封
乾隆十三年元月
陈廉读毕，身旁有人在议论：“乾隆是个什么皇帝吧？”
“乾隆就是皇帝，有名的皇帝。从前用民钱的时候，还有他的民钱和铜板。”
“多少年了？”
“那就不知道了，看样子恐怕有百把年。”
陈廉在初中读书时，记下了满清入关后各朝皇帝的年代，默算一下，说：“一百八十六年。”
大家兴高采烈，手舞足蹈，他们过去虽然也挖过很多窖，但从来没有看到这么多的银子，七嘴八舌地说：“真是老土豪！老土豪！难怪叫张百万。”
何云生又去翻抽屉，找到几封信和一些照片。他从信件中取出像片来，大家都去看像片，陈廉和书记，只在像片上过一下眼，看信去了。
“祖父祖母大人膝前，”陈廉很感兴趣地高声朗诵，“敬禀者，咋阅报章，知修水上游及五梅山一带，匪势又炽，南昌西数十里之万寿宫，股匪独立师亦出没其间，孙等虽远寄异乡，深为大人虑。前曾函禀请立即离乡，到南昌或九江旅居，不识首途否……故乡实不可居，土匪如虎为害，必须暂避，以防万一……”
“他蚂的！”书记生气地说：“这个老土豪被他孙子叫走了。”
接着又看第二封信。
祖父祖母大人膝前，跪禀者，昨接请示，以家计缠身，未便离乡。夫今日之钦安，非承平时代之钦安，今日之家计，亦非承平时代之家计，生此乱世，无可奈何……宜识贼匪行踪不定，二老年逾七旬，如不及时离乡，临时亦难躲避。请火速东来，万勿迟疑。家中谷米细软，交父亲及叔父经理，叔父理家有法，尽可放心，否则，万一不测，孙等虽愿当不孝之罪，然亦不愿抱恨终身也。……
“呵呵！”陈廉叫了一声，“这个老土豪还养了个狡猾的孙子呢。”
书记说：“这个老土豪可能跑了？”
“不一定，从这信上来看，他是不大愿跑的。”
“大概跑了，他孙子总是写信要他走。”
“难说，如果他走了，为什么他们的信、相片和放大镜都没有收拾？”
“大概是跑得仓促罢。”
“很可能。”
谈笑之间，何云生忽然惊奇地叫道：
“你们听着吗？”
“什么？”
“我好象听见有人轻轻咳嗽。”
大家肃静起来，但又毫无动静。
“小鬼造谣。”
“我好象真听到了似的……”
书记把眉头一皱。
“莫非老土豪还藏在家里？”
“可能。”陈廉指着信件说，“从这封信来看，老土豪不愿离家。”
何云生气壮，说：“找一找吧。”
“对。”大家都说。
于是所有的人都动起来，楼上楼下，箱子里，米桶里，床脚下，尿桶边……所有的地方都翻遍了，但什么也没有，只好回到原地谈天。
管理员端了一大盘糖果来，有些东西，好些人都没有见过。
“是没收天主堂的。”
“好！”他们一面伸手去拿果品，一面说，“这才真叫做‘发洋财’。”
管理员说：“今天这一窖，够我们一个纵队二十天的菜钱。”
“值这么多钱？”几个人都说。
“是。你们算算看，一块光洋七钱二，三千二百两值多少钱？”
他们都心算一番，陈廉算得最快，说：
“值四千四百多块。”
何云生有些惊奇地说：
“四千四百多块钱就够二十天？”
“够。”
“象这样大窖，如果再挖它十个八个，就够半年了。”
于是大家都欢笑起来，笑声刚停止，陈廉就说：
“哪里有这样的红手？”
朱福德接着说：
“你的手就红，你是小秀才加挖窖红手。”
“碰上运气，说不上红。”陈廉反驳说。
“你的手不红怎么常常找到窖？”
“其实我也没有别的办法，我一出苏区，就想到队伍要吃饭，要发动群众。办法是多调查土豪，想法挖窖。这个道理，是去年九月打宁冈的时候，朱团长同我讲的。他说，南昌暴动失败以后，朱总司令带着他们，从广东的三河坝经福建到江西。那时队伍没有饭吃，有些高级官长很着急，说军队没有饷发就会饿死。当时敌情又比较严重，干部战十逃跑的很多，军队真象要垮的样子，大家都有点悲观。可是，朱总司令的见解却不同，他在大家觉得没有办法的时候，坚定地说：‘……我们是革命军，革命军是要实行土地革命的。怎样革法？就是打土豪。要没收土豪劣坤的土地，分给农民和革命军人。这样就使天下的老百姓个个有饭吃有衣穿。现在我们打了败仗，我们的革命委员会也垮了，没有政府发饷。会不会饿死？我说不会。你们或者会说，不发饷还有不饿死的道理，我说就是饿不死。没有米吗？就到土豪家里去挑谷，没有菜吗？就到土豪家里去杀猪……三天打他妈的一个县，五天打他妈的一个州，四海为家，普天之下的工人农民，都是我们的亲兄亲弟，同志们，你们想想发饷不发饷有什么关系……’朱总司令的话马上打动了大家的心，以后，他把这一支没有人发饷的军队，带到了湘南，和地方党一起发动了湘南暴动。后来这点队伍，上了井冈山，就是顶会打仗的二十八团。我从听了这个故事以后，才知道南昌暴动失败后，余下的一点队伍，是靠打土豪养活的。同时我自己在作宣传的时候，也有个经验，你仅甩嘴说共产党如何主张土地革命，要解放工人农民，过好日子，可他们爱听不听的。如再加上到某财主家挑谷，杀猪，捉鸡鸭，分衣服，老百姓的情绪就起来了，他就什么话也告诉你，有的小声说，有的公开说，真象他们的亲人一样。”
“难怪，你打土豪这样积极。”
正说着，突然有人叫起来：
“好象有人在轻轻咳嗽。”
云生抢先说：
“我又听到了。”
“有问题，有问题。”许多人都叫起来。
顷刻之间，整个房子翻遍了，虽然比以前翻得更细致，但依然找不到踪影。陈廉、何云生、朱福德他们虽然有丰富的打土豪的经验，也感觉棘手。但陈廉死也不放松，他认为好些人都听到有人在咳嗽，无论如何有问题，他左思右想，忽然向大家说：
“我看如果真有土豪，就会在这房子附近，因为我们是在这里听到咳嗽的声音。我看不必到处去搜，就集中力量搜附近的房子。”
何云生他们几个人，到附近堆积破烂家具衣物的房子。这房子四面装了板壁，前左右三面，显然没有夹墙。只有背面看不清楚，但板壁上贴了一张两尺见方的佛像，传说可以挡邪气，他们都知道这个习俗，谁也不理它，就转到了背面，背后却是牛圈，牛圈和堆破烂的房子，同一背墙，但牛圈的背墙却是砖的。他们更怀疑了，就回到原房，把乱七八糟的东西，一件件搬开，又重重地敲了几下板壁，什么也没有。云生气得眼睛冒火，就去撕佛像，撕了一半，看到佛像下镶着一块二尺见方的板，他更怀疑。
“这里为什么镶块大木板？”
旁边的人经他一指。也生了怀疑，于是用刺刀插入板缝中，用力向外一拨，木板启开了，云生用电筒照一下，里面是夹墙，坐着几个人，有张小桌，还有小凳和生活用品。他大声叫道：
“找到了，找到了！”
里面随即发出老年的颤抖声：
“呀……！我自己出来。”
于是人家都狂欢起来。
老土豪出来了，陈廉用狡笑的态度问他：
“老土豪，你可害苦了我们……”
出来的人是二老一少，老的是老张百万和他的大老婆，少的是他的小老婆。在红军快到的时候，别人向南昌逃跑，他自己和大老婆却坚持留在家里隐藏。他家里的人也觉得红军不过是过路，而且夹墙很好，过去兵荒马乱，也曾躲在里面，没有出过岔子，也就听他自己摆布了。
一阵狂欢后，逐渐平静起来，陈廉走到张百万的正厅，把狼藉在地下的朱笔拾起来，依然摆在桌上，他叫人把土豪带来审讯。土豪还没有带来之前，他先坐在堂上的太师椅上试一下，做个样子看看，书记在下面笑着说：
“小陈今天出洋相了。”
“我今天就是要出出洋相，用张百万审老百姓那套办法审他一下。”
“你会坐堂吗？”
“会。我看过衙门里审案子。”
“那就要象个样子才行。”
“当然，装龙象龙，装虎象虎。”
张百万由士兵押来了，陈廉突然严肃起来，惊堂木一响，叫道：
“跪下！”
张百万听到惊堂木响，抖了一下，服服贴贴地跪下。
“你是老张百万吗？”陈廉问。
“是”
“你家里的人呢？”
“上南昌去了。”
“你为什么不去？”
“老了，不愿出门了。”
“你的孙子孙女不是叫你到南昌去吗？”
“我在家里住了七八十年，不愿离家。”
“为什么？”
“外面哪里有家好，外面的金窝银窝，当不得家里的狗窝。”
“好吧。”陈廉笑起来，“好在你不愿出门。”
“唉！对老土豪小声叹息起来，“自作孽！”
“张百万，你是老财主，罚你一万元，马上交款。”
“天呀！”他长叹一声说，“把我的房屋田地通道算起来也不到两千块，怎么能出一万现钱？”
陈廉想到队伍很快要走，只求快点拿到钱，不愿和他慢慢讲价，就用开导的口气说：
“你如果午饭前拿出来，七千也可以，到了下午则一文也不能少。”
“天呀！”张百万又长叹一声，“我哪里拿得出钱来！”
“你叫张百万，还拿不出一万？”
“张百万是我高祖的名号，到我父亲手上，就穷下来了。”
“你现在也是张百万。”
“今天的张百万，比不得从前的张百万。从前的张百万，也只够吃。今天的张百万，稀饭也难了。”
“不管是今天的张百万，还是早年的张百万，一定要拿钱来。”
“唉呀！”张百万长叹一声，“割我的肉也拿不出来。”
“张百万，我们调查了，你拿得出来。”
“我只有一条老命。”
“张百万，你要识点时务，你快八十岁了，留那么多钱干什么。俗话说‘退财人安乐’，你明白吧？”
“我无财可退，现在只留下一付老骨头。”
“张百万，我知道你不是没有钱的，”陈廉指着他的房环视一下，“你自己看看，你的房子多高大，油漆得多好。”
“唉呀！这是余下的一点老祖业，除了这点以外，什么也没有。”
“难道真不拿吗？”
“我一个钱也拿不出，要就是一付老骨头。”
陈廉突然声色俱厉，右手抓起惊堂木，在桌上猛打一下，“啪”的一声，接着大声喝道：
“住口！”
又看了一下监视张百万的士兵说：
“捆起来！”
绳子到颈上，张百万慢慢举起左手，伸出两个指头，向陈廉说：
“少太爷，我只能拿出两块钱。”
陈廉又抓惊堂木在桌上猛打一下，厉声说：
“老土豪，你真不识好歹！”
张百万把手一捏，慢慢伸出食指说：
“十块好不好？”
“呸！”
张百万又五指张开，说：
“好！五十吧——这就割我的肉了。”
“胡说！”陈廉同战士同时骂道。战士还用手在他额角上挥了一下，故意威吓他，“要你的老狗命！”
“一百块好不好？——这一百块也要向邻舍借五十块才交得齐。”
“放屁”
他们互相讨价还价，土豪最后答应两千元，马上交付。红军为了很快出发，也不再要求了。
陈廉押着土豪去取款，老土豪的脸暗淡得象一块干燥的土块，眼睛无神地向下，扶着鸠杖，一步一挪地徐徐走动，口中发出微小的哼哼声，好象一条快要病死的老狗进屠场门似的。兵士们跟在后面。他走一步站一步的，进了一间堆柴禾的房子，进门的右前角，有个大瓦缸，他指着瓦缸说：
“搬开缸，你们挖罢！”
十几分钟后，发现一个坛子，老土豪看到坛子盖揭开了，伤心地说：
“这样多啊！”
陈廉问道：
“多少？”
“一千块。”
坛子搬出来了，五十块大洋一封，共二十封，刚刚一千。陈廉又同老土豪说：
“还差一千。”
老土豪说：
“刚才我从夹墙出来，身上的十五两金子，你们全拿走了。十五两金子，可值一千二百多块，你们该还我两百块。”
“放屁！”
陈廉叫人把老土豪带到没收委员会，建波把他释放。他们出门后向西面走，正从灰房经过，老土豪看到门口挖了一个大洞，干枯的老眼立即涌出一股泪潮来，伤心地顿足道：
“天呀！天呀！谁开了我的窖，我的窖——整整埋了七代的窖……”
老土豪乘势向前一跃，两条象朽木一样的腿，忽然发生了新的强力，越过窖口四周高达数尺的积土，跳下窖去，眼睛眯着，口鼻急促地喘气。发出若断若续的声音：
“我愿……死在窖里……！死在窖里……埋了七代的窖……七代……！”
声音由大而小，由急促而缓慢，微小的声音也停止了。
“快走快走，朱营长请客啦！”
几个战士簇拥着朱理容往十字街中心的“闻香来”酒店走，后边还有几个干部模样的人，跟了进来。
酒店的老板见来了红军，忙笑脸迎出来：
“请进请进，这边坐，这边坐——”
他拱着手把朱理容等人让到屋子东南角一张圆桌前，桌北面左手靠墙是货架，陈列一些杂货，还有四五个封缸酒坛。货架前两步是柜台。柜台西边横两张餐桌。中间是店门与内房通道。圆桌的上座排列三个有靠背的木椅，左右和下座都是长条凳。这个不大的酒店中，只有圆桌显得体面一点。
老板在红军到来之前，风闻红军买卖公平，纪律好，不仅不躲避，而且还感到可能会有好生意。红军进来前，已经把桌椅收拾好了。他看到几个红军进酒店，头一个身材稍高而单瘦，眼睛不大而圆亮，肩上挎驳壳枪，腰上围满四五厘米一隔的黄皮子弹袋，令人一眼就看出是红军长官。他请他们坐，随面大声地喊：
“伙计，给红军备好的酒菜！”
朱理容走前面，跟他进来的人，任意入坐，什么上座下座，全不在意，还有几个虚位。
酒店的小伙计先端上来一壶茶，按照这地方的习俗，吃酒前要先喝一杯茶。朱理容摆摆手，说：“我们进的可是酒馆，不是茶馆啊！”
店老板随机应变，说：“好好好！到底是军人，痛快，把茶撤了，上酒上菜。”
老板刚要走，又被朱理容拉住：“你这里有什么好酒？有什么好菜，说给我听听！”
“酒是封缸老洒。菜有牛肉，猪杂碎，豆腐，玉兰片……”
“好，都给我来最好的！”
“对，都来最好的！我们朱营长不会亏你们。”
“好好好！来最好的！”老板答应着，忙活去了。几个“吃客”跟朱理容打起哈哈来：
“朱营长，今天咱们好好来几杯。”
“我要和营长见个高低！”
“算了，算了，你那臭水平还和营长见高低？”
“对，三杯酒下去，你就成一条死狗了！”
正说着，门口又走进来一个人，朱理容一见，马上大声嚷叫起来，“老洪，老洪你服输不服？”
洪再畴是三营营长，参军前当过地主的小雇工，常以此自诩。政治处要他参加政治学习，他带理不理。平时好和朱理容开玩笑，又是朱理容的老乡，几天前，朱理容找他借钱，他问：
“什么时候还？”
朱理容说：“打了仗准能还你！不光能还，还能请大伙的客。”
“别吹牛，还不了怎么办？”
“我是这个！”朱理容用手做个龟状，“爬着走路。”
“好！”
“我要是能请大家的客，你怎么办？”
“我也学这个。”洪再畴也学个乌龟样子。
“好，一言为定。”
洪再畴听朱理容问他，忙说：“老朱，我服你啦，难怪他们说你有这个本事！”
“怎么着，爬一个？”朱理容伸出手又做乌龟状。
“服输了就不要爬了吧！”洪再畴不大好意思地笑着入席了。
战士们哄笑起来。非要洪再畴爬一下，朱理容格外高兴。他心里有一种满足感。说笑间，酒菜已端上桌来，人们就吃喝起来。这个要和朱营长干一杯，那个说朱营长下次可别忘了我。
喝过三杯之后，朱理容不喝了。他说：“老板，再上酒，今天要让弟兄们喝个痛快！”
老板答应着，又抱出一坛酒来。
在朱理容看来，请客也是一种乐趣，他有一个习惯，就是打了胜仗，请大家吃一顿。钱吗，自然是打仗的时候追击搞来的。他有个气慨，敢于战斗之前答应请别人战后下馆子。此刻他美滋滋地看着别人喝酒吃菜，自己却慢悠悠地吸起烟来。
这时候他的桌上也有人来来去去，有些和朱理容比较熟悉的，向他打个招呼，又请入席，席已满了，有些酒足饭饱的人，看着有人来就自觉地离席，对朱理容说声谢谢，朱理容说：“谢什么，下回打仗跑快一点就行了。”
几个人一出门，咂咂嘴，说：“这回，咱们打了一个‘打士豪的土豪’！”
“对，打了个‘打土豪的土豪’！”
有人退席，又有人入席，这样川流不息。朱理容虽早已经吃饱，就是不走。他们从上午十一点钟，一直吃到日头偏西。洪再畴喊：“弟兄们，差不多了吧！朱营长还送给大家每人一盒烟！”
“是吗！营长不光请喝酒，还请抽烟！”
“营长，给我们什么好烟抽？”
朱理容又被洪再畴将了一军，他想报复一下，屏了气，圆眼一睁，有板有眼地说：
“抽烟，没问题。不过在座的有些是青年，青年不能抽烟，这是军队青年团的号召，我的烟不能给青年。”
大多数人都赞成，因为过了青年年龄的当然有烟；属于青年期的，多不抽烟。只有洪再畴不同意，因为他虽然是青年，有时偷着抽烟。朱理容叫老板拿烟来，抽烟的一人一包，只缺他的。
洪再畴左顾右盼，急得手足无所措，大家笑起来，一个排长说：
“今天洪营长想整人，反而整到自己头上了。”
洪再畴苦笑着，连哈大气，一个排长看他窘到无地自容，就为他解围，向朱理容说：
“给洪营长一包吗。”
“可以，但马上说四个字。”
“哪四个字？”
“我服输了。”
洪再畴无话可说，只好认输。
又是一阵笑声，笑声刚落，朱理容对老板说：“算帐吧！”
老板拿来算盘，三下五除二的啪啦几下，说：“三十四块二毛五，红军嘛，少收点，算个整数就行了。”
朱理容根本不知道有多少人入席，也不知道时价，老板箅多少就多少。他掏出腰包数钱，数来数去只有三十二块。他抬眼望望老板，说：“就这么多了！”
老板说：“这，这我要蚀本了。三十四块二毛五就够便宦的了。我还让你一着，不要零头了。”
朱理容两眼发红，嘴里喷着酒气，说：“我只有这么多钱，你看怎么办！”
“你们红军可不象白军，吃了不给钱，一拍屁股就走。”
“对呀，对呀。红军给钱，你收着就是了。”
朱理容说着，他的“吃客”都离席了。老板拉住他的衣袖，说：“钱不够哇，我是小本生意，亏不起……”
“不就是两块多钱吗？下次给你！”
“下次？下次还不知道能不能见着你，红军不能吃饭不给钱。”
“谁说红军吃饭不给钱？”朱理容大声嚷叫起来：“给了你这么多还嫌不够！”
“谁说红军不给钱？朱营长什么时候不给钱了？”
“你赚得还不够哇？你赚红军的钱，还没找你算帐呢！”
“对，”“吃客”附和，“把钱收回来！”
他们满以为这样一吵嚷，老板就不吭声了，谁知道瘦瘦的老板不吃这一套，他以前在锦江下游见过红军；他知道红军是很有纪律的。
“营长，你们红军的规矩我懂。借东西要还，买卖公平，更不要说喝酒了。要不，见见你们上司去！”
“找我们上司去？我看你那样子就是不法的资本家，做买卖的土豪！”
老板急了：“我是资本家？我是土豪？你打听打听，我这个‘闻香来’酒馆历来买卖公平！要是这样，只好找你们上司了！”
“哎，这位不法资本家要敲诈我们，大家说怎么办？”
“没收他的东西！”
朱理容酒意正浓，又有人怂恿，牛劲上来了，大声说：
“叫营没收小组来，把他货架上我们能用的东西没收了。”
一个兵指着另一桌的酒客叫道：
“营长，他就是没收小组副组长。”朱理容一看上正是营部副官。
他立即到朱理容面前，朱理容命令他行动。
副官知道政治部有过规定，军队集中行动，营级授权没收地主财产，要经过团没收委员会的批准。这时全忘了，就以没收委员会第一小组的名义，指使人们搬运货物，
老板和他的伙计“寡不敌众”，小伙计急得坐在地上，号啕大哭起来。
这时，郭楚松和黎苏开完会从这里路过，听到酒店里面吵吵嚷嚷乱做一团，一问才知是朱理容他们在这里喝酒。还没进去，小伙计垂头丧气地说：“红军要没收我们的东西啦！”
郭楚松对黎苏说：“你问他是怎么回事。”黎苏很快出来，皱着眉头向郭楚松交谈几句，郭立即大步走进了酒馆。
朱理容和没收小组的人正在紧张地搬东西，忽然有人说：“营长，司令来了。”
朱理容这才看见满脸怒气的郭楚松已经站在他面前。
“司令……”
郭楚松没有理他，非常严肃地向他的部下下口令：
“立正！向后转——开步——走！”
郭楚松的口令，有一种魅力。口令在他口里喊出来，有一种推动力和号召力，个个都听口令行动。
这一伙军人走出了酒馆，又被郭楚松一个“立定”的口令，定在了大街上。
黎苏把事情的原委告诉了郭楚松，郭楚松问：“欠老板的钱还了没有？”
“还没有。我身上没有钱。”
郭楚松摸摸衣袋，只摸出一块银元，到门口向着还在立正的酒徒说：
“你们都喝了酒，现在还差一块二毛五，能不能凑一下？”
“我们都给了酒钱。”
“给了酒钱为什么不走，还在这里起哄！”
营部副官开口了：
“我还有八毛，”他向前几步，从衣袋里掏出交给郭楚松。“还差四毛五呢？”
又一个人出来，说他有几毛钱，他把衣袋一掏，数了四毛五分钱，前进几步，双手交给郭楚松。
郭楚松喊了声解散的口令，叫他们走了。他又回到店里，把钱递给老板说：“你收下钱，数数。”
老板高兴地接过钱，连声说：“不用数！不用数！”
又连续表示感谢，说：“红军到底是不一样。”
回到宿营地，朱理容有点害怕了。他知道部队的纪律是严明的。郭楚松、杜崇惠他们是会追究的。他惴惴不安地等到熄灯，依旧没有消息。他想好了许多辩解的言辞，等待着他被叫去。
洪再畴又来找他，刚才发生那一幕时，洪再畴已经走了。他是听别人说了之后才来的。
“老朱，跟小老板捣什么乱呀？”
“他妈的，奸商奸商，无商不奸，那小子告我的恶状。”
“你还怕他告状，你和郭司令的关系又不是一般关系。”
“那也不行，他能容许我犯纪律？”
“我看没那么严重……顶多批几句……”
两人说着，抽起烟来。这回，却是洪再畴请客。
第二天一早，集合号音把直属队和第一团集合到村边的场里。朱理容看见郭楚松、杜崇惠一脸严肃地站在队前，自知事情不妙。
果然，团长向郭楚松报告以后，郭楚松说：“请杜政委宣布纵队的决定。”
杜祟惠清清嗓子，拉长音说了声：“同志们——”
队伍刷的一下立正了，他本应该请队伍稍息的，可他没有，手里拿张纸，念道：
“为严肃军纪，给违犯政策纪律的一团一营营长朱理容以停职处分。从即日起，到炊事班去挑一星期行军锅！由班长朱福德指挥。”
杜祟惠把领导上作这个决定的道理解释一下，主要是说现在共产党的革命任务是处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是消灭封建剥削，而不是消灭资本主义剥削。况且那个酒店老板，只请两个帮工，自己也参加劳动说他是资本家就是错误的，何况没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