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张宏良在《当今中国的政治乱伦-》中提到：“所有这些都表明，中国已经弱到了极处，弱到了不仅西方列强敢于对中国为所欲为，甚至连亚洲诸弱也敢于对中国举刀宰割的地步。”这个结论是符合于当前的实际的。可是，张宏良随后说：“当今中国对外软弱到这个程度，虽然有着种种复杂的历史和现实因素，但是其中最根本的因素，就是政治乱伦。”那么，什么是政治乱伦呢？张宏良分析了刘小波、方舟子、赵东民事件。他说：“虽然表面看上去互不相干，但是却共同反映了当今中国极度衰弱的根源——政治乱伦。如果仅仅只有刘小波案，表明这个国家具有社会主义意识，至少具有俄罗斯那样的国家主义意识，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敢随便欺负她；如果仅仅只有赵东民案，表明这个国家具有资本主义专制意识，也不会有人敢随便欺负她；如果仅仅只有方舟子案，表明这个国家具有了彻底的殖民地意识，除了宗主国之外，也不会有人随便欺负她。而现在却是这三个本来互不相容的案件居然发生在一起，这是世界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政治乱伦现象。”张宏良解释说：“ 中国之所以会落入政治乱伦的历史陷阱，一方面与指导思想上的“猫论”有关，另一方面与党政分开和恶法治世有关。就指导思想而言，奉行“猫论”哲学的结果，必然是没有任何政治禁忌，不讲任何政治伦理，把伤天害理当作是解放思想，很容易误入歧途。就体制而言，党政分开和恶法治世完全捆住了执政党的手脚，丧失了纠错机制和纠错能力。当初邓小平提出党政分开，旨在把从与群众利益冲突的矛盾第一线解脱出来，避免形成“要钱的是，要粮的是***”（邓语），让政府站在矛盾第一线，站在政府后面，充当政府与群众之间的仲裁者。客观地说，邓小平的这个设想是执政党的最佳历史选择。但是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中国官僚集团和美国操纵的改革教，把邓小平的党政分开进行了完全相反的设计，他们把所有权力和资源统统集中在政府手里，通过私有化和殖民化，把疯狂掠夺老百姓的财富，分给国内各级官员和送往美欧等西方国家，而把期间产生的所有罪恶统统扣在头上，把“他妈的***”变成了老百姓的口头禅。当***发现问题试图纠错时，又遇到了所谓法治的束缚，被恶法治世捆住了手脚。”
李文采一问张宏良：所谓“猫论”，就是“不问姓资姓社”，实际是背离社会主义，走资本主义道路，大搞修正主义。邓小平的“猫论”的这个真实面目，你看清楚了么？另外，中国如果走资本主义道路，究竟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你明白了么？从你的“刘小波、方舟子、赵东民三个案件，就反映了当今中国的政治乱伦已经达到了登峰造极的混乱程度”可以看出，你是糊涂得很啊！殊不知，早在四十多年前，毛主席对此早有预言：
一九六二年一月三十日，毛主席《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还指出：“在我们国家，如果不充分发扬人民民主和党内民主，不充分实行无产阶级的民主制，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无产阶级的集中制。没有高度的民主，不可能有高度的集中，而没有高度的集中，就不可能建立社会主义经济。我们的国家，如果不建立社会主义经济，那会是一种什么状况呢？就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国家，变成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国家，无产阶级专政就会转化为资产阶级专政，而且会是反动的、法西斯式的专政。”三年后，也就是1965年，毛主席又说：“我们这样的条件搞资本主义，只能做别人的附庸。帝国主义在能源、资金等许多方面都有优势。美国对日本和欧洲资本主义国家还既合作又排挤，怎么可能让落后的中国独立发展，后来居上？过去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今天还是走不通。”(《前奏》，第16页)
总结上面的两段话，就是：中国如果搞资本主义，对外必然是附庸资本主义，对内必然是法西斯专制主义。我们只有把这两点结合起来，才完整。只讲其中的一个，就片面了。问题是事情远没有到此为止，我们还需要深入分析这两点产生的原因以及两点之间的关系，从而进一步看清问题的本质。
关于出现法西斯专制主义的问题，在毛泽东主席的那次讲话中，实际上已经做了交代：“不充分发扬人民民主和党内民主，不充分实行无产阶级的民主制”、“变成修正主义的国家，变成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国家”。至于如何做到充分发扬人民民主和党内民主，充分实行无产阶级的民主制，毛泽东主席这里没有说。而问题也就出在这里。由于历史的局限性，在毛主席时代，社会主义公有制建立起来了，但是，符合社会主义原则的宪政民主体制却没有建立起来。相反，我们实行了一套违背社会主义民主原则的党国官僚主义体制，成了党国官僚专制主义。我们最后之所以走上修正主义道路，就是这个原因。结果，就是现在这样：修正主义掌权，成了法西斯专制主义；法西斯专制主义与资本主义相勾结，生成了官僚资本主义；法西斯专制主义与帝国主义相勾结，生出了官僚买办资本主义。法西斯主义（也就是官僚专制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官僚买办资本主义联合起来，成为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新三座大山。我说的中国通过三十年的资本主义改革，致使中国的社会制度一下子倒退了至少一百年，就是对这种严酷现实的高度概括。
现在，我们返回头来再来看张宏良提到的三个事件：***是西化派的代表之一。***被捕，分明是党国官僚专制主义对于民主资产阶级右派的镇压；赵东民是社会主义的革命战士。赵东民被捕，不过是法西斯专制对于社会主义左派的镇压；方舟子是汉奸卖国势力的代表之一。方舟子的猖狂，反映的正是修正主义路线主导下的中国统治阶级在外交上的卑躬屈膝。你现在再看这三件事，还糊涂么？还混乱么？
二、李文采再问张宏良：诚如你所说，邓小平是提出过党政分开的政治体制改革的设想。但是，具体实践中，贯彻实施了么？中国果真是通过党政分开“把所有权力和资源统统集中在政府手里”，使得***变成了一个空架子了么？中国的官僚集团究竟是哪些人？中国的改革教究竟是受美国的操纵还是另有指示？三十多年来，难道不是中国的执政党了么？三十多年的资本主义改革，难道不是在的修正主义路线指引下一步一步地走过来的么？怎么到张大教授的嘴里，***不是元凶，反倒变成了可怜巴巴的无辜受害者了？
三、李文采三问张宏良：什么时候发现发现问题试图纠错了？证据呢？难道你不见：邓小平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这面黑旗还举着、混淆工人阶级属性的“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依旧高唱着、模糊阶级界限的“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继续学习着么？退一步讲，倘若真正想纠错，又岂能被法治捆住？难道张教授忘记了：当违背宪法“抓大放小”、搞股份制改革，瓜分国有资产的时候，没有被法治捆住；当违背宪法，侵害工人阶级的权益，大“砸三铁”的时候，也没有被法治捆住；当通过医改、教改、房改，让广大劳动人民看不起病、念不起书、住不起房的时候，还没有被法治捆住。何以到了今天想要纠错的时候，竟然变得如此乖巧，居然想起依法治国了？何以到了想要行善的时候，竟然变得如此弱势，居然被法治捆住了？你张大教授忽悠谁啊？！
四、张宏良：“法治本来是一件好事，可是来到中国却变成了恶法治世。大家看一下现实生活就会发现，所谓法治，已经成为贪官污吏、买办汉奸、不法奸商、黑心学者、流氓恶霸等所有邪恶势力叫喊最响亮的口号，因为这个口号对上可以阻挡的干预，对下可以镇压老百姓的反抗。为了彻底捆住的手脚，他们提出了‘法比天大’这个丧尽天良的口号。”
李文采四问张宏良：中国实行的分明是党国官僚体制。中国什么时候依法治国了？既然如此，中国的病因，就绝非张宏良所说的“恶法治世”问题，而是修正主义路线和罪恶的党国官僚体制问题。可是，张宏良偏偏把矛头对准“法比天大”这个口号，还污蔑其为丧尽天良，这分明是张宏良转移人们的斗争视线，为***的修正主义路线和罪恶的党国官僚体制开脱，充当了“***的修正主义路线何党国官僚体制”的可耻帮凶！对此，张大教授又该做如何解释？请问你张大教授的立场究竟安在？！
五、张宏良：“古往今来，古今中外，从来都是民比天大，道比天大，情比天大，包括封建王朝都承认以民为本，历史上还没有任何一个集团敢于提出‘法比天大’这种悖逆天理人心的口号。”
李文采五问张宏良：法是统治阶级的法，天是统治阶级的天。众所周知，阶级性是法律的本质特点。人类自从进入私有制社会以来，在资本主义社会之前，古今中外，从来都是以官为本，从来官就是天，从来官比民大，哪里存在什么以民为本？所谓的“封建王朝都承认以民为本”，不过是封建统治阶级骗人的把戏罢了。人类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以后，变成了以资为本。在这个社会制度里，钱就是一切。人类只有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实行了宪政民主体制，人民才真正当家做主，以人为本才变成了真真切切的现实。在这个时候，人民起来制定了维护人民共同利益的法律，作为全社会的共同遵从。民本是社会主义法律的本质，为民是社会主义法律的目的。在这样的条件下，社会主义的法律就是天，法比天大，确实如此。如此看来，在宪政社会主义制度下，法比天大不仅不是悖逆天理人心，而是必须。这些马列毛主义的基本知识，张大教授是真不知道还是装不知道？
六、张宏良：“法是什么？法是强制推行道德伦理和强制维护社会秩序的工具，推行好的道德伦理和好的社会秩序，就是良法，否则就是恶法。”
李文采六问张宏良：法律是社会上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规范。法属于上层建筑范畴，决定于经济基础，并为经济基础服务。法的目的在于维护有利于统治阶级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法律体现统治阶级的意志，是阶级专政的工具之一。世界上，只有私有制下剥削阶级的法律和公有制下无产阶级的法律，哪里存在抽象的超越阶级的仅存伦理性质的良法和恶法？！
七、张宏良：“故意抽掉法律的伦理性质而宣扬‘法比天大’，实际上就是要推行恶法治世。在当今中国，宣扬‘法比天大’的直接政治目的，就是要限制的纠错能力，让没有能力纠错，人民群众没有权力纠错，从而使各种罪恶势力能够畅通无阻。”张宏良指出：“在所谓‘法比天大’伦理尽丧的情况下，无论是党中央还是老百姓，都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汉奸势力甚嚣尘上而无能为力。”
李文采七问张宏良：莫非今天的不是统治阶级的政党了？莫非今天的法律不是领导制定的了？莫非今天的法律不是为了的统治服务的了？今天中国之乱象，究竟是法治还是党治的结果？你张宏良搞清楚了么？你张宏良混淆法律的阶级性，大肆宣扬法律的伦理性，竟然把处于统治阶级地位的和被统治阶级地位的人民群众化为一体，你张宏良究竟是在为谁开脱罪名？！
至于张宏良说老百姓无能为力，因为他们是一盘散沙。而之所以如此，殊不知你张大教授的一贯地从中瞎搅和功不可没！好在现在人民已经开始觉悟，形势也正在发生变化。赵东民事件就是一个转折点。至于说党中央无能为力，那也要一分为二地看。在党国官僚体制下，继续走修正主义路线，其结果，对内必然是法西斯专制。他们强硬得很，绝不是什么无能为力；对外，必然是卑躬屈膝，沦为列强的附庸。照此路线继续发展下去，必然是党垮塌国解体。相反，如果纠正错误路线，朝着社会主义的方向，立足于现实，坚定不移地走宪政新民主主义的道路，党中央就一定不是无能为力的问题，而是大有可为！
八、张宏良：“国政治体制改革唯一的正确选择，就是实现由党官一体化向党群一体化转变，恢复的人民性质和政治基础，重新激发起人民大众的理想激情和奋发精神，由中国带领中国人民一起，迎接整个世界大众政治时代的到来。当今中国的事情仍然取决于中国***，而不是取决于其它任何政治力量。一个国家统治集团的政治品格，往往就是这个国家的政治品格。只要中国能够恢复纯洁的政治品格，坚持理想主义的政治操守，放弃猫论原则，决不为眼前利益违背政治伦理，中国就充满希望，中华民族就充满希望，中国人民就一定能够过上人人有房住、人人有学上、人人有工作、人人有保障、人人有（四大）自由的幸福生活。 所有这些，将取决于的历史选择。”
李文采八问张宏良：孙中山时期的国民党和蒋介石时期的国民党一样么？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和三十年前的以及现在的一样么？孙中山时期的国民党可以实现党群一体化，蒋介石时期的国民党还能自觉实现党群一体化么？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是党群一体化，毛泽东时期的也是党群一体化，那么现在的呢？还能够自觉实现党群一体化么？现在的的性质是什么？阶级组成又是什么？你究竟搞清楚了么？你张大教授自己白日做梦也就罢了，偏偏一次又一次跳出来，一次又一次地忽悠老百姓，贻误革命，你究竟居心何在？！还有，当今中国的事情究竟取决于中国还是亿万中国人民？究竟谁才应该是中国真正的主宰？你这个张大教授到底弄明白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