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文:人民公敌邓小平的末日

人民公敌邓小平的末日

1997年3月6日革命工人#896

2月19日,邓小平死了。现在美国政府和世界上其他头号帝国主义分子正将他吹捧为“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中国领导人”。然而全世界人民应当如何铭记他呢?
站在推动社会发展和实现人类解放的立场上看,邓小平是历史上最大的叛徒和头号罪人。

他曾参与在1949年解放了中国的毛主义革命,却又蜕变为毛和革命的敌人。
如今,美国统治阶级正充满感情地将邓树立为一个将中国从共产主义“拯救”出来的人。他确是个冒牌的共产党。在1989年,当人们在天安门广场示威反对他的政府时,他在幕后指使了那场杀害上百又或许上千学生和工人的血腥屠杀。


解放前的中国是一个备受战争破坏和蹂躏的国家。几亿农民生活在极度贫困之中。殖民列强瓜分、剥削中国以自肥。人们为求活命乃至卖儿卖女。在乡村,每一天都有人因饥饿而死去,更有千百万人因大规模的毒品交易而感染毒瘾,饱受折磨。

毛泽东领导的革命改变了这一切。外国帝国主义列强被驱逐,反动的国民党政府被推翻,权力掌握在无产阶级手中。25年多来,毛领导中国人民建立起一个全新的社会——一个人民群众自觉努力消除阶级社会和一切形式的压迫和不平等的社会主义社会。
毛自1966年至1976年逝世,领导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场“革命中的革命”动员起千百万农民和工人去改变并解放社会的每一个角落——从工厂和农场到学校和文化。
这场史无前例的革命矛头直指中国共产党内的希图在中国建立资本主义而非社会主义的领导人。这场革命,因由毛领导群众揭露并击败“走资派”,从而在十年间阻止了邓之流人物篡夺政权。在这十年激烈的阶级斗争中,千百万工人和农民投身到管理和变革社会的洪流中,并在此过程中改变自身。

但是,1976年毛的逝世使事态发展到了紧要关头。邓小平和其他走资派发动了反动政变,政变是针对党内毛的支持者的高层领导人,也就是包括江青和张春桥等的所谓“四人帮”。社会主义被颠覆,地球上四分之一的人退回到资本主义剥削的灾难道路上。
当此之时,许多人并未意识到这些事件的真正意义。当邓的党徒上台后,他们并不说“现在我们要逆转革命,现在我们要走回资本主义”,而是继续舞动红旗。起先,他们不敢指责毛,并自称“共产主义者”。不过这些叛徒是伪共产党,反对毛毕生为之奋斗的一切。

邓vs毛
事实上,邓小平长期以来就是毛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敌人。

在1966年文革之初,刘少奇便是中央政府领导中被定性为“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中的一个,邓小平在此时与刘及其思想紧密勾结。
1967年,由毛解放出来的红卫兵走上街头举行抗议示威,召开反对主张资本主义的党内领导人的斗争大会。刘被定位“中国头号走资派”,而邓被称为“二号走资派”。
邓被解除职务,受到软禁。1968年党的中央委员会宣布刘少奇为“叛徒、内奸和工贼”,并开除出党。在此次中央委员会上,邓小平作为走资派亦被揭发出来,被剥夺党政职务,但允许保留党籍。1969年,邓被遣往江西农村,在那里生活了三年,其间从事体力劳动。
与此同时,文化大革命继续发展、铺开,全中国内的千百万人加入到群众辩论和斗争中。在党内,毛和他的革命支持者们与修正主义走资派之间已是剑拔弩张。1972年,军队领导人和党的副主席林彪作为修正主义司令部的头子败露,折戟沉沙。此时,另一个反对毛的中心正在党内发展起来,它不断得到周恩来总理的支持。
周成为毛的幕后反对者,在1973年促成邓小平返京恢复党内工作并当上副总理。这使邓得以一个新的机会来组织起并加强党内的反毛集团病推行资本主义经济方针。
到1975年,邓纠集其他修正主义分子公开鼓吹一项明显反对毛和文革的全面计划。他们要求以利润挂帅和内行领导为基础的经济现代化。他们想要扩展对外贸易甚至多种外国投资的形式。他们希望与西方帝国主义列强全面结盟。并且,他们要求结束文革——声称政治斗争将“破坏”和削弱国民经济和国防。
毛并不反对现代化,他反对的是邓的那种“白猫黑猫能抓耗子就是好猫”的论调——这是公然叫嚣实行资本主义的方针。

文化大革命发动起群众运动以增加生产,提高工人和农民的技术水平,促进生产关系的革命化。这一过程导致了截然不同的经济形式——打破薪金差别和脑体劳动的鸿沟,工人投身管理,管理者参加劳动,工业延伸至农村。这固然不可避免地带来一些混乱和问题。但毛指出革命的胜利不能按短期的经济上的效果来衡量。重要的是群众正逐渐主宰经济并建立起一个新社会,而这为实现自力更生的和平衡发展的社会主义的——而非资本主义的——经济增长提供了基础。

1975年毛发起了一场“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反击修正主义”的运动,警告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他说,“如果林彪一类人物上台,复辟资本主义制度就会很容易。”很明显,他说的正是邓小平一类人物。
此后不久,邓向毛发动了大举进攻。他在全国范围内的主要工业和经济部门组织起了一系列会议,在这些部门里,革命派被降职,资本主义路线得以推行。他还指使炮制出三篇党的文件,旨在将中国经济引入全然不同的路程。这三篇文件,也就是后来人们熟知的“三株大毒草”,公然鼓噪资本主义发展:从国外引资提高技术、在工农业中引入物质刺激、再次加强高度集中管理以及用严格的制度和规章强化对工人的管理。文件中有一篇关于科学的,鼓吹依赖专业和专家。这是直接对抗文革期间实行的革命创新,像派学生到农村去和农民一起生活工作以及旨在加强科学实验同群众斗争和生活联系的“调查研究”。

1976年1月,周恩来去世,毛发动了批判修正主义的全面战役。邓在经济、教育、科学实验、技术、文化以及对外关系方面的观点遭到彻底分析。千百万人就邓的“三株大毒草”中的思想进行争论。工人农民撰写文章批判资本主义道路。
4月间,修正主义分子在天安门广场纠集起十万多人纪念周恩来,而实际用意正是针对毛和他的革命派支持者“四人帮”。为此,邓被剥夺党政职务,同时,毛发起了全国范围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
正当走资派阴谋夺权之际,毛披荆斩棘——开展群众运动,使群众能够掌握资本主义道路和社会主义道路之间的区别。他力挽狂澜,继续发动群众以组织一场实际上的资本主义复辟。然而天不假年。

9月9日,毛溘然长逝,走资派抓住这一时机作为全面夺权的信号。邓扮演幕后实权角色,尽管暴露得尚不充分;而华国锋则走上前台,成为“毛的接班人”。
1976年10月6日,修正主义分子发动军事政变,逮捕了“四人帮”。就在这一天,毛的时代和无产阶级专政在中国终结了。
从资产阶级民主派到走资派

1949年毛领导中国人民夺取政权的时候,中国的未来面临着两条道路。在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之后,中国革命为建立社会主义奠定了基础。然而中国从帝国主义主宰下解放出来亦为资本主义打开了大门。
当此历史条件下,邓小平代表了某种第三世界革命的社会现象,也就是毛所说的“资产阶级民主派转变为走资派”。

毛说道,“在民主革命胜利后,工人和贫下中农不想就此止步不前,他们想要革命。另一方面,一部分党员却不愿继续前进,更有些人倒退到反对革命。为何?因为他们当了大官,要保护既得利益。”

这里毛谈论的是那些在某个时期参加了革命但思想意识没有随着革命的深入发展而前进的那些人。并不是说这些人从一开始就是坏的,也不是说他们中某些人没有对革命作出重要贡献,而是说他们中许多人被“卡”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上——止步于驱逐帝国主义、推翻国内反动派,特别是封建地主阶级。

一旦社会主义统治确立,这些老干部有不少就拒绝继续深入革命。他们看不到革命是消灭一切压迫的历史进程的一部分。他们看不到社会主义是朝着消除阶级和阶级社会的共产主义世界的过渡。对他们而言,革命的目标无非是建立一个独立的、现代化的国家政权。因此,在中国应走社会主义抑或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上,这些资产阶级民主派成了走资派。

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

邓小平之流的兴起以及共产党内新的资产阶级的出现,反映出社会主义的矛盾性质。

美革共主席鲍勃·阿瓦基安指出:“旧的政权被推翻了,而在摧毁旧世界的同时如何建立新世界,换言之,如何真正实行经济建设并在经济建设中保持社会主义道路、发展新型经济和社会关系和意识、文化(等等)以为之服务。该问题在中国尤显尖锐,因其经济的落后、帝国主义统治的影响再加上封建迟滞以及通过民主革命阶段后、在此阶段胜利的基础上继续走上社会主义革命的必需性。”

在社会主义中国,脑体劳动之间、城乡之间以及工农之间的矛盾颇为尖锐。且在社会主义经济中仍使用货币,仍存在薪金差别以及其它需要去除的经济关系。所有这些不平等和差异性成为新资产阶级出现的物质基础。毛明白这些差异不可能一夜消除,只能持续加以限制并逐步克服。然而邓小平之流的走资派妄图保留并扩大这些差异。

在文化革命中,毛发展了一个摆在人民群众和世界革命面前的涉及世界历史性难题的基本方法,这个难题就是:无产阶级一旦夺取政权,如何进一步革命以及如何应对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不平等。

举例来说,毛认识到只要还有人主要从事行政和脑力劳动并且与体力劳动相对立,这些人中就会有一种要求特权、追求名利的倾向。

为解决这一问题,毛创造出了能够结合脑体劳动的创新。比如,在文化革命中,那些主要从事脑力劳动的人被派去和工农一起参加体力劳动,并鼓励群众越来越多地参与脑力和行政工作。

鲍勃·阿瓦基安解释道,“当时确有必要去依赖知识分子和受过专门训练的‘专家’,甚至也需要具有管理经验的人——所有这些人都是在旧社会并按照旧社会的意识和方法接受的训练,他们乐于劳动人民所没有的许多特权……毛认识到有必要团结和使用广大知识分子,但坚持他们必须改造思想,而且必须同群众一起参加生产劳动和政治斗争。”

党内资产阶级

邓小平之流的兴起也反映出毛时代之前未能理解的东西,那就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一个新资产阶级正是在共产党内部兴起并聚拢。

毛第一个认识到社会主义条件下敌对阶级的存在,而且社会主义时代或会被尖锐的阶级斗争和决定哪个阶级掌握国家政权的较量所中断。而毛的理论探索之一就是认识到社会主义社会仍存在的不平等将导致新的特权势力和新资产阶级的兴起,而其核心就在党内。

何以如此?因为群众需要一个革命的先锋党来领导变革社会的阶级斗争。而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这个党引领社会政治制度和经济发展的方向。然而正因如此,那些身居高位并推行资本主义的领导者势必要从大局上按照资本主义方向重构经济和社会制度。

毛发动文化革命正是要通过动员广大群众揭露、批判、打到党内走资派来解决这一问题。

有人或许会问,为何毛没有把那些邓小平之流干掉?毛知道这并不能解决问题。他明白如果群众未能学会明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道路,你就是得偿所愿地除掉了所有的修正主义分子,新的修正主义者仍会取而代之,而一切照旧。

毛说过文革的任务是打到走资派,而目标是解决世界观问题和根除修正主义。

文革中的群众运动和群众性大辩论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们使得群众能够在紧要关头,特别是在需要变革和掌握社会一切方面时,抓住关键问题。群众须明白他们是整个革命进程中的原动力,包括监督党和防止资本主义复辟。通过这样的政治斗争和变革,千百万群众从而能够更自觉地、更好地管理社会。


帝国主义者试图说明在中国邓的兴起表明了资本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共产主义的死亡”。然而只需问一下今日中国的人民群众,那些正在遭受不断增加的痛苦、不平等和压迫的民众,问问他们关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噩梦。

1989年天安门大屠杀之后,革命国际主义运动委员会发布了一个生命,其中关于邓在历史上扮演的背叛角色,声明说:
“共产党内修正主义者和走资派,以两次被毛本人打倒的叛徒邓小平为首,以及与其同为一丘之貉的华国锋、胡耀邦和赵紫阳,篡夺了中国的国家政权。他们着手摧毁社会主义经济和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并建立利润挂帅的私人所有制体系。他们的座右铭是‘致富光荣’:他们的最高目标是追逐私利。他们实行了迅疾的全面的资本主义复辟,并令经济屈服于帝国主义特别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帝国主义的金融资本及其市场体系……所有群众反对的社会非正义——失业人数的激增、物价飞涨、缺少住房以及邓氏政府的大规模贪腐——便是资本主义在中国复辟的必然结果。而在统治阶级罪恶的屠宰场里,唯有帝国主义体系降临在全世界人民头上的恐怖、暴力和苦难的蔓延。”

帝国主义者大声鼓噪地吹捧邓,是因为他将中国带回到自由市场资本主义世界。但是全世界人民必须为邓小平一生及其在历史上的叛徒角色作出另外的结论。我们这样做的最好办法便是高举毛的鲜艳红旗,为实现全世界人民群众摆脱资本主义体系并继续去建立起一个全新世界的那天而不屈不挠地前进。

原文链接:http://revcom.us/a/firstvol/890-899/896/deng.htm

说明:译此旧文,一因毛诞日将至,权作将敌酋首级献上,以告慰人民领袖;二因论坛近来关于文革“失败”及其“失败原因”的“探讨”甚嚣尘上,心自愤懑,惜力有不逮。文中部分段落翻译得未必准确,尤其引用毛主席的话,直接引语部分,没有找到原文,也不知出处。

是“文革四杰”不是“四人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