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有之乡里面有一篇没有被编辑推荐、被置顶的文章引起了我的关注。虽然此篇文章被浏览数量很少，但是我认为作者本篇文章的质量是相当出色的，因为作者分析出所谓的左派其行为实质和蒋委员长如出一辙。故转帖至此以便网友们参考。
安内新篇：是保“钓”还是保“牌”？
作者 苏 杜
日期 2010-10-30
（本文大意：先保“牌子”，重于保“岛子”，是错误的。“攘外必先安内，不安内无以攘外”，现在也不能说对。人权不能压倒主权，政权也不能压倒主权。保住“岛子”，才能保住“牌子”。）
日本政府“行使行政权”在钓鱼岛海域扣留中国渔船渔民，日本首相反复宣称日本对钓鱼岛拥有主权，日本人民连续游行支持政府，并围攻中国驻日使馆，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大力声援，称“钓鱼岛适用日美安保条约”之际，中国大陆几座中小城市举行了有几十人或几百人参加的反日游行。政治嗅觉极强的左派同志“不得不看到，由于长期以来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宣教的弱化，这种朴素的爱国主义并没有和科学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相结合起来，具有很大的盲目性和很强的小资性。而小资的狂热性、幼稚性、动摇性很容易被帝国主义者所豢养的第五纵队所利用，从而把正确的爱国主义运动导向错误的道路上。”左派同志针对这种“异常苗头”，十分严肃地提出，“我们现在最大的敌人是沉船派和西化派的汉奸联合体”，在面对民族危亡的情况下，要“先击退沉船派西化派汉奸们的猖狂进攻”，“把共产党这块牌子先保住”。
简单地说来，也就是，保“牌子”重于保“岛子”，不先保住“牌子”，无以保住“岛子”。用老话说呢，就是攘外必先安内，不安内无以攘外。
请勿异常愤怒。尽管先前是国民党，现在是共产党，事是一样的，攘外必先安内，稳定压倒一切，主权也难以幸免。尽管现在“最大的敌人是沉船派和西化派的汉奸联合体”，那时最大的敌人是共匪、赤化分子，安内的具体对象跨越了时代，但是，两个执政党、两个政府攘外必先安内的理念与做法是一致的。
怎么能将反动的国府与革命的共府相提并论呢！？不错，国民党、共产党，国府与现府，是不能相提并论的。国民党是反动派，共产党是革命派，不，共产党已经告别了革命，专事改革了，应当是改革派；国府是反动政府，现府依上理应顺称改革政府。不过，有一点却并没有这样与时俱进，那就是领土与主权。我们不是一个劲儿地宣称“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固有领土”吗？“自古以来”这条最强有力的理由就从根本上肯定了“自古以来”所有政府对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以及所有有争议的中国领土的管辖事实，不管“自古以来”的政府是封建还是反动，是专制还是共和。封建或反动，专制或共和，不是“面对民族危亡情况”下的讨论标准。人权不能压倒主权，政权也不能压倒主权。这是“自古以来”的成规，否则，别的事还不打紧，“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固有领土”这一条就难以存在，某部发言人越发找不到词了。
可是，“小资性质的民族主义运动”中出现了 “推进多党合作”，难道这不是“异常苗头”吗？我说，这要谁来看。在左派同志看来，“推进多党合作”就是“异常苗头”了，但在执政的共产党看来，大概就不是。 “推进多党合作”，不正是这个党反复强调的执政理念与基本政策之一吗？左派同志既强调要先保共产党这块牌子，又反对它的“推进多党合作”政策，这真是有点左得有点不明不白。
那么，“英九哥，大陆人民欢迎你！”呢，这可够反动的。我说，这要怎么看。如果是“面对民族危亡”，如果是说保我钓鱼岛，如果是出现在反日游行中，那么，我以为，虽然它有点宽漫，但也没有大碍。左派同志可能也知道，“在国家利益受到威胁、民族尊严受到挑衅之时”，“英九哥”曾是“一个有动于衷的中国人”。1971年，马英九在大学时期积极投身保钓运动。当年台湾爆发保钓运动，台大学生串联游行，行经美日大使馆示威，大三的马英九义愤填膺，走在队伍最前头，“要为人民争雄风”。马英九更曾经参与一场在松山机场包围日本特使车队的大规模抗议。当时的马英九高举标语与持枪的宪兵对峙，一无所惧，曾有“钓鱼岛青年”之美誉。在抗日保“钓”这一点上，恐怕大陆上和马英九一样的50后，以后的60后、70后、80后，甭管是富二代、官二代还是红二代，恐怕还没有几个人可以与之争锋。即使热血总是异常沸腾的左派同志、左派领袖，大概最多也就是在乌有之乡上发表几篇激昂慷慨的贴子，斤两更难悉称。
这是只说抗日保“钓”这一点，如果再扩展开去，那就不是“大陆人民欢迎”他了，怕是“大陆领导俯就”他了。马英九买了或者说要了那么多美国“爱国者”导弹及反导系统装备，挡住大陆各省领导纷纷前赴台湾“洽谈商务”了吗？不是连“一个都没有吧”，如果再扯远一点，来到南海群岛，你大概还会发现，在中国人实际控制的几个海岛中，只有一个岛礁是军事控制的。而实施军事控制的，恰恰又是台湾当局，大陆日益强大的海陆空军，还暂时不见影子。毛时代西沙之战除了成为江青争夺军权的罪证之外，大概是一点硝烟味也闻不到了。
既然是“在国家利益受到威胁、民族尊严受到挑衅之时”，多一个党合作，多一个政治人物的中国人出力，又有什么不可以呢？难道只有左派同志才有资格保“钓”，像“多党合作”“反腐败”非得从左派同志嘴里说出来才行，“小资”说出来就是“指向中央与政府”吗？再说，左派同志正忙于保“牌子”，揪心于“左派还不具备掌控工人阶级能量的能力，也就谈不上具备主导和领导小资运动的能力”，着急于“中国人民因为多年来意识形态领域的混乱”，“理论上的无所适从”，还不如伊朗的“信教群众”，不得不“在反日游行刚刚爆发的时候”，就“和一些同志讨论”如何“掌控中国工人运动的主导权”，既要“参与进去”，又要“冷静观察”，还要“了解参与游行的学生之心态特征，了解甚至是学习右派们发动街头运动的伎俩，提高自身能力”，党国大事集于左派同志一肩，还只能是集于少数领袖性的左派同志一肩（因为“当前的大多数左派严重脱离工人”，“得不到人民的拥护和保护，就只能眼睁睁的看着敌人呈凶狂，就只能是死路一条，顶多能演出英勇就义的悲剧”），我斗胆问一句，你忙得过来吗？
其实，像钓鱼岛变“尖阁群岛”，海参卫成为“征服东方”的Владивосток，大都与“自古以来”就有的、形形色色的“保牌”相关。海参卫“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在清康熙年间清朝和沙俄签订的《尼布楚条约》中还明确订明海参崴属清朝。到了鸦片战争后的1856年，清政府和沙俄签订不平等的《瑷珲条约》还规定包括海参崴的乌苏里江以东地区为“中俄共管”，用现在的话来说，就叫做“搁置争议，共同开发”。但是为了保住“龙牌”，一份《中俄北京条约》就将包括海参崴，包括库页岛，乌苏里江以东约40万平方公里的中国土地割出去了。141年后的 2001年7月16日 ，一纸《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某人就代表中国，正式以官方文件，确认海参崴及邻近远东地区不再为中国的领土，永远成为Владивосток了。海参崴这个“留给后人解决”的问题，“后人”就这样“解决”了。我看，有“搁置主权，共同开放”这个国策在，钓鱼岛这个“留给后人解决”的问题，“后人”大约也会如法炮制的。日本历来的首相之所以如菅直人一样“强硬”，其硬劲也盖出于此。
左派同志这种先保“牌子”，不保“牌子”无以保“岛子”，攘外必先安内的赤诚之心，真是天下共鉴。不过，我以为，要保住“牌子”，先得保住“岛子”。没有“岛子”，往哪儿树“牌子”呀？树在Владивосток上，还是树在“尖阁群岛”上？
左派保“牌”，无可厚非。但正如君子取财有道，左派左倾亦应有度。不必说三百六十度多一度，就会原地打转，再多下去，就会转得不知东西南北，终于失了方向与立场，一头撞向不知哪个墙角，打个滚，不动了；即使是九十度多一度，也会歪向另一面。毛泽东思想这面旗子是可敬可爱的，但真要举起它来，也不是易事。看革命战斗故事片，常看到革命先烈一手举住红旗，一手握住钢枪，身上也穿满了弹孔。要想做个自个儿毫发无损、面面光的革命党，那恐怕是不现实的，无论想多少妙招，“了解”多少京城传闻，也撑不了多久。毛泽东当年携来百侣游，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王侯，浪遏飞舟；鲁迅年少学医以求国人维新，治文学美术以改变国人精神，都以为自己是一个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然而只有当他们进入了实际的斗争并不断解剖自己，与工农结合，脱胎换骨，而不是日日想办法“主导”他们，他们才成了真正的革命战士之领袖，思想文化之伟人。其实，这种事，大家都知道，不过做起来很难就是了。
[ 本帖最后由 地铁流 于 2010-11-8 10:24 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