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文章的作者显然持资产阶级立场,文中充斥着对革命造反派的污蔑,不过客观上也反映了一些难得的历史资料。那些被如今的官资左翼徒党们称为“文革稳健派”或“文革温和派”的反革命新贵在1975年“整顿”中打压革命造反派的丑恶行径,暴露了他们作为当时无产阶级专政下“已经变成或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的本质。
1975年年初,邓小平在毛泽东支持下,主持党中央和国务院的日常工作,根据广大干部群众的愿望和要求,顺应历史发展潮流,决定对全国各个行业进行整顿,纠正“文化大革命”的“左”倾错误。河南各级党组织和广大群众衷心拥护整顿方针,坚决贯彻毛泽东的“三项指示”扭转了被动局面,经济发展出现良好势头,社会政治局面安定,党的建设得到加强。
一
自“文化大小命”运动以来,在“左”倾思想、路线指导下,无政府主义泛滥,“打倒一切,全面内战”,形成全国范围内的大动乱,给党和人民的事业带来了巨人损失。由于林彪、江青一伙直接插手河南事务,使河南人民在"文革"中遭受的灾难更加深重。早在1967年夏,河南三方群众组织代表赴京汇报期间,江青一伙就压制不同观点,支持一派,打一,挑拨离间,在群众组织中划分"革命派"、保皇派"和“犯错误的造反派"等,对加剧河南群众组织间的矛盾起了极其的作用。江青还鼓动河南造反派"文攻武卫",使得武斗风行河南,许多老干部及知识分子惨遭殴打、批斗,党政机关、学枝、企事业单位被全面夺权。全省工作、生产、生活秩序被严重破坏,中原大地长期陷入混乱之中。1967年全省工农业总产值仅比上年增加3·3%,其中工业下降5·3%;1968年工农业总产值比上年下降6·9%,其中工业生产值下降6·3%,农业生产值下降7·5%。[1]
林彪反党集团被粉碎后,周恩来提出批判极“左”思潮,鼓励广大干部理直气壮地抓业务、抓生产,恢复生产、工作秩序,取得了一定成效。河南各级党组织根据中央的部署,开展"批林整风"运动,对一些搞极“左”的帮派分子进行批判、审查、下放,解放和恢复了一批老干部,使各项工作出现了转机。1971—1973年,河南工农业生产总值平均每年增长12·8%。[2]
随着“批林整风”运动的开展,毛泽东认为林彪反党集团形左实右,其本质是右的,他提出要批判林彪集团的"极右实质"。江青一伙又乘机发动"批林批孔"运动,攻击周恩来和大批老干部搞"复辟回潮",煽动停工停产停课,使刚刚趋于稳定的政治局势和有所好转的经济形势又遭到严重破坏,全国再度陷于大动乱之申。“批林批孔"运动对河南造成的危害较之其他地区更为严重。在批判林彪集团"极右实质"运动中,河南省军区第二政委、省委副书记王新被定为"林彪死党”(1980年中纪委为王新平反),河南各地掀起了"批林批王新"运动。从1973年8月,河南又开展了以反对"右倾翻案风"和"右倾复辟"为内容的"杀妖风"运动,一大批军队和地方干部被打成"右倾翻案风"的总后台、总指挥、总根子,即"三总式"人物。1974年1月,江青派其干将迟群、谢静宜到河南唐河县马振扶公社调查一名中学生非正常死亡问题。借题发挥,“上纲"为"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复辟回潮"的典型,河南各大中小学被迫"联系实际”,大批"教育回潮"。1月下旬,江青又派干将浩亮等人到河南郑县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人民公社送信和"批林批孔"“学习材料”,煽风点火,大乱中原。1月31日,中共河南省委在郑州召开有12万人参加的"批林批孔动员大会",宣读江青"指示信"。此后,“批林批孔"运动迅速在全省各地蔓延开来。在省直机关大批所谓"省直黑茶馆”,揪斗省直各单位领导干部。郑州市的帮派分子四处串联,冲击市委,煽动停工停产;冲击监狱,释放打、砸、抢分子。开封市的帮派分子闻风而动,成立"批林批孔联络总站"。平顶山市的帮派分子,纠集坏人,抢夺枪支弹药,修筑工事,挑动武斗,抢砸公安、军事机关,冲击武汉军区作战部大楼。各地帮派分子纷纷出动,大搞"二次夺权",一些因打、砸、抢或其他严重问题曾受到撤职、下放处分的帮派分子,又乘机大闹"平反"、“补台”,要求"纳新"、“提干”。到1974年上半年,全省突击入党18万人,突击提拔干部6·6万余人,一批帮派头头混进了各级领导班子和党的队伍里。许多单位的领导班子陷入瘫痪半瘫痪状态。全省政治动荡,社会治安混乱,经济被严重破坏。1974年农业生产没有完成计划,交通运输堵塞,企业亏损增加,财政吃紧,市场供应告急,粮食生产比上年减少4·6%,企业亏损面达37%以上。[3]
广大干部群众对江青一伙和帮派分子的倒行逆施以各种方式表示强烈不满,为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而忧虑。正是在这种严重形势下,毛泽东于1974年10月指出:"文化大革命已经八年。现在,以安定为好。全党全军要团结。“不久,毛泽东又指示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这对于扭转当时的动乱局面,具有重要作用。1975年1月,邓小平出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解放军总参谋长,在毛泽东支持下主持全国党、政、军日常工作,开始对全国各个方面的工作进行整顿。
河南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干部群众坚决拥护全国四届人大提出的"为实现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而奋斗"的伟大号召,坚决拥护邓小平关于整顿的思想,决心迅速行动起来,贯彻落实毛泽东的"三项指示",努力把河南的经济工作搞上去。
1975年1月上旬,河南省计划会议传达贯彻了全国计划会议精神,安排部署河南1975年国民经济发展计划,组织经济建设新高潮,制定有关经济政策。会议提出:以党的基本路线为纲,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坚持"鞍钢宪法",大搞群众运动,一定把生产搞上去。农业要"狠抓水、肥、土,打好农田水利基本建设这一仗";工业要"以钢为纲,大力发展原材料和燃料、动力工业,搞好交通运输"。1月下旬,省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传达学习毛泽东关于安定团结的指示、中共中央十届二中全会和四届人大会议精神。2月中旬召开河南省革命委员会第十次全体会议,会议要求"认真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坚决贯彻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各项指示,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增强全党团结,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租贫下中农,团结广大群众,深入开展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运动,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夺取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新胜利"。会议号召全省人民在党的十届二中全会和四届人大会议精神鼓舞下,团结战斗,扎实工作,努力完成和超额完成1975年和第四个五年计划,实现新跃进,夺取新胜利。此后,省委、省革委多次召开会议,研究部署工农业生产和整顿工作,各级领导干部深入基层检查指导工作,及时发现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总结推广先进经验,推动全省各项事业向前发展。
河南的整顿工作,从1975年春开始,到1976年年初被迫停止,经历了将近一年时间,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许多单位。由于各个行业、单位的具体情况和需要解决的问题不同,整顿的任务大小、时间长短、进程快慢以及方法步骤等也不相同,因而河南的整顿工作从全局看,没有明显的阶段性。从己经掌握的有限资料和情况来看,河南的整顿工作,从1975年3月起首先在铁路运输和煤炭行业的少数单位拉开序幕;1975年6月省委召开工业书记会议后,整顿工作在全省工交战线迅速展开;自1975年9月以后至1976年年初,整顿工作又进一步在农村开展,部分生产大队进行了整党。现从经济领域的整顿和政治领域的整顿两个方面,对河南的整顿工作作一简单概述。
二
河南的整顿工作,遵照邓小平的指示,首先从关系国民经济命
脉的铁路运输、煤炭工业、冶金工业开始,而后很快向轻工、科技、
农业等战线展开,取得了明显效果;
(一 )河南铁路运输系统的整顿
全国的整顿工作是以铁路运输的整顿为突破口的。1975年3月5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加强铁路工作的决定》,标志着铁路运输整顿的开始。郑州是全国铁路交通的枢纽,”文革”中一直处于混乱状态。如1974年1—10月,郑州铁路局平均每天欠装煤273车,发生重大事故68起,货物列车运行正点率只有57.9%,郑州铁路局已经到了非整顿不可的地步。但是由于“四人帮”及其在郑州铁路局的追随者的干扰破坏,使整顿工作困难重重,中央关于铁路整顿的决定得不到贯彻落实。从1975年4月开始,郑州铁路局的整顿工作在国务院、铁道部的直接领导下,河南省委的配合下,冲破阻力,经过整顿与反整顿、闹派性与反派性的反复较量,直到1975年8月,才终于取得整顿的成功”,斗争之尖锐、激烈、复杂,为全国铁路整顿所少见。”
在郑州铁路局整顿受阻的情况下,铁道部部长万里率领铁道部工作组赴河南贯彻中央关于整顿铁路运输生产的决定和邓小平的指示精神,要求郑州铁路局采取有力措施,迅速改变郑州铁路运输不畅的被动局面。但是,把持郑州铁路局主要领导权的帮派分子唐歧山(十届中央委员、河南省委常委、郑州市委书记、郑州铁路局党委书记)及其同伙,阳奉阴违,当面向万里表示一定要贯彻中央决定,把铁路运输搞上去。但万里一行离开河南后,他们却另搞一套,散布反对铁道部搞整顿的言论,把全局搞得一团糟。1975年5月,郑州铁路局没有完成运输任务,货物列车运行正点率仅为64.7%,重大行车事故不断发生。在此情况下,铁道部从兰州铁路局调苏华任郑州铁路局第二书记,加强领导力量。6月初,万里率工作组第二次赴河南。6月3日,万里在新乡宣布撤销帮派分子邢介江的新乡分局党委副书记、革委会副主任职务,任命被排挤的领导干部梁志杰任分局党委书记,革委会主任。这一决定受到广大铁路职工的拥护,打击了帮派势力,立即扭转了新乡分局的形势。6月10日,万里在郑州调整了郑州铁路局的领导班子,将原局党委第一记调出铁路系统,由苏华代理郑州铁路局党委第一书记,主党委工作,胡逸平主持局革委会工作。这些果断措施有力打击了唐歧山一伙的嚣张气焰,鼓舞了广大铁路职工投身运输生产的热情,使郑州铁路局的运输形势一度好转。
但是唐歧山一伙并不甘心失败,他们在省委个别领导人的纵容下,又开始新的反扑,顽固抵制中央的决定和铁道部的指示,攻击万里处理郑州铁路局的问题”挑起了派性”、”打新干部”、”破坏了安定团结”,甚至公然诬蔑中央9号文件(即《中共中央关于加强铁路工作的决定》)是”复辟纲领”,他们到处煽动”把运输生产拖下来就是胜利”。唐歧山还指使人整理”万里言论集”,多次向”四人帮”告万里、苏华等人的”黑状”。帮派分子的严重捣乱破坏,使郑州铁路局的整顿受到很大干扰,一部分单位仍处于混乱状态。1975年7月,郑州铁路局煤炭运输仍欠装一万多车。
党中央、国务院对郑州铁路局的形势十分关注,7月24日,党中央、国务院领导人李先念、华国锋、吴德及铁道部部长万里、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刘建勋等在北京亲自听取了苏华、唐歧山、胡逸平等人对郑州铁路局工作情况的汇报。李先念等中央领导人在听取汇报后,明确肯定铁道部对郑州铁路局领导班子间题的解决是正确的,强调当前要落实毛主席的”三项指示”和中央9号文件,把铁路运输搞上去。要用无产阶级党性克服资产阶级派性。对破坏铁路运输的人和事要坚决查办,过了杠的,一律专政、并决定由副总理纪登奎牵头,铁道部与河南省委一道,共同解决郑州铁路局的整顿问题。
1975年7月底,万里第三次赴河南,与河南省委共同研究解决郑州铁路局的问题。8月1日,纪登奎在解决了浙江省的问题后由杭州飞抵郑州,亲自参加郑州铁路局党委常委扩大会议,严厉批评了闹派性的人物,宣布成立由刘建勋、万里挂帅的工作组,共同负责郑州铁路局的整顿工作。工作组成立后,发动铁路职工深入揭发批判帮派分子破坏铁路运输的言行,撤了一批坏头头的职务,调整和强了郑州、洛阳、新乡、信阳分局的领导班子。遵照邓小平关于”凡是帮派头子,有一个调开一个,再出一个再调开,一天调一个,一年调三百六十五个”的指示,将那些破坏整顿和铁路运输的帮派头头调离原单位、原岗位。通过采取这些果断措施,终于打开了郑州铁路局的整顿局面,生产运输形势才日益好转。8月上旬,豫中、豫南地区发生特大洪水灾害,京厂铁路豫中段100多公里铁道被冲毁,下行线中断18天,上行线中断46天。广大铁路职工积极投入抗洪救灾斗争中,昼夜抢修铁路,运输救灾物资。至9月底,共向灾区运输抢险和救灾物资2万余车。郑州铁路局在洪水灾害给铁路运输造成巨大破坏的形势下,团结奋战,使全局的主要经济技术指标呈全面上升趋势。11月份,全局日均装煤比9月份增加267车,接送货物列车比9月份增加30%,运输生产已基本恢复到水灾前的水平。
(二)煤炭工业企业的整顿
为实现1975年全省产煤4000万吨的奋斗目标,1975年3月下旬,全省煤炭战线在义马矿务局召开工业学大庆现场会议,参观学习义马矿务局夺取煤炭高产的经验。省委负责人在会上传达毛泽东关于”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指示和全国工业书记会议精神,会上介绍和交流了义马矿务局等20多个单位开展工业学大庆和把煤炭生产搞上去的经验。会议号召全省煤矿职工认真贯彻中央指示,学大庆、赶开滦、赶义马,把煤炭生产搞上去,苦战三五年,实现全省煤炭产量翻一番。会后,全省煤炭系统迅速行动起来,针对本单位存在的实际问题,对企业领导班子、职工队伍、生产秩序、管理制度等方面进行整顿。平顶山矿务局党委针对”批林批孔”运动造成的混乱局面,从整顿各级领导班子入手,坚决同派性作斗争,撤换、下放干部400多人,恢复和建立了各项规章制度,制订了”双千万”,即完成生产原煤1000万吨,实现利润1000万元的奋斗目标。全局上下团结奋斗,采取种种措施、办法,提高单产、提高单进、提高资源回收率;对老井挖潜改造,合理调整生产布局,实行采掘正规循环,要求采掘工作面做到高产、快速、优质、低耗、安全;加强经济核算,降低吨煤成本。经过一系列整顿,使全局生产形势发生很大变化,至1975年12月25日,提前实现”双千万”。
义马矿务局在整顿中,以实现原煤产量翻番为目标,克服了在领导干部中在的”抓革命保险,抓生产危险”的错误思想,各级领导班子都把工作重点放在抓生产、抓业务、抓管理、抓工作、抓纪律上,大张旗鼓地反对派性,增强党性,恢复和健全各种规章制度。在职工中深人开展主人翁思想教育,请老工人讲家庭翻身史、个人成长史、矿山发展史等”三史”,并通过忆苦思甜的办法,启发广大职工群众的思想觉悟,调动其生产积极性。局党委号召全局职工”向老矿挖潜改造进军,向工作面高产进军,向技术革命进军!”充分发挥工程技术人员和职工们聪明才智,研究制定了”四挖”夺高产的措施,即一挖资源潜力,对现有矿井进行改造扩建;二挖采掘面潜力,提高工作面单产;三挖设备潜力,提高机械化水平;四挖物资潜力,弥补材料缺口。四项挖潜,解放了生产力,使全局原煤生产得到快速增长。1975年全局原煤产量390多万吨,超过设计能力一倍,全员工效达1·42吨/工,被煤炭部命名为”大庆式企业”,该局八一采煤队被树立为全国煤矿10面红旗,荣获”英勇善战的八一采煤队”的称号。在1975年的整顿中,河南煤炭系统成效显著,生产原煤4500万吨,比上年增长14-9%,创历史最高水平,除满足本省需要外,还上调国家1125·6万吨,有力支援了全国的经济建设,并涌现出一批先进单位,义马矿务局常村矿采煤二队、焦作矿务局五封矿采煤二队、平顶山矿务局采煤一队、鹤壁矿务局四
矿水力采煤队等23个单位,获得全国煤矿系统”特别能战斗先进集体”的光荣称号。
(三)冶金工业企业的整顿
1975年6月,省委召开全省地、市委工业书记会议,传达中央钢铁工业座谈会会议精神和邓小平在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分析研究河南钢铁工业的形势及其存在的问题,决定在全省冶金工业系统开展整顿工作。会议强调要采取有力措施,贯彻落实邓小平的指示,抓好企业领导班子的思想、作风、组织建设,建立敢字当头、有战斗力的领导班子;敢于发动群众同资产阶级派性作斗争;认真落实党的干部政策、知识分子政策,要调动老干部、老工人、老模范和技术骨干的积极性;恢复和建立健全行之有效的规章制度,要建立起坚强有力的生产指挥机构,深入开展”工业学大庆”运动,掀起冶金工业生产的新高潮。
安阳钢铁厂是河南最大的钢铁企业,在”文革”的冲击下,经常处在停产半停产状态。厂党委根据中央钢铁工业座谈会精神和邓小平的重要讲话,按照省委的部署安排,对安钢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整顿。首先,他们在全厂大造声势,召开各种会议,向广大职工宣传中央关于把钢铁生产搞上去的指示和邓小平的重要讲话,激发大家的生产积极性,职工们纷纷表示:”一定要把生产搞上去,让毛主席放心,让党申央放心!”其次,厂党委根据中央和省委工业会议精神,从1975年7月开始对全厂各级领导班子进行整顿,反对派性增强党性,克服”软散懒”,精简科室,充实车间班组。厂领导及科室干部除值班者外,绝大多数都深人生产第一线,日夜跟班生产,抓薄弱环节,带领职工大干快上,战高温夺高产,全厂生产形势蒸蒸日上。再次,加强企业管理,狠抓生产秩序的整顿,以岗位责任制为中心,建立健全各项规章制度。最后,把安全生产与设备管理放在突出地位。在安全生产方面,严格操作规程,通过群众性的以”查思想、查纪律、查制度、查领导、查不安全因素”为内容的五查活动,及时发现和排除事故隐患,大大减少了事故发生率。在设备管理方面,加强对设备的计划检修、定期检修和故障抢修,确保设备正常运行。经过整顿,安钢出现了“文革”以来所未有的好形势,全年产钢比上年增长42.9%,产生铁比上年增长17.64%,钢材比上年增长50.8%。全省冶金工业系统在整顿的1975年也取得了好成绩,郑州铝厂、洛阳耐火材料厂、郑州轻金属研究所等单位,大搞技术革新,取得了一批新的科研成果,对推动我河南省冶金工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全省钢产量比上年增长25.9%,生铁增长13.9%,钢材增长42.5%[4],有力支持了全省工业的发展。
整顿也给河南整个工业战线带来了可喜的变化。辉县化肥厂提前120天完成全年计划,产量比上年翻番,开封汽车发动机厂、郑州国棉二厂、新乡棉纺织厂等单位都取得了优异成绩,全省支农工业生产得到进一步发展。到11月底,全省合成氨比上年同期增长53%,化肥增长32%,柴油机增长66%,架子车增长43%,手扶拖拉机增长1·5倍,为农业发展做出了新贡献据1975年12月29日《河南日报》报道:”全省提前半个月完成工业总产值计划,比去年同期增长12·7%。整个工业战线呈现出一派蓬勃发展的
大好局面。”
(四)农村整顿与农业学大寨运动
河南是农业大省,虽然”文革”给农业生产带来很大破坏,但各级党委一直比较重视农业问题,坚持带领广大群众大搞农田基木建设和水利建设。1975年春,全省出动1200万劳力投入农田基本建设,完成各项水利工程14万余处,抽调10万名机关干部深入农村第一线,领导和参加农业生产劳动,使全省农业生产在基础比较薄弱的情况下,得到持续发展。1975年河南小麦创历史最新纪录。河南的农村整顿工作,是围绕着贯彻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精神和邓小平关于要确立以农业为基础、为农业服务、把农业放在第一位的思想展开的。全省各地一方面贯彻落实党的农村工作政
策,坚持”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按劳分配”的基本原则,恢复”三定一奖”制度;批判资产阶级派性,稳定农村安定团结搞生产的局面;按照省委的部署,整顿农村基层组织,提高党员干部思想觉悟,增强党性观念,解决基层干部劳动少、补贴多,借支公款,吃喝浪费等不良现象,进一步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保持党和群众的密切联系,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同时,由于受”左”的影响,有的地方在农村中还开展了批判”资产阶级法权”、拔”封建土坪子”、”割资本主义尾巴”等活动,干扰了党的政策的贯彻执行,对农业生产产生了消极影响。安阳地区根据省委关于整顿农村基层组织的决定,从9月中旬开始抽调干部进行整党试点,取得经验后,于11月份抽调4377名干部,组织1100多个工作队,分赴农村,围绕”农业学大寨”运动,开展整顿工作。工作队向广大群众热情宣传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精神,调查了解基层支部组织状况,揭露矛盾,查找差距,学习文件,提高认识,转变作风,增强基层组织的战斗力、凝聚力,收到了较好的效果。另一方面,省委抓住中央召开”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良机,迅速在全省农村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农业学大寨运动。尽管学大寨运动受”左”的影响,存在一些问题,但毕竟对促进农业生产有重要作用。9月28日至10月12日,省革委召开全省农田基本建设会议,根据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精神,确定”今冬明春”以改土治水为中心,大搞平整深翻、改土、工程配套、挖潜,开展农田基本建设运动;10月24日至11月3日,省委分别召开省直领导干部会议、省直党员干部大会、地委书记会议,传达贯彻全国农业学大赛会议精神和邓小平的重要讲话,研究部署全省农业学大寨问题。省委提出:”全党动员,大办农业,为普及大寨县而奋斗。”根据省委的安排,省直机关迅速抽调1700名干部组成农业学大寨工作队分赴各地帮助开展学大寨运动。各地、县、公社也抽调了12·8万名干部,占机关干部的60%,奔赴农村第一线,参加农田基本建设。在省委和各级党委的领导下,全省农村日出动劳力2000多万人,参加农田基本建设。广大干部群众提出”以大寨人为榜样,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打农业翻身仗,苦战三五年,实现大寨县”。1975年1O月11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伟大的光明灿烂的希望》的调查报告,全面介绍巩县回郭镇围绕农业办工业,办好工业促农业的先进经验。毛泽东、邓小平部对回郭镇的经验给予了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接着《人民日报》又连续报道林县、辉县、安阳县学大寨的好经验,给全省人民以很大鼓舞,推动了全省农业学大寨运动的深入发展,对社队集体企业的发展崛起具有重要的意义。
[1] (河南经济事典)第19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午12月第1版。
[2] (河南经济事典)第19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午12月第1版。
[3]河南省计委《关于1975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的汇报提纲》,1975年1月。
[4]《代河南的冶金工业》第68页,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11月第一版。
三
河南政治领域里的整顿,主要是党的整顿以及社会秩序的整顿,这方面的整顿与经济领域的整顿几乎同时进行,它是各行各业整顿的前提和保证。
(一)河南省委作出《关于增强党性,加强党的建设的决定》与
整党工作的开展
邓小平强调:"整顿的核心是党的整顿。只要抓住整党这个中心环节,各个方面的整顿就不难。"他还在浙江省委的报告中批示:"在全国范围对党组织从思想上、组织上进行一次整顿是十分必要的。"河南省委积极贯彻邓小平关于整顿党的组织的指示,结合本省实际,于8月29日作出《关于增强党性,加强党的建设的决定》。这个《决定》指出有一部分党员,组织上人了党,思想并未入党,还存在着不少非无产阶级思想。为了增强党性,增强党的战斗力,更好地贯彻落实毛主席的三项重要指示,省委要求(1)对全体党员干部进行一次思想和政治路线教育,展开一个无产阶级对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斗争,克服资产阶级派性,划清无产阶级先进分子与一般"反潮流"分子和"造反派"分子的界限;(2)省、地、市和大型厂矿党委要举办学习班,分期分批培训党员干部,解决思想人党问题。每个党员都必须按照党章规定的五个条件,做名副其实的无产阶级先锋战士;(3)各级领导班子要坚持老中青三结合的原则,对缺乏基层领导工作经验的干部要下放锻炼。要从先进单位有实践经验的优秀分子中选拔领导干部;(4)老干部要保持革命晚节,以党的利益为重,大胆负责地工作;要满腔热情地关心、培养和帮助新干部的成长;(5)各级党委必须坚持"三要三不要"原则,坚持民主集中制。要听党的话,不听资产阶级派性头头的话,要依靠党组织、依靠群众,不要依靠山头;(6)今冬明春要分批对基层党组织进行一次整顿,城市重点放在工厂,农村重点放在后进队;(7)对于突击发展的党员和突击提拔的干部,要在整党过程中认真加以解决;(8)大力表彰先进,发扬无产阶级革命正气;(9)对于混进党内证据确凿的坏人,要坚决清除出党;对于贪污盗窃,投机倒把,腐化堕落;破坏生产,过了杠的,要依法惩办;对于被坏人篡了权的个别领导班子,要在上级党委直接领导下进行改组,把被篡夺了的那一部分权力夺回来。
[b]为学习贯彻省委的重要决定,9月7日《河南日报》发表署名豫哲的文章《进一步增强无产阶级党性》,文章狠批资产阶级派性,提出必须把"想从执政党党员的地位。‘捞到好处’的人清除出党。不清除废料,就不能保持我们党的无产阶级先进性和战斗性"。9月8日《河南日报》又发表焦甸平的文章《党的利益高于一切》,文章批驳了那种把无产阶级先进分子同"造反"分子、“反潮流"分子等同起来,认为"只要造过反,就应该入党"的错误观点;还批判了有的人以"造反"为资本,公开向党伸手,要名要利,要官要权,如果遭到拒绝,就攻击党委"压制新生力量”。文章正告:这是对我们党的性质的严重歪曲,把入党当成谋取个人和小集团私利的手段,把"造反"当资本,把自己当商品,向党要高价,那是非栽大跟头不可
的。
[/b]省委的《决定》下发后,在全省引起强烈反响,受到广大党员的拥护,各级党委认真学习讨论,结合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的实际,制定了整党计划,并采取有效措施,大力贯彻执行。
郑州国棉四厂在"文革"中是有名的"老大难"单位,派性严重,企业管理混乱,中央、省委和郑州市委对该厂问题十分关注。1975年6月,省市有关部门派工作组进驻该厂整顿领导班子,把造反起家的厂党委副书记马志昌调离,恢复一批老干部的职务,加强了厂党委领导班子的力量。与此同时,国家轻工部副部长王毅之也亲自进驻四厂指导工作。8月,根据省、市委的部署,四厂在前一段学习党章、党的基本路线的基础上,重点批判资产阶级派性,批判违法乱纪行为。8月31日中共中央组织部负责人、省委主要负责人带领有关部门负责人在四厂召开由部分党员、干部、职工参加的座谈会,了解总结四厂整顿的情况。9月4日,中组部、国家轻工部、省委组织部负责人参加四厂整党动员大会,传达省委的《决定》,宣布省、市委在四厂进行整党试点。为此,中央、省委、市委三级组织部门联合组成工作组,驻厂指导整党工作。四厂在整党中,紧紧抓住"增强党性,克服派性"这个核心问题,采取"四集中"的办法进行整党:即集中学习,集中讨论,集中揭发批判,集中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在整党中,划清"两个界限",即党性与派性的界限,无产阶级先进分子与一般"造反"分子的界限。在认真搞好思想、作风整顿,提高党员政治觉悟和路线觉悟的基础上,进行组织整顿,增强团结、增强战斗力。四厂整党试点的经验,对于全省其他厂矿的整党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郑州市委贯彻省委的整党决定,敢于动真的,动硬的,敢于"摸
老虎屁股"。1975年8月,市委召开市直单位负责人会议,贯彻"三项指示为纲",部署"抓革命,促生产",在全市公开点名批判造反派头头张永和(郑州空压机厂党委副书记)、李福山(河南省革委常委、郑州印染厂党委副书记)、马志昌(原郑州国棉四厂党委副书记)等人反党夺权,为坏人翻案,煽动派性,搞乱各级党委,破坏党的纪律的严重问题。11月1日至29日,市委举办"万人学习班",整顿各级领导班子,集中揭发批判张永和一伙,并将一批帮派分子清除出各级领导班子。经过整顿,全省生产、工作秩序明显好转,工业生产创历史同期最好水平。
平顶山市委在反对派性问题上毫不妥协。9月下旬,经省委批准,公开批判11名造反起家的领导干部。在1O月下旬,又召开全市各单位整党工作汇报会,总结交流了矿务局、铝厂等单位批派性,抓坏人,排干扰,促进领导班子革命化的经验。平顶山矿务局狠抓基层党组织建设,对全局500多个区、队和车间的党支部正副书记举办轮训班,学习毛泽东的"三项指示",90%以上的党支部领导成员脱产学习了一遍。在党员中广泛开展批判派性,反对无政府主义,加强党性、组织纪律性教育,促进了安定团结,使全局煤炭生产出现大好形势。1975年1l月12日《人民日报》在第一版以
《建设团结战斗坚强有力的党支部》为题,介绍了平顶山矿务局加强基层组织建设的经验。洛阳、焦作、开封等地厂矿企业整党也取得了良好效果,促进了生产的发展。安阳地区、南阳地区、许昌地区、信阳地区等在各级领导班子整顿和农村基层组织整顿中,认真贯彻毛泽东的"三项指示"和省委的《决定》,推动了农业学大寨运动的深入开展。
(二)坚决打击各种犯罪活动,大力整顿社会治安秩序,为工农
业生产和各项事业的发展,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河南社会秩序遭到很大破坏,刑事案件发案率明显上升。为了给各项整顿创造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省公安系统加大社会治安治理力度,采取了一系列有效措施(1)以城镇、交通沿线为重点,加强治安管理,大力整顿公路和铁路沿线的治安秩序;在各级党委领导下,有关部门抽调近千名干部,组成工作组,深入铁路沿线治安比较混乱的146个重点村进行整顿,调整领导班子,深挖各种犯罪分子,收回大批被盗器材物资;建立路社联防组织,教育群众爱路护路,协助公安机关侦破案件,经过整顿,铁路沿线和车站秩序大为好转。(2)发动群众,组织破案战役,狠狠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和刑事犯罪活动。(3)集中力量打击流动犯罪。1975年9月下旬,全省组织260多万人次清查大军,对流窜犯罪进行两个回合的大清查,共收审犯罪嫌疑分子2万多人,其中有通缉在逃的犯罪分子243人,逃跑的劳改犯200多人,查破各种案件25326起。清查行动之后,全省刑事案件大幅下降,9月份比8月份发案率下降21%,10月份又比9月份下降24.1%,城乡社会秩序大为好转,有力保障了各项整顿工作的开展。
四
经过整顿,河南农业在大灾之年夺取了丰收,工交战线完成和超额完成了国家计划,全省工农业总产值完成211·9亿元,比上年增长8·8%,其中工业总产值完成122亿元,比上年增长·1L6%。社会生产、生活秩序明显好转,政治局面趋于稳定,调整加强了各级领导班子;调离、下放、撤职了一批帮派头头,增强了领导班子战斗力;通过整党,提高了广大党员的思想觉悟;在经济部门建立了生产指挥系统,恢复和建立了必要的规章制度,整顿了劳动纪律;在农村深入开展农业学大寨群众运动,坚持"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和"按劳分配"原则,而且在一些地方出现了不同形式的包干包产的农业生产责任制,使农村经济出现了新的生机。这些成绩的取得来之不易。在"左"的路线指导下,1975年全国还开展着"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运动,《河南日报》在当时的政治气候下,也连篇累牍地发表"学理论",批判"资产阶级法权"、“资本主义”、“经验主义”、"评《水游浒,批投降派》的文章,加上"四人帮"及其帮派体系的干扰,"左"的理论、思想的影响,给整顿工作带来了重重困难。河南广大干部群众就是在这种形势下,坚决贯彻邓小平关于整顿的指示,同各种干扰破坏作斗争,才使全省整顿工作取得了比较显著的成效。
正当河南工矿企业整顿和各级领导班子整顿深入开展,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运动蓬勃兴起,教育、科技、文化、卫生、财贸等行业的整顿和基层党组织整顿刚刚开始之际,不料风云突变,政治形势逆转。1975年冬全国又搞起了"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各项整顿工作被迫停止。随着北京天安门广场事件的发生,"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的声势愈来愈猛,河南政治、经济形势急转直下,1976年全省完成工农业总产值190亿元,比上年下降10.2%,其中工业产值比上年下降21.1%,全省工业企业亏损面达56%,财政收人比上年下降32.7%,各种矛盾日益激化,政治局势动荡。正反两方面的对比,使广大群众进一步加深了对"无产阶级专政下
继续革命的理论"的怀疑,对无休止的政治运动的厌恶,对邓小平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思想的拥护和支持。整顿工作虽然被迫中断了,但邓小平的主张却深入了人心,这就为后来粉碎"四人帮",结束"文化大革命"的悲剧,纠正"左"的错误,恢复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实行改革开放奠定了基础。
河南整顿工作的基本经验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河南省委及各级党组织,以毛泽东的"三项指示"为尚方宝剑,以"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为中心,理直气壮抓生产,摆脱了"批林批孔"运动以来被动应付局面。虽然在宣传理论战线仍然强调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批判资产阶级法权,坚持"基本路线"等"左"的一套东西,对人们的思想、精神产生着消极影响,但自1975年1月,毛泽东的"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指示传达后,河南省委的腰杆子硬了起来。全省计划工作会议明确提出"组织经济建设新高潮",“一定把生产搞上去”。1975年2月,省革委十次全会提出"坚决贯彻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各项指示,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增强全党团结,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和贫下申农,团结广大群众,深入开展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运动",“扎扎实实地工作,全面完成各项经济指标”。在实际工作中,各级党委带领广大党员干部群众排除各种干扰,大胆抓生产,抓管理,积极推广义马、平顶山矿务局、林县、辉县等地抓生产的先进经验,大力表彰大干社会主义的模范人物的先进事迹,激发人民群众的生产工作热情,使全省经济出现了良好发展的态势,较好地完成了国民经济发展计划,取得了令人满意的成绩。
第二,[b]以反对派性为突破口,以整顿领导班子为重点,推动各项整顿深入开展。在整顿之初,由于个别负责人对造反派头头姑息迁就,妥协退让,许多地方和单位的帮派分子阻挠、反对整顿,叫嚷"不为修正主义路线生产"等等。1975年3月5日,邓小平在全国工业书记会议上指出:“现在闹派性己经严重地妨害我们的大局。要把这个问题摆到全体职工面前,要讲清楚这是大是大非问题。[1] 不久,邓小平又在钢铁工业座谈会上强调:“必须坚决同派”作斗争。“对坚持闹派性的人,该调的就调,该批的就批,该斗的就斗。”“治那种人的办法,就是发动群众同他斗,寸步不让,而且要有一个声势……”[2]省委认真传达贯彻邓小平关于反对派性的指示,各级党委加大了反派性的力度。1975年8月,国务院副总理纪登奎受邓小平、李先念嘱托,来河南解决有关单位的问题,提出"要把派搞臭,把党搞香,把班子搞硬”。他在郑州、洛阳、信阳、许昌等地十分严厉地点名批评了一批混进各级领导班子中坚持闹派性、破坏整顿的造反派头头。此后,省委和各地、市、县委对造反派头头采取强硬态度,整顿各级领导班子,首先将一批混进各级领导班子的坏头头给予处理。郑州市举办万人学习班,大张旗鼓反派性,撤销了三个臭名昭著的造反派头头的职务。有的造反派头头被调离原单位,有的被下放到基层进行"锻炼”,有的被迫作检讨,闹派性人物威风扫地,干部群众扬眉吐气,为各行各业整顿的深入开展清除了障碍。
[/b]第三,坚持把整党作为各行各业整顿的核心。省委在整顿工作中,十分重视邓小平关于"整顿的核心是党的整顿,只要抓住整党这个中心环节,各个方面的整顿就不难"的指示,始终坚持把党的整顿作为各项整顿的核心。1975年8月29日,省委发出《关于增强党性,加强党的建设的决定》,提出要对全省党员进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要增强广大党员的无产阶级党性,克服资产阶级派性,加强党的组织纪律性,反对无政府主义、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严格党的民主集中制。通过学习教育,要解决广大党员思想入党的问题,并联系实际查摆问题,进行思想作风和组织整顿。要解决各级组织中的派性问题和领导班子中的软散懒问题。对少数不够党员条件而混进党内的帮派分子坚决清除出党。各级党委认真贯彻落实省委的这一重要决定。从1975年9月中旬开始,各地有计划地抽调干部组成工作队深入试点单位开展整党,为1975年冬的全面整党积累经验。试点单位经过整党,加强了各级领导班子建设,增强了党组织的团结和战斗力,从根本上保证了各地整顿的顺利进行。
第四,在整顿中,注意落实党的干部政策私知识分子政策,注意调动和发挥老党员、老模范等各方面的积极性。在"文化大革命"中,大批领导干部被打成"叛徒、特务、走资派",大批优秀知识分子被诬蔑为"牛鬼蛇神"、“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许多劳动模范也被批为"封、资、修"的典型,受到摧残、迫害及种种不公正待遇。在整顿申,河南各级党委遵照邓小平关于落实干部政策时,“还要特别注意那些老工人、技术骨干、老劳模,要把这一部分人的积极性调动起来。有些该回领导岗位的要调回来,摆到适当位置上”[3]的指示精神,恢复了一批"靠边站"的领导干部工作,使他们重新走上领导岗位,对一批被下放的技术人员和学有专长的知识分子,调回原单位原岗位,从事科研教学工作。尽管由于受"左"的方针政策的束缚,这方面的工作还有很大的局限性,但毕竟有了好的转机。许多部门和单位的党组织号召和动员广大群众学习老党员、老劳模大干社会主义,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继承和发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在不同岗位上,开展"比、学、赶、帮、超”,为建设社会主义多做贡献,调动了各方面的积极性。这一年,全省农业科学技术有较大发展,在农村县、公社、大队、生产队建立了"四级"农业科学实验网络,实行"干部、科技人员和群众三结合"和"科研、教学和生产三结合"。全省建立县级农科所87个,公社级农科站1032个,大队农科队17508个,为小麦、棉花、玉米等农作物的高产稳产作了有益探索,培育出一批农作物优良品种。全省完成工业技术革新项目509项,开发新产品285项,为全省经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第五,在整顿中,恢复和建立了各项规章制度,使企业管理、生产秩序纳入规范化、有序化轨道,为后来的改革提供了借鉴。自"文化大革命"以来,无政府主义盛行,我省各行各业在新中国成立后逐步建立起来的行之有效的规章制度和管理规范都被当做"封资修的黑货"、“管、卡、压的工具"予以批判和废除,使得正常的生产、科研、教学、工作秩序遭到严重破坏,给全省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造成了巨大损失。邓小平在领导全国整顿时,多次强调要"建立必要的规章制度”,“现在有些规章制度要重申”,“要发动群众把必要的规章制度建立、健全起来”。他特别强调:“恢复和健全规章制度,关键是建立责任制。现在许多地方都存在无人负责的象……。”“执行规章制度要严一点……,你不严,规章制度就恢复不起来,企业的混乱情况就无法改变。”[4]》河南各级党委认真落实邓小平的指示,贯彻"鞍钢宪法”,开展"工业学大庆”,加强企业管理,恢复和建立以岗位责任制为中心的各类规章制度,严格操作规程,健全质量检测、设备维修保养、经济核算等规范。平顶山矿务局首先在领导干部中推行"三项负责制",即"现场指挥责任制、区域综合管理制,完成任务全面负责制”
同时还在职工中实行"六种民主管理",即:一管理企业的路线、方针、政策;二管理学习和经常性的思想政治工作;三管理生产七大指标全面完成;四管理严格执行安全规程和各项操作规程;五管理出勤和请假;六管理生活福利和卫生健康。安阳钢铁厂在整顿中狠抓生产秩序的科学管理,严格执行考勤制度、交接班制度、岗位责任制度、设备管理制度、质量管理制度,迅速扭转了企业无章可循、有章不循的混乱状态,使企业管理走上科学管理轨道,保证了生产任务的圆满完成。
对于1975年的短暂整顿,邓小平曾称之为改革的实验。他说:“一九七五年我主持中央常务工作。那时的改革,用的名称是整顿,强调把经济搞上去,首先是恢复生产秩序。凡是这样做的地方都见效。”[5]河南省就是这样做了的地方,也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实践充分证明邓小平领导的整顿深得人心,代表了广大人民的意愿,顺应了社会发展的潮流,是成功的"改革实验”,因而不仅对于加速"文化大革命"走向终结,而且对于确立党在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6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版。
[2]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9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版。
[3]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1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版。
[4]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0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版。
[5]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55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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