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 言
第一个使用“社会帝国主义”这个名称的是列宁，意思是“口头上的社会主义实际上的帝国主义，即机会主义变成了帝国主义”。
列宁运用这个短语，刻画当时的那么一批“社会主义者”，他们的政治上的机会主义已经发展到了恬不知耻的地步：公开拥护欧洲帝国主义列强，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跑到他们自己的帝国主义统治阶级一边去了。马列主义者今天把同样的名称用来称呼那么一些“共产党人”，他们的政治上的机会主义已经把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改变为一个新的帝国主义国家。
今日的苏联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它在当今的世界上扮演着什么角色?有一些人，包括所谓美国“共产党”在内，仍然竭力把苏联描绘成是世界革命的大后方，民族解放斗争的中坚力量，社会主义阵营的领袖和“全体进步人类的灯塔”，仿佛是跟列宁和斯大林领导之下的四十年间的情况毫无区别。但是，全世界真正的马列主义者以及为数日益增多的进步人民业已看清，苏联是两个帝国主义超级大国之一，这两个超级大国即使是在争夺世界霸权而火拚得不可开交之时，也能相互勾结来压迫世界各国人民。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时候，只有美国站在帝国主义狗屎堆的顶端。古老的欧洲强国和日本都已被战争耗尽元气，一蹶不振了。“美国世纪”似乎已经翩然光临。美帝仅有的劲敌是苏联，它承担过对纳粹作战的最艰巨的重任。虽然遭到沉重的打击，但仍然是兵强马壮、豪情满怀的苏联人民，把社会主义的大旗高高举起。那怕是美国充当了世界警察总头目的新角色，苏联人民也还是继续面对着帝国主义，巍然屹立。但是随着赫鲁晓夫和他的一伙在一九五六年篡夺了苏联共产党，苏联就开始走上另一条道路了；它对美国的挑战的性质也就迥然不同了。
今天，美帝在印度支那已遭败北，又正受到全世界人民的谴责，还面临着一场来势汹汹的经济危机，它也不再是独踞粪堆顶上的凶狗了。“美国治下的和平”时期已经演变而为帝国主义重新角逐的时期。但是，美国这一次遇上的主要帝国主义敌手不是英国，不是法国，不是德国，也不是日本，而是苏联。尽管美国的实力已经衰落，美国的政策已遭揭露，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却在上升，迅速地在全球扩展其霸权和势力。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就是美国湖泊的地中海，今日已是庞大的苏联舰队的巡弋场所。不仅如此，苏联舰只还在一九七三年首次驶过台湾海峡，明目张胆地侮辱中国人民，同时也公然向日见衰微的美国在亚洲的势力挑战。
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在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比美帝更加危险。美帝连同他们无耻而伪善的“自由”、“民主”的言词，已经日益为人们所识破。但是，新上台的苏联统治
者却是“和平”和“社会主义”的词令不绝于口，尽管干的是对俄国革命的反攻倒算和在世界上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复辟资本主义，却又恬不知耻地利用苏联的光荣历史来掩盖他们的叛卖行径和帝国主义丑行。
但是，正如列宁说的，我们必须听其言而察其行。
口头上，苏联赞成“和平”和“国际缓和”。行动上，苏联集结了世界上最大的火箭力量，并且跟美帝一起，在军备竞赛中掀开了新的、更为危险的一章。
口头上，苏联表示支持民族解放斗争。行动上，苏联竭力压制并破坏这种运动。举一个例子，苏联有三年之久拒不承认以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为首的柬埔寨王国民族团结政府，但是他们却承认了朗诺傀儡集团。苏联的国家保险机构等甚至还承揽了给朗诺集团运送军火的海运保险业务。
口头上，苏联赞成在它境内的一切少数民族和各共和国的平等。行动上，近十五年来却是和先前的平等化背道而驰。在目前，跟大俄罗斯地区对比起来，一切的进步都受到阻挠。
口头上，苏联赞成在它自己的国家里建设社会主义。行动上，他们复辟了资本主义。
口头上，苏联支持巴勒斯坦和其他阿拉伯人民反抗美国支持的犹太复国主义的斗争。行动上，苏联正在跟美帝进行疯狂的角逐，争夺中东的霸权；同时，这两个超级大国又互相勾结，企图扑灭巴勒斯坦和其他阿拉伯人民的真正的革命运动。两个超级大国不断地进行幕后交易，旨在把中东的“不战不和”的状态永远保持下去。它们的用心就是防止真正的革命，以免有碍超级大国的帝国主义争夺。
口头上，苏联支持各民族的自决权利和尊重别国的主权，然而，苏联在一九六八年进攻了主权国家捷克斯洛伐克，又在一九七一年炮制了印度对巴基斯坦的肢解，这些行动的后果只能有利于镇压捷、巴两个国家的革命运动。
口头上，苏联赞成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然而在一九六。年，苏联阴险地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撤走全部技术人员和顾问，还带走了全部未竣工的工程项目的图纸。与此同时，它也对阿尔巴尼亚施展了同样的阴谋破坏伎俩。今天，一百二十万苏联大军在中国边界摆开进攻的阵势，其中的三十万人正在对只有一百二十万人口的蒙古人民共和国实行军事占领。
口头上，苏联维护工人阶级的权利和利益，维护社会的绝大多数人的真正民主。行动上，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却已对苏联人民群众强行实施法西斯统治，成千上万的苏联公民因为反对这种统治而被投入狱中。
最后，苏联口头上支持全世界各国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斗争，但是行动上却跟美帝国主义勾结在一起，阴谋扑灭革命并干涉其他国家的内政。与此同时，它又同美帝国主义展开剧烈的争夺，妄图独霸世界。为此目的，它甚至企图对解放运动和其他革命斗争实行垄断，加以操纵。
凡此种种，都已被世界人民看作是苏联统治集团腐朽的机会主义的直接产物。勃列日裎夫、柯西金之流和美帝的头子完全一样。
然而，就在我们美国，有些人还不理解为什么要不厌其烦地把这个道理说清楚。他们说，在我们这里，只有美帝国主义才是我们的主要敌人，因为我们不是捷克斯洛伐克人。
确实如此。为了在美国建立社会主义并对世界革命作出最大的贡献，对美国人民说来，美帝国主义是我们能够也必须加以推翻的制度。这是一个残暴的、罪恶的制度，它使我们、也使全世界的人民生活在苦难之中。但是，美帝国主义并非生存在真空之中。要打败美帝国主义，我们美国人民必须重视在世界上发挥作用的一切力量，同时，也必须提供援助去打败世界各地的帝国主义和反动势力。我们的最后目标必须是完全清除在一切地方存在的一切形式的帝国主义。
在美国的人民运动内部，甚至在那些反对美国“共产党”的人们中间，修正主义思想的影响是革命斗争的重大障碍。社会和平主义，信赖资产阶级的“进步”政客，信赖工会的领导人和其他的资产阶级代理人，正是这种种思想挡住了人民的视线，使他们看不到有必要动员人民群众，在工人阶级和一个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共产党的领导下，起来革命。凡是要在美国干革命的人，都不能不懂得阶级斗争中的修正主义的根源，不能不认清修正主义是一种国际现象。跟修正主义斗，跟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斗，这是在我国干革命的必不可少的内容，也是工人阶级打败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势力，建成社会主义的国际斗争的一个部分。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在中国的伟大革命斗争中，毛泽东为中国人民提出了、也解决了这个重要问题。我们也必须正确地解决这个问题。还有那么一些人，他们把苏联敬奉为美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的真正朋友。他们竭力要我们信服，苏联的利益也就是我们的利益，苏联正在领导一场世界规模的、反对美帝国主义、争取和平和社会主义的斗争。果真是这样吗?根本不是那么一回事。在这一本《红色文件》中，我们将把它搞个清楚。
第一章 几个理论问题
一、社会主义是什么意思?
只有社会主义革命能够消除资本主义制度造成的无政府状态及其带来的破坏和苦难。社会主义取消了生产资料私有制，取消了私人占有劳动群众生产出来的剩余价值的现象，从而解决了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利润不再是生产的目的了。生产是为了使用，是为了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而不是为了一小撮游手好闲的特权阶级的发财致富。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资料不再具有资本的性质(就是说，它已不受资产阶级的控制，已不能成为那些家伙残酷地剥削工人阶级以扩张他们的财富和权力的手段)。虽然工人继续领取工资，他们的劳动力不再是商品了。他们不再在市场上把劳动力出售给剥削者，让资本家去榨取最大限度的利润。
社会主义使人民能够解决那些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无法解决的问题，使人民能够做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所做不到的事情。举例来说，造价低廉的住房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是“无利可图”的投资；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却成了优先的项目。保健事业是资本主义制药公司和医院的大买
卖，是人民的灾难；在社会主义社会，则是资金充裕的公共福利事业。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公共交通无需象资本主义社会那样，为了保持“自给”而必须收取高昂的票价(如旧金山的公共汽车和电车公司以及纽约的交通管理处)。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工人创造的全部财富可以合在一起，不妨说是放在“一口锅里”，然后根据社会总的需要和发展加以分配，尽可能地不受某项投资在当前是否有利可图的影响。
社会主义把工人阶级的需要和利益放在第一位：整个社会的方向就是为劳动人民服务。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根本的规律却是你死我活的竞争。
但是，正如列宁所说：“无产阶级若不在国家内占统治地位，社会主义也是无从设想的”。工人阶级夺取国家政权并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是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首要条件，也是最有决定意义的一步。然后，只有工人阶级统治的国家才能占有生产资料并废除利润制度；工人创造的财富才能通过国家而受社会的集体控制和利用，而不会作为资本落入资产阶级的腰包。
但是，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说法，社会主义社会的建立并不单是生产资料的社会公有制。在他们看来，社会主义的意思远远不止这一点。他们给社会主义下的定义是一种建立在废除了雇佣劳动基础之上的制度。
在一个没有雇佣劳动的社会里，生产关系必须反映出直接从事生产的人们对于一切生产力的全面的掌握。此外’这里面包含了这么一个内容，劳动的产品不再是商品，生产和消费丝毫不受盲目的价值规律的支配，而是由社会自觉地决定的。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一书中告诉我们，在社会主义制度下，需要生产的产品的总量和种类，可以根据各种产品对社会的效用以及生产它们所需的劳动时间这两方面的估计而直接作出决定，“而不需要著名的‘价值’插手其间”。工人控制国家，从而占有生产资料，这是获得当家作主权利的最根本、最必要的前提条件。
列宁指出过，国有化并不等于社会化。为了建成一个更加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社会，无产阶级专政必须及时改变整个生产的组织和目的，借以使人民的物质和文化水平不断提高，使工人阶级的作用和社会主义原则得以加强。通过计划，无产阶级国家必须着手消除工人和他们对生产力直接行使支配权相脱离的现象，这种脱离是一切商品生产的特征。它也必须消除生产者之间彼此相对地隔绝的情况。
所以，社会主义确实是一个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长期的过渡阶段。前者是商品生产和阶级社会的发展的最高阶段，后者则表明彻底克服了商品生产的一切痕迹和一切阶级差别。在过渡时期中当然有不同的阶段。
在整个过渡过程中，工人自己必须开始在组织并指挥工厂一级的生产过程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而在全国范围内，工人必须逐步参与并领导整个的计划工作。只有这样，才能不仅仅是在形式上或法律名义上结束工人和生产资料的所有权、支配权相脱离的现象(这种现象正是雇佣劳动的实质所在)。
在日常语言中，我们说的“社会主义”就是指的那些
已经推翻资产阶级、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并实现了生产资料国有化和计划经济的社会。我们是照着列宁的话这么说的，他说：“社会主义苏维埃共和国这个名称是表明苏维埃政权有决心实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而决不是表明承认新的经济制度是社会主义的制度。”
在列宁和斯大林领导之下的苏联，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决心是共产党的政治路线的核心，也是国家推行的各项政策的核心。在今天，象中国这样一些国家，正是把这种决心继续作为国家的指导方针。但是在这些国家中，还没有一个国家已经达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中所描述的那么一个充分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地步。其原因，至少部分是因为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时候，在这些国家中还十分广泛地存在着小商品生产。实际情况表明，要把小商品生产改造成为大规模的社会化的生产，必然是一个长期的、复杂的过程。这个过程要分成几个阶段，而每一阶段都充满着激烈的阶级斗争!
在所有已经建立的社会主义社会，货币继续充当计算产品的价值和分配产品的主要手段，而不是按社会劳动时间直接计算。国家的计划制订者用价值和实物单位(如重量、长度等)来分配资源和计量生产。不但工人仍旧领取货币工资，国家也以货币信贷的方式，给企业分配生产资料。例如，钢铁厂所用的铁矿石、煤或高炉都不是送上门来的实物；它是用收到的一笔一定数量的货币信贷或拨款来购买这些东西，同时它也接到了关于要购买的货物的数量和品种的指示。
此外，虽然所有主要的工业生产单位都属于国家，用法律的眼光看来，它们又各具“法人”的身份。与此同时，我们在上面已经表明，它们又有一定程度的财政自主权，并且一般地都要求它们以销售所得抵偿成本，甚至还要赢得利润。
这一切表明，在实际生活中，在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在我们把它叫做社会主义的社会，价值规律仍然在受到某种限制的情况下发挥作用。我们应该由此得出什么结论呢?
资产阶级说这就证明马克思主义是胡说八道，社会主义是白日做梦。他们声称现代工业只有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才行得通。
在某些唯心主义“激进派”的眼中，任何形式的市场的存在就是不折不扣的资本主义的标志，他们全然不顾剥削是在生产的环节上而不是在市场上实现的。他们的结论是革命已经失败，要不然就是被出卖了。
正如大家可以预料到的，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分子基本上同美国和别国的资产阶级走的是同一条路线，只不过是用马克思主义的辞藻把自己装扮起来罢了。看看《真理报》的版面，我们所见的是，“‘商品’、‘货币’、‘价格’、‘利润’……都是同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与生俱来，不可分割地连在一起的。”
他们还告诫我们，必须分清：“我们所说的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货币关系和价值规律，跟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具有完全不同的社会内容和职能，历史上不曾存在过类似这样的价值规律和商品关系。”这一番话是苏联修正主义经济学家C．Π．别尔乌辛说的。他还说：“我国进入全面建设共产主义的时期的标志，是扩大了而不是缩小了价值范畴在国内和国际关系中发挥作用的领域。”【1】
然而，马克思说得很清楚。“经济范畴只是这些现实关系的抽象，它们仅仅在这些关系存在的时候才是真实的。”【2】因此，一个把自己叫做社会主义的社会仍然借助于市场范畴来安排自己的经济，这就表明它还没有完全摆脱旧的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
事实上，市场本身确实不过是一个远为广泛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体系的一个方面。这个体系还包括从几千年的商品生产承袭来的劳动分工。马克思和恩格斯经常讲到，一定的分工在一切社会生产中都是必要的。但是，把一部分人推上凌驾于他人之上的权威、指挥和控制的地位，却是一种社会特定的分工；从长远的观点看来，这是不必要的。它只能是阶级社会的产物。社会主义从资本主义继承了这种分工，但是要设法消灭它。
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描述的新的社会主义关系是不能靠摇一下笔杆子所能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关系的最后胜利要有一个过程，要耗费时间，也要进行自觉的斗争，即阶级斗争。它要经历一个长久的不断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的过程，一个不断地逐步加强工人自身管理社会权力的过程。它不是随着生产力发展而自行出现的副产品。毛泽东说过：“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3】
人剥削人的现象从来就是以私人对生产资料的占有为基础。通过真正的社会化，通过有效地废除雇佣劳动并不断加强工人阶级的政治和社会权力(无产阶级专政)，社会主义社会是能够最终消灭剥削的。但是只有到了共产主义，当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工人和农民之间、城市和乡村之间的差别已告消失，当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原则已被按需分配取代的时候，一切的社会的不平等(作为个体的差别的对立面，个体的差别是永远存在的)才会消失。
总而言之，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继续存在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为恢复资本主义提供了客观的基础，但是这并不表明，它就是资本主义经济，就是资本主义社会。我们可以说，凡是工人阶级实际上掌握着国家政权的地方，凡是价值规律起作用的范围被缩减到经济的和政治的现实所许可的最大程度的地方，凡是党和国家积极鼓励工人阶级的首创精神去发展新的生产关系、包括新的分工的地方，以及凡是在工人阶级及其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大力实现社会各方面的革命改造的地方，那里就存在着社会主义。
二、工人阶级是怎样在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
在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同在今天的真正的社会庄义国家一样，市场范畴起不了调节国家经济的中心作用。在有关生产和投资的决定中，价格只起最小的作用’规定的价格本身也是反映政治上的优先次序而不是实际的成本(例如，从一九四七年到一九五。年，基本消费品的价格降低了大约百分之四十)。同样地，企业完成它的计划任务的成绩的主要指标是实际的产量(用产品数量而不
是用货币价值计算的企业的产量)，而不是利润。
工人知道他们是为自己做工。一九三六年的苏联宪法规定了“不劳动者不得食”的原则，它使不劳动者，使依赖别人劳动过活成为非法。它保障每一个公民有工作的权利。经济计划通过空前规模的工业发展把这一诺言变为现实，并且由于规定了劳动力的总额和每一企业的劳动生产率应该达到的水乎，从而继续保证了充分就业。到了一九三0年，苏联已经关闭了最后一家劳动介绍所。
当然，在一项建设工程完工的时候，或者在技术的进步许可的情况下，也可解雇工人。不过那些工人总归是由计划重新安排工作的。计划是由中央机关在党的领导之下制定的。
我们考察一下今天的苏联工人的生活情况，呈现的景象就大不一样了。突出的现象之一是重新出现了劳动力的自由市场：在八十个城市里建立了挂着“劳动力利用局”这样美妙招牌的劳动介绍所兼失业人员事务所。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推行的所谓计划工作和管理工作的改革，已经使苏联宪法上关于人人有工做的保证成了笑柄。可是，那倒不要紧，宪法本身就是预定了也要加以“修正”的。
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苏联劳动人民的地位决不仅仅是更加安定。由于工人们开始认识到他们自己是社会的主人，就出现了新的劳动态度，提高劳动生产率的群众运动开始自发地涌现。在列宁和斯大林领导下，这些运动为共产党所推广和普及。
在革命以后的内战时期和二十年代初期，列宁称之为共产主义的“嫩弱的幼芽”以共产主义星期六的形式出现。这是莫斯科一喀山铁路的工人的创举，和他们一起的还有党员和党的同情者，他们放弃休息日而进行无偿劳动。许多不同生产部门的非党工人立即起来响应他们。虽然许多人对于所做的工作是陌生的，组织工作也做得很差，但是，参加星期六义务劳动的工人们的劳动生产率，却比正常的情况高出一到两倍!这个运动从莫斯科扩展到全俄罗斯。
在三十年代，掀起了第二个工人群众的自发运动——著名的斯达汉诺夫运动。尽管资产阶级(他们在这方面是老手)声称，斯达汉诺夫工作法是用无产阶级的漂亮词句伪装起来的迫使工人加快生产的手法，这是完全不符事实的。它不是从上面发动的，也没有借助于工时研究员和“效率专家”，而是由顿涅茨盆地的一个普通煤矿工人亚历克赛。斯达汉诺夫首创的。斯达汉诺夫科学地分析了他自己的工作，重新组织了采煤的程序，丝毫不用增加体力强度，就使他的产量增加了十四倍。几乎是在他的成就公布之前，许多工业部门的工人们就已开始跟他竞赛，常常是结合成小组研究改进有关的工作。斯达汉诺夫工作者普遍都很热心把他们的先进技术教给别的工人。
斯达汉诺夫运动不只是一场生产斗争，同时也是一场阶级斗争。斯大林在运动的初期说过：“这个运动在某种程度上是在违反我们各企业行政的意志的情况下，甚至是在和他们作斗争的过程中产生和开展起来的。”企业行政的作用“不是为了帮助它，而是为了阻碍它”。【4】
反对的原因是害怕小船要摇晃——经理们不仅想要保持生产的低指标(这样容易达到)，而且还要保留老的资本主义的分工，即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组织和执行的分工。他们坚持说，生产工程师规定的方法是唯一正确的操作方法，直至他们在无数的事实面前无力抗辩为止。他们不愿承认这个事实；依靠普通的工人，而不是依靠专家，生产可以组织得更好，社会主义可以发展得更快、更全面。
所以，“斯达汉诺夫运动是从下面产生和开展起来的运动。”【5】这个运动之所以具有如此巨大的意义，原因就在这里。它之所以成为消灭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差别过程中的一个重要步骤，道理也在这里。不过，运动中也有某些缺点。首先，运动也许太着重于对斯达汉诺夫工作者给予物质刺激。他们有时发到了奖金，或者还因为增加了生产而得到更高的工资。这不仅会在斯达汉诺夫工作者中间助长资产阶级的自私自利思想，并且还会产生使比较先进的斯达汉诺夫工作者脱离工人群众的不良后果。在个别情况下，这种做法甚至在工人群众中造成对斯达汉诺夫运动的敌视。
其次，斯达汉诺夫工作者本人常常被选拔出来，脱离生产，进入技术学院或大学去受训或深造。这确实表现了某种对才能和能力的合理使用，但同时在一定程度上又会产生跟运动的目的背道而驰的倾向，因为运动的目的就是要开始打破专家和群众之间的界线。限于当时的条件，这在一定程度上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把斯达汉诺夫工作者推上了负责的岗位就改变了他们的客观社会地位，看不到这一点则是严重的错误。
这些缺点丝毫也不改变斯达汉诺夫运动的积极意义是居于压倒地位的性质，这个运动表现了阶级斗争中的、一大进展，而丝毫不象帝国主义、托洛茨基派和修正主义的谰言所竭力污蔑的那样是“死逼工人快干”或“物质收买”。
在苏联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时期，工人的首创精神和阶级斗争也具有一些不那么引人注目的形式。当时工厂里的纪律严格，然而厂里当权的人员也常常会在全厂范围的生产会议上受到一些指责。在党的积极分子的领导下，工人们揭露懈怠腐化、隐瞒设备和虚报产量等现象。厂长们害怕这些高度政治性的群众大会。有关这种生产会议，下面一份材料可以说明问题。这是一次讨论工厂生产计划指标的会议，这份材料是美国的“苏联问题专家”约瑟夫•伯利纳从一位前苏联商法和工业管理教授那里拿到的，后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就走资本主义道路并流亡德国。(如果他再在苏联坚持数年，也许就可以成为一个大亨了!)
“所有的工人全都出席会议。接着就开始乱七八糟地搞所谓‘赶超计划’，它很快就在一场混乱之中草草收场。他们宣读了计划。这里面我们的行政首长给我们提供了这样那样的情况，这样那样的指标，当然，我们必须完成它们，我们全都知道这是必须做到的。鼓动工作就是这样地进行下去。我们必须做到这一点，我们必须完成和超额完成。‘我希望工人当中有人提出赶超建议’，这是一个工程师或者一个党组织的代表说的。于是，人人都要表现他的‘积极性’，一个俏姑娘，一个送牛奶女工在座位上站起来说，‘我认为我们应该向斯大林同志保证超额完成百分之一百。’她不考虑原料，不考虑供应。接着第二个人站起来说，‘我们应该全体保证超额百分之一百，我个人保证超额百分之一百五十!’一句话，越抬越高，工程师和经济学家只好抓头皮。不管怎样，这还是叫做‘赶超计划’，它是新的社会主义道德和更高的社会主义激情的表现。直到最上头也是这一套，你知道，在那里情况也是一团糟，无法形容的糟。”【6】
在这一段话里，很难分得清楚，究竟是什么东西更加显得突出：是这些劳动人民表现的对社会主义的热情，他们要挑重担的积极性呢，还是这个叛徒“专家”对于他们的轻蔑。
不过，这里面也确实暴露了苏联社会主义的某些基本的矛盾。从某种观点看来，这个混蛋也是言之成理的。对于象原料供应这一类技术的和物质的因素不加认真考虑，苏联的经济就无法进展。并且，超额完成的数量如此巨大(即使是可能达到的话)，也许事实上对整个社会也不是件好事(当然，它对于管理人员和计划执行人员的墨守成规的保守思想倒是一剂对症的良药)。
简而言之，单靠工人的热情是不够的。管理复杂的工业经济要有一套适当的技术和形式，在工人们能够自己集体地掌握住这些技术和发展这些形式之前(不管那些最高贵的资产阶级嘲笑派说些什么，这都是工人们在过去和现在所能做到的)，就得依靠这样的专家。
有一种对待这个问题的态度是，从工人队伍中训练一批新的、更有政治觉悟的专家。这当然是好的。但是，甚至这些“无产阶级专家”也仍然是处在一种客观上和工人阶级不同并且是在工人阶级之上的地位一一实质上是跟老的专家们同样的小资产阶级的地位，那怕是这些新的‘无产阶级专家”确实在主观上有为人民服务的愿望，也无法改变这一事实。当然，这一矛盾，总的说来就是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矛盾，在一个长时间内是无法消除的，但是必须采取措施来逐步做到这一点，而在各个阶段上，都要开展思想斗争和通过群众对专家监督来处理这个问题。
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苏联社会，旧的分工尚未完全克服，新的分工尚未充分地发展起来(存在着这些生产会议本身就说明它至少是已经开始了)。当时对于限制价值和市场规律的作用范围是非常强调的，事实上特别是在三十年代，计划当局还有一种似乎可以完全不顾价值规律而行事的倾向，后来斯大林批评过这种过“左”的错误。【7】与此同时，对于发展一种新的分工则相对地不够重视。换一句话说，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继续在苏联存在。我们马上就要重新详细谈论这个问题。
三、资本主义怎么能在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复辟?
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一个在共产党领导下、工人阶级已经取得了政权的国家，资本主义为什么还会复辟呢?
答案是复杂的，但是存在于这样一个事实中，社会主义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它是通过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革命产生的。但是，正象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所写的那样，“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
社会主义国家存在于一个资本家并没有放弃追求财富和权力的世界。不能指望老的剥削阶级会甘心情愿地失去他们的政权和财产。他们将试图通过武装反革命再次获得它们。为此，他们也必然要和外国帝国主义政府结成联盟。
历史表明，为了保卫社会主义国家，就必须挫败阶级敌人用暴力推翻社会主义国家的各种阴谋。对于这样重大的事情，决不能掉以轻心。在苏维埃政权的最初三年中，几乎所有过去在旧俄投资并获得很大好处的帝国主义国家，包括美国在内，都出动了军队，同前沙皇的将军们勾结起来，在农村大肆杀掠。他们在被打败以后，又实行了恶毒的经济封锁，同时还始终存在着再次发生军事干涉的可能性。果然，二十年以后，苏联不得不奋起击退纳粹的倾巢进攻。
经验表明，资产阶级手中不是只有枪炮这一种武器。在一九四九年，当中国人民的持久战争接近最后胜利的时候，毛泽东曾告诫说：“敌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们的，这点已经得到证明了。”但是，“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8】
旧的资产阶级观念，特别是资本主义社会的那个“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信条，在社会主义社会是决不会立即销声匿迹的。资产阶级教育和文化从我们幼年起就向我们灌输，并在我们每天为生存而挣扎的过程中得到加强。它不仅在资产阶级中存在，而且也毒害和影响到一切阶级，包括工人阶级在内。
在社会主义社会中，资产阶级思想意识仍然是复辟资本主义的有力武器。因此，必须发动和教育群众不断地同它进行斗争。
但是，这一斗争主要不是一场抽象发生于人们头脑中的“斗私”。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资产阶级思想意识的具体表现，在教育上是理论脱离实际，在艺术上是以旧剥削阶级为中心，并不知不觉地或甚至公开地支持他们，歌颂过去的反动道德标准，而不是表现劳动人民的斗争、成就和传播社会主义的道德观。资产阶级思想意识也表现在行政和经济管理中压制群众创造性的官僚主义方法。“专家决定一切”的口号只能是加强资产阶级的地位。
反对资产阶级思想意识的斗争是在社会的一切领域中进行的，它是用无产阶级思想和方法去代替旧的思想和方法。
规模巨大的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是这样的一场斗争。在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早年也进行过这类斗争；但是由于对它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因而群众性的斗争形式还没有发展起来。在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建设社会主义，必须开辟完全新的天地，而所有解决问题的方法却是从资产阶级那里继承下来的。这些方法，在其不受限制、不加改变地执行过程中，慢慢地就会削弱国家
的无产阶级的特性和经济基础的社会主义性质。这就多多少少为资本主义和平演变创造了主观条件。
一九三八年，在斯大林直接主持下发行的《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明教程》中曾指出，“堡垒是最容易从内部攻破的。”【9】我们将在下一章内说明，这包话的含意没有被斯大林所充分掌握，但是它指出了正确理解资本主义何以在苏联复辟的途径。
什么是资本主义复辟的客观条件呢?
我们已经提到过这样的事实，就是在任何已经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还没有完全．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所取代。这就意味着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继续存在，正如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所说：“在产品的价值形式中，已经包含着整个资本主义生产形式、资本家和雇佣工人的对立、产业后备军和危机的萌芽。”【10】
资产阶级思想意识不能在真空中存在，而生产关系也不是形而上学的概念，它们都是存在于人们之间或阶级之间的实际关系。在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存在着复辟资本主义的主客观条件，这说明资产阶级或潜在的资产阶级集团也是继续存在的。
在苏联，我们能够辨认出一些充当资本主义复辟主要基础的集团：
第一，富农。在农业集体化之前，富农能够将没有土．地的农民作为佃户或雇工来剥削。他们设法利用自己对粮食生产的控制权，向城市无产阶级进行讹诈，以取得后者愈来愈多的让步，借以加强私有财产和私营商业。在苏联无产阶级专政年代的初期，列宁曾将富农(农村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者并列为促成资本主义复辟的主要力量。他指出，当农业还处在很落后的状态，并以个体农民生产为特征时，必将继续为资本主义提供土壤，因为“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11】而且即使在二十年代末期，富农阶级已经解体之后，许多人还是想方设法爬上了集体农庄中的权势地位，干着那种使私人利益凌驾于社会利益之上、使集体同国家相对抗的勾当。
第二，经理、技术人员、其他“专业人员”、知识分子和脑力劳动者。这些人虽然名义上是为这个工人国家所聘用的，但是，却逐渐把他们领导的企业看作是自己的私产，并且高踞于工人之上。同样，技术人员和其他相似地位的人，甚至许多出身于工人阶级家庭的人(如勃列日涅夫)，也认为他们的专长使他们有资格享受特殊照顾和特权。正如我们已经看到过的，他们常常拒绝吸取工人的经验来解决技术问题。
这些集团构成了资本主义复辟的主要社会基础。’没有这样一个社会基础，复辟绝不可能由几个人，即使是职位最重要、最有影响的领导人所能实现。这些集团一方面可能形成一种社会基础——那就是，他们的客观地位使这些阶层最易接受资产阶级的影响；但是，还必须将他们同党和国家机器的高级官僚区分开来。只有后者才能把社会拉回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并实际上按照资本主义路线去组织生产。正是一些背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并采取了资产阶级立场、世界观的党和国家干部，利用这一
较低级的“中间阶层”作为他们的社会基础，发展他们的特权和资产阶级思想意识倾向，并驱使他们压制工人阶级的首创精神。
在党和国家领导人中，那些坚信马克思列宁主义、坚持无产阶级立场和世界观的真正的共产党员，同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保持着紧密联系，并依赖他们作为自己的社会基础，作为唯一能沿着社会主义道路的、将这一斗争推向前进的力量。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领导人，从这样一个立场出发，鼓励群众起来监督、批评并争取团结中间阶层，对他们的资产阶级倾向作斗争，逐步消除他们的特权，促使他们走社会主义道路。
正是由于这些原因，在党的领导机构中间，不断进行着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激烈斗争。这是社会主义社会中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全面斗争的一部分，也是这个斗争最尖锐的焦点。毛泽东从苏联和中国(以及其他当代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中得出结论；社会主义社会中阶级斗争的主要焦点是在党内，特别是在党的最高领导机构中，而无产阶级在这场斗争中的主要对象是“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且他们又将是反复出现的。
这种高高在上的资产阶级野心家，由于他们处于特别有利的地位(生产资料已归国有，党控制着国家和企业的工作)，就可以采取相对地不流血的方式，复辟资本主义。他们中的一些人是彻头彻尾的机会主义者。另一些人开始时也有为人民服务的愿望，但一旦上升到了领导岗位时，就变得脱离群众了。他们陶醉于过去的业绩，并且感染上了过去他们曾与之斗争的那些观念。
我们从这些情况可以看出：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哪个阶级将进行统治”的问题还没有最后解决。资产阶级势力必然要起来，不是图谋恢复私有财产，就是企图将工人阶级的社会财产改变为一个新的国家资产阶级的集团财产；但是他们的成功却不是必然的。
毛泽东已作出总结：“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我们的专政工具不能削弱，还应当加强。
无产阶级要保持国家政权并彻底改变生产关系，就不仅要对资产阶级集团，也要对人民群众中的资产阶级思想进行最坚决的斗争。
而且，在这个“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中，党和群众的关系是决定性的。如果党员脱离群众去进行工作，他们就不可能完成社会主义时期的任务。“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党必须用马克思主义武装群众，使他们自觉地认清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并努力为之奋斗。
在苏联和其他修正主义国家，正是由于“从内部攻取堡垒”，资本主义才得以复辟，因此，党的关键作用就越发明显了。事实证明，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并使自己成为新的国家资产阶级的，正是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柯西金以及在他们领导下的党的官吏。
注释
【1】苏联《计划经济》杂志，1961年第7期。
【2】《马克思致巴•瓦•安年柯夫(1846年12月28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25页。
【3】毛泽东：《严重的教训》一文按语，《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人民出版社1966年重排本，第439页。
【4】【5】斯大林：《在全苏斯达汉诺夫工作者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列宁主义问题》，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589页。
【6】约瑟夫•伯利纳，《苏联的工厂与厂长》，第275页，坎布里奇，1957年。
【7】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
【8】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横排本，第1328页。
【9】《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明教程》，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478页。
【10】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49页。
【11】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81页。
第六章 苏联人民的回击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人类的全部历史证实了这条马列主义的根本原理。阶级社会一开始，人们就起来造反，给压迫者以狠狠的打击。这种打击从来就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强大力量。
今天的苏联人民继承了这部丰富的反抗斗争史的传统。在整个封建时代，俄国农奴不断起来进行规模巨大的反抗，动摇了沙皇的统治。象敢于向封建专制制度的军事力量挑战的斯杰潘．拉辛和叶美连．普加乔夫领导的伟大起义，虽然最终被反革命的暴力所镇压，但运动鼓舞了千百万农奴，鼓舞他们再次起来斗争。在列宁称之为一八六一至一八六三年的“革命形势”下，他们把地主杀掉，把地主庄园烧掉。这种反抗迫使沙皇于一八六三年同意在法律上(不是在实际上)废除了农奴制。
随着资本主义和革命无产阶级在俄国的发展，这种反抗飞跃前进。由于无产阶级代表了最先进的生产关系，因此他们能够领导俄罗斯帝国的包括农民和被压迫民族在内的一切被压迫人民的斗争。以一八八五年在伊凡诺沃一沃兹涅先斯克和一八九六年在圣彼得堡的纺织业大罢工为起点，俄国工人很快地发展了他们的经济和政治斗争。在列宁和布尔什维克的领导下，多民族的俄国无产阶级把所有的被压迫者聚集在它的旗帜周围，并于一九一七年推翻了腐朽的专制制度，从旧的剥削阶级手中夺取了政权。
今天，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柯西金集团搞的资本主义复辟，代表着新的资产阶级的利益，这对整个国际无产阶级和一切被压迫人民的革命斗争是个巨大的挫折。可是苏联人民继承了他们的英雄传统，正在反抗新的压迫者的统治。这一斗争已给苏联统治者造成了严重的困难，并且使他们在世界各地经常处于狼狈的境地。如最近一期《北京周报》指出的：“今天的苏联绝非象勃列日涅夫之流描述的那样是‘稳定’和‘和谐无间’的。它充满着尖锐的阶级对抗、民族矛盾和社会动乱。”【1】
一、苏联：一个法西斯国家
今天苏联人民正在进行的斗争必将发展成为一个推翻帝国主义和重建社会主义的革命运动。只有工人阶级能够领导这场斗争直到最后胜利。苏联统治者知道这一点。他们正企图通过对苏联人民，特别是对工人，实行冷酷的、法西斯式的独裁(赤裸裸的、恐怖的独裁)来镇压这场斗争。
当帝国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不再能使用那种主要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运用的“民主”方式来进行统治时，法西斯主义就发展了。民主的政府议会制对于资产阶级是合适的，因为议会、选举等等提供了一些机构，通过它们，资产阶级能够和平地解决自己内部的争端，也能够有效地使中间阶层依附于资产阶级，同时还可以把资产阶级专政掩盖起来，而不为群众所察觉。但是，就象列宁说的那样，帝国主义意味着彻头彻尾的反动，并且由于它在各个方面受到愈来愈多的挑战，帝国主义者常常必须求助于建立赤裸裸的恐怖和独裁。
当然，这里有一个资产阶级必须设法解决的矛盾。因为在帝国主义制度下，相互竞争着的资本家之间的矛盾增加了，而不是消失了(象有些人企图使我们相信的那样)。帝国主义只是加剧了资本主义的不平衡发展。因此，在法西斯主义下，甚至在帝国主义统治阶级内部，一定要找到解决矛盾的新形式。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形式对多数帝国主义者来说，还不如那些较陈旧的、经过历史考验的资产阶级民主方法那么有效、合用。举一个例子，在纳粹德国，就采取了事实上由无所不知的元首裁决的形式。
可是在苏联，帝国主义并不是从竞争的资本主义阶段发展起来的，而是在将无产阶级的党转变为资产阶级的党、利用无产阶级专政下形成的国家机器来恢复资产阶级专政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无产阶级不需要资产阶级议会这种形式，虽然社会主义确实意味着人民大众在历史上第一次享受到的真正民主。
而且，因为无产阶级代表了绝大多数人民的利益，所以，无产阶级能公开宣称它的统治事实上就是专政，但这是对一小撮旧的剥削阶级的专政，而不是对人民的专政。社会主义国家是一个高度集中和强大的阶级统治的工具，比传统的资产阶级形式要强大得多，这是因为它是以、而且只能是以工人阶级的革命团结为基础。这个阶级的阶级利益决不象资产阶级那样，以本阶级内的个人或集团间勾心斗角地追逐利润为目标。
在斯大林当政时，集中的国家机器是对付形形色色的国内外反革命的极为有效的武器。但是马列主义者从来就认为，对付反革命最有效的武器是用正确的政治见解发动和武装起来的群众本身。在斯大林时代，秘密政治警察起过重要的作用，惩治性的劳动营和不同形式的惩罚机构也存在。虽然若干制裁过火的情况确实发生过，但是这个机器不是为了镇压广大群众的，而是针对那些贪污腐化的党的干部、经理、将军和军官团的其他人员、官僚主义者、外国特务等，总之，斯大林时期社会主义国家的保安、惩罚机关是无产阶级统治的工具，而不是资产阶级镇压群众的工具。
但是，随着赫鲁晓夫集团的篡夺政权，集中的国家机器就从人民手中被夺走，而由人民的敌人掌握了。这样，苏联的资产阶级走向法西斯独裁，就不必经历由一个“民主”的资产阶级共和国转变为法西斯独裁时所发生的各种困难。一个强有力的集中的国家已经具备，但是关键的问题是：这个国家要为哪个阶级服务，无产阶级还是资产阶级?不过，即使在法西斯主义下，当权的资产阶级也不是百分之百地依靠赤裸裸的恐怖手段，他们也要搞一些欺骗群众的花样。在苏联就是将法西斯主义伪装成社会主义。希特勒也是这样干的，但是在苏联做起来却更为容易，因为真正的社会主义确实曾经在那里存在过数十年之久。
此外，赫鲁晓夫不能马上就把无产阶级专政的镇压力量转向工人。他第一步是攻击这个力量以破坏其有效性。这就是五十年代末期和六十年代初期的所谓自由主义时期。这时赫鲁晓夫攻击保安机构为“独断专横”、“无法无天”。他一方面抓住一些实际存在的缺点，同时又炮制谎言，以此来混淆是非和诽谤一些正直的干部。警察和惩治机关的力量大大削弱，若干机构被撤销，大开牢门释放各种各样的反革命分子。凡是警察机构没有解散的地方，那里的经过考验的无产阶级战士都由资产阶级分子所取代。
随着这种情况的发展(一九六五年以后又加快了这方面的发展速度)，一个新的保安机器渐趋形成。和旧警察不同，这架机器不是针对官僚主义者或其他剥削者，而是针对人民的。作为第一个措施，由苏共中央直接控制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克格勃)扩充了机构，并转变为一个巨大的拥有全国范围的特务网的秘密警察组织。一九六六年组成了社会治安部。两年后它又变更为内务部，并作了扩充。一九六八年，警察力量也扩大了，警察人数大为增加，“专业保安机关”、“夜间值勤警察局”、“摩托警察部队”等相继建立。
专门用来镇压群众和监视人民的现代化设备投入了使用。一九七。年，一个以前曾被赫鲁晓夫撤销的司法部门又被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重新起用。旧的法庭加以扩充，新的兴建起来。自从党和国家监察委员会于一九六五年更改为人民监察委员会以来，又组成了另一个广泛的监察网。【2】
近年来，社会帝国主义者也大大地扩充了监狱系统。劳动营分为“普通”、“加强”、“严加管教”和“特殊”等数种。这种劳动营有一千所以上，被囚人数超过百万人。【3】
社会帝国主义者也发展了一种声名狼藉的所谓“精神病院”网，政治犯就关在里面并不时受到折磨。根据一个民权团体“大赦国际”的报告，这些病院中的情况要“比今天监狱中的情况更为残酷”。【4】有六所“特殊”精神病院是专为监禁持不同政见的人而设立的。其中最臭名昭彰的就是列宁格勒的谢尔勃斯基病院。*在这里，政治犯被迫同精神病罪犯关押在一起。他们“在治疗的借口下受到肉体折磨，并被注射大剂量的会引起抑制性休克反应和严重的机体紊乱的‘阿密诺净’和‘苏尔发净一。在这种医院里，勤杂人员实际上就是由保安人员担任的，男护士则来自精神病罪犯病人的行列。结果是，不论是真正的病人或政治犯都“天天受到监视人员的鞭笞和虐待狂的凌辱”。【5】
*谢尔勃斯基病院里的生活
“医院的制度和任何监狱的制度相似。每天一小时的锻炼，紧锁的牢房，接见外来访问者每月一次，对亲属每月可发信一封，每月接受一个包裹，同监狱里一模一样。医生们自己也认为这不是医院而是监狱，并且有时还公开这样讲。如果病人不守规矩，就要受到惩罚。
“在那所医院里很容易遭到惩罚，惩罚是十分严厉的。常用的惩罚方式有三种。第一种惩罚方式是借助医学方法。我想大家知道有一种名为‘苏尔发净’的药剂，这是当一个病人(即监犯)犯了某种错误时使用的。如粗鲁地回答医生的问题，或者公开说医院里的医生实际上是穿着白衣的刽子手等，一句话就足以招致惩罚。‘苏尔发净’是一种十分痛苦的惩罚药。它使你的体温上升到摄氏四十度左右，只觉得浑身发烧，起不了床，不能行动，这样的情况持续一两天。如果再次用药，药效可以持续整整一星期，甚至十天。
“第二种惩罚方式是使用一种名为‘阿密诺净’的药剂，这是治疗精神病时使用的，可能在别的国家也有。它使得病人感觉倦怠，昏昏欲睡一一他可能一直睡上好几天，如果持续不断地定时给予这样的处理，他就可以一直睡下去，直到停止用药。
“第三种惩罚方式，惯常称之为‘卷起来’，它是使用长长的湿帆布，把病人从头到脚卷起来，卷得紧紧地使他难于呼吸，当帆布开始干起来时，就裹得愈来愈紧，使病人愈来愈受不了。不过在施行这种惩罚时，要略为慎重些，要有医务人员在场，必须保证病人不失去知觉，如果病人的脉搏开始减弱，帆布就放松一点。”
一一摘自弗拉基米尔•布柯夫斯基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电视新闻中的谈话，
转载于《综览》季刊，一九七〇年秋季号。
这样的野蛮行径并不是苏联社会帝国主义所特有的。近年来，美帝国主义也采用了类似的方法，多半是为了对付多次发生的囚犯造反。例如，在加利福尼亚州瓦卡维尔城的州监狱医疗所里，正在制造各种各样药物甚至是进行精神病外科手术的试验。在“缓和”、“调整”那种“侵犯性的反社会行为”的借口下，使用这些技术，意图是为了“镇静”难于管理的被拘留者。就象在苏联那样，政治上活跃的监犯被挑选出来接受这种治疗。《旧金山纪事报》最近登载的一篇文章记述了一个美国医学代表团去谢尔勃斯基病院的访问。这就足以说明美帝国主义者热衷于同他们的社会帝国主义者的对手交换经验。
二、反抗的各种形式
在这种情况下，苏联人民进行回击是困难的。何况，新沙皇还戴着那个社会主义的假面具，还能迷惑许多人并使他们丧失斗志。由于社会帝国主义者垄断了通讯工具，人们很难获得有关反抗和斗争的情报，特别是工人进行反抗和斗争的情报。但是就我们所了解到的情况来看，已足以说明反抗正在发展。
工厂是斗争的主要阵地。社会帝国主义者正愈来愈难于完成计划指标，因为工人们正在拒绝执行那些倒行逆施的恶规。正如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的那样，苏联社会帝国主义日益增长的危机已迫使修正主义头子把愈来愈沉重的负担放在工人阶级的肩上。一九七二年一月二十六日的《消息报》透露：“劳动生产率将成为国民经济发展的主要杠杆。”【6】
工人们正在通过怠工、不遵守劳动纪律的方式来拒绝拚命加速机器的运转，这是经理们和其他官员经常抱怨着的事。例如，新古比雪夫石油化工联合企业的经理写信给《真理报》，指责由于工人不满而引起的劳动力流动过高的情况。他写道：一九七一年，他的厂雇用了一千零五十四名新工人，而在同时却有八百二十五人离厂。他要求对“那些对于破坏劳动纪律、酗酒、图谋私利和不老实者采取宽大态度的人，制定严格的劳动立法以明职责。”【7】还有另外一封信建议；原来用来分配工人工作和使社会主义经济保持充分就业的劳动记工簿，现在应该变为更有效的整顿纪律的工具。这些本子除了只是记录工作时间、工种等等之外，“还应该记载下列项目：奖励、惩罚、旷工”。这封信说，这样做就能使人事部门淘汰那些“懒汉”和“捣乱分子”。【8】
一九七二年五月二十一日的《纽约时报》报道了一个有趣的情况。在苏联经理级人员中，一本题为《经理和下属》的新书很快地愈来愈受到欢迎。这本书现在已成为苏联“劳工关系”文献中的标准教材。书中有这样的一些题材，如怎样说服罢工工人返回他们的工作岗位，怎样使工人劳动得更卖力些，而又不引起“不必要的摩擦”，等等。这本书的作者公开承认，他的建议是以一本美国的同类著作——戴尔•卡内基的《处世之道》!【9】——为根据的!
有一项独特的调查揭示了反抗日益增长的另一个生动例证。这项调查的结果发表在一九七三年十二月的《消息报》上。在调查过程中，访问了乌克兰一家规模巨大的机车厂中年龄在十八到二十五岁之间的二千九百五十二名工人。其中有百分之六十六的人公开宣称他们对工资不满，百分之七十一的人对工厂设备的状况和安全不满，百分之七十的人对工厂的卫生条件不满。五年前做过一次同样的民意测验，当时对工资不满的有百分之五十四，而在所有三个调查项目中，心怀不满的工人都平均增长了百分之十八。
工人们尖锐地批评了行政管理方面的若干做法。他们猛烈地抨击在月底、季末或年底“突击”完成生产定额的修正主义做法。他们说这不过是由于行政管理方面的失职所造成的拚命加速。还说修正主义者所搞的那些大事吹嘘的“社会主义竞赛”，“只不过是弄虚作假”而已。一位车床工人说：“那不过是纸上谈兵。许多人甚至连他们在同谁竞赛都不知道。”一位电工补充说：“就我们一伙人来说无所谓竞赛，而只有一个你必须完成的生产定额。”
自然，如《消息报》所说，所有这些怨言不过代表了“工人们由于买不到足够的他们所喜爱的商品而产生的消极情绪”【10】罢了。
苏联人民表示他们不满和反对情绪的另一个值得注意的方式，就是他们对斯大林怀有高度的崇敬和钦佩。根据几则不同的报道，一股强烈的、自发地潜伏在人民心里的好感在各种情况下都有所表现。例如，当斯大林在最近的一部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纪录片中出现时，观众中时常爆发出掌声(几位西方观察者可作见证)。尽管赫鲁晓夫进行了恶意的诽谤宣传，斯大林仍然是列宁以来最受人欢迎和爱戴的苏联领导人。甚至《纽约时报》的驻莫斯科记者赫德里克。史密斯也不得不承认：“斯大林在苏联人民中享有极大的潜在威信，享有比赫鲁晓夫好得多的声誉。”【11】
美国的资产阶级常常诋毁斯大林为农民和少数民族的压迫者。然而，据史密斯说，对斯大林的感情在农村和被压迫民族中尤为强烈，特别是在一些中亚细亚共和国和斯大林的诞生地格鲁吉亚共和国。虽然老一代的工人很自然地比青年人更爱慕斯大林，但是很多年轻人也了解在斯大林领导下所取得的各项伟大成就。难怪修正主义颓废派“诗人”、赫鲁晓夫反斯大林运动中的一个喽哕，也是勃列日涅夫政权下的知名走狗叶夫根尼。叶夫图申科，当他在不久前看到共青团员在野餐中为纪念斯大林祝酒时，竟然“大吃一惊”。还有一位年近三十的女教师说，她喜欢斯大林，“尽管他是个冷酷的人。也许在那时候’他不得不是个冷酷的人，也许有这样的必要”。【12】
在宴会和社交集会上，为斯大林祝酒是常见的事。最近，一位西欧的外交家参加了一次宴会，在那天晚上的宴会上，中年的中级干部为斯大林祝酒有六、七次之多。他们说明的一个“理由”是：他们所喝的酒来自格鲁吉亚。在格鲁吉亚当地，一位年岁较大的人强调说：“在格鲁吉亚的任何宴会上，我们第一次和最末一次的祝酒总是为着斯大林的。这是我们多少年来的习俗，我们也没有更改过。”【13】
在斯大林的诞生地格鲁吉亚的哥里城，斯大林博物馆由于公众的要求而仍然开放着。馆长说：“人们来这里，因为他们热爱斯大林。”有人问一个农妇：为什么把斯大林的像放在他们起居室中显眼的地方?她的丈夫，一个集体农庄的庄员回答：“这张画像从来就在我家，我不能没有它。我为出生在斯大林的诞生地而感到幸福，我要永远把他的形象留在家里。”【14】
就连那些所谓“持不同政见”的知识分子，尽管他们对斯大林的攻击也不比赫鲁晓夫和托洛茨基对斯大林的攻击差，但是，也不得不承认在这个问题上，他们是完全脱离苏联人民的。一位六十多岁的“持不同政见”的作家写道：“斯大林确实深得人心。他们觉得是他建立了这个国家，赢得了这场战争。可是现在呢?看到的是农业紊乱，工业紊乱，整个国民经济都是紊乱，而且看不到尽头。”【15】
这种“紊乱”所引起的并不只是我们所描述过的那种消极反抗。虽然社会帝国主义者竭力掩盖群众造反的任何消息，但毕竟也有几起事件盖不住。我们已经提到过
一九六二年物价飞涨引起的抗议浪潮，特别是在诺沃切尔卡斯克和捷米尔塔乌发生的大动乱。这些事件固然标志着公众反抗的高潮，但不是造反的结束。一九六七年六月间，在苏联中亚细亚奇姆肯特城，工人们因警察凶殴一个出租汽车司机致死而举行了示威。示威者袭击并烧毁了市警察局和附近的一所警察分局。于是，当局出动了坦克来镇压这次起义，数十名工人被杀害。【16】除了这起有详细记录的斗争以外，《北京周报》报道说；“同年十一月，哈尔科夫拖拉机厂成千上万的工人举行了罢工。”一九七二年九月，又有数千名工人罢工并在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城举行示威游行。【17】
在苏联各地进行的许多反抗斗争中，有一起事件看来十分典型。【18】有一份工人们自己写的这场斗争的记录已被偷带出来。一九六九年基辅水力发电站建设工程(乌克兰最大建设工程之一)的工人由于住房条件日益恶化、官员们的麻木不仁而群起反抗。
工地附近的几个村庄成了工人们的临时住房。在那里，房顶漏水，墙壁开裂，“有些住房严重失修，已经无法居住”。尽管工地领导一直允诺给工人象样的居住条件，但情况始终不变。
根据工人们自己的陈述，他们曾“不止一次地向建筑工地的副领导人阿布拉莫夫申请修理，但是他只做了一件事，就是把人们从他的办公室轰出去。”从来也没有开过什么会让他们发表不满意见。
为了应付这种形势，工人们自己召集了一个会议。此后的情况《时事记录报》上有报道，这张报是苏联“持不伺政见”的知识分子出版的地下刊物，去年已被禁止发行。这一刊物打破了它通常对工人阶级斗争的漠不关心的态度，对这次事件做了如下的记述：
“一九六九年五月中旬，别鲁奥兹卡村的基辅水力发电站工人开会讨论住房问题：他们中有许多人还是住在活动棚屋和火车厢里，尽管当局曾答应过提供他们住房。工人们说他们不再信任当地的领导了，因此决定写信给党中央。会后工人们拿着写上‘一切权力归苏维埃!’等口号的旗帜游行。克格勃人员驾了兽医车赶上去，但是遭到的是群众愤怒的喊叫：‘你们把我们当作什么?狗吗?!’这些克格勃人员一面劝阻群众，一面转移目标，竭力煽起群众对事件的一个积极参加者的‘阶级仇恨’。这个人就是已退役的伊凡•奥列克桑德罗维奇•赫鲁楚克少校。他们指出他享受着优厚的养老金，为什么还要惹是生非?赫鲁楚克同意说他的养老金数额大得不适当——事实上，他已经把它捐赠给一所儿童之家有两年之久了。况且，他是通过正当的劳动维持生活的，跟克格勃人员不同。第二天召开了一个正式的会议。会上有些发言人企图给赫鲁楚克抹黑。但是他们一下讲台，工人们老实不客气就对着他们啐口沫。工人们派了一个代表团去莫斯科，带着一封约有六百人签名的关于住房问题的信。六月底，伊凡•赫鲁楚克在莫斯科被捕。工人们又写了一封信，要求释放赫鲁楚克。”
这第二封信曾在西方发表。在信中工人们说，在代表团回来以前，各种各样的官员先后出动来到这个居住区，(破天荒第一遭!)强行通过重选一个新的住房委员会
(派往莫斯科的代表团是得到住房委员会赞助的)。当局的这种做法，意图是想宣布代表团是自我任命，因而是非法的。工人们回答说，“这个花招骗不了人。”
可是行政管理当局还是要一意孤行。“尽管遭到了所有居民的拒绝，他们还是在市中心拼凑了大约三十个未经授权的人，选举了一个新的住房委员会……然后他们开始不断地向积极参加上述会议和旧的住房委员会工作的人进行恫吓。”
六月十日又举行了一次会议。会上“群情激昂”。工人们发泄了他们一切的不满。当地的一位党的官员，拉夫连楚克上校(也是一名警官)答应他们说，“一切缺点都将纠正”，并在代表团归来时允许它在一个类似的会议上向人们汇报。工人们说：“我们相信拉夫连楚克上校，把他当作一个男子汉来相信，但是我们非常失望。”
六月十三日，代表们从莫斯科回来以后，又开了第三次会议。工人们作了如下的描述：
“在这次会议上，领导人们施展的伎俩甚至打破了他们自己的纪录。开始时他们短促地摇了一下铃，那些好容易跳进会议厅的人参加了会议，其余的人都被锁在门外……工地党组织的工作人员维卢奇科自说自话地任命自己主持会议，他宣称没有什么人派遣过代表团去莫斯科，那天也没有人要去作什么申诉的发言，……那些被锁在外面街上的人开始敲门，会上的听众也要求放他们进来。经过一番周折，人们好容易进了会场，把会场挤得水泄不通。人们要求发言，可是维卢奇科不让发言，对于来自周围的质问，他说都不‘相干’。后来，当他认为一切‘相干’的问题都已提完，就宣布散会。人们不离开会场；他们要求让赫鲁楚克和代表团的其他成员发言。当受到全体听众鼓励和支持的代表们走向讲坛时，工地党组织的工作人员维卢奇科表现得活象一个恶棍。他把一个抱着孩子的妇女推开，抢走了赫鲁楚克手中的话筒，把它从插座里拔了出来。就是那位曾经答应让代表团发言的拉夫连楚克‘好上校’，派了一队民警进入会场来逮捕我们的代表。同志们!这是什么???谁曾见过这样的暴行?人们得到的印象是，这些骄横不可一世的所谓领导人正在煽起一场暴动。”
就是在这次会议之后赫鲁楚克被捕了。工人们拟了一份给中央委员会的请愿书，上面的引文就摘自这份请愿书。他们同时立誓将坚持罢工，直至他们的要求得到满足并撤换当地官员为止。
在这次斗争中，工人们仍保持着他们对共产党领导的信仰。虽然象拉夫连楚克上校这样的当地党的官员已经暴露出来是两面三刀的人物，工人们还是相信只要莫斯科的高级官员了解到情况，一切都会得到纠正的。在他们的请愿书的结尾，工人们写道：“我们相信上面的人不知这次逮捕的情况，我们殷切地请求带着这封信到你们那里去的代表将得到你们的保护。……我们将静待你们的答复。如果我们的请愿书不能送达，我们还将一次又一次地派人将信带上，直到你们收到为止。”
这封请愿书的最后结局怎样我们不得而知，但是这使我们回想起一九。五年圣彼得堡(列宁格勒)的工人。虽然在整个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和二十世纪头几年，圣彼得堡的工人们对他们的雇主进行过多次激烈的斗争，但是，许多人还是存在着幻想，认为沙皇本人仍然是他们的朋友。当共产党人鼓动他们推翻专制制度的时候，许多比较落后的工人就高呼“不谈政治!”，用这样的叫喊把党员压下去。这些工人认为沙皇是好人，只有当地的官吏和资本家是坏人。他们说：非把用沙皇名义干的坏事告诉他不可。
工人们的这种态度，受到警方的特务，一个名叫加庞的僧侣的鼓励。他组织了一次去冬宫的群众请愿，向沙皇递交一份请愿书，措辞谦恭得无以复加。
共产党员和先进工人对这种策略进行斗争，但是失败了。他们还是加入了群众的请愿行列。有二十万以上的人在队伍中前进，许多人带着儿童，有些人还带着圣像和沙皇的肖像。当群众到达皇宫广场的时候，哥萨克骑兵从四面八方向他们冲来，刀剑飞舞，枪声震耳。千百个人就在那“血腥的星期日”死于非命。关于沙皇是公正的、仅是受了蒙蔽的那种幻想终于在无产阶级鲜血汇成的洪流中破灭了。这是一九。五年革命的开始，也就是一九一七年更为伟大的多次革命的总“预演”。
从基辅发生的事件中可以看得很清楚，今天在苏联的一些工人中也存在着对新沙皇的类似的幻想。但是随着工人斗争的发展，这些幻想也将被扫除干净。就象别鲁奥兹卡村的拉夫连楚克上校和圣彼得堡的沙皇尼古拉二世一样，沙皇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的面目也将被彻底揭露——一个双手沾满鲜血的罪犯，资产阶级剥削者，他注定要被投入“历史的垃圾箱”。
基辅事件之所以重要，还有另一个原因。约在一年前，三名来自同一工地的工人由于反对社会帝国主义者的民族政策而被捕。这三个人是在基辅大学和农业学院散发抗议在乌克兰强制实行俄罗斯化的传单时被抓去的。为此，当局实施了严格的证件制度，凡是进入大学校园的人都必须携带盖有三个公章的证件。【19】
事实上，在被压迫民族中的公开反抗是极为普遍的。一九六八年，在奇尔奇克的三百个克里米亚的鞑靼人，因为违犯了关于在纪念列宁诞辰时不得举行公共集会的法令而被捕。警察包围了示威者，并且在大规模逮捕前向他们喷射一种“毒性的液体”。根据一些报道，有几名鞑靼人冲出了包围圈，前往党的总部抗议警察的暴行。但是在那里他们也被拘留了。【20】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若干鞑靼封建统治阶级分子曾在苏联政府和人民的危急关头，同进犯的纳粹军队密谋勾结，因此鞑靼人从他们的克里米亚故乡被迁往中亚细亚。我们固然无从判断当时这样的一个激烈行动是否真有必要，但是显然危险性是早已过去了。近年来鞑靼人的遭遇每况愈下，产生了日益高涨的返回克里米亚的运动，因之他们提出了充分恢复他们民族民主权利的正义要求。奇尔奇克事件就是在这个方兴未艾的运动的背景下发生的。
一九七二年，被压迫人民的反抗达到了新高峰。其中最著名的事件发生在立陶宛的考纳斯。当地的一个二十岁的立陶宛人罗曼。塔兰塔自焚殒命，以此来抗议大俄罗斯官员的统治，为立陶宛人争取充分的民主权利。他的葬礼行列引起了整整两天的群众造反。成千上万的立陶宛人上街高呼“给立陶宛人以自由!”的口号。他们袭击了市党委机关和警察局，有两名警察死亡，也受到了宪兵队和伞兵部队的还击。【21】
此外，《北京周报》报道，“在乌克兰的第聂伯罗捷尔任斯克，有一万人以上的示威者袭击了区的党政机关的建筑物和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大楼，还撕掉了勃列日涅夫和其他人的肖像。”【22】
当然，这种大规模的造反在苏联还是少见，而且，这类斗争，包括被压迫民族的反抗在内，还常常是由不关心人民大众利益的资产阶级和反动分子所领导的。例如，在立陶宛，天主教教会在造反中起了重要的作用。尽管这样，这些行动确实表现了群众的愤怒，并且，即使在错误的领导下，也给了社会帝国主义者以有力的打击。象在诺沃切尔卡斯克、奇姆肯特、奇尔奇克和考纳斯发生的那些反抗，已经使新沙皇尝到了点儿味道，领教了一下苏维埃人民将为他们准备的下场。
三、冒牌的“持不同政见者”
在美国的各种宣传工具中广泛宣传的是那些所谓“持不同政见”的知识分子(如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安德烈•萨哈罗夫、罗伊和若列斯•麦德维杰夫夫妇以及安德烈•阿马尔赖克)的反抗。这些“持不同政见者”被称为是苏联统治者在国内的真正的反对派。人所共知的反动派、冷战自由派、社会民主党人和托洛茨基分子已经结成了联盟，一致称颂他们代表了“俄罗斯性格中一切最为优秀的成分”。他们被描绘为争取公民权利斗争中的英雄、人道主义的战士、用托洛茨基分子的话来说，甚至是“社会主义的反对派”。
但是这究竟是些什么人?他们代表着什么?他们实际上代表的是些什么社会力量?这些“持不同政见者”的绝大部分是“冒牌反对派”，这个派别同苏联人民极少联系，在工人阶级中也得不到支持。“持不同政见者”各派力量是一个无组织的、支离破碎的运动，他们代表着形形色色的反动的、自由主义和社会民主党的政治观点。他们的共同之处是反对马列主义，惧怕群众，敌视中国和斯大林，追求一种凭空设想的资本主义形式——这种资本主义不得带有它的那些最明显的暴行和弊端，特别是针对知识分子和小资产阶级的其他阶层的暴行和弊端。
有时，这一集团的成员确实也可以站到某些事情的正面，例如，好些人批判了一九六八年社会帝国主义者对捷克斯洛伐克的罪恶入侵。但是，这些“持不同政见者”并不代表苏联人民大众的革命利益，“持不同政见者”运动只能给苏联人民提供一个死胡同。认识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只有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完全恢复工人阶级的统治，才能解决工人阶级、被压迫民族和苏联其他各阶层被压迫人民面临的问题。
苏联对“持不同政见者”的镇压，不论美国资产阶级报界怎样写，一直是异常温和的，虽然某些成员曾在社会帝国主义的警察暴徒的手中吃过苦头，更多的人却是相当轻易地脱了身。劳动营和监狱里关满了革命工人、学生和被压迫民族的成员，而著名的“持不同政见者”却能相对地自由发言。当社会帝国主义者最后对索尔仁尼琴采取制裁的时候，他的“命运”不过就是被驱逐出境，让他在一座瑞士别墅里作寓公，依靠他所写的反革命书籍在西方挣下的六百多万美元版税过活。
在某一种意义上来说，苏联领导需要这些“持不同政见”的知识分子。因为“持不同政见者”运动脱离群众，赞同各种为绝大多数工人所痛恨的反动政策。这就有利于社会帝国主义者把它们当作替罪羊，借以诋毁一切反抗运动。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持不同政见者”才成了“官方的反对派”。
“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的社会基础是知识界。知识界本身不构成一个阶级，它的地位处于工人阶级和苏联资产阶级之间。虽然这些知识分子的大多数(至少在苏联)形式上是挣工资的，他们脱离生产，工作具有极端的个体的性质，在社会中占有相当的特权，这些都说明他们是一个小资产阶级集团。
知识分子由于他们的特殊的社会地位，作为一个集团倾向于对政权和人民两者都抱怀疑的态度。虽然一方面他们常常认识到只有群众才真正能改变事物，用一位苏联知识分子的话说，“是他们通过辛勤劳动亲手建造了这个国家。”【23】但是，他们还是害怕人民的，唯恐失掉了他们自己的特权。一位美国评论员曾说过：“知识分子毫不了解工人和农民面临的切身问题，下这样的结论可能是合情合理的。”
因为这些知识分子属于小资产阶级，又没有受到共产党人领导的强有力的工人运动的影响，所以他们只是用种种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来指导他们的反抗活动。
“持不同政见者”的宣言《苏联到一九八四年会不会仍然存在?》的作者安德烈。阿马尔赖克曾说：“最近十五年中，至少有三种被反对派当作思想基础的观点已经初具雏形：‘真正的马列主义’、‘基督教思想’和‘自由主义思想’。”【24】
阿马尔赖克没有提供具体证据证明确实存在着一个“真正的马列主义”的反对派，而且由于他本人肯定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他对这个问题的见解的可靠性是值得怀疑的。据我们调查所知，有一个通常被当作是这一集团的一员的彼得．格里戈林科将军，倒不如说他是一个进步的左倾自由主义者，他的政治哲学同革命的马列主义可以说没有共同之处(虽然他也象许多苏联自由主义者一样，被迫用马列主义的词句来粉饰他的政见)。我们知道，在苏联确实存在着真正的马列主义者，他们正在复杂危险的情况下进行艰苦的斗争。但是，如果把这些英勇战士也划入“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的行列，那我们是不同意的。
然而，阿马尔赖克对其他两种倾向的分类，看来确实还是相当正确的。它们是当前“持不同政见者”运动所特有的两种主要思潮。“自由主义”纲领的实质首先是在一九七。年由安德烈。萨哈罗夫、B•Φ•图尔钦和罗伊•麦德维杰夫在他们的《苏联科学家致苏联党政领导人的呼吁书》【25】中详加阐述的。这篇文章是自由主义运动的宣言，它发展了对苏联社会的批判，并提出了一个要求“逐步民主化”的纲领。
这个纲领和世界各地的自由主义纲领如出一辙。作者要求逐渐建立一种仿效资产阶级议会形式的政治制度。他们要求有更多的便利条件，以供“有资格的专家们”交换意见并进行革新竞赛。他们坚决反对一切不受专家控制和指导的群众卷入。他们明确提出的措施是，“大规模地设立在生产计划、加工技术、销售供应、财务人事等问题上有大幅度独立性的综合生产联合企业(公司)”(也就是乞求多给一点儿竞争性的资本主义)；建立“舆论研究所”(以便更好地操纵群众)；以及“改进对于领导人员的训练，使他们掌握管理艺术……使各级领导人员都能掌握情况，提高他们的独立自主权、实验权、辩护权及在实践中试行自己主张的权利”。(解除对经理人员的束缚一一给予级别较低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以充分的民主!)【26】
萨哈罗夫在一九七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写的、后来在《纽约书评》发表的一篇自传式文章中，进一步强调了这个自由主义纲领的改良主义的和唯我独尊的色彩。他已经成为这一倾向的突出的发言人。在这篇文章中，他概括了自己的政治哲学：“我们所需要的是有系统地维护人类的权利和理想，而不是政治斗争，因为后者会不可避免地煽动人们走向暴力、宗派主义和狂乱。我相信，只有当我们能够对其进行最广泛和公开揭露的时候，西方才会认识我们社会的性质。然后这一斗争将成为拯救全人类的世界运动的一部分。”【27】
在对外关系上，自由主义者的立场基本上支持社会帝国主义者的政策。虽然在对于入侵一个据认为是友好的“社会主义”的盟国的捷克斯洛伐克问题上，许多人持有不同的看法，但是自由主义者仍然认为，“苏联对外政策根本上是和平合作的政策。”【28】他们受到“缓和”会谈的鼓舞，虽然萨哈罗夫警告要提防“一种虚假的、串通的或投降的缓和背后所隐藏的危险”。自由主义者在他们一九七。年的呼吁书中附和了赫鲁晓夫，他们说：“在热核武器时代中，唯一现实的政策是导向更多国际合作，坚持寻求在科学、技术、经济、文化以及思想各方面有可能汇合起来的路线……”
形形色色的“持不同政见者”在对待中国问题上，和勃列日涅夫一伙的意见是极为一致的。一位注意“持不同政见者”的活动的英国观察家说过：“在其他方面显得是清醒明理的俄国知识分子，在对待中国问题上却变得思想模糊，感情用事，并且沉溺于一些离奇古怪的念头。”他说有一次碰到一个青年艺术家，后者想知道西方国家会怎样对付中国。这个艺术家说：“难道你们不知道中国人要占领西伯利亚吗?”“不知道他们在那以后还要向欧洲进军吗?那样一来就要重新出现黑暗时代了。西方国家肯定会站在我们一边吗?他们肯定会抵御黄种人、卫护白种人吗?白种人一定要团结一致。”【29】
当然不是所有的“持不同政见者”都用这种刺耳的种族主义的语言来对待这一冲突的，尽管这种态度肯定是苏联官方报纸所培育出来的。虽然如此，自由主义者在一九七。年的呼吁书中写着，“在道义上和物质上支持苏联对抗中国的立场，这是尤其重要的。”自由主义者认为，“中国的民族极权主义的危险，虽然在历史过程中只能看作
是短暂的现象，然而在未来的岁月里却是异常严重的。我们只能通过扩大或者至少维持我国和中国目前在技术和经济方面的差距，通过增加我们在全世界的朋友人数以及通过给予中国人民以合作和援助的变通办法，来对付这种危险。”【30】我们只要问一下，什么样的“合作和援助”会有利于扩大苏联同中国在技术和经济方面的差距?
据阿马尔赖克说，“‘基督教思想’的拥护者主张，社会生活必须回到基督教的道德原则上来，他们对于这些道德原则的解释多少带点儿斯拉夫至上论的精神，并且还提出了俄罗斯天赋的特殊使命的主张。”【31】这一倾向与其说是一种宗教哲学，不如说是一种政治学说，它是全俄社会基督教同盟这一半地下性质的仿法西斯组织的指导精神。虽然索尔仁尼琴在某些方面可以划为这一思想的信徒，但是就其最道地的形式而言，这一新的基督教斯拉夫至上论(一种宣扬大俄罗斯种族至上的种族主义哲学，是在十九世纪由一批极端反动的分子首先提出的)是“持不同政见者”运动中一种次要的倾向。它的主要表现是往往根据“种族的”或民族的原则，愚蠢地呼吁“拯救”全人类和心灵再生。
然而，这一种思想，尤其是它的更为神秘的民族至上论的形式，受到了社会帝国主义者的公开鼓励，因而它在“持不同政见者”运动和国家官僚政治中的影响都在增强。根据许多方面的消息，保安警察的高级人员中也有这一倾向的一些拥护者。在合法的报刊中，斯拉夫至上论者在《星火》画报、《青年近卫军》杂志以及《俄罗斯文学报》中都是有影响的。这些知识分子是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的坚定拥护者。有人这样说，“他们(捷克人)就得接受一次教训，也得让他们知道逃不了惩罚。”【32】
然而，基督教斯拉夫至上论的最极端形式只出现在非法的“持不同政见者”报刊上。但是即使如此，实际上它也是受到统治者鼓励的，一则是为了使社会帝国主义者的假“国际主义”有个对比而显得体面，同时又可以为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制造舆论。虽然绝大多数的自由主义报纸和几乎所有的革命的地下报纸很快都被当局禁止发行，但是基督教刊物《市民会议》最近却已印发了五期以上，刊登的文章则是形形色色的神秘的、种族主义的和反犹太主义的胡言乱语，受到的干涉不过是表面文章。【33】
一份流传很广的地下文件《民族呼声》，以新法西斯的粗鄙语言来哗众取宠。这一份宣言声称，民族是一切的基础。它是“一个特殊的精神的群体，它的特色是一种深奧的神秘感”，而“种族类型”则是它的决定性因素。这篇文章号召美苏合作“以便拯救白种人免受黄种人的杀戮”。这样做，一定要有心灵基础上的团结，因为“存在着上帝的仆人同魔鬼的仆人之间的分裂”。文件说，魔鬼进行“败坏人心的活动……鼓吹平等主义和世界主义(散居在外的犹太人的意识形态)，因此加速了普遍的血统混杂和堕落的过程。”【34】
一切真正的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看到了这篇文章，并且知道它是受到苏联领导的暗中的鼓励而刊行的一种“反对派的刊物”，不能不对苏联统治者的叛卖行径更加深恶痛绝。这些混蛋竟敢向着两千多万英勇苏联公民的英灵啐唾沫，他们在斯大林的指挥之下，英勇奋战，慷慨捐躯，就是为了打败这一类希特勒种族主义蟊贼。
索尔仁尼琴是一个高踞在“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的各派之上而有鹤立鸡群之势的家伙，他无疑是“持不同政见者”知识分子中最出名的角色。资产阶级宣传工具把他描绘成当前世界上卫护人类自由的伟大战士之一。托派社会主义工人党甚至为他“坚定地献身社会主义”而欢呼喝采。但是，在所有知名的“持不同政见者”中，他也许是最反动的一个。正如我们在一九七四年四月份《革命》杂志中所说的，他不过是个迷恋老沙皇的骸骨，不甘同新沙皇握手言欢的家伙罢了。
索尔仁尼琴以发表反动小说《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而开始他的“文人”生涯。这本书被吹嘘为三十年代到四十年代的劳动营制度的“暴露文学”。它露骨地攻击无产阶级专政和斯大林的领导。它是索尔仁尼琴在苏联国内合法出版的唯一作品，因为赫鲁晓夫亲自把它批准，作为社会帝国主义者恶毒反斯大林运动的一项武器。
对于劳动营的问题，人们的看法很混乱。对有些人来说，只要有这种劳动营的存在，就肯定证明工人阶级的国家是“堕落”或“极权主义”的了。但是，社会主义决不会，而且在将来也决不会在“理想”的情况下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国家总要对付国内外的敌人。老的剥削阶级决不会不战而退，新的资产阶级分子又会从无产阶级政党和国家内部产生。虽然，在可能的情况下，改造敌人的办法当然是可取的；但是，在必须采取某种最严厉的惩罚办法时，工人阶级不能够、不许可，也不会手软。
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的劳动营，把改造和惩罚两种因素结合起来。判处在营中服刑的犯人，主要来自社会的特权阶层。例如，索尔仁尼琴本人就是在纳粹入侵最危急的关头，在军队中煽动“持不同政见者”的一个军官。他以一种典型的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方式，把他个人的“幻想破灭”置于打败纳粹匪帮的迫切需要之上。
劳动营里的生活当然是很艰苦的，但是并不比当时西伯利亚一般农民的生活更艰苦。而且在索尔仁尼琴所写的那个战争时期，营里的生活情况肯定要比前线好，当时在前线的千百万英勇的青年军人正在为捍卫社会主义而献出生命。在营里，囚徒们从事必要的生产劳动，以建设苏联的落后地区和供应部队的需要。劳动是异常繁重的，也要求作出牺牲。但是我们要问：在那个艰难困苦的时期’哪一个苏联工人没有被要求为整体利益而作出牺牲?正象一位愤怒的苏联公民就《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一书写给索尔仁尼琴信中说的：“千百万苏联人民从事于砍伐树木的劳动并且歌颂这种形式的辛勤劳动，但是这个故事里的人物却对它感到恐惧。”【35】
是不是也有一些跟劳动营有关的过火的措施和不必要的粗暴行为呢?有。警卫人员中是不是常有挑选不当和暴虐成性的情形呢?间或有之。也有无辜受罪的人吗?有。这些过火的情况，有许多是在当时就已被察觉的，但它们不能改变这样的事实，即设立这些劳动营是工人的国家为了保卫自己而采取的一种必要措施。共产党人一定要从这些错误中吸取教训(这是已经做了的)，但是我们不能采取机会主义的态度，把一项正确而且必要的政策也否定掉。
在这里，我们应该把索尔仁尼琴的态度和那些真正是无辜受罪的人划清界线。正象过去劳动营的一位官员在给索尔仁尼琴的信中所指出的：“那些身受处罚不当的人中，没有一个曾因他们个人的不幸而埋怨过斯大林同志二一他们甚至连想也没有这样想过。这是那些无辜受苦的人同真正的罪犯的分水岭。后者通常总是恶毒攻击苏维埃政权和斯大林。”
在这一点上，我们也应该把索尔仁尼琴的行为和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行为对比一下。斯特朗一直到她在一九七。年在北京逝世为止，是一位献身于工人阶级和社会主义事业的战士。她生长于美国；参加共产主义运动后，在二十年代、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在苏联和中国度过了许多年。她的大量著作把苏维埃政权的真相介绍给美国人民和世界人民，这是一个重大的贡献。
然而，斯特朗却在一九四九年被不公正地当作一个间谍而被驱逐出苏联。她被各国的共产党视为叛徒和工贼达六年之久。几十年的老朋友都不理睬她了。但是她坚持无产阶级的革命立场，决不动摇变节。虽然资产阶级给予她许多机会，要她开口反对苏联和社会主义(只要她肯如此这般“自白”一番，那是肯定会重重有赏的)，但是她坚决不为所动。当时正是在麦卡锡的气焰不可一世，美国统治者猖狂攻击共产党和人民运动的时代，她首当其冲，遭到了资产阶级的迫害。
一九五五年，斯特朗无端蒙受诬陷的真相大白。此后不久，赫鲁晓夫发动了对斯大林的攻击。那时候她不参加反斯大林的大合唱，的确不是容易的事情。如果她以自己的遭遇去控诉斯大林的“罪行”，苏联的修正主义领导是会付给她丰厚的奖赏的。但是，她却表现出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者的“胸怀宽大”的本色，写出了《斯大林时代》这本书来回答赫鲁晓夫，这本书反击了赫鲁晓夫的指控，捍卫了斯大林的领导。在关于斯大林的问题上，如何采取一种真正共产主义的立场，这本书作出了重大贡献，而且至今仍然是有价值的。
索尔仁尼琴的行为是没有一点可以同斯特朗相比的。
赫鲁晓夫被勃列日涅夫、柯西金撵下台以后，社会帝国主义者决定降低他们的反斯大林运动的调门。索尔仁尼琴的著作对他们不再有用了。有些利用攻击斯大林而发迹的修正主义文丐(例如叶夫图申科)，也不声不响地改变了调子，还捞到了肥厚的油水。
然而，索尔仁尼琴仍然感到不满，最近十年来继续写攻击以前的工人国家的作品。他不只以谩骂斯大林为限，最近在他的反革命“杰作”《古拉格群岛：一九一八至一九五六》里，还把攻击的矛头指向列宁。照索尔仁尼琴的说法，连十月革命的发生也是一件坏事!在他所写的《一九一四年八月》一书中，他公开为革命前的“有教养的”上流社会悲叹。而在《古拉格群岛》一书中，他的“英雄们”是这样一些人：一个叛国投靠纳粹的苏联军官弗拉索夫，因为强奸的“细故”而被“不合理地”监禁起来的两个军官。【36】
但是，索尔仁尼琴决不只是一个迷恋过去，不能自拔的人。如果他是仅此而已的话，也就决不会成为今天这样的一个角色了。对美国资产阶级来说，可以用他来“证明”“共产主义是行不通的”。而社会帝国主义者则可用他来教训人们，反对他们的统治只能是个“反动派”。
的确，索尔仁尼琴已经和世界上最公开的反动势力结成同盟。在他提名萨哈罗夫为诺贝尔和平奖金得奖人的演讲中，他攻击“民族解放阵线”进行了“证据确凿”的“兽性的大屠杀”，然而关于美帝国主义对英勇的越南人民所犯的绝灭种族的屠杀罪行和无法形容的暴行，却只字不提。【37】
在这同一次发言中，索尔仁尼琴猛烈抨击世界进步力量对苏联的“持不同政见者”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他问道：“比方说，能不能期望南非共和国会把一个黑人领袖象格里戈林科将军那样拘留和折磨达四年之久而不受惩罚!全世界范围的愤怒的狂风暴雨早就把那座监狱的屋顶席卷而去了。”【38】
黑人作家劳埃德．布朗对这一难以置信的讲演作出反应时指出：“自由主义者的叫喊使得索尔仁尼琴的名字在我国家喻户晓，而受迫害的南非黑人作家亚历克斯•拉古马的名字和遭遇却默默无闻。”布朗接着指出，同一天的《纽约时报》把报道索尔仁尼琴的讲演词突出地登在第三版上，却把十一名黑人矿工被南非军队杀害的报道隐藏在不显眼的最后几页上。【39】
当然，索尔仁尼琴作为一个在苏联境内公开代表美国和西欧帝国主义利益的事实上的外国奸细，对社会帝国主义者来说是一种威胁，因此他们把他驱逐出境。但是，如果象托派社会主义工人党那样认为，“索尔仁尼琴著作的全部影响是完全在人类进步方面的，因为它们那样强有力地反映了对斯大林主义的反抗”【40】，那末，这就等于是向佛朗哥、墨索里尼和希特勒一类“反斯大林主义”的先辈欢呼致敬，把他们当作“进步力量”的朋友。这就清楚地证明了，托派分子对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憎恨，远远超过了他们对资产阶级的假想的憎恨。索尔仁尼琴也许是社会帝国主义者的敌人，但是他象美帝国主义者一样，不可能因此成为苏联人民的朋友。
四、走向新的十月
除了索尔仁尼琴之流这批大名鼎鼎的“持不同政见者”以外，在苏联，屹立着人数日增的真正革命的知识分子和其他的人们，他们举起了列宁、斯大林及布尔什维克的旗帜，并且终于认识到；没有群众性的工人革命运动和一个革命的党，苏联就不可能发生真正的改变。这些知识分子已经同真正的共产党员、工人和革命干部携手，走上了斗争的道路。
当然，由于社会帝国主义统治的法西斯性质，也由于美国和西欧资产阶级不会象对待索尔仁尼琴之流那样来为他们进行宣传，我们就难以弄清楚任何有关这些革命的个人和团体的具体情况。同时，苏联共产党从无产阶级先锋队蜕变为苏联资产阶级的法西斯党，这就意味着：这些革命人士和团体是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开展活动的，而且没有“持不同政见者”那样的自由，可以公开说话或发表自己的观点。
可是，已经有够多的消息泄露出来，因此毫无疑问，确实存在着一个真正的马列主义的反对派。在这个行列中，富有斗争性的工人已经挺身而出，为自己的阶级和所有被压迫的苏联人民开展斗争。还有一批仍然忠于无产阶级的从前的干部和官员。在六十年代末期，一个名为苏联共产主义者(布尔什维克)革命同盟的组织发表了一份八十页的宣言，号召一切忠诚的苏联共产党员走革命的道路，把分散的团体组织起来，重建一个新的革命的布尔什维克党。除了这份宣言之外，我们对这个组织不大了解，也不晓得它后来的命运怎样。但是清楚得很，尽管有着一切艰难险阻，真正的马列主义的力量正在苏联逐步发展，它们已经宣布了一场阶级战争，要同社会帝国主义者战斗到底。
俄国人民有反对一切压迫者的悠久和光荣的斗争历史；这些新的革命组织目前虽然规模还小，但是一定会发展成长，而且肯定会建成一个新的革命的共产党。苏联人民一定会推翻新沙皇。一个新的十月革命必然要发生!
注释
【1】《北京周报》，1974年1月25日。
【2】《北京周报》，1974年1月25日。
【3】《北京周报》，1974年1月25日。
【4】《纽约时报》，1970年4月21日。
【5】《纽约时报》，1970年4月21日。
【6】《消息报》，1972年1月26日。
【7】《真理报》，1972年3月29日。
【8】《真理报》，1971年8月19日。
【9】《纽约时报》，1972年5月21日。
【10】《消息报》，1973年12月2日。
【11】《纽约时报》，1973年3月5日。
【12】《纽约时报》，1973年3月5日。
【13】《纽约时报》，1967年4月9日。
【14】《纽约时报》，1969年4月6日。
【15】《纽约时报》，1973年3月5日。
【16】《北京周报》，1974年1月25日。
【17】《北京周报》，1974年1月25日。
【18】摘自《批判》第2期，该杂志全文发表了基辅工人的抗议书。
【19】彼得•雷德韦编：《未经检查的俄国》，伦敦，1972年，第211－213页。
【20】《纽约时报》，1968年5月4日。
【21】《纽约时报》，1972年5月22日。
【22】《北京周报》，1974年1月25日。
【23转引自J•哈里斯：《持不同政见者进退两难》，载《综览》季刊，1971年冬季号，第108页。
【24】安德烈•阿马尔赖克：《苏联到1984年会不会仍然存在?》，第11页。
【25】《综览》季刊，1970年夏季号。
【26】同上书，第166，167页。
【27】《纽约书评》，1974年1月。
【28】《综览》季刊，1970年夏季号，第168页。
【29】迈克尔•斯卡梅尔：《苏联知识分子继续前进》，载《综览》季刊，1971年冬季号，第99页。
【30】《综览》季刊，1970年夏季号。
【31】阿马尔赖克，前引著作，第12页。
【32】哈里斯：《持不同政见者进退两难》。
【33】迪米特里•波斯皮洛夫斯基：《大俄罗斯民族主义在萨米斯坦的复活》，《综览》季刊，1973年冬季号。
【34】同上。
【35】《苏联读者对<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一书的反应》，《综览》季刊，1968年秋季号。
【36】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古拉格群岛》。
【37】《纽约时报》，1973年9月17日。
【38】同上。
【39】《纽约时报》1973年9月19日。
【40】转引自欧文•西尔伯的文章，载《前卫》周刊，1973年10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