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转帖:生产力如何决定生产关系(下之一)

看到有一位同志写了几篇文章。放上1968大家看看。看有什么意见。我也很好奇很想听听各位的说法。

生产力如何决定生产关系(下之一)
(2010-06-25 17:58:04)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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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时候说真相不招人喜欢。承认矛盾需要勇气,解决矛盾需要精力。所以辩证法谈的人多,贯彻的人很少。自由派就反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在他们脑袋里,世界是平的,所以不存在“根本矛盾”;真相是浅显的,无非是在一个“宪政”的框架内大家“公平公开”的斗来斗去;“公民”是一个个“独立”的个体,所以对抗虽然有,但绝不是阶级集团的对立,而是类似于沙砾相碰(他们忘记了只要有水,沙子会粘在一块,而且沙子越细,附着力越大,人也一样,社会地位越卑微,抱团的渴望就越大)。
于是,在否认矛盾的问题上,全世界的形而上学者就联合起来了。他们的区别仅在于自由派认为人类“独立”个体的对抗可以通过建立更稳定更民主更自由的“宪政”来约束的,而修正主义官僚们则认为可以通过“更好的工作”“机关的改善”来“消除”阶级对抗,“社会主义”越发达,阶级斗争尽管没“熄灭”,但也跟灭了差不多了。
所以斯大林同志认为“社会主义越发展,阶级斗争越尖锐”,这无疑是给官僚们捣乱的。只是他们只敢把火撒在斯大林身上,而不敢直接对付列宁,否则就没法“修正”了。这就足以表明,斯大林同志不愧是伟大的马列主义者。然而,毛主席也指出:“斯大林有许多形而上学,并且教会许多人搞形而上学”。这究竟怎么一回事呢?
形而上学者跟“有许多形而上学”是完全不同的。前者的头脑里已经有了一个完整的反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体系,他们的一切推论都基于这个体系,就好比自由派,他们硬要把社会中基于对生产资料的占有程度不同而自然产生的各种鲜活的势力分解成据说是独立的“公民”个体,这是很典型的让现实来迁就思想。
而后者的形而上学来自于现实生活的矛盾运动。在上篇我说到,“生活和斗争中产生的现实矛盾都是符合规律的,应该毫不怯惧的给予承认”。同样,由于这种现实的矛盾运动而产生的形而上学的倾向,我们应该历史的予以承认。如今,当尘埃落定的时候,我们来分析这样的倾向,不是为了指责而搜刮罪证,而是深入的探讨是什么样的现实矛盾运动促成了斯大林同志的形而上学倾向。我相信这些探讨会有助于我们在日后卷起更大的风暴。
人很容易在斗争中迷失了自我。肥皂剧经常有这样的情节:原来很善良的一个人,受了什么刺激后奋起反抗针锋相对,到后来目的达到了,可是却变成了另一个邪恶的人。这无非体现了否定之否定的辩证法原则(一般肥皂剧上半部主题是否定,下半部主题是否定之否定,如果想拍成超级肥皂剧,那就得否定之否定之否定。。。。。)。
同样,也有人说“当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时候,社会主义就失败了”。这也道出了部分实情。一般来说,革命胜利后,过去的鱼水情总不免生分起来,代之以所谓的 “正规化”。
来源:([url=http://blog.sina.com.cn/s/blog_4aae93340100jjk1.html]http://blog.sina.com.cn/s/blog_4aae93340100jjk1.html[/url]) - 生产力如何决定生产关系(下之一)_心在左边跳_新浪博客“不正规化怎么行,帝国主义在虎视眈眈,尽早工业化才是正道”,持这样观点的人后来大部分进一步形成了“官僚”,然后就是“修正主义”,最后就是官僚资产阶级或者剧变后的新贵。
托派认为这样不行,一国不能建设社会主义,要四处出击,以迅猛的革命浪潮来冲销官僚体制的形成。
相比之下,毛主席走的是一条中间道路,世界革命再怎么着也得先稳定已有根据地吧,但光稳定也不行,河蟹是不能接受的,所以就提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
我们先不忙着用“失败”,“极左”,“极右”,“投机”来进行价值判断。这样就会发现以上三种观点都是有现实基础的,“修正”也好,“托派”也好,起初不见得是某些人居心叵测故意使坏,“毛主席革命路线”更不是他未卜先知,无中生有提出来的。从这三种观点反溯,展现在我们面前的就是一个辩证运动的连绵不断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社会主义的内在矛盾形成了,而三种观点起初无非是社会主义者对内在矛盾自然反映,它覆盖了“保守”,“激进”,“稳健”,一个不拉,不存在主观上的臆造和掩饰。换一个角度说,正是由于世界的辨证运动导致了社会主义内在矛盾的必然形成,从而也导致了“修正”,“托派”,“毛路线”三种观点的必然出现。毛主席对此很坦然:“党内无派,千奇百怪”。相比之下,一些朋友老纠缠于某些人当初参加革命是否投机,我认为这样太琐碎且多余。因为谁选择哪种观点,从个人看当然都有自身的原因-----具体的经历,个人性格等等,从宏观看,那只是个概率问题----你不选择,总有人选择。
如果我们要对以上的事实阐述做一个价值判断,就会问哪种观点“正确”?此时要先明确所谓“正确”,是指哪种观点更符合辩证运动的方向。既然这些观点都是社会主义现实矛盾运动的产物,那么起初接受这些观点的人我们也可以认为绝大部分是“真诚”的。所谓真诚指的是这些人不是受资产阶级派遣故意搅局的,他们的选择是内部矛盾的产物。
这些人各自按照自己的观点投身到现实的辩证运动之中,反过来也受到了现实制约。制约大体来自两个方面,一个是辨证运动的根本方向,如果自身观点不是如实的反映根本方向,那就或多或少的受到牵制;一个是另外两种观点的挑战,因为这些人总是要不断和观点相左的斗争,而斗争又会产生新的利益格局,而利益格局又反过来制约着原始观点的“纯粹性”,此时我们可以说,后来接受这些观点的人就不一定“真诚”了,而是龙蛇混杂。
—比如“修正”,最初是基于帝国主义的封锁要快速实现工业化,随着逐渐掌握越来越多的资源,不断背离初衷,形成和劳动人民对立的新阶级。
—比如“托派”,最初是看到了社会主义是一个世界体系,需要不断革命来荡涤一国内滋生的官僚,但由于敌对阵营采取了措施,革命推进日益艰难,演变成少数精英的冒险主义,部分人最后彻底沦为精英,跟资产阶级走到一起(如香港的梁国雄)
—比如“毛路线”,这是一条稳健的路线,也最能反映社会主义辩证运动的趋势,也确实获得了巨大成果。但是具体的某些负责人比如江青同志,在长期应对“修正主义”,“托派”的进攻中,不断的划清界线,人虽然是越发纯粹了,可离群众也越发遥远,群众基础反倒遭到削弱。同时在这个自我划清界线的过程中,不少地区的人们陆续出现了形而上学的抽象的辩论,这不由得在基层群众中滋长了厌烦情绪。
于是,我们能看到,三种观点指导下的实践都受到了现实的制约。只是前两种的制约主要来自实践和辩证运动方向的冲突,而后一种来自对立意识形态的挑战和斗争,从而导致具体实践出现的偏差(也就是在斗争中迷失了)。无论如何,这体现了社会运动的“类自然”的属性,这也是唯物史观吸引我这样带有理工科背景的追随者的地方。是的,社会规律和自然规律不能简单的类比,但是大原则还是类似的。最根本的一条,稳定的系统都是负反馈的。任何正反馈系统最后都会由于各状态的剧烈增长而解体。所以我们所能观察到的从花草树木到宇宙行星,全都是由于各种力量相互制约形成的短暂稳定。“负反馈”,无非是“矛盾”的同义语。
所以如果有人跟我说,什么制度一旦建立后就万事大吉,那我是绝对不信的。人类总是要无穷无尽的在矛盾的漩涡中斗争下去,矛盾发展到哪里,无非表明斗争也深入到哪里。但是这并不表明“观点”,“立场”, “制度”就没有优劣之分,正误之分。机会主义者企图论证的正是这点,他们不反对斗争,因为也只有斗争(或者他们所说的周旋)才有所谓的机会,可是他们否认的正是辩证运动的方向性,而方向性无非是“规律”的同义语。于是机会主义者的眼中,世界只是一堆杂乱无章的随机运动,在这点上,他们或迟或早会跟主张“宪政”的自由派合流的,因为在那些人看来,世界同样是一堆“独立个体”的“公民”在相互制衡。

生产力如何决定生产关系(下之二)
(2010-06-25 17:59: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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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

前面说到的三种观点涵盖了社会主义者对社会主义的内在矛盾的所有可能的态度(也有人转成反对社会主义,当然也就不是社会主义者了)。那么斯大林同志的正确与错误,辨证与形而上学也只能从这些观点中体现出来。

于是我们发现斯大林同志本身就是一个矛盾体。一方面他为苏联产生一个与劳动者对立的官僚集团奠定了物质基础和组织基础,另一方面他又无情的发动针对官僚集团一次次清洗。一方面他建立了高效的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另一方面他又经常破格提拔新人,经常绕过官僚系统直接和科学家,厂长对话。一方面在他的领导下苏维埃政权日益“正规化”,另一方面他却又想尽办法让这个政权处于动荡之中。

斯大林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他的实践一直在摇摆,而这种摇摆却是当年大多数社会主义者应对内在矛盾的集体行为。在这里,我们将接触到社会主义的第一个内在矛盾:不斗争就要灭亡,斗争又不免形成新的利益格局,然后多半迷失了自己(至少目前历史就是如此)。马克思曾经认为美国也许可以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因为当时美国处于自由竞争阶段,资产阶级内耗严重,而同时由于欧洲的影响,美国工人运动却后来居上,形成对美国资产阶级的某种优势。但是这种希望随着美国国家机器的加强,随着美国进入帝国主义时代而化为泡影。结果,真正的历史是无产阶级要取得一丁点的胜利都要付出极大的代价。而当其掌握政权后,更是面对敌人的联合绞杀。此时就出现了新生的“社会主义”社会的第一个内在矛盾:一方面革命的目的是要砸烂旧的国家机器,另一方面又需要旧的国家机器(法庭,监狱,警察,层级管理)来捍卫政权,更关键的是倘若不能逐步砸烂旧的国家机器,那么政权就不可避免的蜕变。

我们应当直面这种矛盾。因为它是现实斗争自然产生的。很多人都在想:种种让不少人含冤的“扩大化”是否能避免。这问题可以换个提法:什么情况才不需要“扩大化”。答案很简单:我们很聪明,敌人都很乖。再问:我们为啥聪明敌人为啥乖?再答:我们从来就很聪明,所以敌人都自愿改造,敌人都发自内心觉得社会主义好,觉得无产阶级伟大。再问:我们那么聪明,为什么会在革命前被敌人奴役,敌人觉悟那么高,为什么他们是敌人,为什么他们要被推翻。再答: 。。。。。。

于是,这样的逻辑轨道最后必然推导出革命是无需进行的,世界原本很河蟹。换句话说,如果“扩大化”可以避免,那么整个辩证法,整个对立统一,都会在一环扣一环的回溯中不断消解,最后得出荒诞的结论-----世界竟是如此美好,一切乱局都是庸人自扰。

如果在革命中双方流的血越少,那么就越没必要采取“专政”的形式。但这当然是不可能。“哪里有压迫哪里有反抗”,这对于谁都是真理。列宁曾经解释过“无产阶级专政”的来由。单从这我们足以知道“无产阶级专政”并不是先验存在的东西,它不是先天的存在于革命导师的脑海里。如果革命是和平的进行,对立双方礼尚往来,至少也得愿赌服输,那确实不需要“无产阶级专政”,或者说至少不需要这么让某些人不寒而栗的“无产阶级专政”。但是如前所述,这完全不可能。于是现实要求“无产阶级专政”,这是解决矛盾的必要手段。

有没有“无产阶级专政”,阶级斗争依然在残酷的展开。有了它,无非是为无产阶级获得较量的胜利增加砝码而已。此时我们发现,斗争的对象是“异己”力量。是跟我们对立的敌人。他们存在于“我们”之外,他们旗帜鲜明的和“我们”对立。“我们”之中当然也有人被收买成为叛徒,但归根到底依然是“异己”力量在作祟。“我们”的神经高度集中于这些“异己”的力量。于是,在“我们”依靠“无产阶级专政”不断击败“异己”的同时,通往光明的道路在不断的铺就,可是一股阻力却在自然的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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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股阻力正是来自内部,来自“我们”对阶级斗争的不断滋长的形而上学的理解。是的,隐藏的特务,装备精良的侵略者,窒息的封锁,都是真实存在的。残酷的斗争足以让每个参与者留下深刻的印象:这就是阶级斗争,阶级斗争就是如此。这句话前半段是实事求是的,后半段起初也是实事求是的,但是被绝对化后就成了谬误。更有趣的是,跟马克思主义的“正”“反”方长期就早已被阉割过的形而上学的“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 展开论战类似,“正”“反”方又在被绝对化了的形而上学的“阶级斗争就是如此”展开论战:“正”方认为阶级斗争曾经被扩大化了,但是确实存在,我们要继续保持警惕。“反方”认为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历史证明其就是错误的,应该彻底抛弃。

其实,双方都认同一点:阶级斗争就是跟“异己”力量斗争。只是“正”方认为这个“异己”现在已经被打趴下了被消灭了,就没必要太紧张了,否则就是“扩大化”,当然保持一下警惕还是必要的;而“反”方认为“异己”是不存在的,是“内斗”,是“故意制造恐怖气氛”,是“道德沦丧”。

这样我们发现,其实所谓的“正”“反”方差距并不大。无非是“反方”来了个彻底否定-----你们这帮人纯粹就是瞎搞胡闹。而 “正方”先装模作样辩护一下,最后来了个“不要扩大化”。至此,关于为什么有些修正主义者神奇的站到这个问题的“正方”上的奥秘,就被全部揭穿了-----他们确实认为阶级斗争就是把“异己”分子给干掉就完事了,他们为之辩护就是为了确认自己当初干的没错,不过有点“过火”了,而如今,“警惕”不 “警惕”他说了算,“警惕”谁也是他说了算。最后经过几十年实践,修正主义官僚终于开窍了,“阶级斗争”这玩意被马列毛整复杂了,其实很简单,顺我者昌,逆我者亡,是异己的踹一脚,是亲信的给块糖。

D.Shopping先生把这些实践总结出的“真理”概括为“学马列要精,要管用”。哪些“管用”呢?第一条,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抽走了阶级斗争)----阶级斗争跑哪里去呢?原来跑第二条,阶级斗争就是干掉异己,它长期存在,有时候还激化。管什么用呢?是管人民用的。第一条让大家明白生产力水平低,被剥削是必然的,大家认命吧,第二条让大家明白谁敢反就会被“阶级斗争”掉。

但是,我们要牢记我们所信奉的不是什么别的辩证法,而是唯物辩证法,我们的逻辑是建立在现实运动之上的。不管修正主义者对阶级斗争做了何种荒谬浅薄的解释,也不管他们塞进了何种居心叵测的私货,真正的历史的阶级对抗依然如河水一般时而荡涤着泥石,时而缓慢的流淌。这根本不神秘。因为生产力在不断发展,阶级斗争也在不断展开,生产关系随之发生变化。

在“生产力—生产关系”的框架中去把握“阶级斗争”,就会明白“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夺取政权”仅仅是“阶级斗争”的一部分,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对于漫长的社会主义阶段,如果有谁硬要分出“革命”时期和“建设”时期,那我只能很抱歉的说,你已经具有修正主义者的早期症状了;如果有谁要把党分出“革命”时期和“执政”时期,你已经发展到修正主义的中期了;如果有谁声称现在我党是“执政”党了,那我只能说,对不起,你已经堕落成修正主义者,你我是敌人了。对于马列毛主义者来说,社会主义只有一个“时期”,那就是“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我们所遵循的路线只有一条: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

这里有鲜明的原则:理论上,社会主义是一个世界体系,但是目前只能以“国家”的形式存在。既然提到“国家”,那正如恩格斯所说的,就不要跟“民主”,“自由”之类抽象词汇扯上关系。“国家”就是意味着阶级镇压。无产阶级专政就指明了阶级镇压的组织形式:依托大多数群众,为了大多数群众的根本利益,对敌对分子实施打击。

这里有丰富的内涵:首先社会主义国家需要保留各种旧的国家机器(集中领导的法庭军队监狱警察)来实施打击。但是也通过“不断革命”来改造国家机器,直至彻底废除旧的国家机器(文革时期的“砍监放犯”)。同时,通过“不断革命”来解决人民内部矛盾。

我们注意到了毛主席与斯大林同志有显著区别的新命题。第一是人民内部矛盾,第二是通过不断革命来解决人民内部矛盾。

生产力如何决定生产关系(下之三)
(2010-06-25 18:0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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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

人民内部矛盾的系统阐述是毛主席对社会主义革命规律的一次具有深远意义的探索,并以《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第一批阶段性成果。

然而这并非真理的终结。革命导师的伟大不在于穷尽真理,而是始终如一的追求真理。不少老一辈官僚在“劫后余生”时总喜欢心有余悸的说当时很难跟上毛主席了。这是多有趣的现象。从啥时候开始跟不上毛主席呢?就从取得上述“阶段性成果”以后,就从八大以后。当然官僚们说此话时早已把自己定为正确的一方,因此所谓“跟上毛主席”于他们而言只是一种调侃,一种惺惺作态。可无情的是,他们确实落伍。因为落伍,所以他们紧紧搂着所谓“八大的正确路线”,所以部分老官僚在“新时代”幻想“回到” “八大的正确路线”上。自然,现实不会容得下这类不折不扣的乌托邦。“新时代”只能导向资产阶级专政。最后某些人只能徒叹奈何,一面继续诅咒“文革”的 “迫害”,一面诅咒如今的“背叛”。这是何等混乱的逻辑。古人云:“朝闻道,夕死可矣”。这些老头可谓白活一生。

混乱逻辑的根源在于认为“革命”是对外的,是针对“异己”的。对内则是“人民内部矛盾”,是靠“批评和自我批评”加以调整。因此,当“异己”被消灭后, “革命”也该歇歇了,要“建设”了,要“执政”了。可是在毛主席的阐述中,“批评和自我批评”从来都是一种具体措施。甚至对于阶级敌人,共产党人也从来不乏加以“批评”,而不仅仅是冷酷无情的打击。再退到封建时代,也依然不乏“批评和自我批评”。崇祯的“罪己诏”可谓自我批评的典范,而海瑞骂嘉靖更是批评的楷模。甚至在明代,不少言官以骂为乐,所谓“讪君卖直”也。就是说“批评”也由于有利可图,被很多人夹入私货。可见,此法源远流长,而不是毛主席的个人发明。不少老官僚们向修正主义者靠拢的第一步却是抱着“批评和自我批评”,那无非是“复古”而已,因为他们早已忘记----------

毛主席的思想体系中,“革命”从来是旗帜,是纲领!

“革命”不但是对异己的,还是对人民的。只有当社会主义的公民们能自觉的进行革命,也只有革命成为一种风俗和文明的一部分,社会主义政权才能巩固并取得不断胜利。这正是文革的诉求!

“异己”并非天生。当我们埋头把专政的利剑对准阶级敌人,并自以为在实践着“革命”的全部时,“异己”却顽强的悄悄的在“我们”中滋长。这是有深刻的经济根源的。马恩指出共产主义是一个幽灵。其实,资本主义何尝不是幽灵?更直接的说,经济基础才是这两个幽灵之母。两个幽灵的缠斗,就形成了阶级斗争,从斗争中形成了各种法律,道德等上层建筑。

可见,阶级斗争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上,顾名思义,是两个成形的成规模的社会集团的对立。广义上则包括“幽灵”之间的缠斗,此时并不需要明确的既定阶级。对于社会,幽灵潜伏在生产力中,对于个人,幽灵潜伏在心灵中。

前面提到社会的类自然属性。不妨先观察一下人类胚胎发育。人类胚胎在十月内把几千万年人类进化史重演一遍。这不难理解。假设人体目前具有某个要素A,根据进化论,它也是从要素A1,A2,A3……发展而来的。这个序列中排前面的要素为后面的奠定了物质基础,否则后面的就是无源之水。而这个发展的序列都通过遗传密码记录下来。胚胎正是依据这个密码的指示,快速的把这个进化序列给重演一遍,以形成要素A。而胚胎为什么要“小”,无非是因为这样可以让快速进化的过程需要耗用的能量尽可能少,以增加遗传的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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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此,我们观察历史上出现过的社会主义社会。无一例外都是生产力较为落后的国家。尽管革命导师保持了足够的审慎,但是不少人开始认为马恩的社会形态演进理论不那么“严谨”,还是可以有不少“例外”的,事实就在面前,尽管很穷,可是大家干“社会主义”的热情相当高涨。

此时,“阶级斗争”的矛头对准是旧世界的残余。而在人民内部,“资本主义”幽灵却依然深藏不露。毫不奇怪!好比一块荒芜的土地,没有灌溉,没有深翻,就你我二人看着发呆。此时我说哥们咱们一块干吧,相信你多半不会拒绝。这样的条件也只有联手才能谋生。这就是“公有制”。只是,基于低生产力水平的公有制,只要读过马列ABC的都应知道要归入哪种社会形态。此时民众对于公有制的热情,搞不搞“批评和自我批评”其实都是一样高涨的。可对于一块有完善水利设施的沃土又是如何呢?同样的只有你我二人,我说哥们一块干吧。此时你未必答应的那么爽快了。你可能会想得更多,比如你能力如何?你有什么企图?收获后怎么分配?我能找到比你更能让我获益的人吗?此时,我们发现“资本主义”的幽灵开始隐约现形了。确实,这时候还没有发现有明确的阶级对立。但是当你选择拒绝联合劳动,而雇佣工人,“阶级”开始发芽了。面对这种情况,丧失革命纲领的任何“批评和自我批评”都只能是隔靴搔痒。但也正是这种“隔靴搔痒”的功效才让当年修正主义的早期患者们感到舒服,原因-----我们现在都明白了------正是私心从那时候起作怪了。

可见,“人民内部”并非社会矛盾的避风港,异己是通过经济基础而自然产生的。诞生在落后国家的社会主义政权,如果放弃了继续革命,改之以所谓的“建设”时期,改之以生产力的不断发展来巩固政权,那无疑是南辕北辙,只是让马恩的社会形态演进模型完美的现实中演绎一回。正如胚胎快速重演人类漫长进化史一样,这个所谓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无非是以“社会主义政权”的名义快速重演“原始共产主义”到“封建社会”(政治的不民主,人身依附等)再到资本主义的残酷剥削。毛主席曾说过修正主义是更坏的资本主义。这就是因为修正主义以所谓发展生产力的旗号,身兼封建地主和资本家的双重角色,对劳动人民进行双重压迫。

人类生产力总是在不断进展,从而带来不同的阶级对抗。修正主义政权宣称消灭了阶级,但阶级斗争的幽灵依然顽强的随着生产力的进步而展现出来。比如早期计算机,大的像座楼,这样的东西很难想象还能“私有化”。然而技术的进步让计算机不断小型化,直到能走进寻常百姓家。此时为“单干”提供了可能性;技术进步还让农业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也为“单干”提供了可能性;技术进步同样大大降低了长途汽车的故障率,同时降低了对于车队的后勤保障系统的依赖,也为“单干” 提供可能性。所有这些由于生产力进步带来的“单干”的可能性在不断唤起了普通人心灵中那个“资本主义”的幽灵。

于是,我们可以看到所有放弃革命而进入到所谓“建设”时期的社会主义国家到最后由于官僚指令计划经济体制无法处理由于生产力进步带来的海量信息而不得不把权力部分让度给各工厂,各院校的管理层(所谓的承包制)。此时,颠覆政权的“精英”阶层最终形成了。有人要问:存在有别的可能性吗?比如说,能否既放弃革命,同时最终把权力让度给工人阶级而不是少数精英吗?当然无法存在这种可能性。正是由于修正主义政权放弃革命,使其执行一条压迫工农的道路,反过来工农由于收到压迫,也无法在觉悟,专业知识上获得接管国家机器的能力,这样要继续维持“社会主义”政权,只能把权力让度给体制内的中下层精英,吸纳他们加入到官僚计划经济的信息处理流程中。而这些精英们在这个流程中逐渐获得了独立的财产人格和政治人格,在与政治精英同流合污的同时不断发展出独立的集体意志,最终,明确的阶级对立在整个社会再次清晰起来,资本主义幽灵变成了魔鬼,而社会主义再次退却成为幽灵。

有人问“复辟”是否必然。我的答案是当社会主义政权放弃了革命后,复辟就是必然!因为修正主义掌握政权后,他们信奉的正是被阉割的“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在他们的陈腐教条中,看不到劳动人民的鲜活力量,只看到官僚们自吹自擂的所谓“满足”人民的种种需要之类的空话。当政权无法让无产阶级成为历史发展,社会发展的主体时,那就只能任由“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这样的类自然的社会规律盲目的为自己开辟道路,从而让千百万人陷入苦难中。本该有意识的运用社会规律的共产党在蜕变成修正主义后,全社会都陷入自发的漩涡中。生产力在自发的发展,阶级在自发的分化,斗争也在自发的高涨,一切都似乎卷入了既定的漩涡中,曾经拥有的革命意识形态都在挣扎中下沉。

这一切似乎都很悲观的指向两个字:宿命!没有不断革命,这确实是宿命。因为人不主动利用规律,那么只能等待规律无情的奴役自身。当外部敌人消灭以后,阶级斗争就在每个人心中反复着,生产力进步带来的所有“单干”的可能性都在不断给它添加燃料。文革主张的“灵魂深处闹革命”确实切中时弊。实际上,所有“单干”的可能性对劳动人民而言这是可怜的幻想而已。一旦兴起单干,利润平均化的规律立刻无情的发挥作用,初期的甜头无非是建立在竞争不充分的基础上。在中国,计算机技术员,农民,长途汽车司机,无不经历了单干初期的甜头到后来激烈竞争,惨遭资本规律蹂躏的厄运。而这些后果,在文革中也对劳动人民做了一定的预期,民众有一定的免疫力。

然而修正主义官僚采用了双轨制的策略,不断冲击民众的免疫系统。该策略要害在于采用不完全的资本主义复辟,在保留多数公有制的基础上推进“私有化”。由于竞争的不充分和政策有意扶持,致使“单干”的成功率高,从而获得极大的示范效应。而初期单干获胜者也加盟了“精英”集团,进一步扩大了修正主义的阶级基础。也只有当人们彻底被幻想所引诱后,资产阶级的狰狞面目才大白天下。

如前所述,在修正主义政权下,社会只是快速的进行社会形态的演变。由于放弃了继续革命,劳动人民只能成为修正主义进行资本积累的驯服工具。而一旦社会演进到了资本主义的前夜,一旦隐性的阶级矛盾积累到了公开化的程度,修正主义者就脱掉伪装,让阶级对立公开化,让资产阶级专政合法化。这是本人总结的上一次社会主义运动的根本教训。

可见,毛主席的“继续革命”理论及实践并非单独具有中国特色,而是对整个社会主义运动具有普适意义。生产力在不断发展,阶级斗争也同样在不断进行。有时以鲜明的阶级对立展开,有时却隐藏在每个劳动者的心里。社会主义政权的巩固,归根到底依靠无产阶级成为自为阶级,归根到底依靠革命成为一种文化,一种文明,一种风俗,从而使劳动者不断的看清那些由于生产力进步而不断盛开的“单干”罂粟花。

色即是空。“单干”是腐蚀人民政权的白蚁洞,也是劳动人民觉悟的晴雨表。如果无产者看到是鲜艳的,那么革命还进行不够彻底。而只有无产者看到背后的无序竞争,惨遭蹂躏,一无所有,空空如也的前景,那意味着无产者真正掌握自己的未来,而真正的人类发展史也将由此而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