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有一位同志写了几篇文章。放上1968大家看看。看有什么意见。我也很好奇很想听听各位的说法。
生产力如何决定生产关系(下之一)
(2010-06-25 17:58:04)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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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时候说真相不招人喜欢。承认矛盾需要勇气,解决矛盾需要精力。所以辩证法谈的人多,贯彻的人很少。自由派就反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在他们脑袋里,世界是平的,所以不存在“根本矛盾”;真相是浅显的,无非是在一个“宪政”的框架内大家“公平公开”的斗来斗去;“公民”是一个个“独立”的个体,所以对抗虽然有,但绝不是阶级集团的对立,而是类似于沙砾相碰(他们忘记了只要有水,沙子会粘在一块,而且沙子越细,附着力越大,人也一样,社会地位越卑微,抱团的渴望就越大)。
于是,在否认矛盾的问题上,全世界的形而上学者就联合起来了。他们的区别仅在于自由派认为人类“独立”个体的对抗可以通过建立更稳定更民主更自由的“宪政”来约束的,而修正主义官僚们则认为可以通过“更好的工作”“机关的改善”来“消除”阶级对抗,“社会主义”越发达,阶级斗争尽管没“熄灭”,但也跟灭了差不多了。
所以斯大林同志认为“社会主义越发展,阶级斗争越尖锐”,这无疑是给官僚们捣乱的。只是他们只敢把火撒在斯大林身上,而不敢直接对付列宁,否则就没法“修正”了。这就足以表明,斯大林同志不愧是伟大的马列主义者。然而,毛主席也指出:“斯大林有许多形而上学,并且教会许多人搞形而上学”。这究竟怎么一回事呢?
形而上学者跟“有许多形而上学”是完全不同的。前者的头脑里已经有了一个完整的反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体系,他们的一切推论都基于这个体系,就好比自由派,他们硬要把社会中基于对生产资料的占有程度不同而自然产生的各种鲜活的势力分解成据说是独立的“公民”个体,这是很典型的让现实来迁就思想。
而后者的形而上学来自于现实生活的矛盾运动。在上篇我说到,“生活和斗争中产生的现实矛盾都是符合规律的,应该毫不怯惧的给予承认”。同样,由于这种现实的矛盾运动而产生的形而上学的倾向,我们应该历史的予以承认。如今,当尘埃落定的时候,我们来分析这样的倾向,不是为了指责而搜刮罪证,而是深入的探讨是什么样的现实矛盾运动促成了斯大林同志的形而上学倾向。我相信这些探讨会有助于我们在日后卷起更大的风暴。
人很容易在斗争中迷失了自我。肥皂剧经常有这样的情节:原来很善良的一个人,受了什么刺激后奋起反抗针锋相对,到后来目的达到了,可是却变成了另一个邪恶的人。这无非体现了否定之否定的辩证法原则(一般肥皂剧上半部主题是否定,下半部主题是否定之否定,如果想拍成超级肥皂剧,那就得否定之否定之否定。。。。。)。
同样,也有人说“当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时候,社会主义就失败了”。这也道出了部分实情。一般来说,革命胜利后,过去的鱼水情总不免生分起来,代之以所谓的 “正规化”。
来源:([url=http://blog.sina.com.cn/s/blog_4aae93340100jjk1.html]http://blog.sina.com.cn/s/blog_4aae93340100jjk1.html[/url]) - 生产力如何决定生产关系(下之一)_心在左边跳_新浪博客“不正规化怎么行,帝国主义在虎视眈眈,尽早工业化才是正道”,持这样观点的人后来大部分进一步形成了“官僚”,然后就是“修正主义”,最后就是官僚资产阶级或者剧变后的新贵。
托派认为这样不行,一国不能建设社会主义,要四处出击,以迅猛的革命浪潮来冲销官僚体制的形成。
相比之下,毛主席走的是一条中间道路,世界革命再怎么着也得先稳定已有根据地吧,但光稳定也不行,河蟹是不能接受的,所以就提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
我们先不忙着用“失败”,“极左”,“极右”,“投机”来进行价值判断。这样就会发现以上三种观点都是有现实基础的,“修正”也好,“托派”也好,起初不见得是某些人居心叵测故意使坏,“毛主席革命路线”更不是他未卜先知,无中生有提出来的。从这三种观点反溯,展现在我们面前的就是一个辩证运动的连绵不断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社会主义的内在矛盾形成了,而三种观点起初无非是社会主义者对内在矛盾自然反映,它覆盖了“保守”,“激进”,“稳健”,一个不拉,不存在主观上的臆造和掩饰。换一个角度说,正是由于世界的辨证运动导致了社会主义内在矛盾的必然形成,从而也导致了“修正”,“托派”,“毛路线”三种观点的必然出现。毛主席对此很坦然:“党内无派,千奇百怪”。相比之下,一些朋友老纠缠于某些人当初参加革命是否投机,我认为这样太琐碎且多余。因为谁选择哪种观点,从个人看当然都有自身的原因-----具体的经历,个人性格等等,从宏观看,那只是个概率问题----你不选择,总有人选择。
如果我们要对以上的事实阐述做一个价值判断,就会问哪种观点“正确”?此时要先明确所谓“正确”,是指哪种观点更符合辩证运动的方向。既然这些观点都是社会主义现实矛盾运动的产物,那么起初接受这些观点的人我们也可以认为绝大部分是“真诚”的。所谓真诚指的是这些人不是受资产阶级派遣故意搅局的,他们的选择是内部矛盾的产物。
这些人各自按照自己的观点投身到现实的辩证运动之中,反过来也受到了现实制约。制约大体来自两个方面,一个是辨证运动的根本方向,如果自身观点不是如实的反映根本方向,那就或多或少的受到牵制;一个是另外两种观点的挑战,因为这些人总是要不断和观点相左的斗争,而斗争又会产生新的利益格局,而利益格局又反过来制约着原始观点的“纯粹性”,此时我们可以说,后来接受这些观点的人就不一定“真诚”了,而是龙蛇混杂。
—比如“修正”,最初是基于帝国主义的封锁要快速实现工业化,随着逐渐掌握越来越多的资源,不断背离初衷,形成和劳动人民对立的新阶级。
—比如“托派”,最初是看到了社会主义是一个世界体系,需要不断革命来荡涤一国内滋生的官僚,但由于敌对阵营采取了措施,革命推进日益艰难,演变成少数精英的冒险主义,部分人最后彻底沦为精英,跟资产阶级走到一起(如香港的梁国雄)
—比如“毛路线”,这是一条稳健的路线,也最能反映社会主义辩证运动的趋势,也确实获得了巨大成果。但是具体的某些负责人比如江青同志,在长期应对“修正主义”,“托派”的进攻中,不断的划清界线,人虽然是越发纯粹了,可离群众也越发遥远,群众基础反倒遭到削弱。同时在这个自我划清界线的过程中,不少地区的人们陆续出现了形而上学的抽象的辩论,这不由得在基层群众中滋长了厌烦情绪。
于是,我们能看到,三种观点指导下的实践都受到了现实的制约。只是前两种的制约主要来自实践和辩证运动方向的冲突,而后一种来自对立意识形态的挑战和斗争,从而导致具体实践出现的偏差(也就是在斗争中迷失了)。无论如何,这体现了社会运动的“类自然”的属性,这也是唯物史观吸引我这样带有理工科背景的追随者的地方。是的,社会规律和自然规律不能简单的类比,但是大原则还是类似的。最根本的一条,稳定的系统都是负反馈的。任何正反馈系统最后都会由于各状态的剧烈增长而解体。所以我们所能观察到的从花草树木到宇宙行星,全都是由于各种力量相互制约形成的短暂稳定。“负反馈”,无非是“矛盾”的同义语。
所以如果有人跟我说,什么制度一旦建立后就万事大吉,那我是绝对不信的。人类总是要无穷无尽的在矛盾的漩涡中斗争下去,矛盾发展到哪里,无非表明斗争也深入到哪里。但是这并不表明“观点”,“立场”, “制度”就没有优劣之分,正误之分。机会主义者企图论证的正是这点,他们不反对斗争,因为也只有斗争(或者他们所说的周旋)才有所谓的机会,可是他们否认的正是辩证运动的方向性,而方向性无非是“规律”的同义语。于是机会主义者的眼中,世界只是一堆杂乱无章的随机运动,在这点上,他们或迟或早会跟主张“宪政”的自由派合流的,因为在那些人看来,世界同样是一堆“独立个体”的“公民”在相互制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