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苏联人民的回击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人类的全部历史证实了这条马列主义的根本原理。阶级社会一开始，人们就起来造反，给压迫者以狠狠的打击。这种打击从来就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强大力量。
今天的苏联人民继承了这部丰富的反抗斗争史的传统。在整个封建时代，俄国农奴不断起来进行规模巨大的反抗，动摇了沙皇的统治。象敢于向封建专制制度的军事力量挑战的斯杰潘．拉辛和叶美连．普加乔夫领导的伟大起义，虽然最终被反革命的暴力所镇压，但运动鼓舞了千百万农奴，鼓舞他们再次起来斗争。在列宁称之为一八六一至一八六三年的“革命形势”下，他们把地主杀掉，把地主庄园烧掉。这种反抗迫使沙皇于一八六三年同意在法律上(不是在实际上)废除了农奴制。
随着资本主义和革命无产阶级在俄国的发展，这种反抗飞跃前进。由于无产阶级代表了最先进的生产关系，因此他们能够领导俄罗斯帝国的包括农民和被压迫民族在内的一切被压迫人民的斗争。以一八八五年在伊凡诺沃一沃兹涅先斯克和一八九六年在圣彼得堡的纺织业大罢工为起点，俄国工人很快地发展了他们的经济和政治斗争。在列宁和布尔什维克的领导下，多民族的俄国无产阶级把所有的被压迫者聚集在它的旗帜周围，并于一九一七年推翻了腐朽的专制制度，从旧的剥削阶级手中夺取了政权。
今天，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柯西金集团搞的资本主义复辟，代表着新的资产阶级的利益，这对整个国际无产阶级和一切被压迫人民的革命斗争是个巨大的挫折。可是苏联人民继承了他们的英雄传统，正在反抗新的压迫者的统治。这一斗争已给苏联统治者造成了严重的困难，并且使他们在世界各地经常处于狼狈的境地。如最近一期《北京周报》指出的：“今天的苏联绝非象勃列日涅夫之流描述的那样是‘稳定’和‘和谐无间’的。它充满着尖锐的阶级对抗、民族矛盾和社会动乱。”【1】
一、苏联：一个法西斯国家
今天苏联人民正在进行的斗争必将发展成为一个推翻帝国主义和重建社会主义的革命运动。只有工人阶级能够领导这场斗争直到最后胜利。苏联统治者知道这一点。他们正企图通过对苏联人民，特别是对工人，实行冷酷的、法西斯式的独裁(赤裸裸的、恐怖的独裁)来镇压这场斗争。
当帝国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不再能使用那种主要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运用的“民主”方式来进行统治时，法西斯主义就发展了。民主的政府议会制对于资产阶级是合适的，因为议会、选举等等提供了一些机构，通过它们，资产阶级能够和平地解决自己内部的争端，也能够有效地使中间阶层依附于资产阶级，同时还可以把资产阶级专政掩盖起来，而不为群众所察觉。但是，就象列宁说的那样，帝国主义意味着彻头彻尾的反动，并且由于它在各个方面受到愈来愈多的挑战，帝国主义者常常必须求助于建立赤裸裸的恐怖和独裁。
当然，这里有一个资产阶级必须设法解决的矛盾。因为在帝国主义制度下，相互竞争着的资本家之间的矛盾增加了，而不是消失了(象有些人企图使我们相信的那样)。帝国主义只是加剧了资本主义的不平衡发展。因此，在法西斯主义下，甚至在帝国主义统治阶级内部，一定要找到解决矛盾的新形式。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形式对多数帝国主义者来说，还不如那些较陈旧的、经过历史考验的资产阶级民主方法那么有效、合用。举一个例子，在纳粹德国，就采取了事实上由无所不知的元首裁决的形式。
可是在苏联，帝国主义并不是从竞争的资本主义阶段发展起来的，而是在将无产阶级的党转变为资产阶级的党、利用无产阶级专政下形成的国家机器来恢复资产阶级专政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无产阶级不需要资产阶级议会这种形式，虽然社会主义确实意味着人民大众在历史上第一次享受到的真正民主。
而且，因为无产阶级代表了绝大多数人民的利益，所以，无产阶级能公开宣称它的统治事实上就是专政，但这是对一小撮旧的剥削阶级的专政，而不是对人民的专政。社会主义国家是一个高度集中和强大的阶级统治的工具，比传统的资产阶级形式要强大得多，这是因为它是以、而且只能是以工人阶级的革命团结为基础。这个阶级的阶级利益决不象资产阶级那样，以本阶级内的个人或集团间勾心斗角地追逐利润为目标。
在斯大林当政时，集中的国家机器是对付形形色色的国内外反革命的极为有效的武器。但是马列主义者从来就认为，对付反革命最有效的武器是用正确的政治见解发动和武装起来的群众本身。在斯大林时代，秘密政治警察起过重要的作用，惩治性的劳动营和不同形式的惩罚机构也存在。虽然若干制裁过火的情况确实发生过，但是这个机器不是为了镇压广大群众的，而是针对那些贪污腐化的党的干部、经理、将军和军官团的其他人员、官僚主义者、外国特务等，总之，斯大林时期社会主义国家的保安、惩罚机关是无产阶级统治的工具，而不是资产阶级镇压群众的工具。
但是，随着赫鲁晓夫集团的篡夺政权，集中的国家机器就从人民手中被夺走，而由人民的敌人掌握了。这样，苏联的资产阶级走向法西斯独裁，就不必经历由一个“民主”的资产阶级共和国转变为法西斯独裁时所发生的各种困难。一个强有力的集中的国家已经具备，但是关键的问题是：这个国家要为哪个阶级服务，无产阶级还是资产阶级?不过，即使在法西斯主义下，当权的资产阶级也不是百分之百地依靠赤裸裸的恐怖手段，他们也要搞一些欺骗群众的花样。在苏联就是将法西斯主义伪装成社会主义。希特勒也是这样干的，但是在苏联做起来却更为容易，因为真正的社会主义确实曾经在那里存在过数十年之久。
此外，赫鲁晓夫不能马上就把无产阶级专政的镇压力量转向工人。他第一步是攻击这个力量以破坏其有效性。这就是五十年代末期和六十年代初期的所谓自由主义时期。这时赫鲁晓夫攻击保安机构为“独断专横”、“无法无天”。他一方面抓住一些实际存在的缺点，同时又炮制谎言，以此来混淆是非和诽谤一些正直的干部。警察和惩治机关的力量大大削弱，若干机构被撤销，大开牢门释放各种各样的反革命分子。凡是警察机构没有解散的地方，那里的经过考验的无产阶级战士都由资产阶级分子所取代。
随着这种情况的发展(一九六五年以后又加快了这方面的发展速度)，一个新的保安机器渐趋形成。和旧警察不同，这架机器不是针对官僚主义者或其他剥削者，而是针对人民的。作为第一个措施，由苏共中央直接控制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克格勃)扩充了机构，并转变为一个巨大的拥有全国范围的特务网的秘密警察组织。一九六六年组成了社会治安部。两年后它又变更为内务部，并作了扩充。一九六八年，警察力量也扩大了，警察人数大为增加，“专业保安机关”、“夜间值勤警察局”、“摩托警察部队”等相继建立。
专门用来镇压群众和监视人民的现代化设备投入了使用。一九七。年，一个以前曾被赫鲁晓夫撤销的司法部门又被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重新起用。旧的法庭加以扩充，新的兴建起来。自从党和国家监察委员会于一九六五年更改为人民监察委员会以来，又组成了另一个广泛的监察网。【2】
近年来，社会帝国主义者也大大地扩充了监狱系统。劳动营分为“普通”、“加强”、“严加管教”和“特殊”等数种。这种劳动营有一千所以上，被囚人数超过百万人。【3】
社会帝国主义者也发展了一种声名狼藉的所谓“精神病院”网，政治犯就关在里面并不时受到折磨。根据一个民权团体“大赦国际”的报告，这些病院中的情况要“比今天监狱中的情况更为残酷”。【4】有六所“特殊”精神病院是专为监禁持不同政见的人而设立的。其中最臭名昭彰的就是列宁格勒的谢尔勃斯基病院。*在这里，政治犯被迫同精神病罪犯关押在一起。他们“在治疗的借口下受到肉体折磨，并被注射大剂量的会引起抑制性休克反应和严重的机体紊乱的‘阿密诺净’和‘苏尔发净一。在这种医院里，勤杂人员实际上就是由保安人员担任的，男护士则来自精神病罪犯病人的行列。结果是，不论是真正的病人或政治犯都“天天受到监视人员的鞭笞和虐待狂的凌辱”。【5】
*谢尔勃斯基病院里的生活
“医院的制度和任何监狱的制度相似。每天一小时的锻炼，紧锁的牢房，接见外来访问者每月一次，对亲属每月可发信一封，每月接受一个包裹，同监狱里一模一样。医生们自己也认为这不是医院而是监狱，并且有时还公开这样讲。如果病人不守规矩，就要受到惩罚。
“在那所医院里很容易遭到惩罚，惩罚是十分严厉的。常用的惩罚方式有三种。第一种惩罚方式是借助医学方法。我想大家知道有一种名为‘苏尔发净’的药剂，这是当一个病人(即监犯)犯了某种错误时使用的。如粗鲁地回答医生的问题，或者公开说医院里的医生实际上是穿着白衣的刽子手等，一句话就足以招致惩罚。‘苏尔发净’是一种十分痛苦的惩罚药。它使你的体温上升到摄氏四十度左右，只觉得浑身发烧，起不了床，不能行动，这样的情况持续一两天。如果再次用药，药效可以持续整整一星期，甚至十天。
“第二种惩罚方式是使用一种名为‘阿密诺净’的药剂，这是治疗精神病时使用的，可能在别的国家也有。它使得病人感觉倦怠，昏昏欲睡一一他可能一直睡上好几天，如果持续不断地定时给予这样的处理，他就可以一直睡下去，直到停止用药。
“第三种惩罚方式，惯常称之为‘卷起来’，它是使用长长的湿帆布，把病人从头到脚卷起来，卷得紧紧地使他难于呼吸，当帆布开始干起来时，就裹得愈来愈紧，使病人愈来愈受不了。不过在施行这种惩罚时，要略为慎重些，要有医务人员在场，必须保证病人不失去知觉，如果病人的脉搏开始减弱，帆布就放松一点。”
一一摘自弗拉基米尔•布柯夫斯基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电视新闻中的谈话，
转载于《综览》季刊，一九七〇年秋季号。
这样的野蛮行径并不是苏联社会帝国主义所特有的。近年来，美帝国主义也采用了类似的方法，多半是为了对付多次发生的囚犯造反。例如，在加利福尼亚州瓦卡维尔城的州监狱医疗所里，正在制造各种各样药物甚至是进行精神病外科手术的试验。在“缓和”、“调整”那种“侵犯性的反社会行为”的借口下，使用这些技术，意图是为了“镇静”难于管理的被拘留者。就象在苏联那样，政治上活跃的监犯被挑选出来接受这种治疗。《旧金山纪事报》最近登载的一篇文章记述了一个美国医学代表团去谢尔勃斯基病院的访问。这就足以说明美帝国主义者热衷于同他们的社会帝国主义者的对手交换经验。
二、反抗的各种形式
在这种情况下，苏联人民进行回击是困难的。何况，新沙皇还戴着那个社会主义的假面具，还能迷惑许多人并使他们丧失斗志。由于社会帝国主义者垄断了通讯工具，人们很难获得有关反抗和斗争的情报，特别是工人进行反抗和斗争的情报。但是就我们所了解到的情况来看，已足以说明反抗正在发展。
工厂是斗争的主要阵地。社会帝国主义者正愈来愈难于完成计划指标，因为工人们正在拒绝执行那些倒行逆施的恶规。正如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的那样，苏联社会帝国主义日益增长的危机已迫使修正主义头子把愈来愈沉重的负担放在工人阶级的肩上。一九七二年一月二十六日的《消息报》透露：“劳动生产率将成为国民经济发展的主要杠杆。”【6】
工人们正在通过怠工、不遵守劳动纪律的方式来拒绝拚命加速机器的运转，这是经理们和其他官员经常抱怨着的事。例如，新古比雪夫石油化工联合企业的经理写信给《真理报》，指责由于工人不满而引起的劳动力流动过高的情况。他写道：一九七一年，他的厂雇用了一千零五十四名新工人，而在同时却有八百二十五人离厂。他要求对“那些对于破坏劳动纪律、酗酒、图谋私利和不老实者采取宽大态度的人，制定严格的劳动立法以明职责。”【7】还有另外一封信建议；原来用来分配工人工作和使社会主义经济保持充分就业的劳动记工簿，现在应该变为更有效的整顿纪律的工具。这些本子除了只是记录工作时间、工种等等之外，“还应该记载下列项目：奖励、惩罚、旷工”。这封信说，这样做就能使人事部门淘汰那些“懒汉”和“捣乱分子”。【8】
一九七二年五月二十一日的《纽约时报》报道了一个有趣的情况。在苏联经理级人员中，一本题为《经理和下属》的新书很快地愈来愈受到欢迎。这本书现在已成为苏联“劳工关系”文献中的标准教材。书中有这样的一些题材，如怎样说服罢工工人返回他们的工作岗位，怎样使工人劳动得更卖力些，而又不引起“不必要的摩擦”，等等。这本书的作者公开承认，他的建议是以一本美国的同类著作——戴尔•卡内基的《处世之道》!【9】——为根据的!
有一项独特的调查揭示了反抗日益增长的另一个生动例证。这项调查的结果发表在一九七三年十二月的《消息报》上。在调查过程中，访问了乌克兰一家规模巨大的机车厂中年龄在十八到二十五岁之间的二千九百五十二名工人。其中有百分之六十六的人公开宣称他们对工资不满，百分之七十一的人对工厂设备的状况和安全不满，百分之七十的人对工厂的卫生条件不满。五年前做过一次同样的民意测验，当时对工资不满的有百分之五十四，而在所有三个调查项目中，心怀不满的工人都平均增长了百分之十八。
工人们尖锐地批评了行政管理方面的若干做法。他们猛烈地抨击在月底、季末或年底“突击”完成生产定额的修正主义做法。他们说这不过是由于行政管理方面的失职所造成的拚命加速。还说修正主义者所搞的那些大事吹嘘的“社会主义竞赛”，“只不过是弄虚作假”而已。一位车床工人说：“那不过是纸上谈兵。许多人甚至连他们在同谁竞赛都不知道。”一位电工补充说：“就我们一伙人来说无所谓竞赛，而只有一个你必须完成的生产定额。”
自然，如《消息报》所说，所有这些怨言不过代表了“工人们由于买不到足够的他们所喜爱的商品而产生的消极情绪”【10】罢了。
苏联人民表示他们不满和反对情绪的另一个值得注意的方式，就是他们对斯大林怀有高度的崇敬和钦佩。根据几则不同的报道，一股强烈的、自发地潜伏在人民心里的好感在各种情况下都有所表现。例如，当斯大林在最近的一部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纪录片中出现时，观众中时常爆发出掌声(几位西方观察者可作见证)。尽管赫鲁晓夫进行了恶意的诽谤宣传，斯大林仍然是列宁以来最受人欢迎和爱戴的苏联领导人。甚至《纽约时报》的驻莫斯科记者赫德里克。史密斯也不得不承认：“斯大林在苏联人民中享有极大的潜在威信，享有比赫鲁晓夫好得多的声誉。”【11】
美国的资产阶级常常诋毁斯大林为农民和少数民族的压迫者。然而，据史密斯说，对斯大林的感情在农村和被压迫民族中尤为强烈，特别是在一些中亚细亚共和国和斯大林的诞生地格鲁吉亚共和国。虽然老一代的工人很自然地比青年人更爱慕斯大林，但是很多年轻人也了解在斯大林领导下所取得的各项伟大成就。难怪修正主义颓废派“诗人”、赫鲁晓夫反斯大林运动中的一个喽哕，也是勃列日涅夫政权下的知名走狗叶夫根尼。叶夫图申科，当他在不久前看到共青团员在野餐中为纪念斯大林祝酒时，竟然“大吃一惊”。还有一位年近三十的女教师说，她喜欢斯大林，“尽管他是个冷酷的人。也许在那时候’他不得不是个冷酷的人，也许有这样的必要”。【12】
在宴会和社交集会上，为斯大林祝酒是常见的事。最近，一位西欧的外交家参加了一次宴会，在那天晚上的宴会上，中年的中级干部为斯大林祝酒有六、七次之多。他们说明的一个“理由”是：他们所喝的酒来自格鲁吉亚。在格鲁吉亚当地，一位年岁较大的人强调说：“在格鲁吉亚的任何宴会上，我们第一次和最末一次的祝酒总是为着斯大林的。这是我们多少年来的习俗，我们也没有更改过。”【13】
在斯大林的诞生地格鲁吉亚的哥里城，斯大林博物馆由于公众的要求而仍然开放着。馆长说：“人们来这里，因为他们热爱斯大林。”有人问一个农妇：为什么把斯大林的像放在他们起居室中显眼的地方?她的丈夫，一个集体农庄的庄员回答：“这张画像从来就在我家，我不能没有它。我为出生在斯大林的诞生地而感到幸福，我要永远把他的形象留在家里。”【14】
就连那些所谓“持不同政见”的知识分子，尽管他们对斯大林的攻击也不比赫鲁晓夫和托洛茨基对斯大林的攻击差，但是，也不得不承认在这个问题上，他们是完全脱离苏联人民的。一位六十多岁的“持不同政见”的作家写道：“斯大林确实深得人心。他们觉得是他建立了这个国家，赢得了这场战争。可是现在呢?看到的是农业紊乱，工业紊乱，整个国民经济都是紊乱，而且看不到尽头。”【15】
这种“紊乱”所引起的并不只是我们所描述过的那种消极反抗。虽然社会帝国主义者竭力掩盖群众造反的任何消息，但毕竟也有几起事件盖不住。我们已经提到过
一九六二年物价飞涨引起的抗议浪潮，特别是在诺沃切尔卡斯克和捷米尔塔乌发生的大动乱。这些事件固然标志着公众反抗的高潮，但不是造反的结束。一九六七年六月间，在苏联中亚细亚奇姆肯特城，工人们因警察凶殴一个出租汽车司机致死而举行了示威。示威者袭击并烧毁了市警察局和附近的一所警察分局。于是，当局出动了坦克来镇压这次起义，数十名工人被杀害。【16】除了这起有详细记录的斗争以外，《北京周报》报道说；“同年十一月，哈尔科夫拖拉机厂成千上万的工人举行了罢工。”一九七二年九月，又有数千名工人罢工并在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城举行示威游行。【17】
在苏联各地进行的许多反抗斗争中，有一起事件看来十分典型。【18】有一份工人们自己写的这场斗争的记录已被偷带出来。一九六九年基辅水力发电站建设工程(乌克兰最大建设工程之一)的工人由于住房条件日益恶化、官员们的麻木不仁而群起反抗。
工地附近的几个村庄成了工人们的临时住房。在那里，房顶漏水，墙壁开裂，“有些住房严重失修，已经无法居住”。尽管工地领导一直允诺给工人象样的居住条件，但情况始终不变。
根据工人们自己的陈述，他们曾“不止一次地向建筑工地的副领导人阿布拉莫夫申请修理，但是他只做了一件事，就是把人们从他的办公室轰出去。”从来也没有开过什么会让他们发表不满意见。
为了应付这种形势，工人们自己召集了一个会议。此后的情况《时事记录报》上有报道，这张报是苏联“持不伺政见”的知识分子出版的地下刊物，去年已被禁止发行。这一刊物打破了它通常对工人阶级斗争的漠不关心的态度，对这次事件做了如下的记述：
“一九六九年五月中旬，别鲁奥兹卡村的基辅水力发电站工人开会讨论住房问题：他们中有许多人还是住在活动棚屋和火车厢里，尽管当局曾答应过提供他们住房。工人们说他们不再信任当地的领导了，因此决定写信给党中央。会后工人们拿着写上‘一切权力归苏维埃!’等口号的旗帜游行。克格勃人员驾了兽医车赶上去，但是遭到的是群众愤怒的喊叫：‘你们把我们当作什么?狗吗?!’这些克格勃人员一面劝阻群众，一面转移目标，竭力煽起群众对事件的一个积极参加者的‘阶级仇恨’。这个人就是已退役的伊凡•奥列克桑德罗维奇•赫鲁楚克少校。他们指出他享受着优厚的养老金，为什么还要惹是生非?赫鲁楚克同意说他的养老金数额大得不适当——事实上，他已经把它捐赠给一所儿童之家有两年之久了。况且，他是通过正当的劳动维持生活的，跟克格勃人员不同。第二天召开了一个正式的会议。会上有些发言人企图给赫鲁楚克抹黑。但是他们一下讲台，工人们老实不客气就对着他们啐口沫。工人们派了一个代表团去莫斯科，带着一封约有六百人签名的关于住房问题的信。六月底，伊凡•赫鲁楚克在莫斯科被捕。工人们又写了一封信，要求释放赫鲁楚克。”
这第二封信曾在西方发表。在信中工人们说，在代表团回来以前，各种各样的官员先后出动来到这个居住区，(破天荒第一遭!)强行通过重选一个新的住房委员会
(派往莫斯科的代表团是得到住房委员会赞助的)。当局的这种做法，意图是想宣布代表团是自我任命，因而是非法的。工人们回答说，“这个花招骗不了人。”
可是行政管理当局还是要一意孤行。“尽管遭到了所有居民的拒绝，他们还是在市中心拼凑了大约三十个未经授权的人，选举了一个新的住房委员会……然后他们开始不断地向积极参加上述会议和旧的住房委员会工作的人进行恫吓。”
六月十日又举行了一次会议。会上“群情激昂”。工人们发泄了他们一切的不满。当地的一位党的官员，拉夫连楚克上校(也是一名警官)答应他们说，“一切缺点都将纠正”，并在代表团归来时允许它在一个类似的会议上向人们汇报。工人们说：“我们相信拉夫连楚克上校，把他当作一个男子汉来相信，但是我们非常失望。”
六月十三日，代表们从莫斯科回来以后，又开了第三次会议。工人们作了如下的描述：
“在这次会议上，领导人们施展的伎俩甚至打破了他们自己的纪录。开始时他们短促地摇了一下铃，那些好容易跳进会议厅的人参加了会议，其余的人都被锁在门外……工地党组织的工作人员维卢奇科自说自话地任命自己主持会议，他宣称没有什么人派遣过代表团去莫斯科，那天也没有人要去作什么申诉的发言，……那些被锁在外面街上的人开始敲门，会上的听众也要求放他们进来。经过一番周折，人们好容易进了会场，把会场挤得水泄不通。人们要求发言，可是维卢奇科不让发言，对于来自周围的质问，他说都不‘相干’。后来，当他认为一切‘相干’的问题都已提完，就宣布散会。人们不离开会场；他们要求让赫鲁楚克和代表团的其他成员发言。当受到全体听众鼓励和支持的代表们走向讲坛时，工地党组织的工作人员维卢奇科表现得活象一个恶棍。他把一个抱着孩子的妇女推开，抢走了赫鲁楚克手中的话筒，把它从插座里拔了出来。就是那位曾经答应让代表团发言的拉夫连楚克‘好上校’，派了一队民警进入会场来逮捕我们的代表。同志们!这是什么???谁曾见过这样的暴行?人们得到的印象是，这些骄横不可一世的所谓领导人正在煽起一场暴动。”
就是在这次会议之后赫鲁楚克被捕了。工人们拟了一份给中央委员会的请愿书，上面的引文就摘自这份请愿书。他们同时立誓将坚持罢工，直至他们的要求得到满足并撤换当地官员为止。
在这次斗争中，工人们仍保持着他们对共产党领导的信仰。虽然象拉夫连楚克上校这样的当地党的官员已经暴露出来是两面三刀的人物，工人们还是相信只要莫斯科的高级官员了解到情况，一切都会得到纠正的。在他们的请愿书的结尾，工人们写道：“我们相信上面的人不知这次逮捕的情况，我们殷切地请求带着这封信到你们那里去的代表将得到你们的保护。……我们将静待你们的答复。如果我们的请愿书不能送达，我们还将一次又一次地派人将信带上，直到你们收到为止。”
这封请愿书的最后结局怎样我们不得而知，但是这使我们回想起一九。五年圣彼得堡(列宁格勒)的工人。虽然在整个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和二十世纪头几年，圣彼得堡的工人们对他们的雇主进行过多次激烈的斗争，但是，许多人还是存在着幻想，认为沙皇本人仍然是他们的朋友。当共产党人鼓动他们推翻专制制度的时候，许多比较落后的工人就高呼“不谈政治!”，用这样的叫喊把党员压下去。这些工人认为沙皇是好人，只有当地的官吏和资本家是坏人。他们说：非把用沙皇名义干的坏事告诉他不可。
工人们的这种态度，受到警方的特务，一个名叫加庞的僧侣的鼓励。他组织了一次去冬宫的群众请愿，向沙皇递交一份请愿书，措辞谦恭得无以复加。
共产党员和先进工人对这种策略进行斗争，但是失败了。他们还是加入了群众的请愿行列。有二十万以上的人在队伍中前进，许多人带着儿童，有些人还带着圣像和沙皇的肖像。当群众到达皇宫广场的时候，哥萨克骑兵从四面八方向他们冲来，刀剑飞舞，枪声震耳。千百个人就在那“血腥的星期日”死于非命。关于沙皇是公正的、仅是受了蒙蔽的那种幻想终于在无产阶级鲜血汇成的洪流中破灭了。这是一九。五年革命的开始，也就是一九一七年更为伟大的多次革命的总“预演”。
从基辅发生的事件中可以看得很清楚，今天在苏联的一些工人中也存在着对新沙皇的类似的幻想。但是随着工人斗争的发展，这些幻想也将被扫除干净。就象别鲁奥兹卡村的拉夫连楚克上校和圣彼得堡的沙皇尼古拉二世一样，沙皇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的面目也将被彻底揭露——一个双手沾满鲜血的罪犯，资产阶级剥削者，他注定要被投入“历史的垃圾箱”。
基辅事件之所以重要，还有另一个原因。约在一年前，三名来自同一工地的工人由于反对社会帝国主义者的民族政策而被捕。这三个人是在基辅大学和农业学院散发抗议在乌克兰强制实行俄罗斯化的传单时被抓去的。为此，当局实施了严格的证件制度，凡是进入大学校园的人都必须携带盖有三个公章的证件。【19】
事实上，在被压迫民族中的公开反抗是极为普遍的。一九六八年，在奇尔奇克的三百个克里米亚的鞑靼人，因为违犯了关于在纪念列宁诞辰时不得举行公共集会的法令而被捕。警察包围了示威者，并且在大规模逮捕前向他们喷射一种“毒性的液体”。根据一些报道，有几名鞑靼人冲出了包围圈，前往党的总部抗议警察的暴行。但是在那里他们也被拘留了。【20】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若干鞑靼封建统治阶级分子曾在苏联政府和人民的危急关头，同进犯的纳粹军队密谋勾结，因此鞑靼人从他们的克里米亚故乡被迁往中亚细亚。我们固然无从判断当时这样的一个激烈行动是否真有必要，但是显然危险性是早已过去了。近年来鞑靼人的遭遇每况愈下，产生了日益高涨的返回克里米亚的运动，因之他们提出了充分恢复他们民族民主权利的正义要求。奇尔奇克事件就是在这个方兴未艾的运动的背景下发生的。
一九七二年，被压迫人民的反抗达到了新高峰。其中最著名的事件发生在立陶宛的考纳斯。当地的一个二十岁的立陶宛人罗曼。塔兰塔自焚殒命，以此来抗议大俄罗斯官员的统治，为立陶宛人争取充分的民主权利。他的葬礼行列引起了整整两天的群众造反。成千上万的立陶宛人上街高呼“给立陶宛人以自由!”的口号。他们袭击了市党委机关和警察局，有两名警察死亡，也受到了宪兵队和伞兵部队的还击。【21】
此外，《北京周报》报道，“在乌克兰的第聂伯罗捷尔任斯克，有一万人以上的示威者袭击了区的党政机关的建筑物和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大楼，还撕掉了勃列日涅夫和其他人的肖像。”【22】
当然，这种大规模的造反在苏联还是少见，而且，这类斗争，包括被压迫民族的反抗在内，还常常是由不关心人民大众利益的资产阶级和反动分子所领导的。例如，在立陶宛，天主教教会在造反中起了重要的作用。尽管这样，这些行动确实表现了群众的愤怒，并且，即使在错误的领导下，也给了社会帝国主义者以有力的打击。象在诺沃切尔卡斯克、奇姆肯特、奇尔奇克和考纳斯发生的那些反抗，已经使新沙皇尝到了点儿味道，领教了一下苏维埃人民将为他们准备的下场。
三、冒牌的“持不同政见者”
在美国的各种宣传工具中广泛宣传的是那些所谓“持不同政见”的知识分子(如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安德烈•萨哈罗夫、罗伊和若列斯•麦德维杰夫夫妇以及安德烈•阿马尔赖克)的反抗。这些“持不同政见者”被称为是苏联统治者在国内的真正的反对派。人所共知的反动派、冷战自由派、社会民主党人和托洛茨基分子已经结成了联盟，一致称颂他们代表了“俄罗斯性格中一切最为优秀的成分”。他们被描绘为争取公民权利斗争中的英雄、人道主义的战士、用托洛茨基分子的话来说，甚至是“社会主义的反对派”。
但是这究竟是些什么人?他们代表着什么?他们实际上代表的是些什么社会力量?这些“持不同政见者”的绝大部分是“冒牌反对派”，这个派别同苏联人民极少联系，在工人阶级中也得不到支持。“持不同政见者”各派力量是一个无组织的、支离破碎的运动，他们代表着形形色色的反动的、自由主义和社会民主党的政治观点。他们的共同之处是反对马列主义，惧怕群众，敌视中国和斯大林，追求一种凭空设想的资本主义形式——这种资本主义不得带有它的那些最明显的暴行和弊端，特别是针对知识分子和小资产阶级的其他阶层的暴行和弊端。
有时，这一集团的成员确实也可以站到某些事情的正面，例如，好些人批判了一九六八年社会帝国主义者对捷克斯洛伐克的罪恶入侵。但是，这些“持不同政见者”并不代表苏联人民大众的革命利益，“持不同政见者”运动只能给苏联人民提供一个死胡同。认识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只有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完全恢复工人阶级的统治，才能解决工人阶级、被压迫民族和苏联其他各阶层被压迫人民面临的问题。
苏联对“持不同政见者”的镇压，不论美国资产阶级报界怎样写，一直是异常温和的，虽然某些成员曾在社会帝国主义的警察暴徒的手中吃过苦头，更多的人却是相当轻易地脱了身。劳动营和监狱里关满了革命工人、学生和被压迫民族的成员，而著名的“持不同政见者”却能相对地自由发言。当社会帝国主义者最后对索尔仁尼琴采取制裁的时候，他的“命运”不过就是被驱逐出境，让他在一座瑞士别墅里作寓公，依靠他所写的反革命书籍在西方挣下的六百多万美元版税过活。
在某一种意义上来说，苏联领导需要这些“持不同政见”的知识分子。因为“持不同政见者”运动脱离群众，赞同各种为绝大多数工人所痛恨的反动政策。这就有利于社会帝国主义者把它们当作替罪羊，借以诋毁一切反抗运动。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持不同政见者”才成了“官方的反对派”。
“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的社会基础是知识界。知识界本身不构成一个阶级，它的地位处于工人阶级和苏联资产阶级之间。虽然这些知识分子的大多数(至少在苏联)形式上是挣工资的，他们脱离生产，工作具有极端的个体的性质，在社会中占有相当的特权，这些都说明他们是一个小资产阶级集团。
知识分子由于他们的特殊的社会地位，作为一个集团倾向于对政权和人民两者都抱怀疑的态度。虽然一方面他们常常认识到只有群众才真正能改变事物，用一位苏联知识分子的话说，“是他们通过辛勤劳动亲手建造了这个国家。”【23】但是，他们还是害怕人民的，唯恐失掉了他们自己的特权。一位美国评论员曾说过：“知识分子毫不了解工人和农民面临的切身问题，下这样的结论可能是合情合理的。”
因为这些知识分子属于小资产阶级，又没有受到共产党人领导的强有力的工人运动的影响，所以他们只是用种种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来指导他们的反抗活动。
“持不同政见者”的宣言《苏联到一九八四年会不会仍然存在?》的作者安德烈。阿马尔赖克曾说：“最近十五年中，至少有三种被反对派当作思想基础的观点已经初具雏形：‘真正的马列主义’、‘基督教思想’和‘自由主义思想’。”【24】
阿马尔赖克没有提供具体证据证明确实存在着一个“真正的马列主义”的反对派，而且由于他本人肯定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他对这个问题的见解的可靠性是值得怀疑的。据我们调查所知，有一个通常被当作是这一集团的一员的彼得．格里戈林科将军，倒不如说他是一个进步的左倾自由主义者，他的政治哲学同革命的马列主义可以说没有共同之处(虽然他也象许多苏联自由主义者一样，被迫用马列主义的词句来粉饰他的政见)。我们知道，在苏联确实存在着真正的马列主义者，他们正在复杂危险的情况下进行艰苦的斗争。但是，如果把这些英勇战士也划入“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的行列，那我们是不同意的。
然而，阿马尔赖克对其他两种倾向的分类，看来确实还是相当正确的。它们是当前“持不同政见者”运动所特有的两种主要思潮。“自由主义”纲领的实质首先是在一九七。年由安德烈。萨哈罗夫、B•Φ•图尔钦和罗伊•麦德维杰夫在他们的《苏联科学家致苏联党政领导人的呼吁书》【25】中详加阐述的。这篇文章是自由主义运动的宣言，它发展了对苏联社会的批判，并提出了一个要求“逐步民主化”的纲领。
这个纲领和世界各地的自由主义纲领如出一辙。作者要求逐渐建立一种仿效资产阶级议会形式的政治制度。他们要求有更多的便利条件，以供“有资格的专家们”交换意见并进行革新竞赛。他们坚决反对一切不受专家控制和指导的群众卷入。他们明确提出的措施是，“大规模地设立在生产计划、加工技术、销售供应、财务人事等问题上有大幅度独立性的综合生产联合企业(公司)”(也就是乞求多给一点儿竞争性的资本主义)；建立“舆论研究所”(以便更好地操纵群众)；以及“改进对于领导人员的训练，使他们掌握管理艺术……使各级领导人员都能掌握情况，提高他们的独立自主权、实验权、辩护权及在实践中试行自己主张的权利”。(解除对经理人员的束缚一一给予级别较低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以充分的民主!)【26】
萨哈罗夫在一九七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写的、后来在《纽约书评》发表的一篇自传式文章中，进一步强调了这个自由主义纲领的改良主义的和唯我独尊的色彩。他已经成为这一倾向的突出的发言人。在这篇文章中，他概括了自己的政治哲学：“我们所需要的是有系统地维护人类的权利和理想，而不是政治斗争，因为后者会不可避免地煽动人们走向暴力、宗派主义和狂乱。我相信，只有当我们能够对其进行最广泛和公开揭露的时候，西方才会认识我们社会的性质。然后这一斗争将成为拯救全人类的世界运动的一部分。”【27】
在对外关系上，自由主义者的立场基本上支持社会帝国主义者的政策。虽然在对于入侵一个据认为是友好的“社会主义”的盟国的捷克斯洛伐克问题上，许多人持有不同的看法，但是自由主义者仍然认为，“苏联对外政策根本上是和平合作的政策。”【28】他们受到“缓和”会谈的鼓舞，虽然萨哈罗夫警告要提防“一种虚假的、串通的或投降的缓和背后所隐藏的危险”。自由主义者在他们一九七。年的呼吁书中附和了赫鲁晓夫，他们说：“在热核武器时代中，唯一现实的政策是导向更多国际合作，坚持寻求在科学、技术、经济、文化以及思想各方面有可能汇合起来的路线……”
形形色色的“持不同政见者”在对待中国问题上，和勃列日涅夫一伙的意见是极为一致的。一位注意“持不同政见者”的活动的英国观察家说过：“在其他方面显得是清醒明理的俄国知识分子，在对待中国问题上却变得思想模糊，感情用事，并且沉溺于一些离奇古怪的念头。”他说有一次碰到一个青年艺术家，后者想知道西方国家会怎样对付中国。这个艺术家说：“难道你们不知道中国人要占领西伯利亚吗?”“不知道他们在那以后还要向欧洲进军吗?那样一来就要重新出现黑暗时代了。西方国家肯定会站在我们一边吗?他们肯定会抵御黄种人、卫护白种人吗?白种人一定要团结一致。”【29】
当然不是所有的“持不同政见者”都用这种刺耳的种族主义的语言来对待这一冲突的，尽管这种态度肯定是苏联官方报纸所培育出来的。虽然如此，自由主义者在一九七。年的呼吁书中写着，“在道义上和物质上支持苏联对抗中国的立场，这是尤其重要的。”自由主义者认为，“中国的民族极权主义的危险，虽然在历史过程中只能看作
是短暂的现象，然而在未来的岁月里却是异常严重的。我们只能通过扩大或者至少维持我国和中国目前在技术和经济方面的差距，通过增加我们在全世界的朋友人数以及通过给予中国人民以合作和援助的变通办法，来对付这种危险。”【30】我们只要问一下，什么样的“合作和援助”会有利于扩大苏联同中国在技术和经济方面的差距?
据阿马尔赖克说，“‘基督教思想’的拥护者主张，社会生活必须回到基督教的道德原则上来，他们对于这些道德原则的解释多少带点儿斯拉夫至上论的精神，并且还提出了俄罗斯天赋的特殊使命的主张。”【31】这一倾向与其说是一种宗教哲学，不如说是一种政治学说，它是全俄社会基督教同盟这一半地下性质的仿法西斯组织的指导精神。虽然索尔仁尼琴在某些方面可以划为这一思想的信徒，但是就其最道地的形式而言，这一新的基督教斯拉夫至上论(一种宣扬大俄罗斯种族至上的种族主义哲学，是在十九世纪由一批极端反动的分子首先提出的)是“持不同政见者”运动中一种次要的倾向。它的主要表现是往往根据“种族的”或民族的原则，愚蠢地呼吁“拯救”全人类和心灵再生。
然而，这一种思想，尤其是它的更为神秘的民族至上论的形式，受到了社会帝国主义者的公开鼓励，因而它在“持不同政见者”运动和国家官僚政治中的影响都在增强。根据许多方面的消息，保安警察的高级人员中也有这一倾向的一些拥护者。在合法的报刊中，斯拉夫至上论者在《星火》画报、《青年近卫军》杂志以及《俄罗斯文学报》中都是有影响的。这些知识分子是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的坚定拥护者。有人这样说，“他们(捷克人)就得接受一次教训，也得让他们知道逃不了惩罚。”【32】
然而，基督教斯拉夫至上论的最极端形式只出现在非法的“持不同政见者”报刊上。但是即使如此，实际上它也是受到统治者鼓励的，一则是为了使社会帝国主义者的假“国际主义”有个对比而显得体面，同时又可以为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制造舆论。虽然绝大多数的自由主义报纸和几乎所有的革命的地下报纸很快都被当局禁止发行，但是基督教刊物《市民会议》最近却已印发了五期以上，刊登的文章则是形形色色的神秘的、种族主义的和反犹太主义的胡言乱语，受到的干涉不过是表面文章。【33】
一份流传很广的地下文件《民族呼声》，以新法西斯的粗鄙语言来哗众取宠。这一份宣言声称，民族是一切的基础。它是“一个特殊的精神的群体，它的特色是一种深奧的神秘感”，而“种族类型”则是它的决定性因素。这篇文章号召美苏合作“以便拯救白种人免受黄种人的杀戮”。这样做，一定要有心灵基础上的团结，因为“存在着上帝的仆人同魔鬼的仆人之间的分裂”。文件说，魔鬼进行“败坏人心的活动……鼓吹平等主义和世界主义(散居在外的犹太人的意识形态)，因此加速了普遍的血统混杂和堕落的过程。”【34】
一切真正的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看到了这篇文章，并且知道它是受到苏联领导的暗中的鼓励而刊行的一种“反对派的刊物”，不能不对苏联统治者的叛卖行径更加深恶痛绝。这些混蛋竟敢向着两千多万英勇苏联公民的英灵啐唾沫，他们在斯大林的指挥之下，英勇奋战，慷慨捐躯，就是为了打败这一类希特勒种族主义蟊贼。
索尔仁尼琴是一个高踞在“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的各派之上而有鹤立鸡群之势的家伙，他无疑是“持不同政见者”知识分子中最出名的角色。资产阶级宣传工具把他描绘成当前世界上卫护人类自由的伟大战士之一。托派社会主义工人党甚至为他“坚定地献身社会主义”而欢呼喝采。但是，在所有知名的“持不同政见者”中，他也许是最反动的一个。正如我们在一九七四年四月份《革命》杂志中所说的，他不过是个迷恋老沙皇的骸骨，不甘同新沙皇握手言欢的家伙罢了。
索尔仁尼琴以发表反动小说《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而开始他的“文人”生涯。这本书被吹嘘为三十年代到四十年代的劳动营制度的“暴露文学”。它露骨地攻击无产阶级专政和斯大林的领导。它是索尔仁尼琴在苏联国内合法出版的唯一作品，因为赫鲁晓夫亲自把它批准，作为社会帝国主义者恶毒反斯大林运动的一项武器。
对于劳动营的问题，人们的看法很混乱。对有些人来说，只要有这种劳动营的存在，就肯定证明工人阶级的国家是“堕落”或“极权主义”的了。但是，社会主义决不会，而且在将来也决不会在“理想”的情况下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国家总要对付国内外的敌人。老的剥削阶级决不会不战而退，新的资产阶级分子又会从无产阶级政党和国家内部产生。虽然，在可能的情况下，改造敌人的办法当然是可取的；但是，在必须采取某种最严厉的惩罚办法时，工人阶级不能够、不许可，也不会手软。
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的劳动营，把改造和惩罚两种因素结合起来。判处在营中服刑的犯人，主要来自社会的特权阶层。例如，索尔仁尼琴本人就是在纳粹入侵最危急的关头，在军队中煽动“持不同政见者”的一个军官。他以一种典型的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方式，把他个人的“幻想破灭”置于打败纳粹匪帮的迫切需要之上。
劳动营里的生活当然是很艰苦的，但是并不比当时西伯利亚一般农民的生活更艰苦。而且在索尔仁尼琴所写的那个战争时期，营里的生活情况肯定要比前线好，当时在前线的千百万英勇的青年军人正在为捍卫社会主义而献出生命。在营里，囚徒们从事必要的生产劳动，以建设苏联的落后地区和供应部队的需要。劳动是异常繁重的，也要求作出牺牲。但是我们要问：在那个艰难困苦的时期’哪一个苏联工人没有被要求为整体利益而作出牺牲?正象一位愤怒的苏联公民就《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一书写给索尔仁尼琴信中说的：“千百万苏联人民从事于砍伐树木的劳动并且歌颂这种形式的辛勤劳动，但是这个故事里的人物却对它感到恐惧。”【35】
是不是也有一些跟劳动营有关的过火的措施和不必要的粗暴行为呢?有。警卫人员中是不是常有挑选不当和暴虐成性的情形呢?间或有之。也有无辜受罪的人吗?有。这些过火的情况，有许多是在当时就已被察觉的，但它们不能改变这样的事实，即设立这些劳动营是工人的国家为了保卫自己而采取的一种必要措施。共产党人一定要从这些错误中吸取教训(这是已经做了的)，但是我们不能采取机会主义的态度，把一项正确而且必要的政策也否定掉。
在这里，我们应该把索尔仁尼琴的态度和那些真正是无辜受罪的人划清界线。正象过去劳动营的一位官员在给索尔仁尼琴的信中所指出的：“那些身受处罚不当的人中，没有一个曾因他们个人的不幸而埋怨过斯大林同志二一他们甚至连想也没有这样想过。这是那些无辜受苦的人同真正的罪犯的分水岭。后者通常总是恶毒攻击苏维埃政权和斯大林。”
在这一点上，我们也应该把索尔仁尼琴的行为和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行为对比一下。斯特朗一直到她在一九七。年在北京逝世为止，是一位献身于工人阶级和社会主义事业的战士。她生长于美国；参加共产主义运动后，在二十年代、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在苏联和中国度过了许多年。她的大量著作把苏维埃政权的真相介绍给美国人民和世界人民，这是一个重大的贡献。
然而，斯特朗却在一九四九年被不公正地当作一个间谍而被驱逐出苏联。她被各国的共产党视为叛徒和工贼达六年之久。几十年的老朋友都不理睬她了。但是她坚持无产阶级的革命立场，决不动摇变节。虽然资产阶级给予她许多机会，要她开口反对苏联和社会主义(只要她肯如此这般“自白”一番，那是肯定会重重有赏的)，但是她坚决不为所动。当时正是在麦卡锡的气焰不可一世，美国统治者猖狂攻击共产党和人民运动的时代，她首当其冲，遭到了资产阶级的迫害。
一九五五年，斯特朗无端蒙受诬陷的真相大白。此后不久，赫鲁晓夫发动了对斯大林的攻击。那时候她不参加反斯大林的大合唱，的确不是容易的事情。如果她以自己的遭遇去控诉斯大林的“罪行”，苏联的修正主义领导是会付给她丰厚的奖赏的。但是，她却表现出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者的“胸怀宽大”的本色，写出了《斯大林时代》这本书来回答赫鲁晓夫，这本书反击了赫鲁晓夫的指控，捍卫了斯大林的领导。在关于斯大林的问题上，如何采取一种真正共产主义的立场，这本书作出了重大贡献，而且至今仍然是有价值的。
索尔仁尼琴的行为是没有一点可以同斯特朗相比的。
赫鲁晓夫被勃列日涅夫、柯西金撵下台以后，社会帝国主义者决定降低他们的反斯大林运动的调门。索尔仁尼琴的著作对他们不再有用了。有些利用攻击斯大林而发迹的修正主义文丐(例如叶夫图申科)，也不声不响地改变了调子，还捞到了肥厚的油水。
然而，索尔仁尼琴仍然感到不满，最近十年来继续写攻击以前的工人国家的作品。他不只以谩骂斯大林为限，最近在他的反革命“杰作”《古拉格群岛：一九一八至一九五六》里，还把攻击的矛头指向列宁。照索尔仁尼琴的说法，连十月革命的发生也是一件坏事!在他所写的《一九一四年八月》一书中，他公开为革命前的“有教养的”上流社会悲叹。而在《古拉格群岛》一书中，他的“英雄们”是这样一些人：一个叛国投靠纳粹的苏联军官弗拉索夫，因为强奸的“细故”而被“不合理地”监禁起来的两个军官。【36】
但是，索尔仁尼琴决不只是一个迷恋过去，不能自拔的人。如果他是仅此而已的话，也就决不会成为今天这样的一个角色了。对美国资产阶级来说，可以用他来“证明”“共产主义是行不通的”。而社会帝国主义者则可用他来教训人们，反对他们的统治只能是个“反动派”。
的确，索尔仁尼琴已经和世界上最公开的反动势力结成同盟。在他提名萨哈罗夫为诺贝尔和平奖金得奖人的演讲中，他攻击“民族解放阵线”进行了“证据确凿”的“兽性的大屠杀”，然而关于美帝国主义对英勇的越南人民所犯的绝灭种族的屠杀罪行和无法形容的暴行，却只字不提。【37】
在这同一次发言中，索尔仁尼琴猛烈抨击世界进步力量对苏联的“持不同政见者”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他问道：“比方说，能不能期望南非共和国会把一个黑人领袖象格里戈林科将军那样拘留和折磨达四年之久而不受惩罚!全世界范围的愤怒的狂风暴雨早就把那座监狱的屋顶席卷而去了。”【38】
黑人作家劳埃德．布朗对这一难以置信的讲演作出反应时指出：“自由主义者的叫喊使得索尔仁尼琴的名字在我国家喻户晓，而受迫害的南非黑人作家亚历克斯•拉古马的名字和遭遇却默默无闻。”布朗接着指出，同一天的《纽约时报》把报道索尔仁尼琴的讲演词突出地登在第三版上，却把十一名黑人矿工被南非军队杀害的报道隐藏在不显眼的最后几页上。【39】
当然，索尔仁尼琴作为一个在苏联境内公开代表美国和西欧帝国主义利益的事实上的外国奸细，对社会帝国主义者来说是一种威胁，因此他们把他驱逐出境。但是，如果象托派社会主义工人党那样认为，“索尔仁尼琴著作的全部影响是完全在人类进步方面的，因为它们那样强有力地反映了对斯大林主义的反抗”【40】，那末，这就等于是向佛朗哥、墨索里尼和希特勒一类“反斯大林主义”的先辈欢呼致敬，把他们当作“进步力量”的朋友。这就清楚地证明了，托派分子对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憎恨，远远超过了他们对资产阶级的假想的憎恨。索尔仁尼琴也许是社会帝国主义者的敌人，但是他象美帝国主义者一样，不可能因此成为苏联人民的朋友。
四、走向新的十月
除了索尔仁尼琴之流这批大名鼎鼎的“持不同政见者”以外，在苏联，屹立着人数日增的真正革命的知识分子和其他的人们，他们举起了列宁、斯大林及布尔什维克的旗帜，并且终于认识到；没有群众性的工人革命运动和一个革命的党，苏联就不可能发生真正的改变。这些知识分子已经同真正的共产党员、工人和革命干部携手，走上了斗争的道路。
当然，由于社会帝国主义统治的法西斯性质，也由于美国和西欧资产阶级不会象对待索尔仁尼琴之流那样来为他们进行宣传，我们就难以弄清楚任何有关这些革命的个人和团体的具体情况。同时，苏联共产党从无产阶级先锋队蜕变为苏联资产阶级的法西斯党，这就意味着：这些革命人士和团体是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开展活动的，而且没有“持不同政见者”那样的自由，可以公开说话或发表自己的观点。
可是，已经有够多的消息泄露出来，因此毫无疑问，确实存在着一个真正的马列主义的反对派。在这个行列中，富有斗争性的工人已经挺身而出，为自己的阶级和所有被压迫的苏联人民开展斗争。还有一批仍然忠于无产阶级的从前的干部和官员。在六十年代末期，一个名为苏联共产主义者(布尔什维克)革命同盟的组织发表了一份八十页的宣言，号召一切忠诚的苏联共产党员走革命的道路，把分散的团体组织起来，重建一个新的革命的布尔什维克党。除了这份宣言之外，我们对这个组织不大了解，也不晓得它后来的命运怎样。但是清楚得很，尽管有着一切艰难险阻，真正的马列主义的力量正在苏联逐步发展，它们已经宣布了一场阶级战争，要同社会帝国主义者战斗到底。
俄国人民有反对一切压迫者的悠久和光荣的斗争历史；这些新的革命组织目前虽然规模还小，但是一定会发展成长，而且肯定会建成一个新的革命的共产党。苏联人民一定会推翻新沙皇。一个新的十月革命必然要发生!
注释
【1】《北京周报》，1974年1月25日。
【2】《北京周报》，1974年1月25日。
【3】《北京周报》，1974年1月25日。
【4】《纽约时报》，1970年4月21日。
【5】《纽约时报》，1970年4月21日。
【6】《消息报》，1972年1月26日。
【7】《真理报》，1972年3月29日。
【8】《真理报》，1971年8月19日。
【9】《纽约时报》，1972年5月21日。
【10】《消息报》，1973年12月2日。
【11】《纽约时报》，1973年3月5日。
【12】《纽约时报》，1973年3月5日。
【13】《纽约时报》，1967年4月9日。
【14】《纽约时报》，1969年4月6日。
【15】《纽约时报》，1973年3月5日。
【16】《北京周报》，1974年1月25日。
【17】《北京周报》，1974年1月25日。
【18】摘自《批判》第2期，该杂志全文发表了基辅工人的抗议书。
【19】彼得•雷德韦编：《未经检查的俄国》，伦敦，1972年，第211－213页。
【20】《纽约时报》，1968年5月4日。
【21】《纽约时报》，1972年5月22日。
【22】《北京周报》，1974年1月25日。
【23转引自J•哈里斯：《持不同政见者进退两难》，载《综览》季刊，1971年冬季号，第108页。
【24】安德烈•阿马尔赖克：《苏联到1984年会不会仍然存在?》，第11页。
【25】《综览》季刊，1970年夏季号。
【26】同上书，第166，167页。
【27】《纽约书评》，1974年1月。
【28】《综览》季刊，1970年夏季号，第168页。
【29】迈克尔•斯卡梅尔：《苏联知识分子继续前进》，载《综览》季刊，1971年冬季号，第99页。
【30】《综览》季刊，1970年夏季号。
【31】阿马尔赖克，前引著作，第12页。
【32】哈里斯：《持不同政见者进退两难》。
【33】迪米特里•波斯皮洛夫斯基：《大俄罗斯民族主义在萨米斯坦的复活》，《综览》季刊，1973年冬季号。
【34】同上。
【35】《苏联读者对<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一书的反应》，《综览》季刊，1968年秋季号。
【36】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古拉格群岛》。
【37】《纽约时报》，1973年9月17日。
【38】同上。
【39】《纽约时报》1973年9月19日。
【40】转引自欧文•西尔伯的文章，载《前卫》周刊，1973年10月3日。
——《资本主义是怎样在苏联复辟的——这对全世界斗争有什么意义》
[ 本帖最后由 德东 于 2010-7-7 06:23 编辑 ]
[/td][/tr][tr][td=1,1,550][table=98%][tr][td]▲ 平壤国际电影会馆[/td][/tr][/table][/td][/tr][/table][/td][/tr][/tab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