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国营企业蜕变为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所有制企业(历史文献)

苏联国营企业蜕变为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所有制企业(历史文献)


人民日报

    苏联现在的国营企业依然打着“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的招牌。但是透过这块招牌、分析一下这些企业的生产资料究竟归谁所有,它们在生产过程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分配关系究竟是一种什么状态,原来这种所谓“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已经发生了本质上的变化,蜕变成为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所有制。

苏修统治集团把苏联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改变为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所有制是从夺取领导权开始的。斯大林逝世以后,新老资产阶级代表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之流施展了种种阴谋手段,发动了反革命政变,篡夺了苏联的党和国家的领导权,变无产阶级专政为资产阶级专政。苏联国家性质变了,全民所有制的性质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之流很懂得领导权的重要性。他们上台以后,便排斥异己,安插亲信,从中央到地方,把一批又一批的老布尔什维克、工农干部打下去,把他们的代理人安插到各级领导岗位上。他们掌握了国家机器,垄断全国经济命脉,占有整个社会财富。

以苏修叛徒集团为代表的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控制了各级领导权,打着列宁党的旗号,挂着社会主义企业的招牌,利用国家机器,通过各种决议、条例,在企业的经营管理方针上,在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上,在分配制度上,推行一整套修正主义路线和政策,全面复辟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从而使苏联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企业完全变质。

赫鲁晓夫上台后不久,在工业部门进行了所谓的“经济改革”。这一“改革”的实质,就是废除适应于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的某些经营、管理方针,代之以资本主义的经营、管理方针,把利润原则作为一切经济活动的指导原则,使追求利润成为生产的最终目的。早在一九五五年,赫鲁晓夫集团就作出了“扩大企业经理职权”、“扩大厂长权限”等决议。在一九五六年二月举行的苏共二十大上,赫鲁晓夫叫嚷“必须彻底实行”“个人物质鼓励原则”。一九六一年十二月苏共二十二大通过的(<苏共纲领))和赫鲁晓夫的报告,强调要“加强物质刺激形式”,对经济工作进行“卢布监督”,“提高赢利率…应当成为苏联企业活动的法律”,要“给予企业以更多的可能性来支配利润”等等。一九六二年九月,苏联《真理报》抛出了苏联御用经济学家利别尔曼两篇鼓吹“利润挂帅”的文章,鼓吹利润应当成为衡量企业效率的最后的总尺度。赫鲁晓夫亲自出马加以肯定和推广。

勃列日涅夫上台以后,继承赫鲁晓夫“经济改革”的衣钵,予一九六五年明令推行以利润为核心的“新经济体制”,并制定了具体贯彻“新体制。的《关于完善计划工作,加强工业生产经济刺激》的决议和所谓《社会主义国营生产企业条例》,从立法上进一步肯定了在工业中业已复辟了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新经济体制”既保证了以勃列日涅夫集团为总代表的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利用国家机器对各企业实行严密控制,同时,又赋予苏修集团任命的企业经理在企业中按资本主义原则进行经营和管理的广泛权力。从而使苏联的国营企业完全蜕变为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所有制企业。

苏联的官僚垄断资本主义所有制的性质,决定了企业领导人同广大工人的关系是压迫与被压迫、雇佣与被雇佣的关系。苏联工人阶级原来是企业的主人,今日变成了奴隶,劳动力重新变为商品,广大工人重新沦为雇佣劳动者。“他们不仅是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国家的奴隶,并且每日每时都受机器、受监工、首先是受各个厂主资产者本人的奴役。”

苏修的“企业管理条例”规定,企业经理、厂长等对企业“负全部责任”,可“不经委托即以企业名义办事”,对企业职工发布“命令”;有权“占有、使用和支配”企业的财产,有权买卖生产资料;有权确定生产计划和销售计划,任意生产利润高的产品;有权自行招收、解雇和处罚工人,自行确定工人的工资和奖金,等等。总之,企业生产资料的支配和运用连同分配、人事大权完全操纵在苏修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委派在企业的代理人手中,广大工人群众则完全被剥夺了领导和管理企业的根本权利。苏修的一位经理曾直言不讳地宣称:“托拉斯就是我的家,我就是主人,我要怎么干就怎么干。”

事实正是如此。把持企业的特权阶层,大权在握,为所欲为,他们“往往比旧的地主和资本家更厉害地压迫工人”。经理可以任意打击、处罚和解雇工人。这类现象,仅从苏联报刊上透露出来的,便已十分怵目惊心。莫斯科第十五卡车修理厂的经理,为了获取更多的利润,一下子就解雇了该厂十分之一的工人;沃罗涅日汽车联合企业的经理,自一九七○年到一九七二年就解雇了五百三十人,“实际上更换了全部工作人员”。

诸如此类的例子,举不胜举,连苏修报刊也供认不讳。资产阶级特权阶层对工人的这些残酷压迫和剥削,有的还是由苏修领导集团明文规定并在全国推广的。臭名昭著的“谢基诺经验”就是一例。莫斯科附近的谢基诺化学联合企业,通过实行资本主义的血汗制度,加强对在职工人的剥削和增加劳动强度,在几年内就解雇了一千三百名工人。裁减工人后“节约”下的工资基金,大部分落到经理、厂长手中,而一批批工人被解雇,处于失业或半失业状况。据苏联《劳动报》透露,仅俄罗斯联邦二百九十二个实行“谢基诺经验”的企业,到一九七三年七月一日止,就已经解雇了七万人。正当成千上万的工人失业,流离失所之际,“谢基诺经验”的创始人,从化学工业部部长到联合企业的领导人,却获得了巨额的国家奖金和勋章。

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形式和人们在生产中的地位与相互关系,决定了产品的分配形式。马克思指出:“消费资料的任何一种分配,都不过是生产条件本身分配的结果。”

苏修复辟资本主义以后,垄断着生产资料的一小撮新资产阶级分子同时垄断了消费品和其他产品的分配大权。苏修当局除了以上缴利润形式攫取大量剩余价值以外,还打着“按劳分配”的旗号,大搞“物质刺激”,竭力扩大特权阶层不劳而获的收入。他们公开宣称,一小撮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及其代理人“要用更高的报酬来刺激”,建立了高工资,高奖金和兼职兼薪、特定工资等分配制度,并规定了名目繁多的个人津贴,贪婪地占有工人所创造的剩余价值。苏修口头上侈谈“按劳分配”,实际上实行的是按资本和权力进行分配的原则。

“物质刺激”是一小撮官僚垄断资产阶级驱使工人为他们生产更多剩余价值的手段,是资本家加紧对工人剥削制度的翻版。实行“物质刺激”的结果,使工人遭受的剥削越来越严重。在阿克萨伊斯克塑料厂,工人每得到一个卢布的奖金,就要为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多创造十六卢布六十戈比的剩余价值。根据苏修公布的材料,从一九六○年到一九七二年,苏联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掠夺工人所创造的剩余价值增加了百分之一百六十三点七。而工人阶级创造的剩余价值,首先通过税金和上缴利润等形式被以勃列日涅夫为首的官僚垄断资产阶级以国家的名义所攫取。据苏修自己公布的“国民经济统计年鉴”的资料计算,苏联工业部门的赢利相当于工人工资的两倍多,剥削率高达百分之二百以上,比二十世纪初沙俄工业部门的剥削率还高一倍。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攫取的剩余价值,被用来维持苏联的法西斯国家机器、用作为侵略扩张服务的军费、供资产阶级特权阶层过花天酒地的生活,还有一部分用于资本积累以扩大对本国劳动人民的剥削。至于留给企业的利润,大部分通过高工资、高奖金等形式,被那些特权阶层无偿占有。

高工资是新资产阶级分子侵占工人剩余价值的一种形式。一小撮新资产阶级分子除了领取职务工资外,还可以领取学位津贴、兼职工资、特定工资等‰这些工资加起来高达几百卢布甚至上千卢布。

除工资外,奖金成了资产阶级特权阶层对工人劳动果实进行巧取豪夺的又一种形式。在苏联企业里有五花八门的奖金制度,有的企业,奖金达一百多种,而奖金的分配又是按地位高低和工资的多少来分配的,因此,奖金的绝大部分落到了少数高薪的特权阶层分子的腰包。据第一批推行“新体制”的七百零四个企业的统计,在利润中作为日常奖励的款项中,工人分配部分只占百分之十八点一,而百分之八十一点九为企业领导和工程技术人员所占有。奖金在工资中所占的比重差距也很大。据苏修官方公布的显然经过粉饰的材料透露,一九六九年在苏联工业企业中,工人得到的奖金只占本人基本工资的百分之四,企业领导人获得的奖金却占本人工资的百分之四十以上,有的甚至高达工资的一倍到两倍。据苏联报刊透露,戈米尔玻璃厂发给管理人员的奖金为他们工资的百分之一百四十七点二,然而却没有规定从物质奖励基金中拨出奖励工人的款项。企业领导人还巧立名目弄虚作假,多捞奖金。梁赞农机厂厂长在新调该厂的头十个月中,还没有真正参加工作就得到一千五百五十七卢布的奖金。利佩茨克一家工业建筑托拉斯经理一个月内就七次获得奖金,总额达一千四百卢布。苏联《经济问题》杂志一九七五年透露,俄罗斯联邦一个建筑公司所属十七个企业的管理人员,通过虚报计划完成情况等手段,多领了五万六千五百卢布的奖金,其中企业领导人分到一万五千三百卢布。由此可见,苏联新资产阶级吸血鬼是何等的贪婪。

苏联企业中资产阶级特权阶层通过这些手段获得的实际收入比一般工人的收入高几十倍甚至上百倍。列宁在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上曾经指出,第一次大战前沙俄的资产阶级专家与粗工之间的工资差距是二十倍。现在苏联新资产阶级分子与苏联工人的收入差距,甚至超过了沙俄时代。

此外,资产阶级特权阶层还利用他们政治上经济上的特权,通过各种手段,取得大量收入。营私舞弊,贪污盗窃,化公为私,收受贿赂等,更是他们的一大财源。“不少人在短期内就成为百万富豪”。据苏联《东方曙光报》一九七四年八月透露,第比利斯合成制品厂的头目利用职权,一次就盗窃了一百一十万卢布。苏呼米烟草公司的领导人,贪污受贿获得数百万卢布。

资产阶级特权阶层通过上述“合法”和非法的手段,占有大量的商品和货币,过着奢侈腐化的寄生生活!与此同时,广大劳动人民却收入微薄,生活日益贫困,有相当数量的工人生活和工作都没有保障。这是多么鲜明的对照啊!

伟大的导师列宁曾经指出,“通常所说的阶级究竟是什么呢?这就是说,允许社会上一部分人占有另一部分人的劳动。”在现今的苏联,资产阶级特权阶层通过种种手段无偿地占有广大工人的绝大部分劳动果实。地位愈高,掌握的权力愈大,攫取的剩余价值也就愈多,这那里还有什么“按劳分配”的影子呢?

从上面的情况可以看出,在苏修统治下的苏联国营企业,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的招牌依然挂着,但实际上已经变成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所有制的企业。不管勃列日涅夫之流怎样辩解,也是难以掩盖的。

(载一九七五年六月六日《人民日报》)

[ 本帖最后由 无畏 于 2010-5-4 23:39 编辑 ]

苏联国营商业已蜕变成资本主义商业

人民日报

苏修叛徒集团篡夺党政大权后,已把苏联国营商业蜕变成为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攫取最大利润服务的资本主义商业。

以攫取利润为最高目的

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的特征时指出:“生产剩余价值或赚钱,是这个生产方式的绝对规律。”资本家无论经营工业或经营商业,目的都是为了攫取利润,即赚钱发财。苏联今日的商业也是如此。赫鲁晓夫篡权以后就极力鼓吹“提高利润和赢利率的作用”,把“赢利”多寡做为经济部门的“主要指标”,为商业部门规定了以追逐利润为目的的资本主义原则。勃列日涅夫上台后,进一步发展了赫鲁晓茨这条资本主义方针,提出“为争取提高利润而斗争”的口号。为了便于追逐最大利润,勃列日涅夫集团在商业部门推行了一整套资本主义的“新体制”。

一九六五年三月苏联部长会议通过了在商业中推行“新体制”的决议。“新体制”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推行“计划工作新制度”。“新制度”规定,以“商品流转额和利润”作为企业的“主要指标”,用“利润指标”来“反映商业企业和商业机构经济活动成果”。为了使商业部门的资产阶级分子能放手地攫取利润,“新制度”还规定,“授予商业机构和企业领导人以更大的权力”。这个“新制度”已经在一九六七年初在苏联各个商业部门普遍实行。在这以后,开始进入“新体制”的第二阶段,实行所谓“经济刺激新办法”。其“特点”是,“利润和工资基金都成了职工的物质鼓励来源”,由于商业部门物质鼓励基金“直接依赖”“所获利润的数量”,这就驱使商业部门“积极寻找增加利润的可能性”,想方设法“发掘提高赢利率的一切潜力”。因此,“新体制”的第二阶段是“大大提高了利润的作用”。据《苏联财政》杂志一九七四年十一月报道,到一九七四年初,在国营零售商业和公共饮食业中实行“经济刺激新办法”的已占这些企业总数的百分之三十一,其零售商品流转额占百分之四十七,利润占百分之六十七。

在这种以攫取最大利润为经营商业的最高目的的方针下,勃列日涅夫集团通过商业活动攫取的利润越来越多,企业中的新资产阶级分子的收入也大大增加。据苏联《商业管理的经济方法》一书透露,实行“新体制”后,利润增长速度大大超过商品流转额的增长速度。根据在约一万个国营商业企业试验的结果,一九七○年比一九六七年,商品流转额只扩大百分之二十七点四,而利润却增加百分之五十七,这些利润绝大部分都由苏修统治集团所攫取。至于由利润提成建立的企业内部“刺激基金”,很大一部分落入企业中的资产阶级分子的腰包,使他们的收入大大增加。据《苏维埃商业》杂志一九七四年第二期报道,奖金支付办法是由各企业自行规定的。莫斯科土希斯克区第二食品商店正副经理一九七三年得到的奖金占其平均工资的百分之三十七。“莫斯科”百货商店的奖励条例规定,领导人员、工程技术人员、专家等在同时完成商品流转计划和利润计划时可获得相当于工资百分之三十的奖金,每超额百分之一,还可多得百分之四的奖金。这就使得地位愈高、工资愈多的人得到的奖金也愈多。

有些商店经理除通过领取“奖金”等“合法”手段捞到卢布外,还利用职权通过“非法”手段大搞投机倒把、贪污盗窃,大发横财。苏联《劳动报》一九七五年一月报道,莫斯科“塔吉克斯坦”商店经理“直截了当地”对出纳主任说,必须“从进货中捞点‘油水’,或用欺骗的手法降低单据上注明的商品质量,或是采取收买国家商品质量检验员的方法。”就是这位经理通过高价转卖丝绸和大搞外汇洋货做黑市买卖,共贪污盗窃二百万卢布和四十公斤黄金等贵重物品。

苏修推行这种方针,使苏联商业与工业之间瓜分剩余价值的斗争日益剧烈。工业企业为了获得高额利润,常常对商业订货置之不理,利润低的少生产甚至不生产,利润高的则极力多生产。商业部门抱怨工业企业产品陈旧,质量低劣,不合市场需要,甚至拒绝采购。据苏联《经济报》一九七四年三月报道,塔什干第二制鞋厂由于产品质量低劣“最近一年内,商业部门退回三万六千双鞋重新加工,二万八千双鞋降低了等级”。莫斯科“女布尔什维克”缝纫厂为了多得利润,不顾商业订货,对高利润的服装超额完成商业订货百分之二十一,低利润服装比商业订货原计划少生产百分之十一。苏联商业部长透露,一九七二年批发交易会上的商品,大约有价值三十亿卢布的商品因质次价高,商业部门拒绝采购,其中轻工业品二十三亿卢布,文化生活用品七亿卢布。在商业内部,例如批发和零售之间瓜分利润的斗争也日益加剧。

对商业职工的剥削日益加重

苏修叛徒集团篡权复辟,把苏联由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蜕变为官僚垄断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也就从根本上改变了苏联商业的所有制性质。今天苏联国营商业已不再是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而是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所有制。广大商业职工重新沦为受压迫、受剥削的雇佣奴隶。

苏联商业部部务委员斯科沃罗达在一篇文章中供认,按照苏修当局的规定,商业企业领导人有权出售“多余”和“不用”的设备、用具等生产资料和其他物资;有权自行规定流通费用、商品流转构成、商品储备和财务计划等指标,有权自行规定各类职工人数、招收和解雇职工,“决定采用任何一种现行工资制度”,规定职工的奖励办法及支付奖金数额,“剥夺奖金,或减少奖金额”。这就是说,在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直接控制之下,商业企业的管理大权,商业部门广大职工的雇佣和解雇、工资制度和奖金的确定、工作时间制度等等,都操纵在苏修当局任命的商业企业领导人手中。

苏修宣传什么“新体制”可以使商业职工多得“奖金”,实际上“新体制”是苏联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利用他们所篡窃的权力加强剥削商业职工的一种手段。苏修以“奖金”为诱饵,迫使商业职工“接受和完成紧张的商品流转计划”。为了完成这种紧张的计划,商业职工不得不更加紧张地劳动,大大加强劳动强度。苏修还推行在商业部门中“减少工人总数”、促进“兼职”等手段,以便他们更多地占有商业职工在实现剩余价值过程中所付出的剩余劳动。苏联《文学报》透露,苏联冷饮供应站“一般说来,应该有四个仓库管理员,规定两个人一班,但是除了大的供应站以外,几乎所有供应站上第四个仓库管理员的职位都被裁减了”。留下的仓库管理员每天要工作十二个小时,“没有休息天”,“没有节日”。而苏修支付给职工的奖金远远抵付不了职工提供的更多的剩余劳动。正象马克思在谈到资本主义社会商业职工受剥削时所说的:“他的工资,和他帮助资本家实现的利润的量,不保持任何必然的比率。他所费于资本家的,和他所益于资本家的,是不同的量”。勃列日涅夫在谈到“物质鼓励”的妙用时,情不自禁地供认,用于“物质鼓励”的资金“将得到百倍的补偿”。

资本主义商业经营作风到处泛滥

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商业的特点之一是进行欺骗。商业资本家除了参与瓜分剩余价值外,为了获得超额利润,还用抬高物价、掺杂作假、克扣分量、以次顶好等种种欺骗手段来对广大劳动人民进行又一层剥削。今天的苏联商业也同样用这些手段来“积极寻找增加利润的可能性”。

苏联报刊透露,为了获得额外利润,苏联不少商业企业“人为地提高商品价格”。苏联林业和木材加工工业部所属三十六个家具企业通过任意提价等手段一年内“获得额外利润近五百万卢布”。《东方曙光报》报道,加里市一商店“把棉布的价格从每米二卢布六十戈比提高到三卢布二十戈比”。在有的商店中,由于货价标签是任意提价的“障碍”,干脆“没有一件商品有货价标签”。

为了追逐利润,根本不顾人民需要。据苏修报刊报道,有的地区一些赢利小的商品,如食盐、小锅、火柴、肥皂、煤油等顾客经常买不到。《苏维埃俄罗斯报》透露,“能赚钱的商品”商店工作人员“既热心又麻利”,烈性酒利大就开“绿灯”,“而对火柴就不是那种态度,因为它体积大,而价钱只有几个戈比”。有些赚钱少的小商品,即使商店有存货,也“没有能从仓库拿出来”,因为费工而不赚钱。《真理报》承认,该报“收到不少信件,抱怨在商店里买不到器皿、餐刀、餐又、毛巾、小五金和其他大量需求的商品”。

自由市场上的中间商——“商业服务站”还以贱买贵卖的卑劣手段剥削农民。苏修报刊供认,“商业服务站”的工作人员“可以亲自到偏僻的集体农庄去,直接在农村中收购剩余产品,自然,是按相当低的价格收购……。”苏联《劳动报》透露,为了赢利,莫斯科一自动售货商店“出售白兰地酒时,在每公升中注上半公斤普通酒”,出售的啤酒是“啤酒泡沫加水……”。这家商店每月靠欺骗顾客诈取近一千卢布。列宁纳巴德五十六号门市部卖糖果、酥油一次几克几克的克扣,这样一点一滴地从顾客身上榨取。有的商店“即使称五克货物,也必然要少称些,以欺骗顾客”。

为了保证“完成流转额指标”和多得“奖金”,商业企业欺骗顾客预先付款。苏联《劳动报》报道,“科斯特罗马百货公司经理部向预购冰箱的公民发出通知,说请你们来拿冰箱。”科斯特罗马人急忙赶到商店,付款二百卢布。顾客要取货时,售货员则回答说:“等着吧!”“也许一天,也许一个星期。常来看看吧”,预先付款主要是“为了完成计划”。这家报纸供认;“顾客受骗了。这就是为了以假冒完成计划而领取奖金。”

上述事例在今天的苏联商业企业中不胜枚举。苏联《真理报》也不得不承认,“……几乎已成为司空见惯的现象”。

(载一九七五年五月三十日《人民日报》)

咱也不知道说什么好了,中国现在不和本文中所写的苏联一模一样吗??
看富士康员工大罢工,中日员工相差50倍。中国工会替中国工人说话了吗???

说错了,是本田工人罢工,富士康12个员工跳楼

难怪苏联日用品那么短缺,原来是苏联官僚资产阶级嫌这些东西利润太低,不好压榨工人,才不愿意生产更多的。
我希望大家还是要多收集一些文革时期的材料。

现在河蟹国的制药业也是一样的光景,都出高价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