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论述继续革命要义与复辟根本原因资料汇总

马列毛主义认为,经济基础的运动是历史事件发生的根本原因,因此我认为继续革命理论的要以在于限制乃至最终消灭资产阶级法权,相应的包括国家机器在内的上层建筑逐步“无产阶级化”,最终消亡,而复辟的根本原因在于由于资产阶级法权的存在,产生了一个新生的资产阶级(官僚主义者阶级),与老资产阶级联合起来向无产阶级进攻,颠覆了无产阶级专政。
因此我反对那种复辟根本原因在于人们私有观念的认识,我不认同由于种种原因资本主义复辟的,其中最关键的一点就是人们头脑中根深蒂固的私有观念,这是产生新资产阶级的土壤和温床。在中国,甚至在世界范围内,由于人们长期受封建主义、资本主义文化的教育和熏陶,广大人民群众头脑中的奴性意识、个人主义、怕得罪人的利已主义以及事不关已,高高挂起等资产阶级明哲保身的中庸哲学等旧观念、旧传统、旧文化、旧风俗等依然影响着人们的思想和道德,因此,要使无产阶级政权永不变色,在国家消亡之前这一长期的历史阶段内,无产阶级政党在政治路线上不仅要以阶级斗争为纲,而且还要在进行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斗争的实践中,无产阶级政党还必须发动和领导群众,通过各种形式的群众运动进行自我革命,逐步缩小、限制直到消灭隐藏在人们头脑中的根深蒂固的私有观念、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思想;必须广泛动员、发动和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和革命群众关心国家大事,把自己的革命激情投入到批判资产阶级、批判头脑中自私自利的私有观念的伟大实践中。不仅要革资产阶级分子的命,革命修正主义的命,更重要的是革命自己头脑中私有观念和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命,不断提高工农群众的无产阶级觉悟,彻底铲除孳生新资产阶级、非无产阶级思想和各种腐败现象的土壤和条件。
结驷连骑,金草,绣金匾开始时可能误解了我的意思,认为我的观点是绣金匾把人们的私有观念当作复辟唯一原因,但实际不是这样,我当时就说:我觉得“根本原因”在于资产阶级法权的存在,产生的新生的资产阶级与老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斗争,而不是人们的“私心”, 不是绣金匾说的那些,我反对把“私心”当做复辟唯一原因的看法,楼主的意思和我也不一样,我从来我从不否认复辟的原因可能多种,我只是在什么是复辟的根本原因上看法不同。 我也始终认为,继续革命的要义在于改造生产关系,逐步缩小直至消灭资产阶级法权,而不是改造人们的思想。
但是,我已经说清楚了,结驷连骑却依然指责我“别有用心。只要组织照顾,不要组织原则。个人意见第一的自由主义思想严重”,我要声明,我对此无法接受,坚决反对。
接下来,清源先生跳了出来,鼓吹“必然复辟”谬论,田木先生也在半公开的反对张春桥的《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这篇著作。
个人觉得,论坛上近期所争论的,大多与继续革命要义与复辟根本原因有着紧密联系,所以我贴出一些较为出色的论述此问题的著作与论述,供广大革命网友参考。

关于理论问题的谈话要点

毛泽东

1974.12.00
毛在听取四届人大筹备工作的汇报后说,这次谈两个问题,一个人事安排,一个理论问题。
关于理论问题,毛说,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要写文章。要告诉春桥、文元把列宁著作中好几处提到这个问题的找出来,印大字本送我。大家先读,然后写文章。要春桥写这类文章。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要使全国知道。
毛说,我同丹麦首相谈过社会主义制度。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
所以,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因此,要多看点马列主义的书。
列宁说,“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工人阶级一部分,党员一部分,也有这种情况。
无产阶级中,机关工作中员中,都有发生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

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

张春桥

《红旗》杂志1975年第4期(1975.4.1)
无产阶级专政问题,是长期以来马克思主义同修正主义斗争的焦点。列宁说“只有承认阶级斗争、同时也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毛主席号召全国搞清楚无产阶级专政问题,也正是为了使我们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搞马克思主义,不搞修正主义。
我们的国家正处在一个重要的历史发展时期。经过二十多年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特别是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摧毁了刘少奇、林彪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空前巩固,社会主义事业欣欣向荣。当前,全国人民斗志昂扬,下定决心,要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强国。在这个过程中,以及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中,能不能始终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是关系我国发展前途的头等大事。现实的阶级斗争也要求我们搞清楚无产阶级专政问题。毛主席说:“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少数人搞清楚不行,一定“要使全国知道”。搞好这次学习的现实的和长远的意见怎样估计也不会过高。早在192O年,列宁根据领导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和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实践经验,尖锐地指出,“无产阶级专政是新阶级对更强大的敌人,对资产阶级进行的最奋勇和最无情的战争,资产阶级的反抗,因为自己被推翻(哪怕是在一个国家内)而凶猛十倍。它的强大不仅在于国际资本的力量,不仅在于它的各种国际联系牢固有力,而且还在于习惯的力量,小生产的力量。因为,可惜现在世界上还有很多很多小生产,而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由于这一切原因,无产阶级专政是必要的”。列宁指出,这个专政是对旧社会的势力和传统进行的顽强斗争,流血的和不流血的,暴力的和和平的,军事的和经济的,教育的和行政的斗争,是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列宁反复地强调说,不对资产阶级实行长期的全面的专政便不能战胜资产阶级。列宁的这些话,特别是列宁自己加了着重号的那些话,已经为后来的实践所证实。新的资产阶级果然一批又一批地产生出来了。他们的代表人物就是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这些人的出身一般都很好,几乎都是在红旗下长大的,在组织上加入了共产党,又经过大学培养,成了所谓红色专家。但是他们是资本主义旧土壤产生出来的新毒草,他们背叛了自己的阶级,篡夺了党和国家的权力,复辟了资本主义,成了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专政的头目,做了希特勒想做而没有做到的事。这个“卫星上天、红旗落地”的历史经验,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要忘记,在决心建设强大国家的时候特别不能忘记。
应当清醒地看到,中国仍然存在变修的危险。因为不但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念念不忘侵略和颠覆我们,不但老的地主资产阶级人还在,心不死,而且新的资产阶级分子正象列宁讲的那样每日每时地在产生着。有些同志说:列宁讲的是合作化以前的情况。这显然是不对的。列宁的话并没有过时。这些同志可以读一读毛主席一九五七年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毛主席在这部著作中,具体地分析了我国包括合作化在内的社会主义改造在所有制方面取得基本胜利以后,仍然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仍然存在着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毛主席总结了列宁以后无产阶级专政的新经验,系统地回答了所有制改变以后出现的各种问题,规定了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和政策,奠定了党的基本路线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基础。十八年来的实践,特别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实践,证明了毛主席提出的理论、路线和政策是完全正确的。毛主席最近指出:“总而言之,中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解放前跟资本主义差不多。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更了。”为了加深对毛主席指示的理解,让我仍看一看我国所有制变更的情况,看一看一九七三年各种经济成份在我国工、农、商业中的比重。先说工业。全民所有制工业占全部工业固定资产的百分之九十七,工业人数的百分之六十三,工业总产值的百分之八十六。集体所有制工业占固定资产的百分之三,人数的百分之三十六点二,总产值的百分之十四。此外,还有人数占百分之零点八的个体手工业。.再说农业。在农业生产资料中,耕地、排灌机械的百分之九十左右,拖拉机、大牲畜的百分之八十左右是集体所有的。全民所有制的比重很小。因此,全国的粮食和各种经济作物,百分之九十以上是集体经济生产的。国营农场所占比重很小。此外,还保留着少量的社员自留地和家庭副业。再说商业。国营商业占商品零售总额的百分之九十二点五,集体所有制商业占百分之七点三,个体商贩占百分之零点二。此外,在农村还保留着相当数量的集市贸易。
以上数字可以说明,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的集体所有制,在我国确实已经取得了伟大胜利。不但全民所有制的优势有很大的增长,而且在人民公社经济中,公社、大队、生产队三级所有的比重也有一些变化。以上海市郊区为例,一九七四年公社一级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由上一年的百分之二十八点一,上升为三十点五,大队由百分之十五点二,上升为十七点二,生产队由百分之五十六点七下降为五十二点三,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优越性越来越明显。由于这二十五年来,我们逐步地消灭了帝国主义所有制、官僚资本主义所有制和封建主义所有制,逐步地改造了民族资本主义所有制和个体劳动者所有制,社会主义的两种公有制逐步地代替了这五种私有制,可以自豪地说,我国的所有制已经变更,我国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已经基本上挣脱了私有制的锁链,我国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已经逐步地巩固和发展起来。四届人大通过的宪法,已经明确地记载了我们取得的这些伟大胜利,
但是我们必须看到,在所有制方面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我们常说所有制“基本解决”,也就是说还没有完全解决,资产阶级法权在所有制范围内,也没有完全取消。从以上数字就可以看出,在工、农.商业中都还有部分的私有制,社会主义的公有制并不都是全民所有制,而是两种所有制,全民所有制在作为国民经济基础的农业方面还很薄弱。马克思、列宁所设想的在社会主义社会资产阶级法权在所有制范围内已经不存在了,是指的全部生产资料已经归整个社会所有。我们显然还没有走到这一步。我们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不要忽视无产阶级专政在这方面还有很艰难的任务。
我们还必须看到,不论是全民所有制,还是集体所有制,都有一个领导权问题,就是说,不是名义上而是实际上归哪个阶级所有的问题。毛主席一九六九年四月二十八日在党的九届一中全会上说过:“看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搞是不行的,我们这个基础不稳固。据我观察,不讲全体,也不讲绝大多数,恐怕是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工厂里头,领导权不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在工人群众手里。过去领导工厂的,不是没有好人。有好人,党委书记、副书记、委员,都有好人,支部书记有好人。但是,他是跟着过去刘少奇那种路线走,无非是搞什么物质刺激,利润接帅,不提倡无产阶级政治,搞什么奖金,等等。“但是,工厂里确有坏人。”“就是说明革命没有完”。毛主席的这段话,不仅说明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而且使我们比较清醒地认识到,所有制问题,如同其他问题一样不能只看它的形式,还要看它的实际内容。人们重视所有制在生产关系中起决定作用,这是完全对的。但是,如果不重视所有制是形式上还是实际上解决了,不重视生产关系的另外两个方面,即人们的相互关系和分配形式又反作用于所有制,上层建筑也反作用于经济基础,而且它们在一定条件下起决定作用,则是不对的。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是否正确,领导权掌握在哪个阶级手里,决定了这些工厂实际上归哪个阶级所有。同志们可以回想一下,一个官僚资本或者民族资本的企业,怎样变成社会主义企业的呢?还不是我们派了一个军管代表或者公方代表到那里,按照党的路线和政策加以改造?历史上任何一种所有制的大变更,不论是封建制代替奴隶制,还是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都是先夺取政权,再运用政权的力量大规模地改变所有制,巩固和发展新的所有制。社会主义公有制不可能在资产阶级专政下产生,更是只能如此。占旧中国工业百分之八十的官僚资本只有在人民解放军打败了蒋介石以后,才可能加以改造,归全民所有。同样,资本主义的复辟,也必然是先夺取领导权,改变党的路线和政策。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不就是这样改变了苏联的所有制吗?刘少奇、林彪不就是这样程度不同地改变了我们一批工厂企业的性质吗?
必须看到,我们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毛主席说:“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所以,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毛主席指出的这种情况,短期内还改变不了。以公社、大队两级经济发展较快的上海郊区人民公社为例,就三级所有的固定资产来看,公社占百分之二十四点二,大队只占百分之十五点一,生产队仍占百分之五十点七。因此,由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过渡到以大队为核算单位,再过渡到以公社为核算单位,单就公社本身的经济条件来说,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就是过渡到以公社为核算单位,也仍然是集体所有制。因此在短时间内,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这两种所有制并存的局面不会有根本改变。而只要有这两种所有制,商品生产,货币交换,按劳分配就是不可避免的。由于“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城乡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新资产阶级分子的出现,也就是不可避免的。如果不加限制,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就会更快地发展起来。因此,我们决不能因为我们在所有制改造方面取得了伟大胜利,决不能因为进行了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而放松警惕。必须看到,我们的经济基础还不稳固,资产阶级法权在所有制方面还没有完全取消,在人们的相互关系方面还严重存在,在分配方面还占统治地位。在上层建筑的各个领域,有些方面实际上仍然被资产阶级把持着,资产阶级还占着优势,有些正在改革,改革的成果也并不巩固,旧思想、旧习惯势力还顽强地阻碍着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的生长。随着城乡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新资产阶级分子一批又一批地产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还是很激烈的。就是老一代的地主资产阶级都死光了,这种阶级斗争也决不会停止,林彪一类人物上台,资产阶级的复辟,仍然可能发生。毛主席在《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这篇讲话中说道,一九三六年,党中央所在地保安附近,有一个土围子,里面住着一小股反革命武装,就是死不投降,直到红军打进去才解决了问题。这个故事具有普遍意义,它告诉我们,“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这也和扫地一样,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现在,资产阶级的土围子还很多,打掉一个还会长出一个,就是将来被消灭得只剩一个了,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扫帚不到,它也不会自己跑掉。列宁说得完全对:“由于这一切原因,无产阶级专政是必要的”。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无产阶级能不能战胜资产阶级,中国会不会变修正主义,关键在于我们能不能在一切领域、在革命发展的一切阶段始终坚持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什么是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最简单的概括,就是我们大家正在学习的马克思一八五二年给魏德迈信中的那段话。马克思说:“无论是发现现代社会中有阶级存在或发现各阶级间的斗争,都不是我的功劳。在我以前很久,资产阶级的历史学家就已叙述过阶级斗争的历史发展,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也已对各个阶级作过经济上的分析。我的新贡献就是证明了下列几点:(1)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2)阶级斗争必然要导致无产阶级专政;(3)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列宁说,马克思的这一段精彩论述,极其鲜明地表达了马克思的国家学说同资产阶级的国家学说之间的主要的和根本的区别,表达了马克思国家学说的实质。这里,应当注意,马克思把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那句话分了三点,这三点是互相联系的,不能割裂的。不能只要其中的一点,不要其他两点。因为这句话完整地表达了无产阶级专政发生、发展和消亡的全过程,包括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全部任务和实际内容。在《一八四八年至一八五零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中,马克思更具体地说,这种专政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差别,达到悄灭这些差别所由产生的一切生产关系,达到消灭和这些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一切社会关系,达到改变由这些社会关系产生出来的一切观念的必然的过渡阶段。在这里,马克思讲的是一切,四个都是一切!不是一部分,不是大部分,也不是绝大部分,而是全部!这也没有什么奇怪,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要做到这一点,就只有对资产阶级全面专政,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直到在地球上消灭这四个一切,使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既不能存在,也不能再产生,决不能在过渡的路上停下来。我们认为,只有这样理解,才算领会了马克思国家学说的实质。请问志们想一想,如果不是这样理解,如果在理论和实践上限制、割裂、歪曲马克思主义,把无产阶级专政变成一句空话,把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变成残缺不全,只在某些领域专政,不在一切领域专政,只在某个阶段(比如所有制改造以前)专政,不在一切阶段专政,也就是说,不是全部地打掉资产阶级的一切土围子,而是留下一些,让它再扩大队伍,那岂不是为资产阶级复辟准备条件吗?那岂不是把无产阶级专政变成保护资产阶级特别是保护新产生的资产阶级的东西了吗?一切不愿吃两遍苦、受二茬罪的工人、贫农、下中农和其他劳动人民,一切决心为实现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共产党员,一切不愿中国变修的同志们,都要牢记马克思主义的这条基本原理:必须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决不能半途而废。不能否认,我们有些同志组织上加入了共产党,思想上并没有入党。他们的世界观.还没有跳出小生产的圈子,还没有跳出资产阶级的圈子。他们对于无产阶级在某个阶段、某个领域的专政是赞成的,对于无产阶级的某些胜利是高兴的,因为这可以给他带来某种利益,而只要这种利益到手,他就觉得可以安营扎寨,经营经营他的安乐窝了。什么对资产阶级全面专政,什么万里长征第一步,对不起,让别人去干吧,我已经到站了,该下车了。我们劝这些同志:半路上停下来,危险!资产阶级在向你招手,还是跟上大队继续前进吧!
历史经验又告诉我们,随着无产阶级专政取得一个又一个的胜利,资产阶级表面上也会装作承认无产阶级专政,而实际上干的仍然是复辟资产阶级专政。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就是这样干的。他们一不改变苏维埃的名字,二不改变列宁党的名字,三不改变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名字,而是用承认这些名字作掩护,把无产阶级专政的实际内容改掉,使它变成反苏维埃的、反列宁党的、反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垄断资产阶级专政。他们提出了全民国家、全民党这样的公开地背叛马克思主义的修正主义纲领,但是,当着苏联人民起来反抗他们的法西斯专政的时候,他们又打起无产阶级专政的旗号来镇压群众。在我们中国,也有类似的情况。刘少奇、林彪不只是宣传阶级斗争熄灭论,当他们镇压革命的时候也是打着无产阶级专政的旗号。林彪不是有四个“念念不忘”吗?其中之一就是“念念不忘无产阶级专政”。他确实念念不忘,只是要加“推翻”两个字,叫作“念念不忘淮翻无产阶级专政”,用他们自己的供词,就是“打着毛主席的旗号打击毛主席的力量”。他们有时候“顺”着无产阶级,甚至装得比谁都革命,提一些“左”的口号,制造混乱,进行破坏,经常地则是针锋相对地同无产阶级斗。你要搞社会主义改造吗?他说要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你要搞合作化、公社化吗?他说太早了。你说文艺要革命,他说演点鬼戏也无害。你要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吗?他说这可是好东西,应当扩大。他们是一批维护旧事物的专家,象一群苍蝇,一天围着马克思说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和“弊病”嗡嗡叫。他们特别热心于利用我们的青少年没有经验向孩子们鼓吹什么物质刺激象臭豆腐,闻闻很臭,吃起来很香。而他们在这些丑事的时候,又总是打着社会主义旗号。有些搞投机倒把、贪污盗窃的坏蛋,不是说他在搞社会主义协作吗?有些毒害青少年的教唆犯不是打着关心爱护共产主义接班人的旗号吗?我们必须研究他们的策略,总结我们的经验,以便更有效地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
“你们要刮‘共产’风吗?”用提出这种问题的方式制造谣言,是某些人最近使用的一种策略。我们可以明确回答刘少奇、陈伯达刮的那种“共产”风,决不允许再刮。我们从来认为,我们国家的商品不是多了,而是不够丰富。只要公社还没有多少东西可以拿出来同生产大队、生产队“共产”,全民所有制也拿不出极为丰富的产品来对八亿人口实行按需分配,就只能继续搞商品生产、货币交换、按劳分配。对它带来的危害,我们已经采取了并将继续采取适当办法加以限制。无产防级专政是群众的专政。我们相信,广大群众在党的领导下是有力量、有本领同资产阶级进行斗争,并且最后地战胜他们的。旧中国是一个小生产象汪洋大海一样的国家。对几亿农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始终是一个严重问题,需要几代人的努力。但是,这几亿农民中,贫下中农占多数,他们从实践中知道,只有跟着共产党,走社会主义道路,才是他们的光明大道。我们党依靠他们团结中农,一步一步地从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走到人民公社,我们也一定能够引导他们继续前进。
我们倒是请同志们注意,现在刮的是另一种风,叫“资产”风。就是毛主席指出的资产阶级生活作风,就是那几个“一部分”变成资产阶级分子的妖风。在这几个“一部分”中,共产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中刮的“资产”风,对我们的危害最大。受这种妖风的毒害,有的人满脑子资产阶级思想,争名丁朝,争利于市,不以为耻,反以为荣。有的人已经发展到把一切都当作商品,包括他们自己在内。他们加入共产党,为无产阶级办事,不过是为了抬高自己这个商品的等级,不过是为了向无产阶级卖高价。那种名曰共产党员,实际上是新资产阶级分子的人,表现了整个资产阶级处于腐朽垂死状态的特点。在历史上,当奴隶主阶级、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处于上升时期的时候,他们还为人类作些好事。现在这种新资产阶级分子,完全走向他们祖宗的反面,对人类只有破坏作用,完全是一堆“新”垃圾。那种造谣要刮“共产”风的人,其中就有一些是把公共财产占为私有,怕人民再“共”这些“产”的新资产阶级分子或者想乘机捞一把的人。这种人比我们许多同志敏感。我们有的同志说学习是软任务,他们却本能地感觉到了这次学习对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都是硬任务。他们也可能真的刮点“共产”风,或者接过我们的某一个口号,故意地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搞点什么名堂,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在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我国亿万群众组成的无产阶级革命大军正在迈动着前进的步伐。我们有了二十五年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践经验,又有巴黎公社以来的国际经验,只要我们几百个中央委员、几千个高级干部带头,同广大干部群众一起认真读书学习,调查研究,总结经验,我们一定能够实现毛主席的号召,搞清楚无产阶级专政问题,保证我们的国家沿着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引的道路胜利前进。“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这个无限光明的远景必将继续鼓舞越来越多的觉悟的工人、劳动人民和他们的先锋队共产党人,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灭亡,共产主义的胜利,是不可避免的,必然的,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

姚文元: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

《红旗》杂志1975年第3期
毛主席在讲到必须搞清楚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专政的问题时明确地指出:“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因此,要多看点马列主义的书。”这就提出了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即“林彪一类”的阶级本质是什么? 林彪反党集团产生的社会基础是什么? 把这个问题弄清楚,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对于坚定地执行党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一步一步地造成资产阶级既不能存在也不能再产生的条件,无疑是十分必要的。
同一切修正主义者和修正主义思潮一样,林彪及其修正主义路线不是一种偶然的现象。林彪及其死党在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中是极其孤立的,但产生出这一伙极端孤立的“天马行空 ”、“独往独来”的人物,却有它深刻的社会阶级基础。
林彪反党集团代表了被打倒的地主资产阶级的利益,代表了被打倒的反动派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产阶级专政的愿望,这一点,是比较清楚的。林彪反党集团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怀着刻骨的仇恨,诬蔑为“封建专制”,咒骂为 “当代的秦始皇”。他们要使地、富、反、坏、右“政治上、经济上得到真正解放”,即在政治上经济上变无产阶级专政为地主买办资产阶级专政,变社会主义制度为资本主义制度。作为力图复辟的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理人,林彪反党集团向党和无产阶级专政进攻达到了很疯狂的程度,直到搞特务组织和策划反革命武装政变。这种疯狂性,反映了丧失政权和生产资料的反动派,为了夺回他们失去的剥削阶级的阵地,必然要用尽一切他们所能采取的手段。我们看到了林彪在政治上、思想上破产以后,怎样象一个亡命的赌徒一样想把无产阶级“ 吃掉”,孤注一掷,直到叛国投敌,毛主席、党中央非常耐心的教育、等待、挽救也丝毫不能改变他的反革命本性。这都反映了无产阶级专政下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这种斗争会继续一个很长的时期。只要还存在被打倒的反动阶级,党内(以及社会上 )就有可能出现把复辟愿望变为复辟行动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因此,要提高警惕,要警觉和粉碎国内外反动派的种种阴谋,切不可麻痹大意。但是,这样认识还不是事物的全部。林彪反党集团不但代表了被打倒的地主资产阶级复辟的愿望,而且代表了社会主义社会中新产生的资产阶级分子篡权的愿望,他们身上具有新产生的资产阶级分子的某些特点,他们当中若干人本身就是新产生的资产阶级分子,他们的某些口号适应和反映了资产阶级分子和想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发展资本主义的需要。正是这后一个方面,需要我们进一步加以分析。
毛主席指出:“列宁说,‘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工人阶级一部分,党员一部分,也有这种情况。无产阶级中,机关工作人员中,都有发生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林彪反党集团中的某些人物就是这种新产生出来的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的代表。其中如林立果及其小“舰队”,就完全是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分子,反革命分子。
资产阶级影响的存在,国际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影响的存在,是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的政治思想根源。而资产阶级法权的存在,则是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的重要的经济基础。
列宁指出:“在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通常称为社会主义),‘资产阶级法权’没有完全取消,而只是部分地取消,只是在已经实现的经济变革的范围内,也就是在对生产资料的关系上取消。”“但是它在另一方面却依然存在,依然是社会各个成员问分配产品和分配劳动的调节者(决定者)。‘不劳动者不得食’这个杜会主义原则已经实现了;‘按等量劳动领取等量产品’这个社会主义原则也已经实现了。但是,这还不是共产主义,还没有消除对不同等的人按不等量的(事实上是不等量的)劳动给予等量产品的‘资产阶级法权’。”
毛主席指出:“中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解放前跟资本主义差不多。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蹬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更了。”“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
社会主义社会中,还存在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这两种社会主义所有制,这就决定了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列宁和毛主席的分析都告诉我们,对于社会主义制度下在分配和交换方面不可避免还存在的资产阶级法权,应当在无产价级专政下加以限制,以便在长期的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逐步缩小三大差别,缩小等级差别,逐步创造消灭这种差别的物质的和精神的条件。如果不是这样,相反地,要求巩固、扩大、强化资产阶级法权及其所带来的那一部分不平等,那就必然会产生两极分化的现象,即少数人在分配方面通过某种合法及大量非法的途径占有越来越多的商品和货币,被这种“物质刺激”刺激起来的资本主义发财致富、争名夺利的思想就会泛滥起来,化公为私、投机倒把、贪污腐化、盗窃行贿等现象也会发展起来,资本主义的商品交换原则就会侵入到政治生活以至党内生活,瓦解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就会产生把商品和货币转化为资本和把劳动力当作商品的资本主义剥削行为,就会在某些执行修正主义路线的部门和单位改变所有制的性质,压迫和剥削劳动人民的情况就会重新发生。其结果,在党员、工人、富裕农民、机关工作人员中都会产生少数完全背叛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新的资产阶级分子、暴发户。工人同志说得好:“你不限制资产阶级法权,资产阶级法权就要限制社会主义的发展,助长资本主义的发展。”而当资产阶级在经济上的力量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它的代理人就会要求政治上的统治,要求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要求全盘改变社会主义所有制,公开地复辟和发展资本主义制度。新的资产阶级一上台,首先要血腥地镇压人民,并在上层建筑包括各个思想文化领域中复辟资本主义,接着,他们就会按资本和权力的大小进行分配,“按劳分配”只剩下一个外壳,一小撮垄断了生产资料的新资产阶级分子同时垄断了消费品和其他产品的分配大权。--这就是今天在苏联已经发生的复辟过程。
林彪反党集团如何不择手段地聚敛财富,如何穷奢极欲地追求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如何利用资产阶级法权为自己干种种见不得人的阴险丑恶的勾当,人们已揭发批判了很多。但更能说明问题的是反革命政变计划即《“571”工程纪要》,这个计划中林彪反党集团用以煽动或挑拨各个阶级中某些人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不是别的,正是资产阶级法权思想。或者说,这个计划中所代表的阶级利益,除了老的资产阶级之外,正是一部分新的资产阶级分子,以及少数想利用资产阶级法权发展资本主义的人。因而它攻击的矛头便对准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因而它特别仇恨我国无产阶级专政下通过社会主义革命对资产阶级法权进行的某些限制。
对于机关干部参加五.七干校,林彪反党集团诬蔑为“变相失业”;精简机构,接近群众,被他们攻击为打击干部。他们认为干部应当是骑在人民头上的老爷,所以一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就变成“失业”。这是挑动机关工作人员中一部分想扩大资产阶级法权、做官当老爷、有严重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人,反对党的路线,反对社会主义制度。
对于知识分子同工农相结合,上山下乡,林彪反党集团诬蔑为“等于变相劳改”。一批又一批有共产主义觉悟的青年生气勃勃地奔赴农村,这是对缩小三大差别、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有深远意义的伟大事业,一切革命的人们都热情赞扬它,而受了资产阶级思想侵蚀特别是受资产阶级法权思想束缚的人则反对它。能不能坚持知识青年同工农结合,直接联系到大学教育革命能不能坚持走上海机床厂道路,学生不但从工农中来,而且回到工农中去。林彪反党集团对此特别仇恨,不但表现了他们同劳动人民的对立,而且也暴露了他们利用资产阶级法权向党进攻,妄图煽动一部分受资产阶级法权思想影响较深的人,反对社会主义革命。他们的纲领是扩大城市同农村之间、脑力劳动同体力劳动之间的差别,把知识青年变成新的贵族阶层,想以此来争取某些受资产阶级法权思想影响较深的人对他们反革命政变的支持。
对于工人阶级发扬共产主义精神,批判修正主义的“物质刺激”,林彪反党集团诬蔑为“变相受剥削”。林彪是“物质刺激”狂热的鼓吹者,他在黑笔记中就亲笔写下了“物质刺激还是必要的”、“唯物主义物质刺激”、“诱:以官,禄,德”之类的修正主义黑话。林彪反党集团的一个主要成员也在黑笔记中写道:“按劳分配和物质利益原则”是发展生产的“决定动力”。他们表面上是主张用钞票去“刺激”工人,实际上是想无限止地扩大工人的等级差别,在工人阶级中培养和收买一小部分背叛无产阶级专政;也背叛无产阶级利益的特殊阶层,分裂工人阶级的团结。
他们用资产阶级世界观腐蚀工人,又妄图把工人阶级中一小部分受资产阶级法权思想影响较深的人,作为支持他们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力量之一。林彪一伙“特别”注意用“工资”来引诱“青年工人”,所谓“诱:以官,禄,德”就是他们的阴谋诡计,这从反面告诉我们:青年工人特别是当了干部的青年工人,必须自觉地抵制资产阶级的物质引诱和各种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的捧场,要保持和发扬共产主义的为无产阶级和全人类彻底解放而英勇奋斗的革命精神,要努力用马列主义世界观武装自己,切不可被商品、货币交换、庸俗的捧场、阿谈奉承、宗派主义之类的花花世界弄昏了头脑,以致上了林彪一类政治骗子或社会上地主资产阶级分子的当。他们以“关心”为名,实则“刺激”青年工人走资本主义道路,可以说是一种政治上的“教唆犯”。缺少经验的新产生的资产阶级分子在前面违法乱纪,老奸巨猾的老资产阶级分子躲在后面出谋划策,这是今天社会阶级斗争中经常见到的一种现象。我们在处理被腐蚀的青少年罪犯时特别着重打击幕后教唆犯,这个方针要坚持下去。在现实斗争中已经涌现出了一批同资产阶级腐蚀进行旗帜鲜明斗争的青年工人,应当支持他们,总结他们的斗争经验。
林彪反党集团还诬蔑农民“缺吃少穿”,诬蔑部队干部“生活水平下降”,诬蔑红卫兵在文化大革命中批判资产阶级那种敢想、敢说、敢闯、敢做、敢革命的精神是“被利用”……这一切,无不是想从根本上否定社会主义制度和党的群众路线,否定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专政,扩大资产阶级法权,复辟资本主义。他们诬蔑农民“缺吃少穿”,其目的是煽动农民搞 “吃光分光”,瓦解和取消社会主义集体经济。如果照这条路线去做,其结果,是少数人上升为新资产阶级,绝大多数人受资本主义剥削,这是地主、富农和农村中一部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富裕中农所盼望的那样一种局面。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林彪所谓“建设真正的社会主义”是什么东西了。这就是在社会主义招牌下扩大资产阶级法权,使新的资产阶级分子和某些想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派别和集团,同被打倒的地主资产阶级相勾结,“指挥一切、调动一切”,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林彪一类人物则是他们的政治代表。林彪反党集团在《“571工程”纪要》中提出的这些纲领,既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他们自封为“超天才”的头脑中所固有的,而是社会存在的反映。确切地说,从他们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出发,他们反映了只占人口百分之几的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的要求,反映了少数新的资产阶级分子和想利用资产阶级法权上升为新资产阶级分子的人的要求,而反对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革命人民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要求。他们用唯心论的先验论反对唯物论的反映论,然而他们本身反革命思想的形成却必须用唯物论的反映论来说明。
为什么林彪一类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呢? 就因为我们社会主义社会中还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还存在产生资本主义的土壤和条件。为了逐步减少这种土壤和条件,直到最后消灭它,就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这是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的无产阶级先锋队,经过好几代人坚韧不拔的努力才能完成的任务。这就必须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提高工人阶级的政治觉悟,巩固工农联盟,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并团结和领导广大革命群众在同阶级敌人的斗争和三大革命运动的实践中自觉地改造自己的世界观。这就必须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防止在所有制方面已被取消的资产阶级法权复辟,继续在较长时间内逐步完成所有制改造方面尚未完成的那一部分任务;并在生产关系的其他两个方面,即人与人的相互关系和分配关系方面,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批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不断削弱产生资本主义的基础。这就必须坚持上层建筑领域中的革命,深入批判修正主义,批判资产阶级,实现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
毛主席在一九七一年八月至九月巡视各地的谈话中说过:“我们唱了五十年国际歌了,我们党有人搞了十次分裂。我看还可能搞十次、二十次、三十次,你们信不信? 你们不信,反正我信。到了共产主义就没有斗争了? 我就不信。到了共产主义也还是有斗争的,只是新与旧,正确与错误的斗争就是了。几万年以后,错误的也不行,也是站不住的。”列宁说过:“ 是的,我们推翻了地主和资产阶级,扫清了道路,但是我们还没有建成社会主义大厦。旧的一代被革除了,而在这块土壤上还会不断产生新的一代,因为这块土地过去产生过、现在还在产生许许多多资产者。有些人家小私有者一样霍待对资本家的胜利,他们说:‘资本家已经捞了一把,现在该轮到我了。’可见他们每一个人都是产生新的一代资产者的根源。”列宁说的是社会阶级斗争的长期性,毛主席说的是这种斗争反映在党内而形成两条路线斗争的长期性。我们必须经过这种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不断战胜资产阶级及其代表人物搞修正主义、搞分裂、搞阴谋诡计的行动,才能逐步造成资产阶级既不能存在也不能再产生的条件,最后消灭阶级,而这正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代要完成的伟大事业。
由于资产阶级思想腐蚀和资产阶级法权存在而产生出来的新资产阶级分子,一般都具有两面派和暴发户的政治特点。为了在无产阶级专政下进行资本主义活动,他们总是要打着某种社会主义的招牌;由于他们的复辟活动不是夺回自己丧失的生产资料而是要夺取他们未曾占有过的生产资料,因而表现特别贪婪,恨不得一下子把属于全国人民所有或集体所有的财富吞下肚子里去,化为私有制。林彪反党集团即具有这种政治特点。“子系中山狼,得志便猖狂 ”,这是《红楼梦》刻画“应酬权变”而又野蛮毒辣的孙绍祖的两句诗,用来移赠林彪反党集团,是颇为适合的。当林彪在“得志”即掌握一部分政治经济大权之前,他用反革命两面派的手段欺骗党、欺骗群众,并利用群众运动的力量为自己的目的服务,为此他可以打出革命的招牌或喊出革命的口号,同时又加以歪曲。毛主席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写的一封信中分析林彪一伙的内心世界时指出:“我看他们的本意,为了打鬼,借助钟馗。”是很能说明这种现象的。“借助”,就是敲门砖,等到他们的目的达到之后,便不要这个“借助”,而要反过头来恶狠狠地搞掉这个“借助”了。反革命两面派也好,打着红旗反红旗也好,“当面说好话,背后下毒手”也好,或者用林彪反党集团自己招供的话,“打着毛主席的旗号打击毛主席的力量”也好,都是同一类做法的不同说法。等到林彪反党集团如他们自己刻画的那样,自以为“经过几年准备,在思想上、组织上、军事上的水平都有相当提高。具有一定的思想和物质基础”时,他们就要猖狂起来了。他们在自己把持、控制的单位、部门,变社会主义公有制为林彪反党集团私有制,他们暴露出越来越露骨的政治野心,这种野心会随着他们“得志”的程度而膨胀,正同资产阶级的贪欲会随着资本积累的增长而发展一样,永不会有止境。马克思分析资产阶级时说过:“当作资本家,他只是人格化的资本。他的灵魂,便是资本的灵魂。”林彪作为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理人,他的灵魂也只是已被打倒而梦想复辟以及正在产生而妄想统治的老的和新的资产阶级的灵魂。从阶级分析出发,林彪一伙那些倒行逆施的反革命政治活动的根源便很清楚了:他们鼓吹孔孟之道,他们背叛党、背叛中国人民而投靠社会帝国主义,正是尊孔卖国的中国买办资产阶级干过的勾当,而他们狂热地策划反革命政变,也不过重复世界上许多国家的资产阶级使用过无数次并至今还在使用的手段罢了。
我们的任务,就是一方面要逐步地削弱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产生的土壤;另一方面,当林彪一类新的资产阶级产生出来或正在产生的时候能及时地识别他们。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重要性就在这里。离开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我们不可能完成上述两个方面的任务;而且当修正主义思潮出来时还会由于自己有资产阶级法权思想或分辨不清而上当受骗,甚至糊里糊涂地上了贼船。不然,为什么一条修正主义路线出来会有人跟着走呢? 为什么林彪一伙在九届二中全会上可以用唯心论加起哄来骗人呢? 为什么林彪反党集团那些赤裸裸的分裂党、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的话会在少数干部中找到市场呢? 为什么大、小“舰队”可以明日张胆地把请客送礼、封官许愿之类作为拉山头、搞宗派、耍阴谋的手段呢? 为什么他们在黑笔记中要把“用技术掩盖政治”之类作为自己反革命活动的策略呢? 这当中有深刻的教训。一九五九年反对彭德怀反党集团时,毛主席曾经指出,“现在,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 ”,因此要认真读书,这十几年来,毛主席多次重复了这个意见,毛主席强调党的高中级干部首先是中央委员,“都应程度不同地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并强调“这几年应当特别注意宣传马、列”,林彪反党集团垮台以后又再次说“我正式劝同志们读一点书” ,最近讲无产阶级专政时又再一次强调了这一条。这些语重心长的谆谆教导,我们感到多么亲切啊! 全党同志特别是高级干部,一定要把这件事当作关系到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大事来抓,对马、列和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有关论述和主要著作,首先要自己学好,搞清楚,力求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说明问题,力求从思想和行动上打掉那些脱离群众的资产阶级思想作风,和群众打成一片,真正做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的促进派,善于分辨和敢于抵制资本主义的侵蚀。我们党几十年来形成的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一定要发扬和继承下去。要了解情况,研究政策,包括经济政策。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行之有效,必须坚持。要注意区别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准确而有力地打击极少数坏人,对群众中的资本主义影响,要根据“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主要采取学习和提高觉悟的方法,支持坚决抵制资本主义的先进事物的方法,回忆对比的方法,说服教育、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去解决,做到团结两个百分之九十五。批判资本主义倾向要形成舆论,争取多数,启发自觉,积极引导。对个别陷在资本主义泥坑里很深的人,要向他猛喝一声:“同志,赶快回头!”
我们在文章开头时曾指出:林彪反党集团在全国人民中是很孤立的。为了分析它产生的阶级根源,我们指出了林彪反党集团得以产生的土壤和条件。在讲了这一面之后,我们还必须指出:林彪反党集团在本质上是很虚弱的,同一切反动派一样,不过是纸老虎。林彪反党集团的一切反革命活动,只不过记录了它的失败和困境,而不是记录它的胜利。社会主义制度一定要代替资本主义制度,共产主义一定会在全世界取得胜利,这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社会主义社会是从旧社会脱胎而来的,“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撼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这并没有什么奇怪。二十五年以来的历史告诉我们:只要我们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毛主席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学说,坚持毛主席给我们规定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我们就能够粉碎阶级敌人的反抗,一步一步地减少这些痕迹,不断夺取新的胜利。我们今天社会主义事业蒸蒸日上、欣欣向荣的大好形势,同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内部四分五裂、内外交困,形成鲜明的对照。这一次毛主席提出的理论问题,必将从理论和实践上使我们进一步认识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任务和完成这些任务的方法,大大促进无产阶级专政的巩固,促进社会主义革命的深入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促进全国的安定团结。中国的共产党人是有信心的,中国的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是有信心的,他们正在党的领导下团结一致意气风发地投入反修防修的斗争。中国革命的历史是革命人民经过曲折斗争走向胜利的历史,也是反动派经过反复较量走向灭亡的历史。正如毛主席总结的那样:“中国自从一九一一年皇帝被打倒以后,反动派当权总是不能长久的.最长的不过二十年(蒋介石),人民一造反,他也倒了。蒋介石利用了孙中山对他的信任,又开了一个黄埔学校,收罗了一大批反动派,由此起家。他一反共,几乎整个地主资产阶级都拥护他,那时共产党又没有经验,所以他高兴地暂时地得势了。但这二十年中,他从来没有统一过,国共两党的战争,国民党和各派军阀之间的战争,中日战争,最后是四年大内战,他就滚到一群海岛上去了。中国如发生反共的右派政变,我断定他们也是不得安宁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因为代表百分之九十以上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是不会容忍的。”“结论: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还是这两句老话。”让我们沿着毛主席指引的方向和道路奋勇前进吧!

从资产阶级民主派到走资派

池恒 (1976.03.02)

《人民日报》
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回击右倾翻案风的伟大斗争,正在教育、科技、文艺等上层建筑的各个领域健康地发展,批判的锋芒,直指提出“三项指示为纲”那个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继续和深入,是政治思想战线上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的又一次大较量。认真地学习毛主席的重要指示,坚决击退这股右倾翻案风,深入地批判那条同毛主席革命路线相对抗的修正主义路线,批判“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使这场斗争取得更大的胜利,这是摆在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面前的一件大事。经过这场斗争,我们的广大干部和群众,必将受到一次深刻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教育,进一步提高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觉悟;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必将大大地向前推进一步。
革命大辩论的深入发展,向人们提出了一些发人深省的问题:为什么有的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革过别人的命,到了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总是同革命唱反调,成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为什么有的走资派受到文化大革命的批判之后,发誓“永不翻案”,可是重新工作没多久就大刮右倾翻案风,对文化大革命又是翻案又是算帐,成了不肯改悔的走资派?为什么不肯改悔的走资派要否认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反对以阶级斗争为纲,公然抛出“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同毛主席为我们党制定的基本路线相对抗?针对这些问题,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作指导,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来剖析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的阶级立场和世界观,就可以找到这股右倾翻案风的阶级根源和思想根源,可以更好地发挥反面教员的作用,使我们从中得到有益的教训。
一九五九年,毛主席在党的八届八中全会上曾经深刻地指出,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从来不是无产阶级革命家,只不过是跑到无产阶级革命队伍里来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民主派;他们从来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只不过是党的同路人。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也正是这样一种人。他们是带着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来参加无产阶级革命队伍的,他们在组织上入了党,思想上并没有完全入党,甚至完全没有入党。他们在程度不同地接受党的最低纲领即新民主主义革命纲领时,并没有把它同党的最高纲领即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纲领联系起来,他们不懂得也不准备去实践党的最高纲领。也就是说,他们的世界观并不是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世界观,而是一个资产阶级的王国。这种资产阶级立场、世界观又没有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得到改造;当革命从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向社会主义革命阶段转变的时候,他们的思想并没有随着革命的转变而转变。相反,他们的身子虽然进了社会主义社会,思想却还停止在民主革命阶段,这就决定了他们对社会主义革命必然产生抵触甚至反对。资产阶级民主派的立场和世界观,代表资产阶级,就是右倾翻案风的阶级根源和思想根源。
我们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是性质、对象、任务都有本质区别的两个革命阶段。前者发生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旧中国,它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包括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在内的人民大众,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矛盾。所以它的性质是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它的任务,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推翻帝国主义、封建地主阶级和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在中国的统治,把革命引向社会主义。随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我国的社会性质和主要矛盾已经发生变化。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成了国内的主要矛盾。这个主要矛盾,不仅存在于社会上,而且反映到党内。我们所进行的社会主义革命,就是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革命。革命的锋芒主要是指向资产阶级,指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它的任务是要用无产阶级专政代替资产阶级专政,用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并在长期的阶级斗争中逐步造成资产阶级既不能存在又不能产生的条件,最后消灭阶级,实现共产主义。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标志着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开始。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二十多年来,社会主义革命已经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但是还远远没有完结,还在继续深入发展。革命转变了,向前发展了,要求人们的思想也要随着革命的转变而转变,随着革命的发展而发展。如果思想还停止在旧阶段,用资产阶级民主派的立场和世界观来认识和对待社会主义革命,那就会代表资产阶级,就会成为走资派,成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对象。
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以后,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广大工人、贫下中农,广大党员、干部没有停顿,而是沿着社会主义道路继续前进。但是党内有一些人的思想还停止在民主革命阶段,不想沿着社会主义道路继续前进,继续革命了。不前进,就会倒退,不革命,就会搞复辟,不走社会主义道路,必然要走资本主义道路。列宁曾经指出:“有些人象小私有者一样看待对资本家的胜利,他们说:‘资本家已经捞了一把,现在该轮到我了。’”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不也是这样吗?他们害怕社会主义革命革到自己头上,触动私有制,触动他们所喜欢的资产阶级法权,触动他们要维护的传统观念,触动他们的资产阶级立场和世界观,成了资产阶级的代表。社会主义革命越深入,他们同革命的矛盾,同坚持继续革命的工人、贫下中农的矛盾,也就越尖锐。在社会主义革命的进程中,他们后退了,反对革命了。就是那个作为右倾翻案风“风源”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曾经反对农业合作化和人民公社化,支持包产到户,鼓吹“不管白猫黑猫,捉住老鼠就是好猫”的谬论,后来又反对文化大革命,镇压革命群众运动,现在又闹翻案、搞复辟。从资产阶级民主派到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从民主革命时期党的同路人到社会主义时期的反对派、复辟派,从思想停止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到搞修正主义,这不正是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所实际走过的道路吗?
历史的经验和现实的斗争都说明,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思想还停止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就会搞修正主义,推行修正主义路线。毛主席指出:“修正主义是一种资产阶级思想。修正主义者抹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区别,抹杀无产阶级专政和资产阶级专政的区别。他们所主张的,在实际上并不是社会主义路线,而是资本主义路线。”从思想体系和阶级根源来看,资产阶级的立场、世界观和修正主义是一致的。机会主义、修正主义是工人运动中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派别和思想,它的特征是叛卖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向资产阶级投降。修正主义者总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鼓吹阶级调和论,阶级斗争熄灭论和唯生产力论,总是用这些修正主义谬论,来反对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从伯恩施坦、考茨基到托洛茨基、布哈林,从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到刘少奇、林彪,都是这么干的。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也是这样。他迫不及待地抛出“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鼓吹阶级斗争熄灭论和唯生产力论,以此来否定党的基本路线,同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关于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相对抗;并用它来干扰、破坏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学习运动和评论《水浒》;用它在各个领域推行修正主义路线。去年在教育、科技、文艺以及其他战线出现的反对毛主席革命路线,反对文化大革命和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的各种奇谈怪论,就是根据“三项指示为纲”这个修正主义纲领派生出来的。思想停止在民主革命阶段,否认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就必然要搞修正主义。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刮起的右倾翻案风,又一次说明了这一点。
毛主席说:“什么‘三项指示为纲’,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这是对“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的深刻批判。二十多年来,我们所进行的社会主义革命已经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但是,阶级斗争并没有熄灭。失败的阶级,人还在,阶级还在,还要挣扎,时刻梦想着复辟;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还存在,大量未改造好的知识分子还存在;小生产的习惯势力和传统影响还存在,还在产生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所有这些不是人们都看见了的事实吗!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理人,刘少奇、林彪反党集团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阴谋活动,不是使人们感到惊心动魄吗!林彪一类党内新的资产阶级分子的产生,不是给我们以深刻的教育吗!清华大学的同志说得好:走资派还在走,投降派确实有。在这种情况下,能说阶级斗争熄灭了吗?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抛出“三项指示为纲”,鼓吹阶级斗争熄灭论和唯生产力论,并不是要真正熄灭阶级斗争,他们是要扑灭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斗争,而代表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进行斗争。他们要安定团结、发展生产是假,不要无产阶级专政,而要资本主义复辟才是真的。他们的修正主义路线是破坏安定团结、破坏社会主义生产的。这就从反面告诉我们,必须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从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各个方面,加强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不断地把社会主义革命推向前进。
民主革命胜利以后,是把革命停止在旧阶段不再前进,还是坚持搞社会主义革命,为最终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也就是说要不要坚持不懈地革资产阶级的命,这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和资产阶级民主派、马克思主义者和修正主义者的一个根本分歧。社会主义时期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正是围绕着这个问题展开的。修正主义路线的头子因为他们自己代表资产阶级,都反对革资产阶级的命,特别反对革党内资产阶级的命。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为什么对文化大革命那么反感?为什么把文化大革命中涌现出来的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看成眼中钉、肉中刺,千方百计地想把它们“整”掉,而对文化大革命批判过的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黑货,又那么舍不得,总想把它们恢复过来?就是因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这场大革命摧毁了刘少奇、林彪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批判了他们的修正主义路线,整了党内走资派,革了党内资产阶级的命,批判了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对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教育、文艺及其他上层建筑进行了改革。所有这些,同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所代表的资产阶级利益,所顽固坚持的资产阶级立场和世界观是相对抗的,同他们极力要走的那条资本主义道路是背道而驰的。这就决定了他们必然要充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反对派。人们还清楚地记得,就是那个带头刮右倾翻案风的人,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同刘少奇一起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企图把轰轰烈烈的革命群众运动镇压下去。然而,这种倒行逆施并没有能够扭转革命车轮的前进,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但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并没有从中吸取教训,仍然代表资产阶级,用修正主义的眼光来看待这场大革命,把文化大革命以后的大好形势看成一团漆黑,总认为这也不行,那也不好,不翻案、不复辟就不舒服。“只要人家说你复辟了,你的工作就干好了”。这个自白把不肯改悔的走资派代表资产阶级搞复辟的反动立场暴露得清清楚楚了。他们的这次表演,又一次证明了毛主席的英明论断:革命的谁胜谁负,要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才能解决。如果弄得不好,资本主义复辟将是随时可能的。全体党员,全国人民,不要以为有一二次、三四次文化大革命,就可以太平无事了。千万注意,决不可丧失警惕。 要把社会主义革命推向前进,就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对社会主义社会各方面存在的资产阶级法权加以限制。这也是思想停止在民主革命阶段的人不能接受而要加以反对的。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旧社会遗留下来的痕迹,存在着资产阶级法权,存在着三大差别。这些东西是产生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的土壤和条件。限制资产阶级法权,逐步地铲除和消灭旧社会遗留下来的痕迹,这是社会主义时期一项长期的任务。社会主义革命越深入,就越要把这个任务提出来,越要着手这方面的工作。毛主席指出:“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所以,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因此,要多看点马列主义的书。”毛主席的指示反映了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要把社会主义革命推向前进的愿望和要求,也引起了思想停止在民主革命阶段的人的害怕和抵触。资产阶级法权正是那些要阻止革命前进的人的命根子,他们所欣赏、所追求的就是这一块资产阶级法权。他们总是把资产阶级法权看成天经地义、不能触动的,总想把它强化和扩大。当革命革到这些人的头上,要求限制他们维护的那部分资产阶级法权时,他们就要跳出来反对。不肯改悔的走资派为什么那样仇视从各个方面限制了资产阶级法权的新生事物?为什么对批判物质刺激、知识私有等资产阶级法权思想提出种种责难?为什么那样害怕提出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问题,并千方百计加以反对?为什么竟然明目张胆地同毛主席 的指示唱反调,胡说“限制资产阶级法权,也要有 一个物质基础,没有,怎么限制?”就是因为他代表资 产阶级,他要维护并强化资产阶级法权,维护并扩大 资产阶级赖以产生和存在的基础。这就进一步暴露了 不肯改悔的走资派的资产阶级立场和世界观。
由于思想停止在民主革命阶段,因而同社会主义 革命相抵触甚至相反对,这是二十多年来我们党内反 复出现的一种历史现象。例如,一九五三年我们党决 定实行统购统销政策,这是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 主义建设的一个重要步骤。当时党内就有人跳出来坚 决反对,他们虽然顶着共产党员的称号,却成了城乡 资本主义势力反对社会主义革命的代言人。在农业合 作化时期,刘少奇一伙大批砍掉合作社,而后又当算 帐派,刮起一阵所谓合作社没有优越性的小台风。他 们为什么会逆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潮流而动呢?他们 想的做的为什么同几亿农民想的做的,是如此不同甚 至相反呢?根本问题就是他们的思想还停止在民主革 命阶段,他们总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为少数人服 务。正象毛主席所指出的:“他们老是站在资产阶级、 富农、或者具有资本主义自发倾向的富裕中农的立场 上替较少的人打主意,而没有站在工人阶级的立场上 替整个国家和全体人民打主意。”又如,一九五七年资 产阶级右派利用党的整风,向无产阶级发动猖狂进攻的时候,党内也有人主张资产阶级的纲领。他们同社 会上的资产阶级右派互相呼应,要求实行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和“平等”,反对党的领导,尤其反 对党对教育、科学的领导,鼓吹什么“外行不能领导 内行”,“教授治校”等口号。他们实际上是主张走资 本主义道路,反对走社会主义道路,反对无产阶级专 政。一九五九年彭德怀右倾机会主义反对党的总路线, 否定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再一次暴露了一些人的资产 阶级民主派的本来面目。他们要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 推行资本主义的纲领和口号,这就不能不被社会主义 革命的潮流所淘汰。
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共产党内还会有一些人思 想停止在民主革命阶段,用资产阶级的立场、世界观 看待事物,这种现象并不奇怪。我们的党是伟大、光 荣、正确的党。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 线指引下,党所领导的革命事业取得了伟大的胜利。 但由于我们党在过去长时期内所领导的革命运动是资 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因此有不少资产阶级、小资 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参加到革命队伍中来,包括加入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他们中有许多人接受了马克思列宁 主义的教育,经过长期革命斗争的锻炼,已经逐步抛 弃了资产阶级世界观,接受或树立了无产阶级的立场和世界观。但也还有少数人受资产阶级思想影响很深 而又没有接受党的教育和改造,他们的立场、世界观 没有发生变化。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资产阶级,它的思想也必然会影响到无产阶级先锋队中某些人,使他 们变为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修正主义者。这些人的世界观总是要在政治问题和思想问题上用各种办法顽强地表现出来,要他们不表现是不可能的。因此,无产阶级政党对于这种要按照资产阶级的面貌来改造党、改造社会的企图,必须进行坚决的斗争。对于犯有错误的同志,我们党历来的方针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在当前这场斗争中,我们要继续执行这个方针,耐心地帮助犯有错误的同志,改正错误,以搞好团结,搞好工作。
毛主席说:“我们反对革命队伍中的顽固派,他们的思想不能随变化了的客观情况而前进,在历史上表现为右倾机会主义。这些人看不出矛盾的斗争已将客观过程推向前进了,而他们的认识仍然停止在旧阶段。一切顽固党的思想都有这样的特征。他们的思想离开了社会的实践,他们不能站在社会车轮的前头充任向导的工作,他们只知跟在车子后面怨恨车子走得太快了,企图把它向后拉,开倒车。”在社会主义革命的车轮滚滚向前的时候,顽固地要把车子停下来、向后拉的人,总是会有的,过去有,现在有,将来还会有。不肯改悔的走资派不正是从这方面在给我们上课吗?但是,他们总是少数,真理不在他们手里,群众不在他们一边。群众要求革命,翻案不得人心。无产阶级必将战胜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社会主义必将战胜资本主义,共产主义一定能够在全世界实现,这个历史发展的总趋势是谁也改变不了的。
(原载《红旗》杂志一九七六年第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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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尔.贝特兰 :中国的文化革命与工业组织——管理以及劳动分工的变革
两条相反的路线显现出来——极左分子领导的是一条资产阶级路线,诉诸于人身攻击、“生死斗争”;无产阶级路线主张再教育、对社会关系进行变革。

在取消人身攻击、转为开展文化革命的过程中,极左分子进而提出了抽象的道德标准,并用这样的标准去“鉴别”每一个人。其中的一条标准是关于自私问题的,极左分子继续鼓吹对利己主义进行抽象的斗争——有时也称做“根除自私思想”。这样的斗争使人产生幻觉,进而忽视根除资产阶级的社会关系、忽视对修正主义发起有力的斗争。1967年中国发表的一篇文章这样写道:

“利己主义是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核心,是修正主义的温床。修正主义是利己主义发展的必然结果。如果不能打倒利己主义,毛主席在发动伟大的文化大革命过程中提出的各项理论、路线、原则、政策都不能被深入贯彻执行,斗争的总体方向也不能被很好领会,反修斗争就不能进行到底……除非克服了利己主义、全社会都关注公众利益,否则就无法保卫社会主义祖国、捍卫社会主义制度。”[30]

这样的论断掩盖了修正主义的真实本质:修正主义是资产阶级政治路线,深深植根于资产阶级本身及其所有的社会关系当中。对于极左分子而言,修正主义、资本主义仅仅是利己主义的“结果”,这种观点反映出资产阶级世界观和唯心主义概念,它同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毫无共同之处。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的思想“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源于社会实践、带有阶级的烙印。

当然,极左分子并没有把他们提出的观点简单的表现为“从天上掉下来的”。传统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认为,利己主义代表“自然的人的本性”,极左分子并不这样认为,他们想当然的认为,利己主义是资本主义残余存在“在人们的头脑中”的表现。1967年《红旗》杂志社论如下:

“剥削阶级意识体系的核心是利己主义、自私。作为私有制存在几千年的结果,这种利己主义仍产生着深刻的影响。旧的社会关系已经被铲除了,但伟大领袖毛主席看到:‘反映旧体系的旧思想将在人们的头脑中存在很长时间,不会轻易消除。’资产阶级正好利用这种垃圾去腐蚀群众和年轻的一代,试图用利己主义征服人们的心灵,同无产阶级顽抗到底。”[31]

[b][u]类似于“旧的社会体系已经被根除了”的这种错误言论,意思是说旧有阶级及其意识形态在当前不再有任何社会基础;这就使得人们无法理解,为什么意识形态的残余会存在,其中最重要的是,树立在群众面前的仅仅是一个“道德上的目标”,而不是政治目标——破坏在资产阶级的社会存在、实践和思想基础上的社会关系。自然而然,他们认为资产阶级关系尽管已经被根除了,但它产生的思想仍将继续存在,这种断言使资产阶级关系完整无缺的存留下来。刘少奇也是这种观点,他提出要穷根究底、深挖利己主义错误思想的任务。

极左分子通过否认资产阶级存在,不仅帮助资产阶级关系完整维持下来,而且也阻碍了对自私自利现象的斗争。这种斗争是必须的,在意识形态领域并不是彻底消灭自私自利,而是在意识形态革命的框架下,具体的为经济、物质关系变革清扫道路、巩固无产阶级意识形态。唯物主义者的历史观清晰的说明,在通往无阶级社会的过程中,需要不断的改造客观关系和思想(即两大决裂:同私有制的决裂和同私有观念的决裂。译者注),以此巩固社会革命的成果。而在抽象的唯心主义口号下,极左分子实际上在“左”的伪装下执行了一条资产阶级路线。
[/u][/b]
对比极左分子和革命立场,有助于思考这一问题。在《红旗》杂志一篇题为“为什么必须学习政治经济学”的文章中,集中阐述了革命路线的具体观点:

“在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有时彼此符合(这是基本特征),有时彼此矛盾。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符合生产力发展的要求,但同时又不完善,这种不完善同生产力发展又继续发生矛盾。社会主义上层建筑符合经济基础发展的要求,但上层建筑也存在很多不足,同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之间发生矛盾。特别是资本主义因素仍然存在于上层建筑和生产关系当中,对生产力的发展形成阻碍,削弱、甚至破坏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渴望走社会主义道路,要求对不适合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不适应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不断进行变革,以此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不断加强、完善。资产阶级及其党内代理人希望走资本主义道路,试图阻碍这一变革,原因在于这种变革不断的在消除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领域中的资本主义因素,这种资本主义因素的消除意味着资产阶级及其党内代理人的末日。”[32]

[u][b]非常清晰,革命路线的实质是“清除资产阶级及其党内代理人”,指的就是社会关系的革命性变革。

极左分子路线的小资产阶级性质也非常明显,在工厂工作规章改革方面也同革命路线有很大差别。革命路线执行者强调清除那些“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工作规章中的“清规戒律”(早先被受修正主义影响的工厂管理者不断加强),这些规章“保护”工业企业中的资产阶级生产关系和资本主义劳动分工形式,包括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分离、管理者脱离劳动,以及一线生产者对技师、工程师、管理人员的从属关系,等等。[33]对于革命路线的支持者,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是为了使工人阶级创立革命化的工作制度,将技师、工程师和干部都统一到这种制度之下。在实践中,极左分子将工作规章的问题变走了样,他们主张的不是工作规章的具体的变革——对生产关系和劳动分工的法律形式进行变革——而是要消灭任何规章制度,包括劳动安全、工作时间、质量控制等方面,这完全是幻想。

[/b][/u]

修正主义搞复辟是“私有观念”惹的祸吗?
洛崇
《思路·自序》这一章节的批判基本上可以沿用对《前言》的批判。韩德强比较具体地提出了他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责难。与此同时他也摆出了几个经典问题,并提供了他的解答。
世界上有无数的政治力量和研究机构在关心着社会主义失败的原因,也提供着形形色色的答案。一是自然论或终结论;二是早产论;三是修正主义论或背叛论;四是和平演变论或帝国主义阴谋论。
韩德强不认同以上的答案:阴谋论割裂了内因和外因的辩证关系,固不足取;自然论将人类社会类比于动物世界,也不足道;背叛论用以理解个别社会主义国家的复辟尚可,用以解释社会主义政党都或早或晚地变为修正主义的原因则还远远不够。剩下的早产论如何呢?早产论是以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决定论和相应的历史发展阶段论为理论依据的,似乎很有道理。
他给出的答案是:
客观原因是旧的私有观念强烈地牵制着新的社会制度,这是修正主义路线深厚的群众基础。主观原因则与领导集团成员尚未完全摆脱剥削阶级观念有关,也与马恩原著对人与人矛盾的复杂性、从而社会主义的复杂性缺乏认识有关。这两者在中国社会主义历史上表现得最为明显。在中国共产党领导集团中,只有毛泽东一人对社会主义人与人矛盾的复杂性、长期性、重新形成阶级矛盾的危险性有清醒的足够的认识,也只有毛泽东最彻底地摆脱了剥削阶级观念的纠缠。这两者是密切关联的。然而毛泽东同志的认识并没有成为全党的共识。中国共产党领导集团中的大多数人在理论水平上停留于甚至还低于马克思的论述,在改造自身价值观上停留于甚至还低于做好官、做清官——但还是要做官——的水平,这是修正主义路线强大的领导力量。
如果以上认识可以很好地解释世界各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兴起、进展、曲折和复辟的话,顺理成章的便是对马恩原著体系的反思。
这是他整个思路的重中之重,我们有必要多费一些笔墨。我们和韩德强一样认识到,今天一切问题的出发点,一切在革命理论争论中形成的真问题,都是由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挫折(用韩的话说是“大失败”)引起的。任何一个真诚的革命者都需要回答这个问题。
我们认为韩德强对四种态度的批评是有道理的。但他在早产论中预设了一个陷阱,我们必须指出早产论完全错误地运用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互作用的原理。这是国际共运史上早已臭不可闻的经典错误,马克思主义也决不是生产力决定论或简单机械的历史发展阶段论。这些观点将在我们以后的论证中加以展开。
下面我们把争论焦点放在韩的回答,并且我们也将作出扼要的批评。
韩所提出的主客观两种原因,都是从观念出发的,前者是群众有私有观念(甚至荒唐地指出修正主义有什么群众基础),后者是领导集团有私有观念,说来说去都是私有观念惹的祸,于是他极为痛心地说,马克思主义根本没能回答好这个问题,说马克思主义对社会主义的复杂性缺乏认识。那么他用什么来解释这个孽障呢?原来是人与人之间的矛盾,而这种矛盾最终演化为阶级矛盾。
这个思路充分暴露了韩德强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无知与浅薄。
马克思主义认为,归根到底决定着社会形态及其演进的不是什么幻想出来的人的本质或人性,不是人,甚至也不是“人们”(其中包括人际关系,人伦关系),而是跟经济基础不可分的那种关系,即生产关系。这种关系不是人与人的关系、面对面的关系,不是主体、心理学的或人类学的关系,而是一种双重的关系:人群与人群的关系,其本身又关系到这些人群与所有物(生产资料)之间的关系。
如果要论“人与人之间的矛盾”,那么只有中国古代的儒家学说是直面这个问题的。从韩回过头来,我们需要回答当代国际共运遭受挫折的原因。韩德强把毛泽东抬得很高,中国共产党领导集团中,只有毛泽东一人对社会主义人与人矛盾的复杂性、长期性、重新形成阶级矛盾的危险性有清醒的足够的认识,也只有毛泽东最彻底地摆脱了剥削阶级观念的纠缠。但我们不得不指出这是拉虎皮作大旗,因为毛泽东不是这个思路。我们作为毛泽东主义者也不认同韩德强把毛泽东当作“帝王君师”般的圣人。我们伟大的导师只会认为这很讨嫌。
文革的发动,事实上已从实践与理论上初步回答了挫折的原因。人的正确认识不可能从天上掉下来,不可能在书斋的空想里找到答案。要切实回答当代国际共运所受的挫折必须在鲜活的阶级斗争中总结经验教训。因此伟大领袖毛主席亲手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我们切入这个真问题的现实入口。我们认为,无产阶级专政下必须继续革命,如若不然必定丧失无产阶级专政。这场革命不是简单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或者反腐败的运动,而是群众利用无产阶级专政的宝器自己解放自己的革命运动。因为革命没有完成,所以革命的成果——无产阶级专政需要巩固,而整个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依然激烈的延续着,正如张春桥所总结的:
应当清醒地看到,中国仍然存在变修的危险。因为不但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念念不忘侵略和颠覆我们,不但老的地主资产阶级人还在,心不死,而且新的资产阶级分子正象列宁讲的那样每日每时地在产生着。
必须看到,在所有制方面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我们常说所有制“基本解决”,也就是说还没有完全解决,资产阶级法权在所有制范围内,也没有完全取消。
必须看到,不论是全民所有制,还是集体所有制,都有一个领导权问题,就是说,不是名义上而是实际上归哪个阶级所有的问题。
还必须看到,我们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毛主席说:“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所以,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毛主席指出的这种情况,短期内还改变不了。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无产阶级能不能战胜资产阶级,中国会不会变修正主义,关键在于我们能不能在一切领域、在革命发展的一切阶段始终坚持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
历史经验又告诉我们,随着无产阶级专政取得一个又一个的胜利,资产阶级表面上也会装作承认无产阶级专政,而实际上干的仍然是复辟资产阶级专政。
——《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
这些用鲜血凝成的经验教训让我们得出以下的结论:
问题不在于原来的好人变成了坏人,抑或是好人太少,坏人太多!
问题的关键在于政权问题,围绕政权的反复争夺,反复斗争!
问题的解决在于革命的政权需要不断的革命!

为什么走资派还在走?

桂志(1976.04.21)

《人民日报》
毛主席指出:“走资派还在走。”认真学习毛主席的有关这个问题的一系列重要指示,正确认识社会主义时期这个阶级斗争现象,搞清楚为什么走资派还在走,对于我们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毛主席明确指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以后,国内的主要矛盾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并强调指出要警惕党内出现被资产阶级糖衣炮弹打中的人物。十三年后,一九六二年,毛主席提出了要警惕我们党内出修正主义的问题;并且更完整地提出了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在按照党的基本路线开展的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毛主席第一次明确地指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毛主席再次明确指出这一点,并且进一步阐明: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全党全军全国人民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在文化大革命中,对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摧毁了以刘少奇、林彪为头子的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取得了伟大的胜利。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曾经犯走资派错误的党员干部,大多数人认真学习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虚心接受革命群众的批判,努力改造世界观,回到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少数走资派却顽固地保持着资产阶级世界观,头也不回地在资本主义道路上继续走下去。去年夏季前后带头刮右倾翻案风的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本来就是刘少奇制定和推行修正主义路线的同伙,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受到了全国人民的揭发和批判。他承认了自己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说是要“悔过自新”,“永不翻案”。然而,他重新工作以后,却兴风作浪,翻案复辟,反攻倒算,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向无产阶级全面进攻。可见,“永不翻案”靠不住,走资派还在走。
在去年一段时间里,在党内外资产阶级的总代表邓小平的煽动下,右倾翻案风刮得很凶,正在走的走资派一个个赤膊上阵,表演得淋漓尽致。他们这次亮相,使人们大开眼界。人们不禁要问:他们闹翻案,为什么那么猖狂?为什么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正在开展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群众运动,他们就又跳出来了?就因为他们的翻案言论和行动不单纯是个人情绪的流露,而是代表着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进行阶级斗争,要把资产阶级的复辟愿望变成复辟行动。毛主席明确地指出:“社会主义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合作化时党内就有人反对,批资产阶级法权他们有反感。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不但老的资产阶级人还在,心不死,而且还存在着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的土壤和条件;资产阶级不只社会上有,党内也有。党内走资派就是资产阶级的一部分,而且是党内外资产阶级的头面人物,是妄图在我国复辟资本主义的主要力量。社会主义革命既然是革资产阶级的命,就不能不革到他们头上;在社会主义革命的每一个关键时刻,他们就势必要跳出来反对。我们同走资派的斗争,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考茨基之流把列宁同机会主义者的斗争说成是个别人的问题,对此,列宁明确指出:“如果把全部问题看成个别人物的问题,那是荒谬的。”(《列宁全集》第二十二卷第一○三页)作为资产阶级的一翼和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的走资派,同新老资产阶级有着共同的利益、共同的愿望。他们的阶级利益、阶级愿望,必然要驱使走资派继续走资本主义道路;要他们不走是不可能的。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只要还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资产阶级总是要在共产党内寻找他们的代表人物,走资派决不会因为某个代表人物倒台而绝迹。 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之所以坚持要走资本主义道路,还因为他从来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而是思想仍然停止在民主革命阶段的资产阶级民主派。他只承认党的最低纲领,从来不准备实现党的最高纲领。我国革命进入社会主义革命阶段以后,他不愿跟无产阶级一起革资产阶级的命,相反,却想方设法去实现他的资产阶级理想。他对无产阶级为完成社会主义革命任务所采取的各种措施,总是不顺心,有抵触,甚至横加阻挠,竭力反对。从反对合作化,到对批资产阶级法权有反感,到翻文化大革命的案,算文化大革命的帐,凡是不适合资产阶级口味的东西他都要“扭”,总想把无产阶级革命整个地“扭”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毛主席指出:“一切顽固党的思想都有这样的特征。他们的思想离开了社会的实践,他们不能站在社会车轮的前头充任向导的工作,他们只知跟在车子后面怨恨车子走得太快了,企图把它向后拉,开倒车。”(《实践论》)在社会主义革命不断深入的情况下,仍然死死抱住资产阶级思想不放,就必然会逆历史潮流而动,反对继续革命,站到坚决地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干部和革命知识分子,即占人口总数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民群众的对立面去,成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成为社会主义革命的主要对象。
毛主席指出:“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所以,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毛主席还指出:“列宁说,‘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工人阶级一部分,党员一部分,也有这种情况。无产阶级中,机关工作人员中,都有发生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由于我国现在还不可避免地存在着资产阶级法权,存在着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土壤,也就存在走资派继续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条件。资产阶级法权的实质,是在平等的口号掩护下实行不平等的制度。我国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虽然已经基本完成,但是,资产阶级法权在所有制范围内,并没有完全取消,在人们的相互关系方面还严重存在,在分配方面还占统治地位,因此,还存在着事实上的不平等。在商品、货币仍然存在的条件下,某些人就会利用商品生产、货币交换以及某些合法和大量非法的手段,占有越来越多的商品和货币。发展下去,他们就会成为新的资产阶级分子。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但力图保持他们靠资产阶级法权已经取得的利益,还要强化和扩大资产阶级法权,并且千方百计要使他们的下一代继承和扩大这些东西。他们关心的不是广大工人、贫下中农和一般干部的利益,而是保护那些靠资产阶级法权已经得到很多“好处”而还想扩大资产阶级法权的人的利益。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在资本主义道路上每走一步,都利用资产阶级法权干下许多不利于广大工人、贫下中农和绝大多数干部,而只是对党内外资产阶级分子和为资产阶级服务的那一小部分知识分子有利的事。他鼓吹“台阶”论,压制革命的新生力量,破坏老、中、青三结合。他鼓吹“物质刺激”、“利润挂帅”,反对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刺激人们对商品和货币的占有欲望,想要把社会主义企业引导到资本主义的邪路上去,进而改变企业的领导权和所有制。他鼓吹“专家治厂”、“专家治所”,反对批判“知识私有”、“技术私有”,想要恢复资产阶级的世袭领地,扩大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差别。他纠集右倾翻案势力,把资本主义商品交换原则带到政治生活以至党内生活中来。他还竭力反对对于限制资产阶级法权、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有着重大意义和作用的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由此可见,他是利用在平等的口号掩护下实行不平等的制度的资产阶级法权,来为复辟资本主义开辟道路的。资产阶级法权是走资派的命根子。只要资产阶级法权还存在,走资派还在走就是不可避免的。
正在走的走资派能够大搞复辟倒退,而且敢于这样做,是由于他们居于“当权”的地位,手中握有一部分权力。社会上的新老资产阶级当然都希望复辟资本主义;但是,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经过多次激烈的阶级斗争,老的资产阶级名声已经很臭了,没有什么号召力了;社会上的新资产阶级分子大都是非法地生长起来的,要出头露面搞复辟资本主义的政治活动也不大容易。于是,他们就把复辟的希望寄托在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身上。党内走资派可以用“共产党员”的称号和“领导干部”的身分篡夺领导权,以“合法”的形式推行修正主义路线,在不改变社会主义名义的情况下大搞资本主义。他们凭着篡夺到手的一部分权力,只要在权力所及的范围内改变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就可以部分地变社会主义所有制为资本主义所有制。如果他们在全国范围内篡夺了领导权,整个国家就会改变颜色。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上台以后,不正是凭借窃取的权力,推行一条修正主义路线,导致了资本主义在苏联全面复辟吗?刘少奇、林彪使一部分单位不同程度地改变了社会主义性质,不也是这样干的吗?邓小平过去就曾利用手中的权力,伙同刘少奇大砍合作社,以后又推行“三自一包”那一套复辟倒退的路线,还竭力阻挠对资产阶级法权的批判和限制;去年,他又利用手中的权力,极力压制、排斥革命的新生事物和新生力量,极力扶持、重用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极力维护、扩大资产阶级法权,极力阻挠、干扰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进行阶级斗争。总之,他企图把我们的马列主义的党变为修正主义的党,把社会主义制度变为资本主义制度,把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如果让他们这样搞下去,我们的党和国家将会出现多么危险的情景啊!今年四月上旬,发生在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不正是邓小平推行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大刮右倾翻案风所造成的吗!党内外新老资产阶级和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都集合在邓小平的黑旗下,向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向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向无产阶级专政,向广大革命群众,发动了疯狂的进攻。这样的事件发生在首都,发生在天安门广场,如此明目张胆,如此凶恶狠毒,是建国以来所没有过的。邓小平代表这些反革命分子的利益,这些反革命分子吹捧邓小平,想要抬出他来当反革命政变的头子。他们的矛头所向和罪恶目的,与邓小平干的完全是一回事。
这些事实又一次引起我们深思:“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很可能出,这是最危险的。”我们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任何时候都不可放松对资产阶级的斗争,特别不可放松对党内走资派的警惕。在当前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中,一定要把斗争的锋芒指向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集中火力深入批判他的修正主义路线和他的一切反动罪行。当然,这决不是说,可以忽视对社会上的阶级敌人的斗争,可以放松对社会上的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活动的警惕。我们批判党内走资派的很重要的一条,正是他们保护、纵容新老资产阶级和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为复辟资本主义开辟道路。天安门广场反革命政治事件清楚地说明,必须把批判邓小平和打击反革命紧密结合起来,因为事实上他们是“不可分割地”连在一起的。
社会主义是相当长的一个历史阶段,只要这个阶段没有结束,剥削阶级就必然会把复辟希望变为复辟行动,走资派就必然还要走。同样,只要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大人物压制群众,压制革命的新生力量,搞资产阶级专政,革命群众就必然要起来革命。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社会主义制度终究要代替资本主义制度,这是一个不以人们自己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不管反动派怎样企图阻止历史车轮的前进,革命或迟或早总会发生,并且将必然取得胜利。”

以上帖子,可以证明绣金匾的“复辟根本原因在与私有观念吗”? 可以证明清源的“必然复辟”的谬论吗? 可以证明田木的所谓“社会主义条件下商品生产越发达,无产阶级专政肯定就会越巩固”吗?可以证明“社会主义条件下产生新的资产阶级是偶然的”吗?可以证明“下一轮社会主义不会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吗?

F先生和绣金匾可以回应一下这篇帖子么? 请F先生不要只是在那里口水四溅的空喊什么“黑文”了!如果你不是乱说,可以让我们听听这个帖子“黑”在哪里?可以吗?

结驷连骑同志的回答可以回答楼上的问题:

“看看不仅用经常使用“偷换概念”、“转移论题”、“歪曲马列毛论述”为他们的“资本主义复辟必然论”辩护,而且还通过用马列毛主义词藻给人戴上“挑战马克思”、“批判列宁”、“批判毛泽东”等罪名占领“道德”和“正义”的制这种无耻手段置论敌于死地。手段之毒辣、用心之险恶,真像疯狂一样无所不用其极。”

这些无耻的混蛋和畜牲们首先引用本人的一段论述“一百五十多年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实践告诉我们,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由于种种原因资本主义复辟的,其中最关键的一点就是人们头脑中根深蒂固的私有观念,这是产生新资产阶级的土壤和温床。”这就是他们恶意裁脏给本人的理论根据!不错,物质决定意思、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是唯物主义的最基本原理。

私有制是目前社会上客观存在,而在1976年10月6日,华汪等人政变的时候,整个中国的私有制在哪里呢?这不是对毛泽东时代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恶毒诬蔑和攻击吗?赫鲁晓夫通过朱诃夫的军队政变时,苏联的私有制在哪里?这难道不是对伟大的列宁主义恶毒的诬蔑和无耻的攻击吗?

华汪等人采取政变行动的思想基础如果是由“私有制”这种“社会存在”决定的,难道不是意味着整个毛泽东时代依然还是私有制吗?真是让人可笑!

华汪政变前后,能够促使或者说支配其发动政变的社会存在,除了资产阶级法权等因素之外,难道没有一点点中一点点,按照马克思曾经深刻提出的、建立在“私有制”这种从“旧社会脱胎出来的痕迹”基础的“私有观念”的东西在起作用吗?这种属于上层建筑领域里的东西如果如果没有起到一点点中的一点点作用,政变会不会发生?可能会,也可能不会。

毛泽东总结历史经验后说,要推翻一个政权,总是先要造舆论,总是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无产阶级是这样,资产阶级也是这样。而历史上所有的“政变”则是把这一过程颠倒过来,先推翻一个政权,然后再采取巩固措施。“华汪政”变依然如此。事实上,“政变”这一事物本身不过是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这种反作用的效果就是首先建立了一个资产阶级政权,此后才开始从上层建筑各个领域里一步步向资本主义社会迈进。这难道不是历史事实吗?

楼上根本就在回避“复辟的根本原因”这一问题! 复辟的根本原因是什么?楼上可以说说么?敢么? 对于楼上污蔑毛泽东主席以及张春桥的谈话文章为“黑文”,也不敢解释! 不过,我知道楼上也许根本就会拒绝解释的! 想一想,楼上的许多奇异论调: “复辟之初河蟹就是一个帝国主义国家” “商品输出是资本输出的一种”等等, 什么时候做出过解释?所以这一次继续回避,也许不奇怪,呵呵

全国人民都是走资派,资本主义复辟怎么防?

[
把“走资派”与广大人民群众混为一谈,恐怕只有故意混淆视听的资产阶级走狗才做得出。

以下毛主席的讲话,皆出自中央文献出版社的《毛泽东传》,属官方资料。笔者去图书馆查阅时,发现其厚厚如砖头,两大本(上下两部)。我刚读完几页就有了疑问,这样违背“历史”的毛主席讲话,官方怎么敢公开出版呢?我想了一下就明白了政治家的思路:这样两部砖头,有谁会去读呢?放心吧!中国人是不读书的,读书也只读教科书;等到他们明白过来时,一切改造的事业都已经完成!

现仅从笔者所阅读过的部分摘抄几段,共飨如下:

1.“—搞包产到户,一搞单干,半年时间就看出农村的阶级分化很厉害,有的人很穷,没法生活。有卖地的,有买地的,有放高利贷的,有娶小老婆的……这是搞无产阶级专政,还是搞资产阶级专政?……现在用几盒香烟就可以把一个支部书记给贿赂了,如果把一个女儿嫁给干部,那就要什么有什么。这些人就是修正主义者,就是官僚主义者阶级。” (一九六二年毛泽东在北戴河召开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发言。)

2.“要实事求是。把猪都并到一起,就不实事求是了。初看可以,经不起细看,经不起分析。要告诉县里,叫他们不要搞这一套……对虚报的人要进行教育,进行辩论,不要讲假话,是多少就是多少。” (一九六二年十月二十一日,对调查中发现“几个村的肥猪集中起来,让人参观,弄虚作假”的浮夸风现象的批评)

3.“家具可以不归公,这是一部分生活资料。吃饭集体,衣服、床、桌、凳等等不能集体嘛……对私人间的债务问题,一风吹,又一次‘共产’哩。这是劳动人民的劳动所得,把你的拿过来,这不是租借是侵略了……要把劳动力多的农户的积极性调动出来,使他们收入多点,工资多点,不要平均主义。多劳多得是社会主义原则。”(一九六二年十月二十一日,对 “共产风”现象的批评)

4.“公社要多搞商品生产,现在好像自给自足才是名誉的,而生产商品是不名誉的,这不好。要扩大商品生产,扩大社会交换……列宁曾经大力提倡发展商业,因为城乡有断流,我们五零年也有过,现在运输不好,有半断流状态。我看要向两方面发展:一是扩大调拨,一是扩大商品生产。不如此,就不能发工资,不能提高生活。”(1958年11月)

5.“经济学家很‘左’,现在有些人总是想三五年内搞成共产主义……标准各不一样。有和尚标准,恩格斯要吃油、吃肉……现在已开始准备第二个过渡(指从“按劳取酬”到“各取所需”),吃饭不要钱。苏联也吹,只见楼梯响,不见人下来……教授参观徐水大学,一看一月发五元,每天吃不到两合前门牌,你叫优越性?……提倡实事求是,不要谎报,不要把别人的猪报自己的,不要把三百斤麦子报成四百斤。”(1958年11月对“共产风”和“浮夸风”的批评)

6.“为什么怕商品,无非是怕资本主义。现在是国家与人民公社作生意,早已排除资本主义,怕商品做什么?不要怕.我看要大大发展。中国是商品生产最不发达的国家,比印度、巴西落后。印度的铁路和纺织比中国发达。我国有没有资本主义剥削工人,没有。为什么怕?不能孤立地看商品生产,斯大林完全正确(第十三页)。商品生产要看它与什么经济相联系。商品与资本主义相联系就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联系就不是资本主义。就出社会主义。”(同上)

7.“不要急于在四年搞成。不要以为四年之后农民就会和郑州工人一样。游击战争用了二十二年,搞社会主义建设没有耐心如何行?没有耐心不行。”

  1. “提高文化水平、文化、体育、智育。为此需减少劳动时间,六小时至五小时劳动,再是要实行综合技术教育,多面手。“自由就业”,我不大懂。学纺织的又去学开飞机;开煤的又去学纺织,十八般武艺,十多样我赞成,学几百样,怕不容易,会没饭吃。三要根本改善居住条件。四要提高工资,至少一倍,也许还要更多。增加工资的办法是增加货币工资,特别需要的是降低物价。” (1958年毛泽东谈实现社会主义的先决条件之三)

9.“郑州会议的东西,我又高兴又怀疑,搞四亿吨钢好不好?搞四十亿吨更好。问题是有没有需要?有没有可能?今年到现在十一月十七日统计,只搞了八百九十万吨钢,已经有六千万人上阵,你说搞四亿吨要多少人?当然条件不同,鞍钢现有十万人,搞了四百万吨。让苏联先过,比较好,免得个人突出。我担心,我们的建没有点白杨树,有一种钻天扬,长得很快,就是不结实……钻的太快,不平衡,可能搞得天下大乱……恩格斯说,要认识客观规律,掌握它,熟练地运用它。”(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毛泽东在武昌会议上的讲话)

10.“水利任务,去冬今春全国搞五百亿土石方。而今冬明春全国要搞一千九百亿土石方,多了三倍多。还要各种各样的任务,钢铁、铜、铝、煤炭、运输、加工工业、化学工业,需要人很多,这样一来,我看搞起来,中国非死一半人不可。不死一半也要死三分之一或者十分之一,死五千万人。广西死了人,陈漫远不是撤了吗,死五千万人你们的职不撤,至少我的职要撤,头也成问题。”(同上)

  1. 包产问题。南方正在插秧,北方也在春耕。包产一定要落实。根本不要管上级规定的那一套指标。不管这些,只管现实可能性。例如,去年亩产实际只有三百斤的,今年能增产一百斤、二百斤,也就很好了。吹上八百斤、一千斤、一千二百斤,甚至更多,吹牛而已,实在办不到,有何益处呢?又例如,去年亩产五百斤的,今年增加二百斤、三百斤,也就算成绩很大了。再增上去,就一般说,不可能的。(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九日毛泽东写的《党内通信》)

  2. 节约粮食问题。要十分抓紧,按人定量,忙时多吃,闲时少吃,忙时吃干,闲时半干半稀,杂以番薯、青菜、萝卜、瓜豆、芋头之类。此事一定要十分抓紧。每年一定要把收割、保管、吃用三件事(收、管、吃)抓得很紧很紧,而且要抓得及时。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一定要有储备粮,年年储一点,逐年增多。经过十年八年奋斗,粮食问题可能解决。在十年内,一切大话、高调,切不可讲,讲就是十分危险的。须知我国是一个有六亿五千万人口的大国,吃饭是第一件大事。(同上)

  3. 讲真话问题。包产能包多少,就讲能包多少,不讲经过努力实在做不到而又勉强讲做得到的假话。收获多少,就讲多少,不可以讲不合实际情况的假话。对各项增产措施,对实行八字宪法[1],每项都不可讲假话。老实人,敢讲真话的人,归根到底,于人民事业有利,于自己也不吃亏。爱讲假话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总是吃亏。应当说,有许多假话是上面压出来的。上面“一吹二压三许愿”,使下面很难办。因此,干劲一定要有,假话一定不可讲。(同上)

这种宗派风气,让我感觉极为无聊与厌恶。特别是这些话出自号称一贯“追求团结”的结驷连骑之口,更是如此。

这个问题,我做出了回应,搜集了资料[url]http://mao.bu1917.info/bbs/viewthre[/url] … &extra=page%3D2
然而结驷连骑却始终拒绝回应,而ftianjian则直接进行恶意歪曲和人身攻击[url]http://mao.bu1917.info/bbs/viewthre[/url] … &extra=page%3D2
这就是道貌岸然的家伙们的“团结,反对宗派”么?无耻!

谁都看得出来ftianjian在人身攻击,然而版主却只是“此贴关闭”,联想到当瓦利亚骂人几百次,版主始终不采取任何有效措施制止,我也的确无话可说。

谈一下我关于“资本主义复辟原因”问题的看法:资本主义复辟的终极原因就是【(共产党
人领导人民群众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后)“社会的经济发展、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改变、由此产生
的社会之划分为不同的阶级” ,是这些 阶级 彼此之间 的 斗争 】。
【阶级、阶级斗争存在的根源】和【资本主义复辟这个重大历史事件的根本原因】是两个不同的问题。
而之所以(共产党人领导人民群众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后)的社会主义社会中还存在阶级、阶级斗争
,其根源是【社会主义社会“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
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由于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工农、城乡、脑体差
别的存在,由于两种公有制和私有制残余的存在,由于两种公有制经济并存的局面短时期不会有根
本改变,由于社会主义经济组织之间按计划实施产品无偿调拨的物质基础还不充足、领域和范围还
不够广泛,决定了商品生产、商品交换、商品流通、货币流通等商品制度的存在;由于资产阶级法
权在所有制方面还没有完全取消, 特别是 资产阶级法权在人们的相互关系方面还严重存在,在分
配方面还占统治地位,决定了按劳分配、等级工资的存在。所有这些,都决定了社会主义社会客观
存在有资产阶级赖以寄生、滋生、蔓延的土壤和温床…】
社会主义社会中还存在阶级、阶级斗争,当然首先要从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来考察
,其中极其重要的一点就是资产阶级法权的客观存在——由于资本主义制度被废除后的社会主义社
会历史阶段生产力还不够发达,不能立即为【废除资产阶级法权】创造经济前提,再者,在推翻资
本主义之后,由于社会主义社会历史阶段还存在脑体、工农、城乡三大差别,而且人们还远远达不
到立即就能学会不需要任何法权规范而为社会劳动,从而决定了“按劳分配”这一资产阶级法权的
客观存在、在人们的相互关系方面还严重存在、在分配方面还占统治地位;另外,一直到1976年以
前,一直到中国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推进27年的时候,中国的社会
主义社会还没有达到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所设想的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通常称为社会主义)
的发展程度。
按照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所设想的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 “ 国家 以 整个社会 的 名义 占
有生产资料 ” 因而也就不再有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社会(参阅《哥达纲领批判》)。
据《哥达纲领批判提要和注释》(人民出版社1973年4月第1版)
———————————————————————————————————————————

注释18.在一个集体的、以共同占有生产资料为基础的社会里,生产者并不交换自己的产品;耗费
在产品生产上的劳动,在这里也不表现为这些产品的价值(《哥达纲领批判》第12页)
这是马克思当时设想的社会主义社会,一旦社会占有了一切生产资料,就不再有商品生产和商
品交换,生产者用在产品生产上的劳动不表现为产品的价值。
马克思设想的前提是单一的公有制,是指在工业和农业中,资本主义和生产集中都已充分发达
,以致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后,可以把全国的一切生产资料转归全民所有。在这样的国家里,应该
消灭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換。后来,斯大林根据苏联社会主义建没的经验,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
题》中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在国家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并存的条件下,不仅要继续保存商品
生产,而且需要大力发展商品生产。这个原理是在新的条件下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
———————————————————————————————————————————

按照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所设想的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既然“ 国家 以 整个社会 的 名义
占有生产资料 ”【“资产阶级法权”…在已经实现的经济变革的范围内取消,也就是在对生
产资料的关系上取消。(《国家与革命》)】
而据张春桥《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我们必须看到,在所有制方面问题还没有 完全 解决。我们常说所有制“
基本解决”,也就是说还没有完全解决,资产阶级法权在所有制范围内,也没有完全取消。从以上
数字就以看出,在工、农.商业中都还有部分的私有制,社会主义的公有制并不都是全民所有制,
而是两种所有制,全民所有制在作为国民经济基础的农业方面还很薄弱。马克思、列宁所设想的在
社会主义社会 资产阶级法权在 所有制 范围 内已经 不存在 了,是指的 全部 生产资料 已经
归 整个 社会 所有。】
综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所设想的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通常称为社会主义),【全部 生
产资料 已经归 整个 社会 所有,生产资料单一的高级公有制已经建立,任何私有制残余都不复存
在, 资产阶级法权在 所有制 范围 内已经 被废除 ,但在 消费品的分配 方面依然存在着“按
劳分配”这一资产阶级法权,“按劳分配”这一资产阶级法权在分配方面还占统治地位,还需要一
个能够迫使人们遵守法权规范的机构————没有资本家的资产阶级国家“保卫‘按劳分配’这个
资产阶级法权”,同时也要限制、逐步消除“按劳分配”这一“事实上存在不平等的‘资产阶级法
权’”】
而直到1976年,无产阶级专政下的中国不但不能够立即【废除“按劳分配”这个资产阶级法权】,
不但不能够立即【废除“按劳分配”这个“在分配方面还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法权】,而且【
资产阶级法权在 所有制 范围内,也没有 完全 取消,经济上还有部分的私有制残余存在,每时每
刻产生资本主义的小生产势力仍然十分强大】,社会主义的公有制并不都是全民所有制————单
一的高级公有制,而是两种所有制,全民所有制在作为国民经济基础的农业方面还很薄弱,商品生
产和商品交换不可能短期消除。所有这些,说明中国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方式、交换方式中还存在
阶级、阶级斗争的根源、土壤和温床。
当然,旧社会遗留下来的痕迹,导师所谓“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脱胎出来出来,在道德和精神方
面都还带着的旧社会的痕迹”,特别是旧社会残留在人们头脑中的剥削阶级意识形态————也是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阶级、
阶级斗争的重要因素,是社会主义社会发生资本主义复辟的重要因素。但导师所谓的【旧社会遗留
的经济、道德、精神痕迹】中,“经济痕迹”较之“道德痕迹、精神痕迹”来说,“经济痕迹”当
然是第一性的。“道德痕迹、精神痕迹”是由“经济痕迹”为根据的而不是相反。
综合起来讲,社会主义社会中还存在阶级、阶级斗争,就是因为“社会主义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
产生出来,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
,其中“经济痕迹”是首要的因素。
但同时需要指出——虽然生产方式、交换方式以及由生产方式、交换方式所决定的资产阶级法权的客观存在、资
产阶级的客观存在、阶级斗争的客观存在是资本主义复辟的历史根源,虽然“经济痕迹”较之“道
德痕迹、精神痕迹”来说,“经济痕迹”是第一性的,但决不能忽略“道德痕迹、精神痕迹”在资
本主义复辟中的作用和影响。“经济痕迹”是“道德痕迹、精神痕迹”的根据,但“经济痕迹、道
德痕迹、精神痕迹”三者不能割裂。

[ 本帖最后由 德东 于 2010-6-15 21:59 编辑 ]

生产方式决定资产阶级法权的无奈保留,生产方式是这种无奈保留的根源。而决定生产方式的却是生产力(生产工具)。因为,有什么样的生产工具,就会有什么样的劳动方式、生产方式。

[

生产力 人们征服自然、改造自然,获得物质生活资料的能力,也叫社会生产力。它是由人(劳动者)和物(生产资料)这两个因素构成的。

具有一定生产经验和劳动技能的劳动者,是生产力的首要因素。劳动者是生产力的主体,具有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主观能动性,是活的生产力。劳动工具是人类劳动器官的延长,需要人们去掌握和运用。(任何一种劳动工具都是人类劳动的产物。从古代的粗石器工具到今天的自动化精密机床等,都是劳动人民创造出来的。人永远是劳动工具的创造者、使用者和改进者。“全人类的第一个生产力就是工人,劳动者。”(《列宁全集》第二十九卷327页)在任何条件下,都不能见物不见人,不能抹杀生产力中人的决定作用。

生产力中物的因素是社会生产的物质技术基础,也是生产力的重要因索。离开了生产工具、劳动对象等物的因素,人们就不可能进行生产。只有掌握和运用一定的劳动工具,才能向大自然开战;只有不断地革新技术,改进工具,才能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向生产的广度和深度进军。生产资料,特别是劳动工具的状况,还标志着生产力的性质和水平,是人类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尺度。劳动工具的改进和变革,是人类生产斗争经验的结晶,体现着人在改造自然界中的主导作用。

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物质根源,社会制度的变革是由生产力的发展所引起的。人类历史归根到底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所以生产力的发展是“全部历史的基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321页)“人们不能自由选择自己的生产力”。(《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321页)因而也不能自由选择社会制度。每一个时代的生产力,都是以往人们实践的结果,是一种既得的力量。每一代人都只能在前人已经造成的物质基础上去进一步发展生产力和变革社会制度。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社会也必然不断前进。一切开历史倒车的反动派是必然要失败的。

生产力总是社会的生产力。生产力的各个要素,是在一定的社会生产关系中结合起来,并与生产关系一起运动发展的。在阶级社会里,生产力是在一定的阶级关系中发展的。例如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人和物的结合服从于资本家追求利润的需要,是物支配着人,而不是人支配着物;人的作用受到极大的压制,人和物的结合经常遭到严重的阻碍和破坏。这在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中表现得最明显、最集中。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人民是社会的主人,不再是物支配着人,而是人支配着物。在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劳动人民能够充分发挥自己的积极性和创造性,通过“抓革命,促生产”,大搞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的群众运动,使生产力得到高速度的发展。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以无比生动的事例表明:社会主义革命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强大推动力。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下,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人,是最大的生产力;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都能被创造出来。——《哲学小辞典(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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