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延中：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关于毛泽东及其思想研究的趋向
作者：萧延中(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摘要：随着20世纪90年代“冷战”状态的缓解或质变，也随着中国内部政治战略的再度调整，西方毛泽东及其思想的研究也出现了明显转向。在总体趋势方面可概括为：从“意识形态批判”走向“学术理路分析”；从“区域性政策研究”走向“理论体系内的评价”；从“单一政治分析”走向“方法论多元化”三大趋向。西方学者的问题意识和研究方法，对国内同一研究领域具有借鉴意义。
要害词：毛泽东；毛泽东思想；西方毛泽东研究；中国政治
随着20世纪90年代“冷战”状态的缓解或质变，也随着中国内部政治战略的再度调整，西方毛泽东及其思想的研究也出现了明显的转向，形成了某种不同于前此各研究阶段的新趋向。本文凭据目前所知的一些资料，对西方关于毛泽东及其思想研究的现状、非凡是美国学术界在这一领域的研究工作，做一概览性描述。 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关于毛泽东及其思想研究的动态，在问题意识和研究方法等方面，为国内同一领域的研究提供了新的信息，对于促进国内毛泽东及其思想的研究事业，具有一定的批判和借鉴意义。
一、从“意识形态论辩”走向“学术理路分析”
综观20世纪50年代以来西方毛泽东研究的整体状况，其总体特征布满了“冷战思维”的色彩。尽管我们不能排除其中保留着相当严格的学术化表达形式，也可以把西方毛泽东研究专家划分为“政治派”和“学院派”，但即使是“学院派”的纯粹学术探讨，也流露出相当的意识形态争论的意味。
随着90年代“冷战”状态的缓解或质变，也随着中国内部政治战略的再度调整，在西方学术界，“毛泽东”的政治符号形象进一步弱化。虽然学术市场中习惯性“左”、“中”、“右”的态度划分仍然存在，而且还看不出有缓和的迹象，但各方的分析范式（Paradigm）则都在发生变化。
1989年由麦克法考尔（Roderick MacFarquhar）、奇克（Timothy Cheek）和吴（Eugene Wu）主编，高德曼（Merle Goldman）和 史华慈（Benjamin I. Schwartz）等闻名资深学者参加的《毛主席的秘密讲话：从“百花运动”到“大跃进”》一书，由美国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分为“导论”和“文献”两个部分，前一部分由麦克法考尔、史华慈、格德曼、吴和奇克五位学者分别撰写的导读性论文组成；后一部分则由毛泽东1957年到1958年间的19篇讲话组成，其中“百花运动”时期的讲话14篇，“大跃进” 时期的讲话5篇。应当说，这些导读报告，显示出了历史文献分析和文本解释方法的很高境界，也反映了西方毛泽东研究主流学派的方法论风貌。其中，史华慈教授的论文最具代表性。作为美国“中国问题”的资深权威，史华慈首先对史料的背景、真伪和价值进行了细致的勘定，然后再从文献的脉络中梳理出毛泽东晚年思想中体现出来的“整体救赎”（Total Redemption）与“全面挫折”（Utter Frustration）之间的复杂关系。他认为，毛泽东晚年处于中国内部、中外关系、理想与现实、党内与党外多层交*的复杂背景之中，其思想也包含着诸多相互联系，又相互矛盾的基本要素，因而不能用简单“二分法”的武断方式予以评说。可以说，这篇文章是运用费正清学派历史主义方法论的经典之作。
1994年，为纪念毛泽东100周年诞辰，英国《中国季刊》推出了“毛泽东百年”专栏，由西方毛泽东研究的领衔学者、英国伦敦大学亚非研究院的施拉姆（Stuart R. Schram）主持，发表了两篇综述性和两篇评论性论文。施拉姆的《毛泽东百年：一个统治者的遗产》之长文，分别从“毛泽东及其成长”、“夺取政权和其结果”、“走向‘中国式社会主义道路’”、“马克思主义与乌托邦主义”、“从农村乌托邦思想到‘阶级斗争’地狱”、“毛泽东在中国历史中地位”和“结论”七部分组成。这些内容既是他个人关于毛泽东政治思想研究的重新表述，也代表了西方毛泽东研究的主流意识。在方法论角度上，仍然坚持“历史叙述 政治评论”的传统评价模式和论说风格。
与其它学者不同的是，现执教于耶鲁大学的闻名学者迈斯纳（Maurice Meisener）,在风云变幻的学术潮流中，数十年如一日，始终忠实于自己的学术立场，拒绝与“时髦”的流行观念认同，仍然持续着自己的研究思路，展开对“后毛泽东主义”的研究。迈斯纳坚持认为，以往学术界对“毛泽东时代”的评价存在误解和偏见，这在很大程度上与西方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和中国人求强求富的急切心态有关。他指出：“其实毛泽东的那个时代远非是现在普遍传闻中所谓的经济停滞时代，而是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现代化时代之一，与德国、日本和俄国等几个现代工业舞台上主要后起之秀的工业化过程中最剧烈时期相比毫不逊色。……假如不去正确地评价毛泽东时代把中国从世界上最落后的农业国家之一变成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为止世界第六大工业强国的过程中取得的惊人成就，就不可能理解毛泽东时代遗留给邓小平时代的经济问题。实际上，毛泽东发展策略的主要问题和不足中的大部分都是高速工业化的副产品，假如不正确评价这个基本的经济事实，就无法理解在毛泽东之后时期占支配地位的改革”。 在《邓小平时代：对中国社会主义命运的探询（1978-1994）》一书中，迈斯纳以其富有逻辑魅力的语言风格写道：“文化大革命意味深长地提出了关于二十世纪社会主义目标和手段的重要问题。…… 世界历史上再没有别的时候将由革命者到统治者的转变带来的后果如此清楚地暴露出来 …… 也很少有对不平等、精英主义、等级主义、官僚主义的根源进行如此深刻的追究。 勿庸赘言，这种与社会主流思潮明显异调的观点，恰恰反映出作者学术独立的鲜明品格,成为一种名副其实的一家之言。
相对以上各种对毛泽东的学术评价而言，1997年由中青年学者、美国杜克大学的德里克（Arif Dirlik）以及哈里（Paul Healy）、奈特（Nick Knight）主编的《毛泽东思想的批评性透视》 一书，是90年代西方“新左派”毛泽东思想研究者的标志性学术专着。该书第一部分是“导论：毛泽东思想与核心学术成就”；第二部分是“毛泽东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第三部分是“全球马克思主义视野下的毛泽东思想”。从该书收入的论文内容看，涉及许多前沿性的社会政治理论问题，如全球化、现代性与后现代主义、女性主义、新政治经济学、阿尔都塞的文化遗产、政治运动与社会变迁、斯大林主义影响、毛主义的东方话语和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毛主义版本分析等一系列专题。该书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当前西方毛泽东研究在主题、框架和论域的新较颍?哂邢嗟钡睦砺凵疃取?
这里，我们仅就该书中德里克关于“现代性”脉络下的“毛主义”之性质的分析，做一框架性介绍。尽管这一派别的观点并不能代表当前西方毛泽东研究界问题意识和方法论特征的全部倾向，但却足以展示其超越意识形态而趋向学理探讨的基本特征。
德里克指出，马克思的深刻之处就在于发现了一个巨大悖论，这就是：资本主义之所以必然走向穷途末路，不是由于它的失败，而恰恰是由于它的成功。换言之，正是资本主义所召唤出来的巨大生产力，奠定了其自身灭亡的基础。然而，马克思的解决方案则是，“现代性的创伤”只能“通过更加充分、更加深刻的现代性”来治愈。这个“更加充分、更加深刻的现代性”载体，就是现代无产阶级，只有他们才能从现代性中获得更加丰富的“解放”可能性。但是，“一方面，我们看到了科学和科学思维的巨大创造力，这种创造力植根于批判理性和坚信为改善自身状况人类能够理解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启蒙运动的信念之中，并通过资本主义生产技术和社会技术得到实现。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了隐含在这种创造力之中的毁灭性。这种创造力在其对世界的征服中摧毁着人类生存的条件，破坏了那些赋予人类生存以稳定性和可靠性的社会关系；它把人性从大自然中解放出来，却又把它关进了一个由工厂、贫民窟、混凝土丛林以及理性化国家的官僚主义迷宫所构成的‘铁笼’之中”。正如德里克评论伯曼现代性理论时所说：“当伯曼把马克思请到20世纪末叶来的时候，现代主义并不是‘解决现代生活矛盾的一个出路，而是一条进入这些矛盾之中去的更可靠、更深刻的途径’”。所以，克服这种巨大矛盾的冲动就必然是“使已被现代化变成历史客体的众生回归其历史主体的地位”。
德里克指出，在这样的维度上考虑问题，毛泽东与马克思面临的是同一个问题。“毛试图探索解决中国社会的矛盾，而这一探索本身也是矛盾的：一方面，毛泽东把矛盾当作革命生命力的象征，对它做了热情的颂扬，认为矛盾之间无限制的相互作用是使革命向无尽未来前进的一个条件；另一方面，他按照自己的意志来构造矛盾，并引导这些矛盾趋向未来，即一个根据他自己的革命理想提出来的未来。这样做的前提是，毛泽东相信他自己有能力说明什么是解决矛盾的‘正确答案’。在现实实践中，矛盾之间的自由相互作用则采取了社会试验的形式，在这场试验中，毛既是解释家又是试验家。中国社会则是他试验的对象。所以，毛泽东的期望是极其现代的，而其得到的效果却又是相当破坏性的。”“在尝试追求新的现代性、摆脱资本主义方面，‘文化大革命’从后来看也许是人类的最后一次挣扎。最近20年来的社会事实向全球表明，也许并不存在一条‘解决现代生活矛盾的出路’，除非人们学会把现代性的毁灭当作生存的前提而与之共存”。 不难看出，在“现代性与后现代性”这样的视野下，像对“文化大革命”性质的探讨，已经超越了痛苦记忆、情感释放和纯粹政见（political view）的经验层次；在一定程度上，也突破了“党内权力斗争”、“共产主义极权”甚至“中国事务”等非凡政治问题的层面，使“毛泽东”及其政治理论和政治实践的研究，成为人类困境和异化悖论之普遍理论问题的一个值得深思的东方案例。
二、从“区域性政策的研究”走向“理论体系内的评价”
所谓“区域性政策的研究”主要是指美国而言，其意思是中国只是其国际关系战略中的一个地区性角色。他们研究中国的主要目的首先不是学术上的知识追求，而是由于必须“知己知彼”。既然对象是这样一个具有悠久异质文化和敌对激进意识形态的国家，非凡是又面临着这样一位具有独特人格和巨大影响的“卡里斯马”（Charisma）领袖，理解毛泽东就成为理解现代中国的要害。所以，1978年以前，毛泽东研究在美国的“中国问题研究”（China Studies）领域中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假如说学术争论往往能反映出该学科的基本性质和学术走向，那么，我们也可从西方毛泽东研究的学术争论中得到不少启示。自1951年哈佛大学史华慈发表《中国的共产主义与毛的崛起》 一书以来，西方学者关于毛泽东的争论突出地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毛泽东思想与马克思主义、非凡是与列宁主义及其斯大林主义的关系；其二，毛泽东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资源（非凡是儒、法两家）的关系；其三，毛泽东本人的人格特征和思想风格对新中国制度建构的影响。这些问题显然与中、苏共产主义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的判定和定位有关，与理解中国整体社会行为的政治逻辑有关，也与把握这一体制下最高政治权威的动机、心态及其规律有关。所以，这一时期的毛泽东研究，即便在学术规范上并不亚于其它学科，但在宏观旨趣上仍留下了明显的“政策服务”的印记。
90年代西方毛泽东研究的转向有一个过程，其重要的表现之一，是几位具有国际性影响的学术领袖，分别试图在自己的学说体系内对毛泽东的理论和实践进行解读。换言之，他们都认为毛泽东的理论和实践有资格作为一种珍贵的“中国经验”，在学理的内在逻辑上可以在他们自己的理论系统之中找到位置，进而隐喻地体现出毛泽东的思想和实践具有某种合理性和普遍性的意义。这一特征表明，在新的时代，毛泽东的思想和实践，又以一种新的形式走向了世界，成为人类知识成长系统中的重要因素之一。例如，法国学术界基于20世纪60年代学生们高举“3M”（马克思、马尔库塞和毛泽东的名字都以M为字头）画像游行造反的“历史记忆”，反思社会政治思想的演进，而把毛泽东及其思想放到了现代“解构主义”（disconstructionism）起源之一的位置上。贝乐登?菲尔兹(Belden Fields)指出：“20世纪60年代激进化引人入胜的一面就是在西方出现了毛主义，一种在不同的国家环境下以不同的形式出现的毛主义”。而“与美国不同的‘法国类型的毛主义’，其特征就是‘反等级制度的毛主义’（antherarchcd Mao－ism）。它植根于毛泽东思想本身，也植根于法国的政治现象”。后来那些震耳欲聋的大理论家，如萨特（Sartre）、勒菲弗尔（Lefebvre）、阿尔都塞以及福柯（Foucault），均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同反等级制度的毛主义有某种关系。“这种奇异的毛主义经历也可以为60年代及其那以后在法国涌现的一些杰出理论著作增加了一点‘生气’。”
正如有的学者概括的那样，世界闻名的后现代主义理论家詹姆森（Fredric. Jameson）具有“毛泽东情结”。他认为，20世纪60年代是一个“极具特色”的时代，用毛泽东的话说，那是一个“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的时代。毛泽东政治思想的这一极具批判精神的话语体系，在“世界反霸权主义的后殖民理论”、“社会现代性中的乌托邦焦虑”和“建构阶级斗争的新范式”三个方面，激活了现代西方的理论想象，强有力地促进了“解构主义”的发展。有的学者这样评价：“马尔库塞用结构主义的术语宣称他的基本观点”，詹姆森则“用更老练、更理论化的语言重写了毛泽东的原始抽象和描述性概念”。 换言之，当把毛泽东基于中国现实的政治实践理念置入到更加抽象的理论背景之中去的时候，某种曾经对于一个民族产生过“灾难”的思想，将可能转变为成对某种普遍制度的深刻洞察。按照经典的马克思主义学说，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具有对抗性质的阶级和阶级斗争就基本结束了。但毛泽东则认为，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阶级斗争还会持续存在，原因是在社会结构中必然产生出“新阶级”。这种“新阶级”就是一个与工人阶级和农民相对立的新的官僚阶层，他们不仅拥有自身的既得利益，而且形成了所谓“官官相护”的集团性体制效应，而腐败只是这样一种体制的结果和表征而已。显而易见，假如把这里的“新阶级”（毛氏用语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置换为“世界资本主义体系”，那么，“毛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关系就可能展示出一种耐人寻味的潜在联系。这也是詹姆森解释并倡导的“阶级斗争新范式”以及他被赋予“毛泽东情结”的重要逻辑理据。
同样，以倡导“集体行动”和“大国兴衰”理论而闻名于世的“理性选择”大师奥尔森（Mancur Olson），对于毛泽东关于“党内的走资派”、“炮打司令部”和“掺沙子挖墙角”等一系列理论和政治举措也表现出极大爱好，认为所谓“文化大革命要七、八年来一次”的论断，实际上体现出使用强力打坏“制度凝固”的深刻意图，使当时的中国几乎不存在具有极强垄断性的“既得利益集团”。这为日后的改革开放留下了人们意想不到的变革空间。张宇燕记录了奥尔森对毛泽东“眼睛发亮”的具体过程：“记得有一次在奥尔森的办公室里，他和我聊起了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当我漫不经心地提到毛泽东曾经说过‘文化大革命应每隔七、八年搞一次’时，他聚精会神、并且一再要我找到此话的出处，其表情与口吻，至今历历在目。也恰是因为他对‘文化大革命七、八年来一次’的提法显示出的浓厚爱好，我自己亦开始对它进行严厉的再思考。什么是‘党内的走资派’？为什么要‘炮打司令部’？所谓‘掺沙子、挖墙角’的目的究竟在哪里？‘文化大革命’何以要‘七、八年来一次’？诸如此类，据我的初步观察，恐怕都是对业已出现、或正露端倪的某种分利联盟所采取的医治与预防措施。毫无疑问，‘文化大革命’带来了众多有害于社会的后遗症。不过从另一个角度看，它还同时为20世纪70年代后期的中国献上了一份颇为珍贵、但又常被人忽视的‘礼物’：尽管国家对经济的控制依旧很强，但原有形形色色的‘既得利益集团’则或是土崩瓦解，或是受到严重损害。毋庸置疑，20世纪70年代开始的、且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经济改革是有众多根源的，而其中相当重要的原因之一，应当就是当时的中国几乎不存在具有极强垄断性的既得利益集团。至于‘七、八年’这个时间单位，据我猜测，或许是毛泽东老人家在深悟了中国历史及现状后总结出来的分利联盟之建立通常需要的时间。话说到这里，我想读者也就不会对奥尔森刚听说此种说法时的极度兴奋感到惊奇或迷惑不解了。”
再有，20世纪70年代兴起于美国、目前已产生巨大影响的“世界体系理论”（World system theory）的创始人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也试图在其宏大的体系内给晚年毛泽东一个清楚的定位。他认为，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实际上是19-20世纪世界革命后政治过程的选择之一。与前苏联的选择模式不同，毛泽东不认为共产主义是一个国家的特征，而是整个世界整体格局的特征，所以一国首先实现共产主义是不能的；同时，毛泽东也反对斯大林关于苏联国内已消除了阶级斗争的提法，坚持认为即使共产党在政治上获得了政权，在经济上改造了所有制，但这不能成为证实阶级斗争在意识形态领域里也必然消失的逻辑前提。所以，沃勒斯坦说：毛泽东之所以要做出与苏联不同的选择，是因为“毛泽东把‘社会主义’看成是过程，而不是结构。…… 他，与其说是自觉地不如说是不自觉地把世界体系作为分析单位，而不是把民族国家作为分析单位。相反，苏联学者则认为，尽管社会主义体系被认为是‘分裂的’，两种劳动分工并存的世界体系也是存在的”。
社会科学的研究不满足于经验描述，它要求问题的阐释必须依靠某种理论框架，但又首先要求对分析工具的合理性及其逻辑完整性进行验证与评估。所以，无论这些理论家对毛泽东及其思想的关注出于什么样的动机和目的，即使可能在他们的视野中毛泽东只是可供研究的一个宏大案例，或者是为验证其理论框架的普遍适用程度，但无论如何，这种关注肯定是学术性质的，是在学术理路的内部讨论问题。我们在此类研究的“毛泽东形象”中，已经感觉不到“区域性政策研究”的意味了。
三、从“单一政治分析”走向“方法论多元化”
新时代政治格局的外部环境和中国改革开放的内部变化都影响到西方毛泽东研究主题的转换，随之，学科内的“问题意识”和“方法论”诸研究要素也相应有所发展。
在这一视角上，《毛泽东思想的批判性透视》一书可谓在西方毛泽东研究领域里独树一帜，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该书不仅在研究视角和论述主题方面发生了很多变化，更值得注重的是该书也尝试在方法论方面有所建树。总体而言,这一取向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全球化”视角。哈里和奈特在该书“导论”中指出：“在毛泽东思想之结构与发展的研究方面，一个重要的变化是他已超出中国国界，影响到全球各地的政治运动。……从巴黎的林荫大道到秘鲁的贫苦乡村，毛泽东的思想都已构成人们绘制各式激进变迁或反抗不平等战略的原则与理念的混合物。” 换言之，在一定意义上，这派学者认为只有把毛泽东思想看成21世纪“全球化”政治运动的理论要素之一，才能正确判定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并对他持久影响的性质做出解释。所以该书第三编就以“全球马克思主义中的毛泽东之思想”为主题，对南美洲、印度、越南、日本和菲律宾五个国家和地区进行了具体分析。其二是重申对毛泽东研究中“经验主义阅读方法”的批判。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初期，奈特和哈里就反复提出过毛泽东研究中的方法论问题， 在该书中他们依据汤普森（E. P. Thompson）的哲学思想和柯林武德（R.G. Collingwood）的历史解释理论，强调应对“历史的真实”与“思想的真实”加以区分，在理论上不能把“事实”（facts）与“证据”（evidence）混为一谈。历史非凡是思想史研究中所谓的“中立”（neatral ‘givens’）是不存在的。 因为“历史”是已带有或渗入了研究者认知模式的一种“结果”。所以，逐字逐句地“读过”毛泽东的文本，并不就自然意味着真正“读懂”了毛泽东。这样，反思研究者本身的认知模式、知识架构和理论假设，与其说是研究的结果，不如说是研究的前提。因而，只有在为毛泽东及其思想的研究定立知识论（Epistemology）意义之“思维游戏规则”的基础上，人们才能摆脱“就事论事”的经验描述层次。正如奈特曾指出的那样：“波普尔（Karl Raimund Popper）强调，对实在的观察不可能是中立的，因为离开了理论（问题、假设、预见，甚至猜测活动）的指导作用，人类主体就不可能熟悉观察对象，更不要说如何概括和分析了。‘实在’和经验都不能告诉我们这些；只有理论才能如此。因此，一切观察都依附于理论，而实证主义则对知识产生过程做出了不符合逻辑的、错误的论证。” 这种“后实证主义”的方法论立场在该书中得到了进一步强化。
比较政治学家、闻名毛泽东研究专家沃马克（Brantly Womack），对毛泽东本人政治思想有着深入的研究和体悟。他坚持认为，毛泽东政治思想呈现出了一个以列宁《国家与革命》为蓝本的“阶级斗争”核心理念的完整结构，这个结构并没有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与其说毛泽东晚年由于改变了他革命时期的思想取向而犯了错误，不如更确切地说，是时代主题发生了变化而毛泽东仍恪守自己的一贯主张。从而就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这样一个明显的矛盾：一生始终信仰“实事求是”原则的毛泽东，为什么会在政治实践中得到前期和后期两种截然不同的后果？ 在持续研究毛泽东政治思想的同时，沃马克已系统地注重到了中国历史积淀及其认知模式与当代中国政治思想之间的关系问题，于1991年主编出版了《当代中国政治的历史透视》一书。 显然，这种由既成后果追溯历史原因的思考方式，已在方法论角度上把毛泽东政治思想的研究真正地推向到了一个深入的层次。
还应当提及，虽然有些不是直接研究毛泽东本人、但许多内容涉及毛泽东及其思想的研究著述，在新方法的运用方面显得更加突出。1995年和1997年相继在美国出版、由塞奇（Tony Saich）、德温（Hans Van de Ven）主编的《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的新透视》和由奇克（Timothy Cheek）、塞奇主编的《中国国家社会主义的新透视》两书，就属于这样的著作。 其中，如贝安科（Lucien Bianco）的《农民对共产党政治动员的反映：1937—1945》，使用的是政治社会学的分析方法；阿普特（David Apter）的《话语权力：延安与中国革命》则从“话语分析”的角度研究“政治象征”；而塞奇的《党史中的毛主义革命之结构》又在“书写解释”的路径上展开研究。《中国国家社会主义的新透视》一书共分两部分，第二部分则直接以“Sources and Methods”为题目，内容占全书篇幅1/3强，可见西方学者对研究方法的重视。从粗略排列的分析看，这些研究成果明显呈现出“微观化”倾向，着力探讨在社会控制和思想影响层面上，毛泽东思想如何成为“集体行为”的具体过程。大多数研究都以“个案研究”（Case Study）的形式出现，但基本结论则又具有宏观的综合性。这与20世纪90年代至今的整体学术走向是一致的。例如，阿普特在“话语—权力”（discourse as power）的分析框架下，把“延安时期”看成一个整体的政治符号。在极其艰苦的环境中，中国共产党，非凡是毛泽东，成功地把“困苦”装进了一个包含“道德”与“制度”双重特质的“幻象”（illusion）体系之中。这一体系既建构理想、强化道德，又衍生制度、形成控制，使人们在这一话语体系中不仅享有归属感、依靠感和安全感，而且从中也获得了生命的使命意义和革命的道德价值。这样的“革命理想”话语体系，如延安时期所建构的一系列革命传统，就在“极其艰苦的现实”与“极其崇高的理念”之间架起了沟通的桥梁。而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本人则变成了这一“沟通桥梁”在精神上的人格象征，实际上发挥着政治价值凝聚中心的功能，从而使一位极富魅力的政治领袖，通过革命的语言、徽章、标记、故事和文件等形式被具体化为某种神话 ——“宇宙创始代理人”（as Cosmocratic agent）的角色，对追求真理的青年人产生了非凡的感召力。对于“毛泽东”被符号化的话语机制和转换逻辑，阿普特做了如下阐述：“我们之所以要如此强调象征符号的原因，是由于在‘内心混乱’（virtual chaos）的环境下，象征符号对于创造一个政治共同体是不可或缺的。异常危险的环境会更经常性地摧毁对未来的信任。…… 当面临这种异常危险时，每一个个人必须为自己采取行动以求生存。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实现动员和集中，就要求毛泽东及其同事们超越随机性而创造一种秩序的逻辑，以便于把自身的混乱状态变为过渡状态。要实现这一点，他们就要临时提供一种我称之为‘解释性约束’（exegetical bonding），一套教诲的方法，在这其中培育出一套分享共同经验的公共解释。…… 并使这些经过设计的解决方案转换成某种一致性的‘认同’（identify），在这种‘认同’之中，人们先前所见之物全部消失了，各种失败转变成了教训，而各样胜利则转变成了不可猜测的事件。作为一个象征符号，‘延安’表明：政治（以及在个人生活）中被共同分享的可能性幻象（shared illusion of possibilities），是如何创造出了机会的现实（the reality of opportunity）。” 显然，这样的阐释与80年代施拉姆、怀利和泰韦斯等对同一主题的解说 在方法论方面已经表现出了很大的不同。
最后，还有毛泽东研究中的心理分析学派的著作在90年代也得到了再版。索罗门（Richard H. Solomon）的名著《毛泽东的革命与中国政治文化》1971年由美国密歇根大学中国研究中心出版，1998年该书再版。索罗门当年的博士导师派伊（Lucian W. Pye）在为新版所写的序言中说：“索罗门对中国传统文化所做的政治心理解释，其意义决不仅限于毛泽东时代。他对中国政治文化本质 ——怕‘乱’的发现，也是思考当代中国政治发展之有用的导引。”几千年来，“乱”作为一种“社会浑沌”（social chaos），始终是环绕中国政治人物人心头之焦虑和惧怕的根源。在政治心理的角度上，历史与现实被连接在一起了。 时至今日，对于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及其与之密切相关的毛泽东政治思想来说，政治心理方法仍然是一种解释力很强、不可替代的分析工具。
四、“西方研究”的“中国意义”
由于毛泽东是一个兼政治家和思想家于一身的复杂历史人物，也由于他对现代中国之思想、制度和社会具有不可磨灭的深刻影响，所以，对他本人及其思想的研究将是一个持久性的学术领域，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在怎样的角度和怎样的层次上如何展开研究，则存在着一个向广阔领域无限开放的探索空间。
通过对西方20世纪90年代以来毛泽东及其思想研究的简要梳理，比较国内同类主题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我们的研究还存在着若干有待于深化和开拓的可能性视角。作为在中国社会环境下生活的学者，我们虽然可能拥有更多的历史和经验的资源，但这也同时意味着我们会受到更多的“社会记忆”和“情感认知”的潜在影响。21世纪的时代潮流对这种局限于一地一国之非凡经验的研究视野，构成了一定程度的挑战。毛泽东研究不仅是一个中国问题，同时也具有世界性的历史含义。所以，如何把握新时代毛泽东研究的“中国意识”及“本土关怀”与国际化视角及长时段历史考察的结合点，是展开新一层次毛泽东研究的重要问题。如上所述，假如我们把马克思、马尔库塞和毛泽东（即所谓闻名的“3M”）关于人类解放的学说在逻辑上联结起来，那么，他们关于“人”及其“人类命运”的深刻思考，对于我们今天的社会生活将具有崭新和现实的意义。在这种研究理路下所生成的“问题意识”，就会减少过分政治化的短期行为的限制，从而使研究的分析和论证成分得到增强，最终突破“非此即彼”，要么“激烈批评”，要么“竭力辩护”的两极对立模式，研究结论也将更加具有理性的说服力。
目前中国国内的毛泽东研究，仍然面临着建构理论框架和分析工具的重要任务，需要像路易?阿尔都塞研究《资本论》那样的创造性学术思维和方法论层次的开拓。我们应当正视的是，目前中国毛泽东及其思想的研究，其论证理路原则上脱离了其原有学科的经典理论脉络，以经济、伦理、外交、文艺为其研究主题的论著表现比较明显，即使是政治思想角度的研究探讨，也与规范政治学说史的研究框架和表达惯例相去甚远。出现这种状况的原因之一，与我们毛泽东研究队伍对研究方法论的相对淡莫有关；但更为要害的是，这种状况也潜在地表明，我们的确还有待于把毛泽东放在人类思想大师的高层次序列中加以慎重的考虑和研究。相对而言，美国哈佛大学已故史华慈教授则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直到90年代后期，一直关注和从事于政治思想史意义的“毛泽东－卢梭”的比较研究。在他的视野中，这两位重要的政治思想家都对人类的政治知识和政治进程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从我们现有的研究成果看，描述性的评价远远高于学理性的分析，原创性分析概念和范畴体系更有待于提炼，而诸如“文本阐释学”、“话语分析”、“理性选择理论”和“新制度主义”等等目前社会科学常用的分析工具，在毛泽东及其思想的研究领域基本上没有得到运用。但是，历史和时代的发展，则已经给我们的毛泽东研究提出了更高的标准和更新的要求。
当然，中国的毛泽东研究有着自己的理论目标、社会功能和学术立场，不可能以西方经验作为自己政治关怀的基本模式，从西方社会结构中所衍生出来的学术传统和问题旨趣只是可供比较的一个重要的参照对象，中--西方学者在研究视角、问题意识、研究方法和基本结论等方面呈现差异，是正常现象。但是，无论我们如何评价西方学者的毛泽东研究成果，但对于任何一个期望发展的民族来说，了解相异的观点与方法，对其进行深刻的分析、批判和借鉴，吸取对自身有益的营养，都是紧迫和必要的。即使在毛泽东及其思想研究的直接层面上，西方学者的研究方式也足以刺激我们对于社会-－人文学科基础研究规范的学术自省意识，从而进一步推动中国毛泽东及其思想研究的学术事业，使中华民族对世界文明做出质量更高的贡献。